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首先,尴尬的是中国作家和诗人——那意味着:什么是这种文学的形式与内涵特征?或更糟:有没有这种文学存在?几十年呕心沥血的努力,就被一个问号轻轻抹去了。同时,它也令西方有学识的读者和专业人士尴尬:若问到“古代”,还不至于空白。当年庞德标榜“意像”,嬉皮士谈佛论道,迄今尚不失余韵。但“当代”,除了中国餐馆的招牌无所不在,就只剩下香港问题、中英之间九七年谈不完也得谈完的谈判。“天安门的屠杀”、“文化革命”……当然,谁没读过张戎的《鸿》、或堂堂“企鹅”版的张贤亮写自己二十多年囚徒生涯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呢?由此,能列出一个不短的畅销书单,有中国式的“铁女人”,在上海滩的红色风暴中,矢志恪守个性与信念;有柔弱的鲜花,在荒乡僻壤,迫于孤独与恐惧,听任女同性恋者抚慰自己的肉体;有更多回忆录,从关于神秘的“毛”到“民主墙”……既是“中国的”又是“当代的”。西方,对中国知道得够多了。

唯一的麻烦是:它们是不是文学?《鸿》作为Non-Fiction在英国获奖后,张戎和我都应邀参加了澳大利亚悉尼的“作家周”,对她大规模的采访和评论,无一不把《鸿》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成功的标志。《上海生与死》、《红杜鹃》、法文的《红高梁》(非“红”不可!)也颇为类似。一个更极端的例子:九三年,世界当代视觉艺术最著名的展览之一威尼斯双年展,邀请十六位中国画家参加,画题却几乎只有一个:以“波普”画“毛”的脸。同一批作品也先后以Mao goes pop和“中国,先锋派”为名在香港、悉尼和柏林的著名画廊展出。作为诗人,我当然懂得经验的重要。个人回忆录与自传性作品,更有助于弥补中国意识形态控制下史料的匮乏、史实的歪曲。但“文学”和“艺术”,却并不以对经验描写是否逼真为尺度(且不说我对上述大多作品“真实”程度的存疑——倘若以揭示内心的深度为“真实”

涵义的话),而且以作品的构成形式为尺度:结构、层次、内在动机的组合,语言探索的能力、节奏与质量等等。这些之后(而非之前),我们才能说一部作品“有了”内容。我感到遗憾,但确实如此:大部份“走红”于西方的中国题材作品,经不起这番衡量。对素材粗糙地使用、形式上的平铺直叙、人物内心的空洞及审美趣味的“媚俗”,使充满恶梦、脸谱、食人生番、民俗画、伤疤和成语故事的一本本书,颇能满足阅读上的西方“旅游者”。但文学……想想《古拉格群岛》冷酷的记录风格吧。“事实”是“现实的”,更是作家“文学意识”中的——必须如此:是“个人的和语言的”。这是文学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一句话,西方,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标准上,没通过考试,这并不是说,西方没有自己的标准——安迪·汪霍之后,哪个西方画家还对“毛+Pop”有兴趣?作为艺术观念,它早已完成;作为参与现实,它早已过去了。但为什么是“中国人”画的,就能逾越艺术规则之外?我不相信威尼斯双年展的主持学识浅陋,就像悉尼作家周由一位优秀的澳大利亚作家设计,但什么是对一个总称自己“五千岁”的历史老人的评价标准?或更苛刻些——借用一个美国词:“优待种族歧视”——出书、参展背后,一个潜意识的态度:你们的今天是我们的昨天。中国艺术家的可悲,在于以为“玩毛”出了一口几十年“被玩”的气。却不知当年能玩自己的,又除了“毛”一无可玩,你就仍一直被玩着,更不自知、更惨、更彻底!而西方的“同好”们,是不是双重的“被玩”者?比没有标准更可怕,提供了一个“伪标准”——既无西方艺术原则,又盲从于中国现实假象:连政治上,也因为反抗者的艺术语言如此苍白,只能寄生于被反抗者而存在,于是毫无意义。

就这样,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位仍在飘流中的奥德修斯,既无家(也不知是否在“回”家),又远离了充满英雄幻想的战场——还记得“六四”后血腥味儿的陶醉吗?由于没有可靠的价值判断,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现状是充满喜剧效果的悲剧:每年临近诺贝尔文学奖公布,海外传媒都得为中国作家狠狠抽搐一下(有人讥之为“痛经”)。而日期一过,话题再次回归“市场”、“进出口”、“合同”。少数出版社(例如英国的Wellsweep Press,澳大利亚Wild peony),试图介绍“正直的”中国文学,其选择与处境,用“自杀”和“挣扎”形容毫无过份:既无西方政府或财团为其“品味”投资;更不用想像中国政府为“输出文化”赞助“反叛者”——出版流亡作家的作品,还奢望“礼遇”吗?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出版社没钱推销——书卖不掉——出版社更没钱。最后,或者破产,或者“自我洗脑”:加入“适者生存”的逻辑,发财同时把“幼稚”和“愚蠢”的证明,自己印过的书,忘得越快、越干净,越好。

面对这现实,谁也没有一张药方,作为中文诗人,我只有建议中国作家拆除自己的“文化掩体”,去参与普遍评价。因为“标准”只有在评价过程中逐渐建立。困难显而易见,例如翻译的质量,但这正是我们今日“世界范围生存方式”的内容之一。你是奥德修斯,就注定得飘流,甚至为自己创造一个大海,不可否认,中国当代文学没有标准,中、外作家和研究者经常互为因果。譬如当代诗,一把万能的“意像”钥匙还是当年庞德铸造的。“懂”与“不懂”,皇帝是不是只有“新衣”,都推到“意像”身上了事。而中国诗人也乘机——反正中文文字灵活、语法自由——藏拙,把“无话可说”一变而像“有话不说”。于是,目前大多数关于中国当代诗的讨论,只不过在证明,这些诗无须讨论。它们太特殊了,以上译者和研究者可以无限丰富其内涵,从“共产党”到“禅”,无所不容,那么也最好搁置不计。事实上,中文没有想像中那么神秘(无须经“造反”了近半个世纪的“新华体”中文):“窗口在哭泣”,用任何语言读都是一句坏诗,一个陈词滥调。“语言中沉默的痛苦”,除了证实诗人语言的思考简单贫乏的可笑,什么也没有暗示,而谈论中国历史呢?请想想莎士比亚对“罗马史”的“挪用”,不像他在写“罗马”的题材,倒像整个罗马帝国被开拓出来,为了证实他的写作!他真该是位汉学家……因此,西方的读者们,应当合上那些高中、大学课本,停止用现成的“知识”设想“中文当代诗”。因为它是“诗”,所以必须触动、甚至改变已存在的诗歌知识结构:“中文”,更要求翻译不流于“解释”,而投入“创造”。“意像”的加减乘除、古典式的“瞬间感”、短小的形式,只让诗“看上去”像中国的,却也可能正利用人们对“中国传统”的错觉,掩饰一首“当代创作”的空洞。特别是,当代诗人已经写得更早、也更好,为什么要读它们的当代赝品……其实,这正是中文最深刻的启示:诗,没有时间——就像中文的动词没有时态,每个动作发生在“现在”也发生在“永远”——只要它触动你,一首诗就是“当下”的。所以,所有诗人都“活着”,屈原、李白、但丁、叶芝……如果谁在读一首中文诗的英译,就将其纳入英语文学(包括译成英文的世界文学)环境去判断优劣;如果谁在译一首中文诗,也不要刻意“编辑”,给原作本来没有的东西。它应当显示自身的价值、或无价值——通过其“写作方式”:词语的结构与意义,争取时间(历史)和空间(中、西)双向上的“不可代替”性。就像人们面对一部英文原作,从不信任到信任,被作品本身所征服——这,也就是中国当代文字的标准。

这才是真正的困境:与文学作品所处的环境相比:流亡中漏雨的房子,寒冷冬天的飘泊、与生存精疲力竭的较量,都不算什么。我说过:没有浅薄的现实,只有浅薄的作家。问题是:如果写作是命定的选择,怎么使这选择确有意义?对中国作家而言,我们不得不是这样的奥德修斯:一边出海,盯着每个打来的浪头;一边被自己的另一双眼睛盯着,“写作”的眼睛、狠狠审视自己的眼睛,仅仅在字里行间——犹如荷马的盲眼看到的!

这是真正的解说:价值的空白,误解的泛滥,“品味”的堕落……恰恰印证了:“另一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杨炼《黑暗们》)。人的处境并不因遭遇到“中国当代文学”而变得更好、或更坏。接受共同的价值,我们也就在继续:古今中外创造者和作品一贯的命运。詹姆斯·乔伊斯说:“谁没有尝过流亡的滋味,谁就读不懂我的作品”。而,也正是作品,注定他还得无尽流亡下去——眺望自己大海一样的孤独。

(《北京之春》1996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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