“左”倾/右倾
超越阶段，在社会主义阶段要完成共产主义阶段任务/落后于阶段，满足于旧阶段任务
扩大斗争面，把朋友当敌人。上马过多/缩小斗争面，把敌人当朋友。下马过多。
过火斗争
在党内搞过火斗争、搞“你死我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斗争不力
夸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影响，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看不到资产阶级影响
受小资产阶级影响侵蚀，幼稚，缺少经验/资产阶级的影响
发展官僚主义，封建残余，以集中为名搞专制/资本主义自由化
把自发势力当动力，看不到自发运动中的盲目性，破坏性。/看不到群众积极性
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修正主义
反右倾，反右倾回潮，批极右，搞超阶段的口号，政策，措施/反极“左”
反对科学的经营管理
专制主义，模式化/自由化
闭关自守，盲目排外，夸大修正主义/不加分析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到我们当前主要应该纠正“左”倾。
应该分清的几个路线是非
58年后三年灾害期间，广大干部群众踏踏实实干社会主义，坚持实事求是，抵制三风是正确的，当时出现的共产风、浑夸风、瞎指挥风曾给我国经济造成巨大破坏。
61－62年针对农业、工业、文教、科研等方面受到的严重破坏，广大干部克服重重困难，高举毛主席的旗帜，拨乱反正，进行整顿，落实政策，制定条例，如公社六十条，高教六十条，工业科研中小学条例等恢复国民经济这些工作方向路线完全正确，效果极其显著，后五年的经济发展就是明证。
当时制定的很多条例包含着广大干部群众的宝贵经验，是中国人民的难得的精神财富。把这些说成是“右倾回潮”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借批“三自一包”、“下马风”、“打走资派”是完全错误的。
允许自留地部分自负盈亏和集市贸易，这是党的政策。生产关系所有制必须适合生产力水平，不适合会造成破坏，就要退下来，大的冒进必有大的倒退。在当时条件下，某种形式的包工包产如果有利于恢复经济，不是不能允许的。[1]
马列主义的策略观点，不论在军事上，经济上都是既有进攻又有退却，没有只进攻不退却的军队，同样也没有只进攻不退却的经济。
64年前后林彪、陈伯达接过“阶级斗争”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旗子，妄图以所谓“突出政治”冲击四清运动，“左”得出奇，在某些地方的城市“面上杜教”中，把矛头指向知识分子。
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陈伯达，张江姚称王称霸，否定一切，在各条阵线上进行干扰破坏。
某些同志针对当时情况提出：反对军阀作风，反对在文教学术界乱扣帽子，打棍子，反对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形而上学，提出落实于生产，业务，发扬人民内部民主，以理服人，提高学术水平等。这些都是针锋相对的斗争，是正确的。而对这些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打击迫害，扣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则是错误的，后来更有甚者，栽赃陷害打“走资派”、“叛徒”，那更是严重错误。受诬陷干部，应该落实政策，恢复工作。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林、陈、张江姚，正是利用当时的一套卑鄙手法，排斥异己，打击正派，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窃取了党和国家重要职权。
关于路线斗争的几个问题
党内出现的两条路线，反映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的矛盾，是在大方向基本一致条件下的矛盾。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本身不是阶级斗争。[2]
解决路线是非只能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即用学习马列、总结经验教训，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不能用专政或镇压的办法解决
犯路线错误，多数经过正反教育能够改变，极少发展到违犯党纪、搞反党这已经不是路线问题，而是清除坏人。阶段、性质不同方法也不同。错误路线来源于错误认识或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影响，凡错误路线总是以一定的思想理论为指导，在－系列的方针、政策、纲领性的问题上表现出错误的倾向性，不是偶尔、个别的、少数人的现象。错误路线总是经常的引起经济上、文化上的停滞或倒退，政治军事的失败。因为手中无真理，实践不成功，无法说服大多数。不能等待历史检验，所以只能引出些“党内有资产阶级”[3]的理论，把专政手段搬进党内。
“党内有一条反革命路线”和“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提法同样错误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弱小者对强大敌人的常用手法。但如满足于此就要犯错误。清算错误路线应着重分析历史客观、条件、危害、影响、根源以便提高到理性来认识，引为鉴戒。鉴别是非应该以分析党的决议文件指示有代表性的文件、讲话为重要内容。
错误路线经常是用哄骗、渲染的方法，取得一时多数，合法身分，从而以组织关系向下贯彻错误的路线。所以不应过分追究下级和群众。对党内路线斗争问题应该在理论上进行科学的分析说明，在实践上正确解决即用发扬党的民主，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文化水平，建立坚强的经得起检验的核心来保证马列主义路线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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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自一包”（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曾长期受到批判。
[2] 党内被毛泽东视为异端的路线，在1949年之后都被毛等称为代表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路线。
[3] 这是批驳毛泽东曾说过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那里，就在共产党内”，见“毛泽东文稿”13P487。
1977年12月
（《狱中上书》，孙文广/著，香港夏菲尔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