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来一九九五年，心情振奋，百感交集。
真没想到，我这个自幼多病多难、一生受苦受压之躯，竟然活到耄耋之年。现在，精神仍然抖擞，身体仍然健康。活到一九九五年九月，我将进入八十岁了。
在这岁末年初的时刻，老年人常常对过去念念不忘，总想从往事故旧之中，琢磨出一点什么教训。人们很难摆脱旧的影响，甚至有些恋旧。人的现在是从过去来的，他不能忘记过去；即不能割断历史，染上历史虚无主义的毛病；也不能保守顽固，囿于历史的桎梏之中。我当然想对历史作一些分析和批判，力图推陈出新，能否真正做到，却很难说。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原以为灾难到了尽头，欢欣鼓舞。谁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在经济繁荣的掩护下，封建加极左的亡灵，又逐渐借尸还魂，专制、霸道、独裁，在新名目下仍然继续施威危害。
“六四惨案”，人们悲观失望。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盛衰曲折，终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在社会上流传着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语录，引起人们的反思：这个预言在今天似乎从反面“告诫”我们：如果我们不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继续坚持苏联那种专制独裁的路线，我们的明天就很可能重蹈苏联的覆辙，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问题的严重。
怀着这种危机感，在即将进入八十岁的新年里，对自己这五六十年所走过的历程，不能不作一番深思。
“六四”以来，脑子里常冒出来的问题是：我是怎样走上这条路的？难道我们的初衷就错了吗？几十年所走过的路，都错了吗？
应该承认，我们“以俄为师”、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确是走错了。但是，我认为我这样的大批革命知识青年，诚心诚意向往和奔赴延安的三四十年代，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路线，还是正确的，毛泽东提倡的新民主主义一系列理论和共产党所推行的一整套新民主主义路线和政策，也是正确的，而且是行之有效、深得民心的。
有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也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正如他自己曾经说过的，也是一个秦始皇，无非是一个“马克思加秦始皇”。
对毛的一生总的评价，不同的学者可以有不同的“盖棺论定”。但是，我以为：在我三四十年代所曾经尊崇过的那时的毛泽东，既不是刘邦，也不是秦始皇，而是一个孙中山式的能够救国救民的领袖。在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他的前期思想行动当中，当然也有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但并不占主导地位，更不是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
当然，年轻时代的我虽然很幼稚，但是在政治上并不糊涂，怎么可能真心实意地崇敬一个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的刘邦、秦始皇式的人物呢？
在少年时代，我就崇拜孙中山，信仰当时初浅理解的三民主义。我之所以接受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张，就是因为毛泽东所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就是他以后所说的新三民主义。
老实说，我不是认识马克思主义然后才接受新民主主义的，而是相反，是先接受新民主主义以后，才学习了解到一点马克思主义ABC；我也不是从马、恩、列等经典作家的原著中去了解其ABC的，而是从生活书店出版的刊物和书籍中，在宣传和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时了解到马克思主义ABC的。
所以，我以为，毛泽东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思想，基本上是革命的民主主义，是反帝反封建的，是主张国家独立、自由、民主和改善民生的。
当时，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主张，是时代的潮流。成千上万的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正是因为延安是抗日救亡的根据地，是中外称誉的“民主圣地”。
以上这种认识，是从我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
我自幼丧父，受到家庭的不平等待遇和家长的压制，产生了对社会的不满，要求独立、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开始萌芽。我家又恰好出了两位有名望的国民党元老、老同盟会会员，所以我从小崇拜孙中山，懂得一点三民主义（注：一位是我的大伯父胡驭垓，在辛亥革命前一个月，领导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民军武装，攻破威远县城，杀死满清县知事，宣布独立；以后在清军反扑时被杀害，把他的人头悬挂在城楼上以示威慑。另一位是我的叔祖父胡素民，参加四川变法维新运动，曾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的编辑、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兼中山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顾问、四川省议会议员、四川省党部设计委员等。）。我初期的自由民主思想的萌芽，既来源于孔孟之道的民主主义，也来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孙中山是集中融会了古今中外的民族、民权、民生思想，他特别强调“民为邦本”和“天下为公”的古训，所以我一读孙中山的书，就觉得亲切易懂。
一九三五年，我二十岁，考进公费学校四川省立第一师范，阅读一些生活书店出版的刊物和书籍，交接一些进步的师友，特别是红军长征路过四川北部和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影响，我开始了解到一些关于中共和苏区、苏共和苏联的情况，对毛泽东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
由于当时国民党专制，蒋介石独裁，以及国民党官员普遍贪污腐化，人民生活贫困，特别是日本入侵，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消极抗日，围剿红军，更加剧了国家的危亡和人民的苦难。眼看蒋介石所标榜的三民主义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因而对国民党日益不满以至失望，在思想上才逐渐地从信仰三民主义转到马克思主义。一九三六年，我参加组织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一九三七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到达延安。这样，从青年时代起，我的一生就同中国共产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老实说，我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很肤浅，只能算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按毛泽东的理论，只是一个新民主主义者，或者是新三民主义者。入党前后四五年内，我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主要是从生活书店的书刊上了解的一星半点。我曾经下决心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硬着头皮死啃《资本论》，书是读完了，但基本上没有读懂，所理解的，没有超过从通俗文章中所解释的：资本家是剥削工人发家的。对《共产党宣言》有一点初浅的理解。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印象，就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我认为在这一基本点上，孙中山和毛泽东的主张是一致的。
入党的时候，我对党章上所写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理论有所怀疑，认为中共是中国农民和知识份子的党。我那时赞成和拥护共产党执政，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革命阶级联合执政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而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我到延安的初期，使我信服的是新民主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我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到延安的。引起我极大兴趣的是两个月后，在一九四零年一月延安《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毛泽东的著作不能公开发表，我所能读到的是用蝇头小楷秘密油印的小册子，只是毛的短文和党的文件。到延安，一开始就读到《新民主主义论》，这算是我第一次反复阅读、认真研究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一九四零年二月一日，我第一次参加延安的群众大会，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第一次亲自听到他的讲话。这个大会是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的大会，毛泽东为大会起草了《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的通电。这个通电特别精彩，从内容到文字都引起了我对毛泽东的崇拜。
这两篇文章和二月二十日所作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是毛泽东五十五年前的著作，他的新民主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
在五十五年后的新年前夕，我又把这三篇文章翻出来，仔细地再读了一遍，研究了一番，产生了一种令我惊讶的感想。
五十年过去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好象翻了一个“个儿”。当年，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批评国民党的致命伤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五十五年以后，人们普遍认为共产党的致命伤，也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
当年，毛泽东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各民主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各种主义百家争鸣，这种国家独立和社会自由、平等、民主、富裕的前景，是多么令人神往啊！
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曾经宣称要“巩固民主主义阶段”，要搞几十年，到各种条件具备后才逐步转入社会主义阶段。试想，如果我们党真是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而且坚持几十年，现在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可惜，很快，毛泽东自食其言，进行了一系列的倒行逆施，把个好端端的中国大地，搞的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很快，把各种非国有企业的经济成分都“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公有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很快，一个接一个的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把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都当成反革命思想来进行批判，对千百万优秀的民族精英都当成反革命份子来进行无情斗争和残酷打击，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而且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这几经翻来复去的折腾中，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几千万人被饿死，几百万人被流放到荒山僻野去劳动改造。到了一九六六年，毛泽东荒谬地发动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竟然把《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各项方针、政策，当成反革命言论来批判，竟然成为打倒刘少奇的一大罪状。把联合执政的各民主党派当成反动政党，把他们的领袖人物都打成反革命、赶出了政府。就这样：“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政治独裁在中国大地上逐渐形成，从制度到意识形态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成文与不成文的专制体制体系。
我这里所说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之所以成为致命伤，是因为这时的共产党已经逐渐发展到完全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就是不管现在推行的是什么样的主义，是俄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德国的国家主义，但必须是一个主义；不管领袖本身如何，是孙中山，还是希特勒，只要我这一个领袖；不管政党的主张和成分发生怎样的变化，是共产党还是法西斯党，只要是我这一个政党。其目的只在于不论自己在政治上如何蜕变和背叛，不管党内外如何不满和反对，只要能维持其专制和独裁。对毛泽东自己曾经痛斥过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反而奉为安身治政的法宝。这些年我才更加明白，毛泽东之所以从一个新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新专制主义者，不能仅仅看成是他个人的行为和偶然的行为，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毛泽东胜利冲昏了头脑的骄傲、自大和帝王思想，而是与我国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有着深远的原因。
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形成了独尊儒术的大一统的专制主义。这是一种十分落后保守的生存哲学，其首要目的是维持统治者的统治权力能生存和延续下去；在其统治下的臣民，绝大多数只求肉体生命能维持和繁衍下去，因而统一的、稳定的封建专制制度就这样长期代代相传下来。
在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尽管朝代兴亡更替，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外族侵入取代，然而，只要是在中华文化所包容的范围，不论人们在意识形态上和实际利益上如何对立，甚至你死我活，势不两立，但是，他们在根本价值追求和思想观念上，实际上是一致的。不要说士大夫阶层一代又一代都是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是造反的农民，或者入侵的异族，也都无一例外地信奉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取向。农民领袖起义成功以后也是一个专制皇帝；外族入侵成功以后，无非是改朝换代。
近代以来，无论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仍然遵循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其归宿仍然是导向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自认为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创造了崭新思想的毛泽东，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所根据的也不过是孔学传人朱熹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其“道”是什么呢？还是“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反动派之道！”
应当看到，传统的统一的社会价值取向的稳定性和同化性是多么顽强有力。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新生的、外来的事物和反映这些事物的种种概念，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等，固然表现出与传统社会相对立的某些特征，并且曾经给传统社会以巨大的影响和某些改造，但是，时至今日，这一切的一切，归根结底，都已失去了原本应有的价值和作用，仅仅存在表面的形式，并且还利用这些形式，在最基本和最关键方面，维持这个传统社会的存在。
这是为什么？问题在于，近代中国需要解决的首要和根本的问题，是要确定新的价值取向；要使其坚持到底，还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使之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孙中山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被称为“国父”，并不仅仅因为他融汇贯通了古今中外的民主理论和实践，提出了三民主义，而是在他的领导下几经挫折和失败，终于推翻了满清专制制度，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孙中山、国民党终于没有在大陆取得成功，就在于他们没有能力使其价值取向真正成为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也就无法形成一个多数人承认并愿意遵守其规范的社会。这主要是因为蒋介石为了维持他的专制独裁的统治，背叛了孙中山的价值取向，推行了“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
共产党针对国民党的致命弱点，提出新民主主义即新三民主义，也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共产党不仅坚持民族民主革命，还提出在长远的将来要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这一新的价值取向得到了社会公众相当普遍的拥护，因而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建立了与这一价值取向相适应的一整套社会结构。可惜，共产党确立了自己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以后，逐渐把各党派联合专政的国家，变为一党专政的国家，独霸政权、军权、人权、财权，等等，毛泽东也就越来越背叛了新民主主义，背叛了孙中山。在这种越来越专制独裁的情况下，毛泽东把自己曾经抨击得体无完肤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诀窍搬出来奉为至宝。这不止是蒋介石维持统治的法宝，也是希特勒的法宝，斯大林的法宝，更是中国几千年来一切封建皇帝维持统治的法宝。
蒋介石逃到台湾以后，在惨痛失败的情况下，有所悔悟，继续打出孙中山的旗帜，首先实行改革开放，振兴经济，在政治上坚持独裁专制，只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后，在政治上才有所松动。到了蒋介石的接班人蒋经国当政的时代，在台湾人民的坚决斗争下，在国际上强大的压力下，蒋经国才不得不开放党禁、报禁，台湾的民主政治才得以日益发展，从而推动台湾经济得到惊人的发展。而毛泽东的接班人，仍然坚持“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宗旨，无论变换什么名目，实际上还是专制独裁的体制。结果，经济虽有较大的发展，但人均收入还不到台湾的三十分之一；而政治上，特别是“六四惨案”以后，公然违背宪法、破坏法制，压制民主，钳锢舆论，贪污猖獗，官员腐败，也到了毛泽东当年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断语：“人民怨愤已经达到极点，而无人敢暴露其凶残”的险境。
当年，我们批评国民党的某些话，现在正好用来批评我们自己；当年，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的某些话，现在也正好适合于要求我们自己。违背历史，必然要受到历史的嘲弄；落后于时代，也必然要受到时代的鞭笞。
五十五年前，毛泽东在《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中，关于实行宪政、要求民主的主张，至今读来，仍然是至理名言。这一点要求是这样写的：
“三曰厉行宪政，‘训政’多年，毫无结果，物极必反，宪政为先。然而言论不自由，党禁未开放，一切犹是反宪政之行为。以此制宪，何殊官样文章。以此行宪，何异一党专制。当此国难深重之秋，若犹不思变计，则日汪肆扰于外，奸徒破坏于内，国脉民命，岌岌可危矣。政府宜即开放党禁，扶植舆论，以为诚意推行宪政之表示。昭大信于国民，启新国之气运，诚未有急于此者。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三。”
毛泽东在《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中，提出“厉行宪政”、“宪政为先”、“诚未有急于此者”，二十天后，他在延安宪政促进会上的讲演中，又加以解释：“宪政是什么？就是民主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三民主义的宪政。”他说：“中国人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做主，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包办政治，是断乎不许可的。”接下去，毛泽东引用孙中山的话来讲中国“就不是能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讲得很是精彩，他说：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各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从前有人说过一句话，说是‘有饭大家吃’，我想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讲得最好的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那个宣言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一般压迫人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同志们，我们讲宪政，各种书都要看，但尤其要看的，是这篇宣言，这篇宣言中的上述几句话，应该熟读而牢记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批判了资产阶级一党专政，也批判了无产阶级一党专政，深入阐明只能实行联合专政，建立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他说：
“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又明确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著名论断。他说：
“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
（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
一九五四年，毛泽东领导制定的共和国第一个宪法的序言中肯定地写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在第一条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一九七五年修改宪法时，在序言中就把这句话删掉了；而且在宪法第一条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的国家”，改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毛泽东去世、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家要求修改宪法，一致同意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改回去，改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修改后的新宪法序言中仍然写明“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在几次讨论中，很多人都不同意，说，既然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第一条为什么要修改呢？既然第一条修改了，序言就不能表明这种修改是不必要的，不是原则性的修改。经一再提出意见，在最后定稿时才勉强改为“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
这种勉强修改，实在讲不通，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阶级专政，而人民民主专政是几个阶级联合专政。可见，毛泽东在后期抛弃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坚持“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的错误主张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可见，我们现行宪法确有原则性的毛病。宪法中虽有一些好的条文，但也是形同具文，比如肯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但也只是写在纸上，实际上是背道而驰。
我之所以这样详细地重抄毛泽东的几段名作，无非表明，五十五年前，他强调厉行宪政，实行民主是当务之急，五十五年后，厉行宪政、实行民主仍然是当务之急。
几十年来，我们把国民党一党专政改为共产党一党专政；还是人治，不是法治；还是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还是党比法大、领袖比法大，还是一个人说了算；还不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自称是实行民主和法治的宪政国家，其实远非如此。正如《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中所说的，“言论不自由，党禁不开放，一切犹是反宪法之行为”。因而“政府宜即开放党禁，扶植舆论，以为诚意推行宪政之表示”。只有如此，才能“昭大信于国民，起新国之气运。”难道这不是最急迫最根本的措施吗？可以肯定地说：我国如果不开放党禁，不放弃一党专政；如果不开放报禁，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我国当前各种复杂问题，只会愈趋严重。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中的第五点保护青年，反对压制、侮辱、非法拘留、囚禁、虐待、摧残青年。在这一点中，毛泽东写道：“信仰为人人之自由，而思想乃绝非武力所能压制者。”这话是不朽的真理。这也是五十五年前的话。而我们现在在实际上不仅不承认人人有政治信仰的自由，竟然在宪法序言中写上全国人民都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还把一切持不同政见者都当成反革命来对待，甚至公然动用国防军，用机枪、坦克来镇压要求廉政、反对贪污腐化的赤手空拳的百万学生。难道这合乎毛泽东五十五年前的主张吗？
有种意见认为，我们几十年前加入共产党，是“受骗上当”。我以为，这即不合乎道理、也不合乎事实。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主要政见，顺乎民意，合乎国情，真心实意，光明正大，没有什么阴谋，没有什么骗局，更谈不上所谓“上当”。五十八年前我是心甘情愿、自觉自愿参加共产党的。要知道，当时参加共产党是要关监杀头的，我同成千上万的老共产党员一样，是提着脑袋入党的，对此，我至今不悔。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还有着千千万万提着脑袋入党的老党员，还有千千万万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的新老党员，特别是还有千千万万立志于革新党的新老党员，因而，“六四”以后，我虽然对党深感失望，但还是没有绝望。我仍然相信党还有一股自我革新的健康力量，党的自我改造、自我革新还不是毫无希望。
我常常凝神自思，我们党之所以越走越错，是我们的有些基本理论明明错了，却仍然坚持不认不改，以致一错再错，错上加错。还有一些基本理论本来不错，但我们加以片面化、扩大化，甚至绝对化，真理偏离一步就变成了谬误。加上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只能照抄照搬，顶礼膜拜，不许怀疑，不许讨论，以致文革中“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人人高举小红书的宗教狂热现象风行全国。而作为党的领袖，抱着唯我独尊、唯我独革、至高无上、绝对正确的态度，进而采取无产阶级在一切领域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全面专政，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红色恐怖”局面，特别是在政治上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排斥异己、打倒一切的政策，就进一步在实际上变本加厉地发展到严重的祸害和罪恶的地步。这方面的惨痛教训，如果不认真吸取，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一系列措施加以纠正和根绝，我们所希望的党的新生，就会化为泡影。在苏联解体、苏共解散时，群众中间所流传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就会成为我们历史的终结。
现在经济情况还是相当好的。可是不赶快进行适当的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上邪恶的一面和各种负面影响，就会发展到极为可怕的地步，单是贪污腐化就会把我们党腐蚀掉，也像当年国民党一样，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毒瘤就会深入骨髓，不可收拾，以致亡党亡国。
在这一九九五年刚刚来临的时候，一个快八十的老人，的确是忧心忡忡，感慨万千，索性把所思所想，概要地记录下来，聊表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赤胆忠心。
从马克思之后的一百几十年的社会发展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有真理，也有谬误。一切真理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把它变为圣经和教规，就必然走向谬误和失败。
有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批评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是误入歧途。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伟大的学说，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它也有有待于后人发展、丰富、完善的必要，人们也有信仰或者不信仰的自由。我相信，现在有很多人信仰它，将来仍然可能会有很多人信仰它。按照一些理论权威的意见，我还够不上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他在理论上新贡献的一个重要之点，是“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更加明确地说：“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同庸俗小资产阶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列宁《国家与革命》）而我，对于无产阶级始终报怀疑态度。以后，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不只是从理论原则上坚决反对，而且在实践中，从感情上也十分反感。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当我在五十多年前开始相信马克思主义时，的确对它的内涵和外延还很不了解，甚至对它的很多基本原则也知之甚浅。但是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在诸种政治经济的主义中，是马克思主义比较合乎我的理想。我是在具有要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平等、民主和幸福的初浅认识以后，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因为相信了马克思主义，才去追求独立自由。但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大大增强了这种理想追求的信念、在理论上加深了认识，坚定了信心，鼓舞了斗志。随着实践经验和理论修养的增加，更多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在更深地信仰基础上，也产生了不少疑问、怀疑，甚至反对的意见。但是从总的原则上说，我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有着很不同的理解和主张。一些权威人物认为：是从阶级斗争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从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到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从按劳付酬、各取所值到各取所需的、消灭贫富差别的社会分配制度；是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的一个阶级的、一党专政的政权，绝不同其他阶级及其政党分掌政权；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等等。
老实说，我对这些都缺乏深入的研究，相当幼稚，但是我以为上述某些基本原理，如无产阶级专政、国有经济主体、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一党专政等等，从理论到实践，显然问题严重，产生很恶劣的后果。
依我初浅的概括，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以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平等民主、富强的国家；建设一个科学极为发达、文化极为繁荣、物质极为富裕的社会；将来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大同世界，这三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最为重要之点。至今，我认为这几点是值得信仰的。但是，我也体会到，马克思主义中也有若干错误主张和违背客观规律的理论观点。有些虽有一定道理，但加以夸大就成为极为有害的谬论。如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很多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阶级斗争为纲等许多观点，都在中国的社会实际中产生了严重的恶果。
我们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世界上最正确的理论，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是我国唯一正确的治国安邦的理论。我们不仅奉之为教条、为圣旨，甚至写进宪法，成为全国人民必须遵循的法律，否则就是犯法，就得治罪。
对于那些同马克思主义、同毛泽东思想不一致的一切观点，都视为大逆不道，成为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所批判的第一条。所谓“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是一条弥天大罪，成千上万的人被扣上这条罪名而遭到长期监禁，甚至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处以极刑。对于那些好心好意地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修正以至补充、丰富的人，也一概视为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常常被上纲上线，加以声讨挞伐，一律予以批之、除之、诛之、灭之。
这就是多年来我们在治理国家的根本理论方面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独霸天下的霸道理论、霸道逻辑和霸道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施政行为。这样，就把可以研究、讨论、批评，可以怀疑、否定，并在实践中可以按实际情况选择实行、取舍自由、去错存正、去伪存真的一种理论学说当成迷信教条、治国法典、行为准则、是非标准，最后发展为统治者推行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独裁体制的法宝。
有竞争才能有发展。作为一个党派，在全体人民群众中，其成员毕竟是少数。它是否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只能由人民加以鉴定。将党凌驾于人民之上，将领袖凌驾于全党之上，必将走向独裁专制。把共产党绝对化，就扼杀了党的生命；党的发展，就会走向历史的反面，就将被人民所抛弃。
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越南劳动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柬埔寨共产党、古巴共产党，以及东欧各国的不同名称的共产党，等等，都自称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最正确最光荣最伟大的革命党，把其他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党，如欧洲其他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都认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党。实际上是以中苏两党为准绳，凡是拥护赞成中苏两党的其他各国共产党，都认为是革命党，反之，都认为是反革命党。
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阿、朝、柬、古巴共产党以外，我们把苏联、东欧等国家的共产党也都骂成是修正主义的、反革命的党。这时已发展到以中国共产党一党为旗帜，凡是拥护、赞成中共的党都是革命党、反之，都是修正主义的反革命党。
中国共产党不容许任何政党同它共掌政权，甚至不容许存在；如要存在，都必须公开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在自己的党章中写明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样只能是共产党的“儿子党”，不是“兄弟党”，否则都是反动组织，一律取缔。
事实上在三大改造以后，我国就变成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而且永远是唯一的执政党，政府、议会、军队，以及一切组织，都必须服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国家的政权、军权、立法权、司法权、财权、人权和物权，都由共产党独揽包办。一切路线、方针、政策和计划、措施都由共产党一党决定。而党的最高领袖凌驾于全党全军全国之上，决定一切、独裁一切，掌握全国人民生杀予夺的大权。
无论我们如何一再自诩为高度民主的国家，然而在全国人民心里，在世界人民心里，实际上是道道地地的一党专政的专制独裁国家。
#任何社会制度都不是十全十美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同样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令人头痛的问题。人类要建设理想的美好的社会，只能在不断改革、不断完善中向理想目标前进。将社会主义制度绝对化，只许说好，不许说坏；只准报喜，不准报忧，无疑是一种欺骗。惧怕批评，压制批评，就会走向专制。
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自称为世界上最理想的社会、唯一美好的社会。自己标榜为最平等、最民主、最自由、最尊重人权、最维护和平、最主持公道、最声张正义的社会制度。对这个社会制度提出任何怀疑、批评，哪怕是好心好意的不同意见，都是不容许的。我们党禁止发表一切不同意见，不论是哪一张报纸，哪一本书，哪一个个人，胆敢公开发表不同政见，都会被扣上反动的、反革命的、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对坚持意见的人，更视为顽固不化的反革命份子，动辄加以法办，甚至置之死地。
几十年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帽子满天飞，三反份子千千万万，上至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下至无数的村支部书记和县地市省委书记，都被打成三反份子，长期受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很多杰出的党政军领袖人物，很多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无数出类拔萃的专家、学者、艺术家，都在三反份子的罪名下身败名裂，以致家破人亡。所以，就其总体来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泱泱大国（就其悠久的历史和巨额的人口来说）里：马克思主义成为专制的主义，共产党成为专制的党，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专制的社会制度。
综上所述，即使是宗旨很善良、理论很高明的主义；即使是信仰这种主义的政党和依此而创立的社会制度，也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绝对正确的，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因而，一个民主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应该容许和鼓励更多的政党来共同建立国家大法，来依法建设自己的国家。
我认为，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各种主义只能在比较中自由研讨、自由批评、自由争辩。而信仰各种主义的各个政党也只能相互竞争、相互监督，才能按照一定的法制程序决定是单独执政还是联合执政。执政党也得尊重在野党，保证其参政议政的权力。任何执政党也只有在执政时期内不断改进，不断革新，在错误和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不断前进，争取的到选民的拥护。如果自以为完全正确，十全十美，打击异己，压制批评，必然错上加错，必然蜕化变质，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就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国家，也不可能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主义和政党，也不可能有什么十全十美的社会，也只能在发展中不断改进。
我们党内有一些自诩为完全正确、一贯正确的反对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人，习惯于指责人家的错误缺点，好像是说：“你也脸黑，还有什么资格说我脸黑呢？”他们的目的，是堵塞人家对我们的批评，同时以此来丑化民主制度，以便蒙蔽人民的眼睛，达到维持自己专制独裁制度的目的。
综观世界各个先进的民主国家，从没有自诩为十全十美，他们经常公开自己的错误缺点，公开承认民主社会存在有若干很难解决的所谓“民主无奈症”，但是，它们容纳世界各国人民对他们的批评，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严重问题的批判和讨论采取宽容和尊重的态度，特别是从法制上保证人民有批评政府和执政党的权力，人民不仅可以批评政府的错误和政绩，还可以批评总统，批评各党的领袖。可以说这就是民主社会能够不断克服缺点错误甚至严重危机而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而我们党之所以惧怕人家批评，处处护短，甚至压制自己人民的批评，打击一切不同政见的探讨，扼杀持有异见的政党和社会组织的存在，同时拒绝和攻击国际上对我们的批评，这样恰恰证明我们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我们党还不是一个真正尊重民主的政党。
写到这里，应该打住了，但仍觉言尤未尽。
回过头来再看一遍，其实这些意见也不是什么新意见，过去就说过多次。无非在这新年伊始，心血来潮，想把它说得比较清楚、比较系统一点。
这些意见，别人也说过多次，而且早就说的很深刻。实际上，自己还是觉悟太迟、认识太浅。我曾对朋友说，我是“醒时老、老时醒”。我们国家有很多先知先觉，在几十年中被打击、被压制、被摧残了，很多人被监禁而封笔了，很多人甚至被杀害而封嘴了。我是后知后觉，才得以幸存下来。我写这些实际上是老话，是重复先知先觉说过多少次的老话。即便如此，至今仍然找不到什么地方来发表这些老话，这对一个快八十岁的老共产党员来说，心情是痛苦的。然而，终于写出来了，心情也是痛快的。
（《北京之春》1996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