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阶段背离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这个事实当然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在取得全国政权后,进了城市,条件发生了变化,共产党成了执政的党。领导人听到的颂扬多了,因此使人不够虚心,使人骄傲,这就给一些吹牛拍马,阿谀奉承的人提供了机会。更加上一部分领导人对个人物质利益考虑多了,这样就会使他们被腐蚀,另外社会主义时期的问题也确实更为复杂,更为广泛,由于缺乏经验也可能犯错误,当不认识错误时,就可能产生对立的情绪。

但也有一些难于解释的问题。

曾经和毛泽东长期并肩战斗的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为什么不出现象他那样的严重错误呢?为什么其他同志犯了错误之后一经指出,一经把造成的后果展示出来,就会顿然悟改,为什么毛泽东做不到这一点,而是顽固坚持错误,二十多年至死不肯悔改呢?为什么在推翻旧的反动统治之后,在取得政权,掌握政权之后他会发展到“杀功臣”,培植家族亲信,使用过去封建帝王用过的权术,树立自己至高无上的形象,搞独裁,搞专制主义,制造迷信,树立自己的神化形象呢?为什么在这些方面和过去的农民领袖发展的道路十分相似呢?

这些问题引导人们去思考毛泽东本身思想和历史的局限性。使人去思考毛泽东的本质问题。

毛泽东本质的暴露和被认识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思想理论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些问题,并不是一时的错误,偶然的失足,而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本质的充分暴露与发展。社会主义时期一定要改造小生产,一定要排除小资产阶级思想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干扰。社会主义要面对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现代化必须改变小农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赖以存在的生产方式,即小生产方式。由于小生产历史长远,影响深广,所以这种改造,决不是一次人为的“革命”或变革就能完成的。而在这个改造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各种形式的顽强反抗。

平均主义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表现形式,在土改时部分还是可行的,如分地主、富农土地、浮财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但在社会主义时期平均主义就会破坏生产。再如无政府主义“斗争哲学”,在推翻反动统治时都能起到一定作用,而在社会主义阶段就有百害而无一利。

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本质,是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才充分暴露出来的,58年他成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成了小农经济思想的代表。

毛泽东的本质——农民领袖

毛泽东的本质是农民领袖,他接受了马列主义所以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农民领袖。毛泽东领导的主要是农民革命,包括建立农民武装,农民政权,以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我国在民主革命中获得最大利益的是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农民取得了政权,分得了土地。马列主义关于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夺取政权斗争的理论,完全可以被一个农民领袖所接受。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阶段接受过马列主义,但他的接受是局限在民主革命范围内,如:阶级斗争的理论,武装斗争的理论,夺取政权的理论,建立统一阵线,实行党的领导等理论,其中心则是推翻当时的反动统治。在这些范围内做为农民领袖的毛泽东不但接受马列主义,而且在某些方面也创造性的发展的马列主义。

从本质看思想发展

毛泽东的本质是农民领袖,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五十年代,土改结束之后,他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因为没有受到改造和触动,所以形成与社会主义事业处处表现不一致。开始主要表现在合作化问题上和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盲目性和狭隘性,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必然要对社会主义事业形成干扰,当这种干扰受到批评时,又转为一种敌视态度。57年他的“反右派”和59年的“反彭”,都是属于敌视批评的性质。这种敌视的思想和行动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极左思想,极左路线,全面专政,从而造成大破坏。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是沿着这样的道路发展的即:

干扰敌视大破坏

毛泽东在各个阶段的本质可以表示如下:

毛泽东后期的活动

毛泽东后期的活动是站在小生产习惯势力的立场上,站在极左的立场上,把精力完全集中于对付反对派。他日夜思考的,梦寐以求的就是肃清党内的和人民内部的反对者。他所使用的“反修”和“继续革命”实质上都是对这个问题而讲的。他思考的核心是自己的地位,自己的权力,什么“反复辟”“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都是遮人耳目的假话。

毛泽东所以要突出阶级斗争,是要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把他的反对派当做阶级敌人来打倒。他强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要用专政的方法来压制反对派,他所要的“继续革命”正是要革掉那些反对者的命。

为了使全党全国能紧紧跟随于他,毛泽东大量、广泛的使用革命口号,什么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继续革命……等等。毛泽东所以要使用“革命”两字做旗帜,这是因为在中国“革命”二字可以唤起老一代革命家对过去的回忆,可以激发起年青一代的热情的向往。毛泽东正是希望用“革命”做旗帜,使人们盲目的跟在他后面。

农民领袖不能最后解放农民

毛泽东不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他都是“真心”的要使“贫下中农”当家做主,使“贫下中农”获得利益,要当“贫下中农”的代表。民主革命阶段他领导了打土豪分田地,58年他在农村搞“一大二公”“反对两极分化”搞“小土群”64年号召“农业学大寨”。都是“为了农民”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毛泽东把中国的“贫下中农”捧上了天,极力夸大“贫下中农”的积极性和觉悟,什么共产主义萌芽,共产主义因素。他都极力回避小农思想的弱点、缺点,回避小生产残余势力的影响。他虽然提倡广大干部,广大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贫下中农”管理教育、管理商业,要把医疗的重点转到农村,要使“贫下中农”富裕起来。但是结果怎样呢?公社化后二十年,农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滞甚至下降。农民继续受贫困熬煎,无法摆脱贫困命运。农民看到的不是普遍富裕在而是普遍贫困。

二十多年惨痛的历史教训,应该使中国的农民认识一个真理。对农民的甜言密语、恭维、吹捧不能使自己获得彻底解放。只有依靠科学思想的指导、依靠实事求是,才是彻底解放之路。

一个农民领袖在取得政权这后,如果不很好学习,不认真改造自己,他就必然会背离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背离农民的利益,尽管他对农民说尽好话,充当农民的救世主,甚至出于一片真诚的好心。但是最后他只能把农民拖入苦难的深渊。农民领袖而不能最后解放农民这就是局限性。

1980年3月6日
于济劳支队

(《狱中上书》,孙文广/著,香港夏菲尔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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