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叶利钦大选获胜。
绷紧神经翘首以待的全球观察者，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东欧的哗变和前苏联的解体，以及剧变后的基本态势，既是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同时也是全球知识界智力和心灵的激荡中心和焦点，它引发了广泛的反省、思索和辩论。
特别是，当俄罗斯和东欧在近几年向市场经济转轨遭遇困难，大众生活水平水准下降，在某些国家原有共产党人物被选举重新上台时，左翼回潮在这些地区扩展开来。于是，更广泛的疑虑和更深刻的论辩，像浓雾一样，弥漫于全世界。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摆擂选举。最后的双雄对垒，标志着两种命运的对决：或是继续目前的疲惫艰辛怨声盈耳的市场经济改革，或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部份计划经济措施，同时逐步整合并重建苏联大帝国的昔日光荣。
焦点问题是，艰苦的当下现实与昔日的共产主义究竟何者更为可取？
面对上述两雄选择，恐怕任何人都不可能轻松地投下自己那一票。
应当坦率地说，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叶利钦的从政风格和政绩，实在乏善可陈；笔者对于叶利钦，无论是判之以公还是私的任何标准，都难以产生好感。然而，当您的记忆库开启，脑海中浮现出共产社会中那些梦餍般的历史场景时，你的手恐怕还是会不自觉地滑向叶利钦的票箱。
这就是人类的宿命。
我们面临的窘境，常常是无可选择。试想，当你面对一个烂山芋和一个毒番茄时，你选哪个？人类的基本命运，往往不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而是“一筐烂果，必须选择”。邱吉尔所谓“民主是坏政体中较能接受者”的概叹，实是深有感触之论。
近些年来，笔者自我反省，努力要割除的恶性嗜好之一，就是我称之为“人类的洁癖”：总想在现实世界中期望完美，寻求完满，向往一尘不染。事实上，今天，自己越来越死心塌地认定，普天之下，没有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没有完满无缺的制度形态，没有无可挑剔的理想人物。我们在现实中所做的一切选择，无非都是“众害相权取其轻”，如此而已。
简单地说，我已经把那个苦苦纠缠自己的“洁癖”，放逐到了“天国”，保留给了宗教，仅仅作为批判性的标准，提升性的动力，而绝不当做具体追求的目标了。
毕竟值得庆幸的是，俄罗斯终究是作出了自己历史性抉择。这是一个现实的抉择。
在民怨沸腾，生活艰难，俄罗斯极端艰困的经济状况下，还能再次还举原执政者执政，可以想见，人们的境遇是何等无助无奈；而明知即使共党上台也不可能完全返回旧共党时代，但人们仍然拒绝那个旧时代的符号，可见，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有多深多广了。
各种迹象显示，俄罗斯人所受的苦已经越过了它的极点。在如此深重苦难的极点上，人们仍然拒绝走回头路，在此意义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选举，实质上是对俄国共产主义的终审判决。从此，它真正成了历史。
自然，人们仍会对当选者叶利钦寄予厚望，但是，我恐怕这种期望会再次落空。（虽然，我宁肯自己说错了。）因为，俄国要走上正常的轨道，恐怕还需要时间。
一方面，众所周知，在政治上，一旦打破原有平衡，就必定产生连锁反应，产生一系列震荡，直至逐步达到新的平衡。新体制的建立都要经过几个回合的反复较量，才能最终稳定下来。
东欧的左翼复兴，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历史的自动震荡平衡现象。当然，由于振幅日益衰减，震荡逐步减弱，因此，可以断言，它们已经绝不可能返回原点了。
在另一方面，谚云：“没有不夹脚的新鞋”。任何向新社会的转型，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犹如分娩的阵痛，无法避免。区别仅仅在于阵痛的大小和时间的长短。
其实，只要比较一九一七年革命的代价与当前转型的代价，事情就清楚了。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在付出血腥的惨重得多的代价而达到稳定的平衡后，人们发现，他们的景况竟然比革命前更糟！这真是历史所开的残酷的玩笑。
而后者，虽然谁也无法预测将来达到新的稳定平衡后的精确状况，但毕竟有现实的（并非理想状态）的相同制度形态的社会作参考，即是说，它是拥有现实的经验性依据的。不像前者，完全是人为设计的从未存在过的社会。
这就是笔者对俄国长远前景预后乐观的基本理由。
当然，作为中国人，我们自然会想到，这次俄国大选，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
早就有人额手庆幸中国未曾经历“苏东波”式的大变革了。苏东各国老百姓在转型的苦难被人们嘲笑为“急躁政治变革”的“自食其果”。其幸灾乐祸之态，跃然纸上。
不过，我想问的是，现在就下结论是否为时太早？俄国这次选举所显示的国民心态对了解中国人的心理有什么启示？而关键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变革之路是否比俄罗斯和东欧更好代价更轻？中国现有的制度性框架还能容纳多久目前速度的经济增长？由于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制度性改造并未真正开始，真正的阵痛还在后头，到那时，中国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嘲笑他人是容易的。而走出自己的历史阴影，却是需要超绝的力量和耐心，是极其困难的。成败如何，只有付诸历史判决了。
（《北京之春》1996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