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为到底何要开“六四”杀戒？此文可参照胡平“法拉奇再访邓小平——虚构的对话”来读。
胡平先生“法拉奇再访邓小平——虚构的对话”一文值得细读。此文写于“六四”血案后不久，如作者所言，法拉奇当时不可能采访邓小平，“如果真有这样一场采访，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法拉奇，都未必会说出我所写出的那些话。这当然是一篇虚构的对话，不过它可能激发人们进行一番实在的思考”
这或许是作者的谦词。如果真有这样的采访，邓当然会有所保留，即使要说，也会先将其转变成中共的意识形态语言，不会那样“赤裸裸”。但“赤裸”正是这篇虚构对话的意义所在，所谓“打开天窗说亮话”，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层层伪装，倒也可以“直奔主题”，省去不少麻烦。因此，对话虽是虚构，但分量却不轻，可以说是邓的“真情告白”。“六四”后，中共若像其它共产政权一样垮台，邓小平上了特别法庭，面对法官和亿万民众，谁能保证他不会摆脱意识形态的桎梏说出对话里的那些话？因此，这也是邓的“辩护词”，只不过我们没有给邓小平这样一个机会。
1、屠夫“后悔”
虽然“六四”后的这15年里，当局逐步将事件淡化，但始终未承认错误，那么私下里，中共后悔过吗？当然是有的，只不过他们的“后悔”和我们的期待并不相同，甚至背道而驰。对话中，法拉奇问“你难道不认为你做错了什么事了吗？”邓回答：“我对我做过的事也不太满意，但我只能那样去做。”法拉奇追问“你只能那样去做？你只能派坦克压死和平的民众，你只能追捕二十岁的孩子们到天涯海角？”邓未自己辩解“如果军队在四月二十七日那天就开枪，后来的事态就不至于如此严重了”，记者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你不懊悔你杀错了，你只懊悔你杀迟了！”邓接着说“如果镇压在所难免，早动手比晚动手好”。
我们尽可骂邓小平嗜血如性，惨无人道，不过话说回来，抛开价值判断，仅就事实层面而言，我相信邓的“后悔”是“真心”的。毕竟没有人是天生的屠夫，没有人愿意自己被当作暴君而被世人唾骂。“六四”屠杀让邓小平空前孤立，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多年苦心经营的形象毁于一旦。这种情况下，邓对自己当初的“容忍”感到“后悔”是很正常的事。“后悔”自己杀晚了，进而有“如果镇压在所难免，早动手比晚动手好”这样的言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我们可以说，如果邓真的在乎自己的名誉和形象，那他完全可以不开枪，让中共像东欧的专制政权一样“顺其自然”的垮台，这样中国人民有了自由，而邓也会因而流芳百世，何乐而不为？愿望当然是好的，但不要忘了，邓小平不是戈尔巴乔夫，无论是当年“四个坚持”，还是对胡耀邦的废黜，那可不是在保守派压力下的“身不由己”、“口是心非”，而完全是邓的真情。对邓来说，“名誉”和“形象”是次要的，自己的绝对权力才是第一位。无论“六四”前，邓如何在世人面前展示自己开明的一面，这些行为的前提都是维护自己的总舵主之位，所谓的“名誉”和“形象”都不过是依附于一党专政这张皮的几根毛，而现在你要邓小平为了几根毛丢掉整张皮，他会答应吗？这难道不比与虎谋皮更荒唐？
我猜“六四”后当局会这样“反省”：第一、开枪无论如何都是正确的，都是必须的，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政权早就易手了。第二、虽然我们经受住了考验，但在胜利面前，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党的形象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在国际上很被动，国内的群众也对我们不够理解。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非常紧张，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局面，一方面也要注意吸取教训，以后一定要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决不可以让他们发展壮大，如果迫不得已要动手，也要注意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尽量不要造成群死群伤的事件。
中共当局真是厉害，说到做到。这15年来真的没有类似的事件了，有人因此得出结论中共进步了，不再动刀动枪了，也有人问“中共还会开枪吗？”我的答案是中共没有开枪不能说明它从良了，甚至可以说更残暴了，原因很简单：这15年的稳定显然仅仅靠“六四”的威慑是做不到的，它必须要不断地迫害，不断地镇压，也就是用制造无数个小“六四”的方法来避免一个大“六四”的发生。将无数个小“六四”放在一起不比一个大六四更血腥更恐怖？至于中共还会不会开枪，只要是到生死抉择的关头，它照样会像八九年那样举起屠刀，唯一的变化在于它再也没有八九年那样的运气了。
2、“不得已”真的是“不得已”
提到“后悔”，就会牵扯到“不得已”，这是一种为“六四”辩护的老掉牙的论调。邓在对话中多次强调这一点，虽然这种论调不值一驳，不过若因此说邓虚伪狡诈也实在是是冤枉了我们的“总设计师”。我相信邓是真诚的，没有撒谎。邓确实没有一看到学生游行就有了杀念，“四.二六”社论虽然将运动定性为“动乱”，但邓后来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收回了圣旨，否则民运就不可能持续五十多天，“六四”屠杀也会变成“五四”惨案，据当年《南华早报》和《明报》透露，“四.二七”大游行之后，赵紫阳赶到北戴河见邓小平，提议对学生采取软办法。邓对赵说：“你所应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稳定局面，…如果局势稳住了，你可以执行你的方案，如果它可行的话，不必管我曾说过的话。”
这段史实应该是真实的，否则没有邓的同意或默许就不会有中共官方对运动的正面反应：五月四日赵紫阳在“亚银”讲话；五月十四日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与学生代表的直接对话；五月十六日阎明复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真诚表态；还有五月十七日、十八日官方媒体对民运的正面报道；及五月十八日李鹏与学生代表的对话以及对全国的实况转播。
于是有了这样的问题：“就算当初是‘形势所逼’，是‘不得已’，那么事后呢？现在呢？难道你们不该努力做些什么去弥补弥补吗。譬如给‘六四’受难者亲属一些经济赔偿，要说自己不便出面，政府不便出面，以别人的名义总是可以的吧？譬如以海外某华人或某洋人的名义，以这个或那个慈善机构的名义。”这种推理看上去正确，其实不然。中共既然可以说“六四”屠杀“不得已”，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利而采取的下下策。同样的，它也可以说“六四”后这15年来的对自由的剥夺，对人权的践踏也是“不得已”，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的统治依然可以瞬间崩溃。不仅仅“六四”，不仅仅法轮功，中共这五十年来的一系列镇压也是“不得已”。
既然邓小平六四开枪是“不得已”，那是不是意味着邓无错也无罪？当然不是！原因很简单，中共的一系列“不得已”都建立在维护一党独裁这一点上，而这本身就是十恶不赦的罪行，用中共自己的话说，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那一个又一个的“不得已”也不过是错上加错，罪上加罪。
3、此“稳定”非彼“稳定”
中共自毛去世后所犯下的诸多罪行中，十有八九是在“维护稳定”这块招牌下进行的，“平息动乱，流一些血，可以换来全国一个长时期的稳定，这种代价是我们被迫付出的”，“我们恢复了秩序，没有秩序，一切都谈不上”，邓小平如是说。
自中共高举“稳定”牌始，海内外及中共党内的开明派也就开始了对这种“稳定论”的讨伐，“你们说不过我们，我们打不过你们”，谁赢谁输，显而易见。不过，我倒觉得这种争论是“关公战秦琼”的另一个版本。反对派当然说的对，保护人权只会促进稳定，而不是与此相反。中共说的也没错，没有稳定，一切都谈不上。那就奇怪了，这样岂不矛盾？其实也不矛盾，因为双方谈的“稳定”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此“稳定”非彼“稳定”也。反对派眼中的“稳定”是常意，无须解释，但如果以为中共也会这么定义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共哪有这么好？中共在它建党80多年，执政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什么时候考虑过国家民族的利益？什么时候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抗战？内战？韩战？历次政治运动、阶级清洗？文革？在中共独裁者眼中，别说国家民族的前途，就是中共自己的未来也不当成一回事，在它们看来，只有权力，并且是绝对权力才是唯一的，其它都不重要。
弄清了这一点，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就以香港问题为例，只要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普选对香港有百利而无一害，但中共为何还要千方百计的组绕破坏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了？为何还要把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原因并非中共领导人老眼昏花不懂世界大势，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太明白才做出这么多愚蠢而又卑劣的坏事，你想如果香港有朝一日真的民主了，那在香港中共还有什么搞头？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就说过：“如果有了一亿吨钢，两亿吨钢，但不是我们的，那有什么用？”同样的，对于今天的中共来说，即使香港真的繁荣稳定，但不再他们控制之中，那有什么用呢？
4、强盗逻辑流氓腔
和中共谈人权谈民主，谈到最后中共理屈词穷了，或者它就会做宽大状，说“我也知道民主的好处，但是不行啊，在中国只有我们这一个政治实体，若开放必定天下打乱，所以还是从长计议为妙”。邓小平更是负责任还指出了实行民主的害处：“我们要是承认了北京的学生自治会的合法性，一周之内，全中国的上千所大学，也许还有中学，就统统会成立起自治会。一个月之内，什么工人自治会、农民自治会也都会纷纷成立。那时候，我们的各级政府就会瘫痪掉，共产党的权力就架空了。文化革命就是这样的。”
对于这种论点，一句话概括：强盗逻辑流氓腔。说它是强盗很简单，明明是你共产党实行独裁，柯断了权利，而我们改革的目的恰恰是彻底根除这一弊端，现在倒好了，专制的恶果反倒增加了极权制度的合理性，并进一步成了抵制变革的理由，这难道不是强盗逻辑？说中共是流氓逻辑也不复杂，中国民众大都不希望国家分裂，在加上文革的恐怖记忆对“乱”有天生的恐惧，西方人说“无政府胜过坏政府”，而大多数中国人则将这句话反过来说“坏政府好过无政府”，而中共就是利用这一点对追求自由的中国民众进行恐吓。邓的话分明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它的潜台词是：“怎么样？怕了吧，还是乖乖的听老子的话，否则有你好受的。”
5、邓小平的“咒语”
“六四”屠杀举世震惊，屠杀过后的大清洗大逮捕更是让许多亲共人士都看不下去，邓不惜与全世界为敌为的是什么？说是为了对付几个“娃娃”或恢复“秩序”恐怕谁也不相信，说是防止出现政变，也不全对，那总设计师还想设计什么呢？
我看过一部电影，大意是：一个女学生因和父亲闹了矛盾，离家出走，在外流浪的日子里，认识了几个流氓，后来在街上父亲遇到了与那些流氓一起逛街的女儿，女儿也有点想回家，但又不好意思说出口；父亲的情况也差不多。在这关键时刻，那些流氓却咒骂父亲，接着还痛打了他，女孩看到这种场面不知所措，被流氓拉走了。后来，一个下手问老大出手为何这么重，老大回答：这样我们就断了女孩的退路，她就跟定了我们。
邓的心思和这位老大差不多，他的屠刀不仅要彻底摧毁民间的反对力量，更是要杜绝今后党内民主变革的可能，毛要防止出现赫鲁晓夫，邓难道就没想过赵紫阳是睡在他身边的戈尔巴乔夫？邓的屠杀即把中国逼上了经济开放，政治收紧的绝路，也把中共自己逼上了梁山。“六四”的罪恶及中共在过去半个世纪所累计的罪孽，使得以后的领导人即使意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也只能自动回避，如邓在采访中所说“我们就是要封死这种可能性。免得日后党内再有人搞自由化。谁还能搞自由化？谁要想出来做好人，为‘六四’事件翻案，他只会引发反对共产党的大洪水，把自己也给沖翻掉。今后在台上的人，谁也不敢冒那个险，只好老老实实地照我们的路线走下去”。这样，在邓小平咒语的保驾护航下，中国这艘巨轮也只好义无反顾的朝冰山驶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将总设计师这项桂冠颁发给邓小平倒是实事求是。
今年八月是邓的百年诞辰，中共的高调纪念是意料之中的事，一是出于它们的本性，二是他们确实感谢邓小平。没有邓，专制政权早就灰飞烟灭了，哪有他们耀武扬威的份？民间正面多于负面的评价也可以说是“正常”，这么多年党的教育可没白受，在加上经济的繁荣及中共对不同声音的打压，不是这样才怪了。
但这些只是一个极权国家表面的暂时的现象，我的态度很乐观，等到中共按照邓总设计师设计出来的死亡路线图走到山穷水尽那一步、等到普通民众逐步恢复了对历史真相的判断之时，邓小平也就该回到他自己为自己挖好的墓地了，共产极权也就曲终人散了，我唯一的担心就是邓小平的墓地是否也是中国的墓地？
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人与人权》200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