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自由不可能有民主，争取自由是获得民主的前提，极权主义的重要标志就是全面剥夺公民自由权利，包括公民的表达、信仰、新闻、结社等自由权利，一旦公民的这些权利被剥夺，群体只能由少数人实行专政、为所欲为。
1）争取自由权利是实现民主的必经之路。
极权统治必然造成广大民众怨愤、不满，统治者为了求得稳定，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必定会压制封锁不同的声音，剥夺民众的自由表达权利。
民众如果不能争取到自由权利，即使进行形式上的选举，那也只统治者是欺骗民众的花招。
他们的所谓选举，都是在严密操控下进行的；选举的提名权牢牢的掌握在当权者手中，异见人士休想进入候选人的名单。你要独立参选吗？你没有表达的自由，（包括出版、言论、集会、新闻自由），你如何让选民知道你的事迹和观点？在极权时代，如果一人一票选国家元首，在毛泽东时代，必然毛泽东当选，在朝鲜，是金日成，在罗马尼亚则是齐奥塞斯库当选。在伊拉克萨达姆可以得到100％的选票。这说明了自由是民主化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自由谈不上民主化。统治者完全掌控了媒体，民众成了政治上的聋哑人，他们只能知道毛泽东、金日成、齐奥塞斯库的伟大、正确的.
2）何谓自由化
公民本应享有自由权利，这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即使按照中国的现行宪法，公民也应有言论、出版、新闻、结社、游行、示威、信仰、人身、选举等自由权利。争取自由权利的过程就是自由化的过程。自由化的过程是公民自由权利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自由化就是实现自由权利。初步实现自由化的标志应该是，开放报禁（新闻自由）和开放党禁（结社自由）。只有开放了报禁和党禁，才能逐步启动一个国家的民主化。
今年大陆选拔“超级女声”，不采取过去的专家评审的办法，由观众直接自由投票，结果数以百万计的人参加了投票。盛况空前，好评如潮。参选者也各显其能，有很多创新。但就是对这样的自由选举歌星的活动，有人也要反对“自由化”，看来争取自由化的过程来日方长，我们应该有耐心有韧劲。
3）邓小平镇压自由化
中国反对自由化的始作俑者当然是毛泽东。毛死后，大家利用否定“文革”、“大跃进”，平反冤案的机会，使用大字报、出版刊物、发表演讲等方式，表达政见，这些活动遭到了邓小平的强力镇压。
1979年中国出现西单“民主墙”运动，邓小平在1980年1月说：“现在有一些社会思潮，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中的思潮，需要认真注意，例如去年‘西单墙’的许多东西，能叫它生动活泼？如果让它漫无限制地搞下去，会出现什么事情？”
他还说：“绝不允许宣传什么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的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绝不允许任何人背着党，同这些人发生联系，……有些秘密刊物印得那么漂亮，哪儿来的纸？哪个印刷厂印的？他们那些人总没有印刷厂吧。印这些东西的印刷厂里没有共产党员？支持这些人活动的有一些就是共产党员，甚至于还是不小的干部。对这些党员要讲清楚，他们的立场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立即彻底改正，就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处分。”（注1）
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到邓小平镇压自由化的两个手法。一是给争取自由化的人，加上“反革命”帽子，论罪判刑；再一个是对自由化的出版物，要追查印刷厂，每个工厂都有党委或党支部，要查那里的党员干部，要进行党纪处分，谁都知道，印刷厂里必定有个党委，厂长也是党员，党票就是官票，有了党票才能当官，升官，撤了党票就是断了官路，那对那些当官的人党票是天大的事，谁不害怕？用这种办法封杀出版自由，是一个绝活，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特色，出版社都是国营的，在那里都有党委，抓住基层党委，就能封杀一切有不同声音的出版物。
4）邓小平支持批《苦恋》
1979年左派批判白桦的文学作品《苦恋》，得到了邓小平的有力支持。这次批判实际上是镇压了当时的大文艺自由化。邓小平在一次同中央宣传部门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总政提出了批判《苦恋》的问题，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惊。有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放肆地讲了一番话，有的学生反映：党组织在学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吹了。学校党委注意了这件事，但是没有采取措施。”
在这次讲话中他还突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注2）
为了反对自由化，邓小平不遗余力，1980年讲话中，他为自由化加上反革命帽子，1981年他给自由化加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他反对的都是自由化。
5）邓小平扼杀大字报
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提倡过大字报，当时是为了发动群众打右派，打倒刘少奇，打击走资派，批判刘邓路线。“文革”中修改宪法，加进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内容，邓小平复出之后，下决心修改宪法。他说：
“‘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注3）不久在中国的宪法中取消了大字报的内容。
其实大字报是一种简单的、大众化的表达形式，可以被民众使用，当做一种民意的表达形式。宪法中值得修改和删去的内容比比皆是，为什么邓小平偏要修改宪法，取消大字报的内容呢？其实这也是为了限制民众的自由权利。自此以后基层大字报很少了，有人贴了大字报就要撕掉。现在全国腐败现象极其普遍，基层民众议论，如果允许自由张贴大字报，腐败现象不会如此猖獗，说明民意缺少表达形式和渠道，腐败就会蔓延。
6）邓小平反自由化迫使胡耀邦下台
1985年9月18日北大学生对社会现实不满，上街游行。当时党内彭真、王震、邓力群要求反对自由化，并要写入党的文件，而陆定一、万里则持反对意见，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旗帜鲜明的主张反对自由化。他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注4）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到，在中共高层反对自由化最坚决、最持久的是邓小平。文革中说邓小平是走资派，实际上邓小平在政治上是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自由民主）道路的。说他是“走资派”至少在政治上是莫大的冤枉。八十年代中期在胡耀邦任总书记之后，知识分子中思想比较活跃，要求政治改革，实现自由民主，这时邓小平发表讲话，反对自由化。他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注5）
由于胡耀邦在政治改革上的开放态度，再加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知识分子的鼓动，1986 年底
和87 年初，大学生的示威游行不断，遍及十几个城市，引起保守派的反弹，最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以反对自由化不利为由，撤了胡耀邦总书记的职务。把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开除出党。从而开始了新一轮反对自由化的宣传运动。
7）反自由化镇压六四软禁赵紫阳
1989 年4月胡耀邦去世，很多大学生纪念他，举行集会、游行、示威，这些活动被当局认为是自由化。于是发表社论压制，说学生这些活动是动乱，由此带来更大的示威抗议活动，矛盾激化，保守派调军队，开枪镇压学生，赵紫阳反对开枪镇压，被罢免总书记，软禁16年。很多主张自由化，一大批支持或参与学生运动的知识分子，大学生，被抓捕，判刑，有些逃亡国外。
一场自由化和反对自由化的激烈斗争最后以保守派获得胜利，革新派受到沉重打击而结束。
89年春的学生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争取自由化的运动，如果说把自由化和民主化，看做是实现民主化社会的二个阶段，自由化是为民主化做准备，那么六四运动可以说是一场争取自由化的运动。
8）江泽民反自由化有功，升为元首
1986 年安徽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要求民选人大代表，得到副校长方励之的支持，学生游行，高呼“要求自由选举”“不自由毋宁死”，不久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也要求游行，拟出的口号是“争取民主，争取新闻自由”。交大的学潮报告到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指示：要疏导对话解决问题。交大出身的上海市长江泽民，去交大处理学潮，他软硬兼施，又用英文背诵林肯葛底堡的演说，又是强调上海不能动乱，说如果上街阻断交通结果非同小可，上海电视台广播了公安局的通知，游行示威一律要提前登记，负责人签字，否则就算违法，警察可以抓人。江泽民还召开八千人干部大会。明令工人不准上街游行，违者扣发奖金。江泽民平息了学潮之后，立刻秋后算账，开除了交通大学一百多名“带头闹事”的学生头头，其开除数列全国之首。不久上海市委下令“社会报”停刊，因为他们刊登了自由化的学者郭罗基的采访，还决定开除王若望党籍，宣布改组上海出版的，宣扬自由化的《世界经济导报》。
因为江泽民反对自由化有功，在1989年六四之后，在邓小平的主导下接任了总书记的职务，登上了全国最高领导人的宝座。这也说明邓小平提拔干部多么看重在反对自由化中的表现。
9）自由化和反自由化之争
1976 年9月毛泽东死去，10月抓捕四人帮，人们开始对过去极左的东西进行批判，重新审视历史，很多人有了说话的机会。当时中国的政治出现了逐步走向自由化，民主化的可能性。社会上有一种要求实现自由化的力量。出现了一些有自由化倾向的评论、文艺作品，和能够表达民意的报刊，这都是自由化的苗头。在党内也出现一批同情支持自由化的干部，他们支持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在党内也有一批极力反对自由化的人物，他们给自由化加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以使得反自由化，更符合老祖宗的意识形态。
回顾1976年之后的近三十年的历史可以看到，自由化和反对自由化，是这段历史时期中国政治斗争的主体。可以说这是路线，方向之争。因为党内高层，反对自由化的一方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加之民间势力不够成熟，以致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遇到镇压，魏京生被重判15年。1986年的学潮被镇压，胡耀邦被罢免，1989年的学生运动，遭到残酷镇压，王丹和一大批民运人士，党内的革新派或被判刑或流亡国外。赵紫阳被软禁。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为自由化正名，我们要以中国现行宪法为依托，利用各种形式推动自由化，凡是维护自由权利的活动，我们都应该给以支持，鼓励。不论海内外，党内外，凡是对中国的自由化做出有益的事、讲出有益的话、提出有益的建议，我们都应该表示欢迎。
邓小平在1981年曾讲过，反自由化要搞二十年，1992年他又讲，反自由化“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注6）几年以后邓小平就去世了，看来邓小平至死不忘反自由化。但是世界潮流终究不会被少数人挡住。我们应该坚持争取中国的自由化，二十多年过去了，只要没有实现自由化，我们还会不断地争取。
注1：邓小平选集二卷P252
注2：邓小平选集第二卷P.389
注3：《邓小平选集》二卷P257
注4：《邓小平选集》三卷P181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注5：《邓小平选集》三卷P123
注6：《邓小平选集》第三卷P.379
2005年10月11日于山东大学（10/13/2005 9:34）
（博讯《孙文广文集》）
（另一版本落款日期为2005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