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稽的“抵抗投降”
刚到北京，就几次在书摊上看到印刷精美的“抵抗投降丛书”，一本是张承志的《无援的思想·张承志卷》，一本是张炜的《忧愤的归途·张炜卷》。我隐隐约约地知道，他们认为一些知识份子在堕落，王朔式的文学倾向是堕落，要抵抗这种潮流，不投降，但是更进一步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了。实在说，原来我也不想了解。张承志抵抗投降，他什么时候不投降呢？这位当年和我一个年级的清华附中老同学，由于数理成绩不好而不能出人头地，因此对学校领导强烈地不满。天下未乱蜀先乱，还在六六年前，北京一些中学里的不得志的干部子弟就躁动了，还没到六月，张承志和一些干部子弟就起来造反，要求校领导紧跟党中央，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在批判三家村的潮流中清肃那些“白专”学生。红卫兵的名字就是张承志起的，他自己明白地说过，“就叫红卫兵吧，意思是作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同阶级敌人、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到底！”这是张承志的第一次“抵抗投降”，当然他是否把斗争进行到了底，还没有答案，现在只能说，他坚持了下来。这也是中国知识份子的背谬，起来维护最有权势的人的勇气竟然是值得自豪的。
红卫兵们深知江山是他们的江山，极权社会的文化怎么能让那些资产阶级子弟分享。那些资产阶级子弟是专政的对象，是被统治者，精神世界怎有他们的位置。因此要抵抗投降。
文化革命爆发了，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张承志们得到了伟大领袖的垂青。“三论造反”和一篇“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真不愧得到党的二十多年的培养，把从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把共产党极权社会那种完全意识形态化表现得淋漓尽致。那时，张承志们开始第一次充分享受特权，享受极权社会文化的天伦之乐。作为纠察队长，张承志手提一根宽皮带，身穿褪色的军装，带领队员，鞭挞老师校长和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好不威风。不知怎的，时过三十年，我脑子中的张承志还是这个形象，“打手”。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张承志的父兄们潜在地形成对毛泽东一人的极权的危害，也成了毛泽东的整肃对象。毛泽东居然发动那些曾经挨整的平民起来对抗他们。刚刚肆无忌惮、耀武扬威了几个月的张承志们又滑落下来。于是张承志成了“联动”，有生以来第二次“抵抗投降”。张承志粗壮的身体，永远把他置于武打的第一线。六八年初，在他的第二次抵抗投降中，我有幸被张承志组织并为首的二十几个人群殴，两颗门牙差点被张承志一拳打掉，设身处地地体会了张承志的第二次“抵抗投降”。
平民们当时的造反虽然是被毛泽东所利用，但是，张承志们痛恨和对抗的却不是毛泽东、而是平民们。张承志的前两次对抗投降都不过是对抗向平民们投降，捍卫极权制度和极权社会的文化。而这种制度和文化那时甚至谈不到受到进攻，而只是受到一些影响，或说稍微放松了一点而已。
张承志虽然在六八年没有享受到他那一圈子人的特权，和大部份平民子弟一起下了乡。但是在极权社会的主流文化政治生活中，他永远是不会被抛出来的。大学刚刚恢复，张承志就作为优秀的工农兵被保送到了最著名的学府北京大学历史系。张承志在清华附中的经历当然使他深知，没有共产党，没有文化大革命，和那些平民子弟竞争，他是很难考入北京大学的。因此，在张承志的潜意识中更加强了“抵抗投降”那种原始冲动。
一九七五年右倾回潮，张承志和他的朋友经历了第三次抵抗投降。其实在共产党社会凡属右倾都不过是给平民稍微多一点生机，使社会按照正常秩序运行。例如还是保送工农兵上大学，但是增加一点业务考试，但即便这样，张铁生还是交了白卷抗议。我的一位同班同学陶正，虽然出身平民却积极依附干部子弟，也是张承志同创红卫兵的同志，也是在其后插队又被保送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时下也是有了点名气的作家，那时和另外几人一起充满激情地创作了捍卫文化大革命的“理想之歌”。他和张承志们一起在那些官方垄断的刊物上一遍又一遍地回忆他们草创红卫兵时的“伟大”情景。抵抗向右倾投降，这是张承志的第三次“抵抗投降”。
这一抵抗投降运动还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好处，就发生了七六年的粉碎四人帮。此后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压倒性的舆论。尤其是掌权的很多人都吃过文化大革命的苦，张承志们当然不敢再回忆红卫兵那美好的时光，也没有任何“抵抗投降”的冲动。他的“抵抗投降”从来没有反叛过社会和掌权的统治者。自从七六年底后，社会和文学都产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受尽苦难的党内右倾派开始利用社会压力有限地清算过去的那些所谓极左，由此产生了带有内部批评性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其次是经过了三十年的极权统治后，受西方和苏联的解冻文学影响，在一小部份青年人中产生了人性和文学的重新觉醒，出现了《今天》和《星星画展》，非极权主义的艺术潮流的再次萌芽。
然而，在这种人性的觉醒开始反抗政治压迫的形势下，张承志虽然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却和陶正一样没有和上述任何一类人同流合污。一九七八年，他以“骑手为什么歌颂母亲”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九八一年“阿勒克足球”获得第一届少数民族优秀文学创作奖，一九八二年以“黑骏马”，一九八四年以“北方的河”获得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中篇小说奖。其间和其后，他还获得了很多别的奖。他从模仿艾依玛托夫开始，描写自然和“人”，绕过了令他尴尬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因为这是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大的一次怀疑和反抗潮流，它甚至在某些方面得到最高的掌权人的暗示，因此，“知识份子”中没有人敢轻举妄动地“抵抗投降”。骨子里就没有桀骜不驯这一词的张承志当然更不会蛮干。值得一书的是，虽然是在这种形势下的八十年代，但张承志和陶正们却居然始终是浸淫在正统文学的河流中，正统文学的语言和技巧始终滋润着他们。他们茁壮成长。
这是一个命运多舛的时代。八九年中国和东欧的事件虽然没有使中国社会彻底改变，但是固守已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已经不可能，中国必须变，也只好变了。张承志本来应该成为魏巍、贺敬之、玛拉沁夫那样的作家，时运不济，他当然也要变，但是，他不会参加八九年那样的平民运动。九一年，我的一位校友说，他转向了伊斯兰教，成了教派的精神领袖。九四年，我第一次回国探亲，又听说他出来反对丧失理想的庸俗。这一次，一踏上故土就看到了张承志的第四次“抵抗投降”。张承志抵抗投降，抵抗向什么投降，他什么时候不投降呢？
二、是高尚，还是深沉的流氓
我的另一位校友，现在他也成了“著名作家”，抽“大鸡”牌香烟（诗人张洪波说这是山东产的名牌香烟）的甘铁生，搬了家，新地址既不能通信，也没有电话。直到我要离京的前一天才从电话中又听到他那嘻嘻哈哈的声音。我调侃地问他，“听说你的新作将超过（捷克作家）昆德拉的水准，那中国作家群中将失去了一位‘甘机’，诞生了一位甘德拉了。”
“这还用说吗。”
“喂，甘德拉，书摊上有一本张承志的‘抵抗投降’，郑也夫兄还向我吹捧他的《心灵史》，你看过这本书吗？我买不到。张承志那种正统文学怎么你们就没有人说一句话。”
这一下子打开了甘德拉的话匣子。
“知道吗？前两天王朔在《北京青年报》的采访中大骂张承志。”
我按图索骥托朋友找到了八月三十一日和九月七日的《北京青年报》。不用说这样直接尖锐的辩论会使该报销售直线上升。因为这种批评和辩论甚至在海外的文学刊物《今天》中也看不到，因为世故的知识份子只会在暗中角力，在明处经营自己。对王朔我虽然有看法，但是，他还是有可爱之处。对这场争论中的王朔也是如此，我对他有强烈的看法，但是必须承认，他比他的对手还是明白清楚一些。
王朔在尖锐辛辣的采访对话中谈到了以下几点：
（1）抵抗投降，王朔认为那两本书像大字报汇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激情，不知道这是他们的一种文化姿态还是骨子里就这样。
王朔说，他是一个普通人。而张承志和张炜都摆出一副不是普通人的样子。抵抗投降丛书称张承志为“大的勇士”，那种肉麻是文革以来所仅见的。“张承志可能和他当过红卫兵的经历有关，他这一生注定要为捍卫信仰而奋斗，像他这么有学问的人完全可以凭自己的智力生活，不一定非要捍卫什么。”
（2）王朔承认自己是无所谓的流氓，而张承志们也不过是深沉的流氓而已。
对于人们认为王朔和张承志代表两个极端，丧失理想的庸俗和高雅，王朔认为，张承志很聪明，他选择的只是一种文化姿态，他并没有吃任何亏。“我看张承志对生活也是很在意的，也没有拒绝世俗的幸福：比如为了房子去当兵，为了畅销用外文（日文）写作……我觉得要说媚俗这也算得上媚俗吧！我看哪位中国作家恐怕最堕落的才会用外文写作，而且是为了畅销，写的也不是自己心里想的东西；我看他书中写到那本在日本印了四万册而且用括号括出‘还要再印’，这很有点沾沾自喜了。”
王朔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理想主义曾经给张承志们展现过非常辉煌的、终生不能忘怀的东西。与此不同的是他接受了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即北京话中的这样一个特点：我要谴责别人就得先摆正自己的位置，我要骂你首先我得认同我也不是东西。并不是因为你比我低我谴责你，而是你跟我一样你却装的高所以我要把你拉下来。“这种人是有官称的，就是比较‘深沉的流氓’，他们也形成了一批代表性的人物，在电影界里也有这类的代表人物。”我觉得我大概属于那种‘比较无所谓的流氓’“。
谈话中，王朔甚至认为鲁迅也是聪明的、作了十四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小官，在上海选择居住在日租界，与日本特务内山保持良好的关系，并用日本特务的经费出书，这都没有影响他的“伟大”。
（3）张承志们已经江郎才尽，所以才攻击、批判别人。
王朔认为“张炜以思想家自居，这一点和柯云路很像。柯云路是走到左道旁门了，玩气功了。张炜好像无所适从，他跑到山东去搞精神家园，作品越写越差。……他最早把风景描写刚过了关，他就在思絮录中写道：一个作家要是不会描写风景，那就不能称之为作家。后来过了一些年他好像认为自己有了点思想了，我又看见他写道：一个作家要是没有思想那就不能称之为作家。他总是随着自己的一点点进步不断地修正‘作家’的定义。纵观张承志和张炜的创作，他们现在都处在创作的低潮期，已经拿不出有力的作品了，所以转向张扬些什么、批判些什么、攻击些什么……”
他最后说“张承志也好，张炜也好，你们不是有这样的观念、这样的情怀吗？你就把它写成最牛X小说，当然得是公认的，别像贾平凹似的，写出来的不是东西、挨骂。”“我认为我将来一定能写出特别牛X的小说。我就敢吹这个牛。”
（4）现在的文学水平比三十年代要高，对于一些人认为现在的文学创作很不景气，他说，“我们不妨对比一下三十年代——被认为是‘五四’以来文学最昌盛时期的一些大家，包括郭沫若老师的诗歌、茅盾老师的小说，甚至巴金老师……咱们都算上，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作家比如苏童、余华、刘震云、刘恒等在文字能力等方面超过那个时代所谓的新感觉派之类，文字水平的进步那是非常明显的。”他认为，所谓文学的不景气不过是视听艺术的发展夺走了旧有艺术的影响力，并不说明创作水平下降了。
三、站在正统文学和红卫兵文学肩膀上的小说家
第一次朋友对我说起《心灵史》，我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去看它，第二次朋友对我说起它，我敷衍过去，第三次、四次……那么多有“思想”，有“才华”的人推荐它，就像去年推荐《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一样，我急切地想要看一看它了。
为了寻找一本张承志的《回民的黄土高原》（内有《心灵史》），朋友帮我给青海出版社打了电话。然而在我离京前还是没有买到。直到我回到德国一个月后，才总算找到，从北京辗转带给我。
我必须承认，这是不见张承志二十多年后第一次认真地读张承志的作品。自从我不再认同共产党社会的文化后，任何得到那个社会承认的东西，如获奖，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负的参数。他在文学上出道初期的作品，“骑手为什么歌颂母亲”、“黑骏马”、“阿勒克足球”，只是出于对老同学的好奇，我都翻看过。但是，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没有任何新意，他没有突破性的变化，仍然在以前的路上走，增加的一点只是他在很多方面在模仿艾依玛托夫。这和他曾经在草原上插队生活了几年有关，也和他的有限文学知识和思想素养有关。因为当时在大陆出版的有限文学著作中，出版了几本艾依玛托夫的书。
我感到，张承志最早的文学冲动所显示的是，他不折不扣地走在共产党社会中的正统文学的道路上。这种文学可能会比其前辈贺敬之、魏巍、玛拉沁夫等人，甚至比苏联和东欧的那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更加成熟，但是终究是没有生命力的，不会在文学史上留下什么。直觉告诉我，张承志很难走出这个框架，很难和世界其它地区的文学交流、相比、融汇。所以，从此我不再读张承志的作品，即便是在别人向我吹嘘他写的“北方的河”如何好之时。
这一次，我仔细读了《回民的黄土高原》。虽然是我最熟悉的文风，但是现在我绝不愿意认同它，套句时下流行的时髦话说，这是共产党文化“话语”霸权下的产物，叫我如何认同它。
如果说红卫兵文风是受前辈左派知识份子，如贺敬之、魏巍，乃至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受前辈党的理论工作者，受各类党文化作品的影响产生的，那么可以说张承志今天的文风继续了他们当年红卫兵文风，虽然战斗的词句少了一点。但是，所使用的语言、概念，语言的韵律、节奏，语言中包含的情绪都和当年一样，没有任何变化，只是更成熟了一些。事实上，张承志从没有感到过有变换自己语言的必要。这样的语言在张承志的作品俯拾皆是，如在“海骚”的开始：
“这不是北方阿洛达莱的春三月；草地上白毛风星期的日子再可怖，但马蹄子踏着的是冻得铁硬的泥土啊！
这不比西省灰条沟崖的落雪天，山沟里冻破石头的日子再孽障，可镢把子顶着的是热气股股的故土啊！“（见《回民的黄土高原》，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百一十三页。以下均引自此书）。
这里既有贺敬之也有郭小川的痕迹。
“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是我渐渐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第二百三十九页）。
这是和文化革命时的文体一样的一种进军式的散文，这是一些慷慨激昂的空洞的大话。
“对于我——对于你们从《黑骏马》和《北方的河》以来就一直默默地追随的我来说，这部书（指《心灵史》——笔者注）是我文学的最高峰。我不敢说——我还会有超过此书的作品。甚至我还在考虑，就是以这部书为句号，结束我的文学。
对于我在一九七八年童言无忌地喊出的口号——那备受人嘲笑的‘为人民’三个字，我已经能够无愧地说：我全美了它。这是对你们的一个约束；如今我践约了，我没有失信“（第二百四十五页）。
“——那时，你们不仅觉得自己触着了我的心，也觉得自己触着了大西北的心。我的感情，你们的感情，死去的烈士们的感情——会彼此冲撞。那一刻的震撼将无法形容。我坚信那千金难买的一刻一瞬。我崇拜它。未来的人类将因此而羡慕我们。他们会觉得：在人世间，再也没有一份比这更珍贵的感情了。”（第二百四十六页）。
这种肉麻的自大在自由社会的作家中是很难找到的，只有在那种极权社会和权威文化中，在那些极端的教派团体中才会出现。
“描画这样一个硬壮的汉子么？
任何旧文学的手段都无法奏效。“（第二百四十页）。
“他们并没有怀着对殉教者的同情深入调查。他们缺乏对于人的心灵力量的想像力，因此也不能获得秘密。而历史从来只是秘史；对于那些缺乏人道和低能的文人墨客，世界不会让他们窥见真相。”（二百九十三页）。
这种夸张的基础是一种自以为是的马克思式的先知，一种对一般文学的无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革命式的所谓对旧世界的蔑视。再如：
“中国对此一无所知。中国对心灵和心的灵性，从来是冷淡的。”（二百六十五页）
这种夸张的语言可追溯到马克思，以及雨果那种浪漫夸张的语言的中文译文的特色。为什么会这样习以为常地大量使用夸张性的语言，为什么在绝大多数大陆知识份子的作品中经常如此，原因就是那种极权文化的自以为占有真理，自以为代表真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化和教条化，这一切必定导致假、大、空。这种特点甚至在金观涛等人的所谓哲学作品中都可以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种自大而无知伴随着一种虚张声势，在作者看来仿佛只有“历史”、“人民”、“人类”、“危机”、“尊严”、“孤独”、“宇宙”、“神秘”、“高尚”这些名词，“一切”、“高、大”这些形容词，才是大文学家和大思想家的语言和问题。如：“毛拉说：‘知识的终点，是主的认知；伊斯兰的终点，那是无计无力！”
我坚信，一切哲学，都会被这句话震动。“（第二百六十一页）
“在苏四十三出世时，大时代悄悄降临了。”（第二百六十九页）
“他的时代，用教内术语来说，已经全美。”（二百八十八页）
在此我只是引述了极少的一些例子，这些语言遍布在《回民的黄土高原》中的每一篇作品中。
分析这种语言和其它文学语言的不同，分析中国从三十年代以来到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语言的蜕化和萎缩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题目，不是两句三句可以说完的问题。我的朋友，研究德国文学的诗人吴建广正在做这一工作，我想说的只是，这是一种典型的共产党社会，极权文化的文风。我提出这点，也是想先对王朔的自以为是作一个注解。
我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小说的，但是也还是感到张承志的小说结构仍然和以往和时下在大陆仍然流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结构没有任何形式上的不同。他甚至没有能力像王蒙那样玩弄一下新的形式。他和王蒙的这种不同非常能够说明二人的特点，是一个很值得作的题目。
四、极权文化崩溃前的烦躁
就思想来说，张承志小说中仍然是超越个人的抽象的“历史”、宗教、人民等主导，每个人的生活和喜怒哀乐都受这种超越个人的东西的主导。他把它称作“信仰”、“精神”。在他的小说中不是个人生活中的内在的冲突，而是人的全体和历史、宗教、社会的冲突、意念的冲突。在文学中，以这种抽象的意念冲突的导引并主导着的作品实际上就是一种主题先行的作品。它所导致的是把人抽象化、平面化，使人失去复杂的、丰富的、不可解析的生活内容。
人和自然的关系，在文学中肯定是作为个体的人和个体的自然。整体的人和自然的关系的讨论则必然把人们拉向大而空泛。如果它只是一种讨论或推测还好，如果它被教条化、意识形态化，被人们用来代替个别的、真实存在的具体的个人和自然，那么它就会脱离文学，步入宣传。
宗教和人的关系，不，在文学中应该说是人和宗教的关系，在那里揭示的人们的生活，不是宗教导引着人的生活，而是在人内在的对爱的追求中，内心中和情感中的大量的宗教因素和社会、政治、制度、世俗的宗教，以及家庭、宗族等的冲突，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可解脱，不能克服的矛盾和背谬所带来的悲剧。
这种悲剧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中的所谓悲剧不同。那种悲剧是由于你遇到了坏人，灾难而导致。而这种悲剧则是内在的，必然的，人活着则必然无能为力的人生悲剧。
由于张承志始终是位于极权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文学中，甚至远离对社会稍有批评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因此他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提出这些问题和处理这些问题。宗教在张承志那里只是煽情的意识形态，某一群体的口号。
王朔把它说俗了，但是却是一针见血。极权社会中的张承志不过是深沉的流氓，他根本没有一般社会中的知识份子的道德规范，因此，把他作为抵抗投降的高尚，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除了我们在上文中所引述的作为“黑骏马”的作者那种沾沾自喜，事实上，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在一般人面前的俗不可耐的自得和对尘世中权贵的垂涎谄媚，如：
“在这个尔麦里的打依尔上，我被它彻底征服了。我把一名优秀作家的自信，第一次变作虔诚献给了它。”（二百九十二页）
在《心灵史》的前言中，他炫耀地说，“当我的《金牧场》发表时，曾经举办过一次朋友间的小小庆祝会。沙沟农民马志文被我作为第一名贵宾，介绍给包括文化部长王蒙、美国大使夫人包泊漪在内的客人。”（二百四十一页）
然而，张承志可以在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仍然不顾社会的变化而沉浸在极权的正统文化和文学传统中。社会演变到了八九年，尤其是其后，张承志所赖以生存的那种文学气氛，文学手法，文学空间却是在社会的变化中越来越狭窄，由于他自己的特质决定，他甚至不能和王蒙、王朔那样随波逐流，顺应极权社会苟延残喘的变化，作个弄潮儿。这可能就是王朔所说的，卫道的红卫兵天性所致。水落石出，他越来越深地感到威胁。对极权社会文化的衰败，张承志的反映是两方面的：这就是“抵抗投降”和《回民的黄土高原》所显现的。
一方面，他再次跳出来卫道，所谓抵抗投降不过是再次的“卫道”而已。因为，张承志从来也没有反叛过社会，当然更没有反叛过扼杀人性、扼杀任何追求真善美的冲动的极权专制制度和共产党。同样也可以说，张承志从来没有追求过我们一般所说的人性的解放，追求过“真理”和知识，追求过真正的知识份子的生活，否则的话，他怎么可能从来没有和共产党社会产生过冲突呢？张承志理想中的高尚、社会伦理秩序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是正统文学赖以生存的“三纲五常”，可惜已是昨日的黄花。而这种极权文化的衰落和瓦解，使他一直坚持的人生道路，文学道路的基础动摇了，市场萎缩了。大厦将倾，张承志们本能地要坚持、维护旧有的伦理秩序、旧时的文学，反对对旧日的一切偏离。
除了这种卫道外，另一方面，生活在极权社会崩溃的时代，他必然要到别处去寻找出路。六十年代表现出很强的干部子弟意识，七十年代末期有很强的所谓“人民”意识，而从没有很强的回民意识的他，在八十年代初期以后发现自己竟然首先是一个回民。要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红卫兵发起人张承志走向黄土高原，转而宣扬伊斯兰教思想了，并且据说成了某些教派的精神领袖，这真让一些还没有走出共产党文化的知识份子瞠目结舌。
这其实和时代有很大关系。张承志没有他的前辈贺敬之、玛拉沁夫等人那样有运气，随着共产党的上升而成名。他所处的时代是共产党文化式微的时代。这类作品越来越失去市场。人们虽然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抛弃这种文化，但是，在表面上却是以远离这种文化为时髦。张承志当然不能恪守红卫兵文化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理想主义。然而，任何反叛都是痛苦的，任何反叛首先要砸碎的是旧的自己。这不仅需要敏锐的才气，甚至需要“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虽九死而不悔”的坚韧。二十岁的张承志不曾走向这条路，那时他迷恋特权、憎恨平民，现在，眷恋尘世的他更不会抛弃掉旧有的一切，他想要寻求的是这种文化的代替品，当然要有高尚的外表、神圣的光环。
寻找替代“画皮”，匆忙的转化，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共产党及其精英所表现的这种现象在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前后都如此。中国虽然没有像东欧那样崩溃，但是也具有这种特点。我曾经问过一位从克罗地亚逃到德国的难民，为什么过去似乎一直在“渐变”、被魏京生称为第五个现代化样板的南斯拉夫今天会比任何东欧国家都糟糕，出现这样的不可收拾的混战情况。他告诉我，八八年时南斯拉夫情况从表面上看的确很好，人们甚至认为，再过几年他们的经济就会和西方一样了。但是，共产党人不愿意放弃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因此挑动激化了各种矛盾和冲突，从而造成了今天的局面。目前，我曾经就这个问题再次问过一位在匈牙利任教的南斯拉夫教授。他告诉我，在南斯拉夫以前的共产党人就是现在的民族主义甚至宗教主义极端份子。很少有共产党人，会轻易放弃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处于转化中的东欧各国情况各异，以前的共产党人现在分别成为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宗教主义者、地域主义者、权威主义者，甚至所谓“民主”社会主义者等。但是这一切的基础和尊重人权的民主文化都是不相容的，他们寻找的是一种掩饰极权文化的权威文化，是一种与民主人权的对抗品。这是很危险的。
张承志的这种变化是这个潮流中的一朵浪花。他敏感地意识到红卫兵时代捍卫的马克思和“为人民”已经日暮途穷，而转向伊斯兰教。在这种转化中甚至没有让人感到和他身上固有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有什么冲突。他的思想和方法，知识份子的伦理道德也没有任何改变。事实上，人们可以透过张承志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表面变化，来观察极权社会的文化的变化。
但是，问题更加严重的是，今天和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不同了，动荡的极权国家犹如即将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它隐藏着各种变化的可能，各种危险。
张承志是极权社会的宠儿中最早跳出来玩“火”的一些“知识份子”。在那个民主文化，人权意识薄弱的社会中玩弄宗教主义、民族主义，是十分危险的。他从精神世界带来的变数要过于当年红卫兵文化给尘世所带来的危害。人们必须警惕，那些个自以为占有真理，自以为无所不能的各类权威主义份子，一旦狂热起来，一旦行动起来，是不会考虑社会和平民的利益的。极权主义的文化，从希特勒到共产党，到今天的南斯拉夫给世界带来的危害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和思索。
五、鸡蛋是从大头吃还是从小头吃的争论
一位朋友问我，你批评张承志，是不是反对理想主义，王朔和张承志的争论是否可以归为要不要理想主义。
如果理想主义从西文（Idealism）和中文来说都意味着以一个思想和观念为最高目的。那么，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观念，有各种价值的思想和观念，就必然有各种各样的理想主义。例如，有马丁·路德·金的金色的人权梦想，也有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的黑色理想和血红的共产党专政理想。因此，争论的问题首先应该是要什么样的价值。只有解决了价值问题以后才能辩论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还是物质主义（唯物主义）。然而，即使如此，人具有各种性格，社会是多元的，这种争论基本不会有唯一的答案。只可能是，在某一历史时期，是否某种倾向可能影响更大，或产生的影响更为积极、有效。
关于如何评价王朔、王蒙和张承志的争论，同样也是如此。首先我们要看王朔和张承志在价值问题有没有分歧，这包括对社会、人的价值和文学价值的看法。当我们这样分析问题时，我们可以从王朔对张承志的“批评”中看到，无论是道貌岸然的张承志、王蒙，还是似乎“玩世不恭”的王朔，他们在价值问题上没有根本性的冲突。他们都认同共产党极权社会的价值，认同正统文学。他们都是极权社会和极权社会正统文学的产物。（关于王朔，笔者将会再写文章分析）
王朔和张承志所争论的是，在极权主义的框架内是要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还是物质主义问题。这种争论与五十年代以来关于封建社会是两千年还是一千年，美的阶级性，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还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乃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是一样的，是极权社会内部的政治和社会文化需要，没有实质性变化意义。对这一争论人们可以分析的只是，究竟是王朔还是张承志对“共产党社会”的影响更为积极。
自从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今天》和《星星画展》的出现实际上标志着一种非官方的，新的文学和艺术冲动的出现，一种人性的觉醒和对极权制度及其社会文化的反叛。主流文学中的张承志自始至终和这一潮流格格不入，时至今日他和王朔的这种争论仍然如此：无论就对一般价值的追求来说，还是知识份子对知识和文学、艺术的追求来说，都没有显现出一种新的价值，新的文学冲动，因此，张承志和王朔的争论，实在可以说不过是鸡蛋是从大头吃还是从小头吃的争论，毫无实质性的意义，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饮鸩止渴，阻碍了人们在文学上对新的价值和方法的追求。
（《北京之春》1996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