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6日我被第四次抄走电脑，电脑是现代知识分子工作、通信、记录的最主要工具，抄走电脑是对我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我要抗议，我要求立即归还电脑、赔偿损失。
中共当局把“抄电脑”作为打压异见知识分子的残暴手段，其残暴程度仅次于抓人坐牢。
多年前我曾为刘晓波被抄电脑，不久前我为上海冯正虎被抄电脑，发文抗议，见网文《声援上海冯正虎》，没有几天我自家电脑被抄了。
“文革”中我多次被抄家，日记本被抄走，红卫兵从中挑选“反动思想”，“反动言论”，贴了大字报，标题就是“反革命份子孙文广反动日记摘抄”。事过四十余年，现在又出现了同样性质的抄家。
2006年六四前夕，我写了些纪念六四的文章，并准备去天安门广场纪念六四。发到网上，结果遭到公安抄走电脑。
2008年因为我写了一些文章，包括要去英雄山悼念赵紫阳，第二次抄走我的电脑，我争辩，我抗议，政府岿然不动，我只得新买一台电脑，不料几天之后我被第三次抄走电脑。
2011年2月26日（周日）抄我电脑是第四次，不但抄电脑还抄打印机和文稿近2000页。
过去为了抗议抄电脑，我在网上发了不少文章，多数收录在《孙文广文集》中。
现代社会，电脑是知识分子赖以工作、通讯、记录、储藏知识的最主要工具。电脑已成为知识分子大脑的一部分，暴政当局，用抄电脑方式剥夺知识分子的基本人权，这是一项罪行，历史会对这种罪行进行清算。近年来中国异见知识分子，有多少人次被抄走电脑？将来要有个统计数字，要像“文字狱”一样记录在中国的历史上。
中共在1981年的决议中，明确否定了“文革”。但是文革中那些破坏文明、残暴对待知识分子的罪行，并没有认真清算，所以才有今天遍布全国的查抄知识分子电脑的侵犯人权事件。
我谴责这种罪行。我要求立即归还我的电脑，追查责任，并要求给予赔偿。赔偿包括几个部分：
第一，必须按照抄电脑当时的价格进行赔偿，不能只是原物归还。从物质价格来讲，电脑快速贬值，现在还我几年前被炒的电脑，已经陈旧不堪，值不了几个钱。
第二，要考虑抄走电脑中的资料，使我少写了多少文章，少制造多少精神产品，所造成的损失。
第三，赔偿还应该考虑，为了重新查找电脑中的资料，我耗费了多少工时、精力。
第四，几次抄我电脑，公安派来几十名公安多少辆警车，兴师动众，惊扰四邻，对我和家人，造成精神损伤和社会影响，也要考虑精神赔偿。
2011年3月8日初稿。（因为电脑被炒迟迟未能发出）。
2011年3月20日（周日）济南维权人士李红卫因为去英雄山广场演讲被抄走两台电脑和手机。
2011年3月20日于山东大学13655317356 0531-88365021（经常受骚扰但是可以收短信）
（博讯《孙文广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