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年的时间里，邓小平的思想和言论，他的政治风貌，他所推行的政策，都深刻地、震撼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现在，这位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人物已在弥留之际——是给他的一生做总结的时候了。
邓小平的影响，他的历史作用，巨大、复杂且相互冲突。让我们抓住最主要的东西吧。
在邓小平，一方面，他以坦率、通俗的实用主义哲学，及作为其体现的政治实践，改变了人们的意识形态，并使这个人人厌烦的意识形态几近解体，使之完全丧失了其论证中共统治合法性的功能，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因此得以形成并迅速扩大，曾渗透到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控制全面崩溃，中国因此已经实现了由极权统治到权威统治的社会转变。
在另一方面，邓小平以同样的顽强，粗暴乃至最残酷的手段成功地阻止了中国平静地实现民主化的过程，激化了自八十年代以来本已大大缓和了的各种社会及政治冲突，首先是中国的政治统治与社会各阶层的冲突。中国在邓小平的手上又一次丧失了和平地走向民主，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机遇。
一
邓小平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许多人说，是他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在我看来，这不是最基本、亦不是他独特的东西。
实际上，自夺取政权以来，在中共内部，始终有重要的领导人物提倡，甚至在自己的权限内推行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相反的东西，企图保存，以至于有限地扩大市场的作用。当然，他们没有成功，其主要阻力，政治上当然是毛泽东的存在，同样重要的，是中共意识形态的限制。这种意识形态将社会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决定论，它将公有制，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看作是必然取代市场经济的高级社会形态，是共产党的基本特征，也是证明共产党垄断权力的合法性的主要根据——因为这个体现了历史的必然和进步。这种意识形态也因此成为中共长期的社会发展目标及政策制定的根据。
毛泽东在他的晚年，将这种中共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系发展到了极限。其结果，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危机日益深重，毛泽东曾指望“文化大革命”能挽救这种体制，也就是通过周期性的发动群众，以将战争时期所具有的革命热情制度化、持久化，以此对抗中央集权体制下不可避免的腐败，官僚主义和低效率。然而，毛泽东这一企图亦完全失败。在邓小平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夜，人民已是疲惫、厌烦之极。在社会中，在中共党内，愈来愈多的正迫不及待地要放弃毛泽东的政治理想、主张“以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即所谓的“引入市场机制”。同时，从来对西方世界有浓厚兴趣的中国人，包括中共，因为与苏联的对抗而愈益强烈地渴望与西方交流。实际上，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浪潮是从一九七一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开始的。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大规模地对工业成套设备的引进，急剧增长（一九七四年与七三年相比，增长40％），以致当时的总理周恩来在全国的一次会议上（一九七三年底）呼吁压缩进口，因为政府的外汇储备已近枯竭。
因此，我们可以说，由于中国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幻想破灭，由于中央极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邓小平时代之前已经走到了尽头，在这之后，即使没有邓小平，中国也会曲折地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事实如此，最早而且最具体地提出改革开放的，除了邓小平，还有赵紫阳、万里、陈云、胡耀邦等当时最重要的领导人物。
然而，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如此的迅速、全面，中国人的思想，中国社会的改变不会如此深刻。邓小平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他以他的“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哲学，理论上、观念上粉碎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对“改革开放”的束缚，他借助其历史形成的政治上无人挑战的历史地位，顽强地、坚决地将这种哲学不断具体化为政治、经济政策，并在历次的党内斗争中，将体现了中共陈旧意识形态的“保守派”势力击败。也就是说，他不仅提出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而且运用他的全部政治权力与人格影响将其对象化、世俗化，以十多年的时间将这种哲学变成了广泛的社会与政治行为，变成一种社会现实。
邓小平的哲学及其对象化的重要性在于，使中共将对自己的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的论证、巩固，从过去对意识形态的追求，对文化的垄断和精神的控制，转向对经济发展的效果的追求。也就是说，他们的专制是“合理”的。不再是因为“体现了历史的必然和进步”，而是因为他们能领导经济更快地发展，使人民更富裕，只有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富裕才能证明和巩固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与社会发展的目标也因此被根本修正，变得特别简单和通俗：过若干年，使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两千美元；再过若干年更多一些。
邓的哲学是一种工具理性精神，它带来中共与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一切以合理地组织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实现利益最优化为根据，这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的，几乎是唯一的原则，任何理论教条都成了多余的，“公有制”、“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等社会主义信条不再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有重要的约束力，一切皆以现实利益出发。同样，“社会的平等与公正”、“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等原则也同时被抛弃了。因此，邓小平的哲学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带来了思想大解放；同时，也使中共，使中国社会日益腐化，两极分化日益扩大，使中国政府实际上比里根、撒切尔主义走得更远。
当然，中共的意识形态依然起着重大的作用，中共从没放弃，他们，包括邓小平从没停止过对这意识形态的鼓吹。但，在邓的时代，这个意识形态已由过去社会经济政策的根据，政治合法性的证明蜕变为赤裸裸的压制不同思想的工具，这与传统的“儒表法里”是一脉相承的。
邓小平的哲学使中共追求统治合法性的方向，使中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并深刻、广泛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政府的决策根据，这是中国经济改革迅速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也是邓小平最重要的历史作用。
在对外开放上同样如此。在毛时代及邓时代初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只是有限的贸易方面。对外国投资基本上是禁止的。为什么？是因为这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独立自主”等基本信条相冲突。邓的哲学将这个信条搁在一旁，它只看现实状况，只看是否使中国经济发展变快。这样，中国的对外开放便是没有止境了。
二
邓小平另一个最重大的历史作用是阻挡住了中国的民主化。当然，中共党内有一大批自私、狭隘的保守派，他们有力地抵抗了中国的民主进程。但，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国社会，乃至中共党内，民主的要求空前强烈，普及且理性化。可以说，除了邓小平，中共任何一个保守派都抵挡不住这股潮流。八十年代中国最重大的悲剧就在于：理性地追求民主一度成为中共和社会的主流，它却碰上了邓小平这个最强有力的人物，于是有了“六四”屠杀，这种最强烈的政治冲突——因为邓小平当时很清楚，面对一九八九年这个酝酿了十多年的民主运动，在社会、在中共党内，他已经沦为少数派，已没有能力运用政治与法律手段予以平息，又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故只有动员军队，先实行“政变”，使军队封锁中共及政府各领导机关，使之陷入瘫痪。再开枪镇压学生和民众。
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及其悲惨的结局最具体地说明了邓小平以一个人的力量阻挡住中国和平、渐进地走向民主化的历史责任。当时，社会要求民主化的运动已如此广泛，以至使中共领导人只有两种解决办法：要么是让步，即逐步开始民主化的进程；要么开枪杀人。当时，多数中共领导人已倾向第一个解决方法（八九年五月初，人大常委会中共党员常委绝大多数通过了赵紫阳关于反腐败，推行民主化的六条意见，他得到了万里，杨尚昆的支持，因李鹏对《人民日报》的直接干预，赵紫阳的提议获得通过的消息没能发表。）并准备在逐渐的民主化中重建、加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不愿，也没有勇气向包括自己的子女在内的大学生开枪，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这实际上凭常识就可以看到的——推行民主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的政治地位会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因为中共在他们的领导否定了“文革”，为一大批人平了反，放弃了人们已厌烦的毛泽东思想，推行了改革开放，中共的合法性已因此得到更新；他们可以主动地推行政治改革以走向民主化从而得到人们的拥护，政治反对派当时几乎不存在，或因“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而完全边缘化，故不会成为政治竞争的对手。就是说，他们看到，逐步走向民主化，符合他们的利益。
然而，由于历史和上述的邓小平的在改革中的决定性作用，当时仍然是邓小平的威望最高，尤其是他牢牢地控制了军队，因此，他几乎是一个人改变了历史：运用坦克和机枪将民主运动镇压了下去。
镇压立刻改变了政治利益关系，时间使邓小平的意志又一次变成社会现实。中共党内那些在镇压前同情、支持，甚至准备因利益的考虑而参入民主化的多数人，不得不认同镇压后的既成事实，为维持自身的利益而又回到了专制体制之中，又成为邓小平的支持者，这些人在镇压之后的这种转向，容易给人错觉，以为镇压是共产党的集体行动而不是邓小平的个人行为（李鹏及北京市委主要领导人并不重要，且摇摆不定，杨尚昆则是在邓小平决定镇压前支持赵紫阳，知道邓的意图后转向附和邓小平），也容易使人忘记在“六四”镇压之前，中共及政府内的多数人是看到了逐步的民主化与他们的统治利益是一致的这个事实。看到这个事实极为重要，是我们认识邓小平独自作决定之重大历史责任的关键。是的，邓小平杀了人，但道德评价不能取代历史的判断。是否杀人与是否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这是两个问题，前者属于伦理学，后者则是历史科学所研究的。因此，我这里着重指出的是邓小平在阻碍中国人民更早地、更多地享受自由、民主、公正的生活，阻碍中国社会进步方向的重大责任，而不只是道德责任。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一九八九年上溯得更远。在“文革”，即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的民主及言论自由的要求迅速发展及普遍化。其原因主要是诸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重大悲剧之真相的全面揭露，是对林彪、“四人帮”集团的批判导致的党内派别斗争的公开化和通俗化，这使政治、政府及中共领导人的神秘性消失殆尽。几千万受过迫害的人更痛感现实体制的危险，八十年代后他们尤其可以公开表达他们的痛苦和担忧，邓小平集团与华国锋等在“文革”中得势的那批人之间的斗争，使邓小平等人公开鼓吹民主，揭露“文革”的种种悲剧——这更是最通俗的民主教育。现实是比任何书本更具体，更有说服力的东西，我们回想一下，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前夜，巴黎到处流传着王室的各种丑闻，王室千方百计增加税收，这使法国人更容易理解，更向往英国的君主立宪，代议制民主。王室的行为比卢梭的书本更具有革命的煽动作用。
后来，八十年代初，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个新兴的阶层开始占统治地位，他们许诺扩大民主，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言论更开放了，基层人民代表选举亦一度举行，这些，加上经济改革，使邓小平集团的政治合法性大大加强。实际上，在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遇到了深刻的合法性危机。对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种种悲剧的揭露，中国人民仍旧贫困的生活，使人们不但怀疑、批评现行体制，而且对中共建立在中国革命成功之基础上的政治合法性不再认同，就是说，不再像五十、六十年代那样对资历深的老革命当权表示自然的认同与尊重。中共在八十年代初提出领导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的口号，便是承认这种旧的合法性的危机的一种表现。中国人当时虽没有普遍地要求西方式的民主制，却普遍要求对现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即逐步走向民主化。这是邓小平及八十年代中共主要领导推行经济改革，许诺政治改革，推行法制的基本动力。他们在这些方面做了一些年，故其统治的社会基础扩大了，人民的认同感增加了。中共内部少数保守派被孤立，“西单民主墙”运动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份子也被边缘化了。原因就在这里。
因此，当时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罕见的历史时期，一方面，社会强烈地期待政治改革，即逐步的民主化（非西方式的），另一方面，新兴的、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层已不能按过去的方式统治，他们需要在整个改革中寻求新的政治合法性。他们的利益，中共党内派别斗争的存在，都需要他们推行民主化，这可以使他们的地位更巩固。同时，当时的政治力量对比也很简单，并不存在一个像波兰的团结工会及瓦文萨那样的在力量及声望上对中共构成威胁的“非法”的政治反对派及其代表人物（重要的，非法的反对派的存在往往使统治者更难主动地推进民主化，除非迫不得已。因为这使他们缺乏信心，惧怕民主社会使反对派合法化，更壮大以威胁自己的统治，纲领、信念、个人之间的对立亦使他们更易倾向诉诸武力以维持专制）。
因此，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各阶层在政治改革，逐步走向民主化方面，有愿望、利益的一致。民主化因此不会像通常那样导致一个集团推翻另一个集团的统治的社会冲突。这种罕见的历史条件使中国再一次有可能走出那种专制——民主化——无政府状态——专制这种近代史上已重演多次的历史循环。
在这样的时候，各项条件已大致具备，像邓小平这样有极高声望、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政治领袖的作用就是决定性的了。我们必须抛弃历史决定论。如果他有民主的愿望，中国当时就可以走向逐步的、和平的民主化；如果他空许诺言，以民主的口号达到最后巩固自己专制地位的目的，中国的专制政治就会延长寿命许多年。邓小平终于选择了专制，镇压了民主，使中国社会错过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们永远不会原谅他。□
（这是作者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中国中心及民阵法国分部共同举办的“邓小平与中国”研讨会上的发言）
（《北京之春》1996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