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作者王山，巧妙地以译着的名义，将他的政见以本来面目公诸于世，从而在关注中国命运的国内外人士中，再次激起了一股对中国问题进行反思和探讨的热潮。就此而言，王山功不可没。
而且，王山在着述中的确下了一番功夫，书中也的确不乏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的地方。如指出中共在宣传中不尊重事实，对民众进行误导；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素质和社会整体素质进行了某些中肯的批判；热情赞扬戈尔巴乔夫和严厉批评红色高棉；认定共产党政权是专制政权等等。
（二）我绝不苟同王山的观点是：一、他认为“六四”屠杀是“文明程度较高的专政措施”。二、他极力呼吁和倡导回归毛泽东式的强人政治，以确保坚持硬性的“四项基本原则”，而不是可变通的软性标准。说不这样，就会出现黄祸，导致欧洲的末日和世界的灾难。三、他将民主视作恶魔，将民运与文革归为一类，混为一谈。
（三）《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在立论的不公正与不客观上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最明显的不公正是，它对专制政权的大权在握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情有独钟，偏袒呵护不遗余力：不管他们的手段如何残忍，后果如何惨烈，他们的动机绝对是善良的，他们的做法是情有可原的；而对专制政权治下的被控制者则尖酸刻薄，定性苛刻毫不留情：知识分子是卑劣的，农民是贪婪的，两者又是惯于背叛的，八九民运中青年学生狂躁、奴性和染上阴谋色彩。
典型的不客观之处可先提出下述几点。一是书中轻率地将彭德怀与毛泽东对抗，说成是因彭不同意暂时放弃农民而在全国发展工业生产的选择所引起的。而事实上彭反对的是毛的勒断农民肚皮，因而会连什么生产都搞不了的错误路线。书中谓一九八九年的北京事件是以“青年知识分子强迫共产党交出执政权的形式出现”的，也是十足的妄断。书中所列举的市民联合阵线的组成部分，唯独没有要在既存宪法架构下“落实”公民自由人权、深化政治经济改革的青年领袖、知识分子、工人和干部。而事实上，正是这个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八九民运的主导意识和本质特点。在此我愿举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宣言》为例。这份于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问世的宣言，提出了真正废除终身制；党政分开、党的活动经费不得由国库支出；军队不干政，变政党化为国家化；要求新闻立法，争取新闻自由；考虑实际成熟时逐步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等具有明确意义的理性诉求。至于王山说，闹学潮的大学生轻易地放弃了与政府代表公开对话的极好机会，这更近乎胡说八道。
不公正，不客观，又如何能真正“提出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带有规律性的总结”？
（四）我想就八九民运与文革的本质区别专门说几句。
大家知道，当年《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就是将学潮与文革别有用心地混为一谈的。我为此于八九年四月底，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论坛上，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四月学运与文革的九点本质区别”。在我看来，民运与文革的分野极其鲜明，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决不是某些现象的相似和类同所能掩饰的。
质言之，所谓文革，乃是毛泽东对积垢已久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进行的一场大清扫。它的基本着力点是清洗那些“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对独裁并不俯首听命的人，顺便对已然泛滥的官僚主义进行浪漫的冲刷，以缓解“公仆”与“主人”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文革的目的是纯洁和维护，巩固原制度、原体制。这种清扫须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其基本手段是愚弄和运动群众，将名义宪法和法律干脆抛掷于地，大规模地、骇人听闻地侵犯与践踏人权。因此，狂躁、非理性、歇斯底里和暴力，是其主导色彩。
而八九民运则是一次民众要求进一步变革体制、伸张和争取基本人权的自组织行动。它的基本着力点是变名义宪法为规范宪法。运动的主流是以宪法为武器、以维宪为口号展开的。因此，不信神、不造神、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它的主导色彩。
（五）这是打算与王山进行的初次对话。以后若有机会，还可能就《第三只眼睛》的立论背景、逻辑架构、哲学理念及它所提出的治国方略等进行更深层次的对话。谁让我曾是对话团的人呢？□
（【编注】作者为八九民运时北京高校对话团成员，今年二月十七日“关于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的建议”签署人之一。）
（《北京之春》1995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