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19年10月,黎巴嫩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其主要诉求包括结束宗派政治、反对紧缩措施、改变税收结构、改善基础设施等,既有希冀政治改革的目标,也有民生领域的诉求。而黎巴嫩作为内部教派林立、外部受多股势力干涉的国家,又是五海三洲之地的冲要之处,黎国之动荡对中东影响甚大。以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国为一方,以伊朗和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为一方,以色列为又一方,分别在黎巴嫩扶植代理人,在黎巴嫩长期进行地缘政治博弈,这次抗议也不例外。同时,其周边的伊拉克、伊朗也爆发了抗议及伴随的血腥冲突。这也是自“阿拉伯之春”告一段落以来,中东发生的最大规模的系列动荡。最近数月,在全世界多地,均爆发了相互之间没有直接关联,却有微妙相通之处的抗议活动。我们可以以黎巴嫩的抗议为例,探析这轮抗议的共同点,预测此次黎巴嫩抗议活动的结果与影响。我们也应以他国为鉴,预防和解决我国可能或已经面临的一些类似社会问题,做到防范于未然、有备而无患。

自10月中旬至今,黎巴嫩爆发的大规模抗议已持续了两个月。10月29日,面对国内激烈的反政府抗议,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Saad Hariri)宣布辞职。但此前已持续两周的抗议并未就此停止,示威民众所要求的,已不是刚开始的对征收“WhatsApp税”的抵制,也不满足于具体官员的下台,而是提出了对政治、经济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行彻底变革的诉求。而进入11月份,抗议日益暴力化,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的力量的冲突在不断加剧,黎巴嫩局势愈发紧张。

10月17日,黎巴嫩政府宣布对WhatsApp、Facebook、FaceTime等通讯软件的使用者征税,例如对WhatsApp使用者征收每月6美元的税金。这引爆了黎巴嫩民众对政府和社会积压已久的不满。虽然仅仅几个小时后,政府就宣布撤回征税的决定,但已于事无补。当晚,更多的黎巴嫩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并提出更多政治和民生诉求。随后示威者更是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部分示威者还纵火、打砸,乃至袭击外国人,导致两名叙利亚“工人(很可能为难民,黎巴嫩官方一般将叙难民称为‘工人’)”死亡。11月12日,又有一位身为地方政治领袖的抗议者被军警杀害。而冲突迄今已超过百人受伤,死亡数目的统计则因口径不同难以确定。和平抗议与暴力行径并存,且总体越趋暴力和失控。进入12月份,局势时而紧张时而缓和,但示威抗议没有在短时间内停止的迹象。

12月19日,总统米歇尔·奥恩(Michel Aoun)任命大学教授出身的前教育部长、逊尼派人士哈桑·迪亚卜(Hassan Diab)为新总理,填补了萨阿德辞职近两个月后的空缺。但根据目前各方的反应来看,这未能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不仅民众不买账,迪亚卜也被视为是亲真主党的人士,无法得到国内外逊尼派及美国的支持。因此,黎巴嫩的政治前景依旧很不明朗。

自11月以来,越来越多的黎巴嫩人加入到了示威者的行列。无论是和平示威,还是暴力冲突,规模都在扩大。它已经成为自2005年“雪松革命”以来,黎巴嫩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和14年前那场革命相比,无论是庞大的规模、广泛的参与,还是极具变革性的政治目标和民生诉求,今日的反政府抗议可类比称为“第二次雪松革命”、“再次革命”。两场抗议有着微妙的联系,更有许多的不同。而今次抗议撼动中东,并与近期周边乃至世界各地爆发的一系列抗议浪潮有着微妙的关联。这次抗议的原因,应追根溯源到它的历史背景与经济社会的深层,对其影响需多面评估,对其可能的结果也要有合理预测。

(一)教派林立、不同不和、历经战火、内外博弈:黎巴嫩复杂的历史与2005年“雪松革命”

对国际政治和中东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黎巴嫩是中东地区宗教和文化最为多样的国家。但这种“多样化”并非和平的“百花齐放”,而是导致了残酷的内战和深刻的对立。如今的黎巴嫩,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各占总人口约27%,还有近6%为德鲁兹派(Druze),这些广义的伊斯兰教徒占全黎巴嫩人口的近六成。而基督教马龙派(Maronite Church)则是黎巴嫩最大基督教派,占总人口21%;希腊正教会、默基特(Melkite)教会(希腊东仪天主教会的一支)、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及其他基督教派别信仰者,又分别占有总人口的8%、5%及略等于1%和1%以下。

这些不同的宗教派别,从古代各自定居于此后,就冲突不断。黎巴嫩独立后,教派之间的仇杀有增无减。1975年至1990年,黎巴嫩爆发了15年零六个月的血腥内战,致使12万至15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这更加剧了不同教派之间的仇恨与对立。于2010年上映、备受关注、获得众多奖项的电影《焦土之城(Incendies,又译为〈火〉)》,就反映了黎巴嫩残酷的教派冲突和人伦悲剧。战争期间和战后,不同宗教信仰的黎巴嫩人分别聚居在自己所信仰宗教的社区,与“异教徒”在生活上隔离。例如,什叶派聚居在黎东北(阿尔贝克·希尔米勒(Baalbek-Hermel)省)和西南地区(南部省和奈拜提耶(Nabatieh)省中南部),逊尼派在西北(北部省和阿卡(l’Akkar)省)占多数,马龙派则集中生活在黎西部的中间地带(黎巴嫩山(Mont-Liban)省)。而首都贝鲁特,同样分为类似的以教派为区隔的社区。而根据内战结束前夕的和平协议《塔伊夫协定》,在划分议会选举的选区及席次时,同样根据各教派在各区域的人数比例进行分配。这种“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分治”态势,一方面,让黎巴嫩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冷和平”;另一方面,却让各教派群体隔阂更加强固,国家也处于一种“半分裂”的状态。

而2005年的“雪松革命”,则让黎巴嫩的政治局势更加复杂化。1976年即黎巴嫩内战爆发后不久,叙利亚军队在什叶派的“邀请”和基督教马龙派的默许下出兵黎巴嫩,并深度介入了内战和战后的黎巴嫩内政。直到2005年,叙利亚仍未撤军并继续操控黎巴嫩政府。当年2月,声望卓著、强烈主张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的黎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q Hariri)被暗杀身亡。随即,黎巴嫩反叙利亚的民众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提出了彻查哈里里遇害案、亲叙利亚的政府辞职、叙利亚撤军等多个要求。而亲叙利亚派别则于3月8日动员数十万人举行反示威。3月14日,反叙民众聚集起来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抗议。最终,叙利亚迫于约半数黎巴嫩人的反对及国际压力,从黎巴嫩撤走了所有军队,对黎巴嫩主权的直接干预、对黎政府的直接操控也就此终止。

“雪松革命”虽然成功迫使叙利亚军队撤出黎巴嫩,亲叙的黎政府也因之垮台,但国外力量依旧对黎巴嫩有着重大影响。例如“雪松革命”的过程,本身就有美国、沙特、以色列、埃及等国与伊朗、叙利亚争夺对黎巴嫩影响力的成份,而非简单的黎巴嫩人民争取独立自主的运动。而因坚决主张叙利亚撤军而遇害的前总理哈里里,也是黎巴嫩逊尼派穆斯林的代言人,还是黎亲沙特势力的代表。

此外,“雪松革命”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黎巴嫩不同教派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当然,在叙利亚撤军之后,黎巴嫩政坛此后几年又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洗牌,各政治势力发生了新的分化组合。例如以基督教徒为主的“自由爱国运动(Courant patriotique libre)”选择了与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真主党合作,并加入了后者与同样是什叶派穆斯林团体阿马尔运动(Mouvement Amal)共同组成的“3月8日联盟(Bloc de la résistance et du développement,又译为‘抵抗与发展联盟’)”。而曾在内战中与基督教马龙派互相进行血腥仇杀的德鲁兹人组成的“进步社会主义党(Parti socialiste progressiste)”,则加入了包括仇敌“黎巴嫩部队(Forces libanaises)”和“长枪党(Phalanges libanaises)”等基督教党派的“3月14日联盟(Bloc du 14-Mars)”。但这只是各方因利益需要而组成了新的联盟关系,只是由以前的教派主义转向更复杂的宗派主义,本质上依旧带有强烈的“身份政治”色彩。而在此后的大选及各种政治分赃中,依旧以各教派或教派内不同派别分配利益。例如相当于大选的黎巴嫩议会选举,就分为15个选区选出128个席位,每个选区都根据相关政治和宗教派别确定席位数量和比例。

(二)经济低迷、贫富分化、腐败泛滥、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的破败:宗派政治分赃下经济民生的恶化

在以宗教和政治集团划分利益的制度下,从表层上解决了黎巴嫩这个多教派国家的利益分配,各派系之间的关系也一定程度得到缓和。但它还同时衍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前述的导致各教派隔阂加深只是其中之一。它带来的更大的问题是,政治权力被各宗派的实力人物垄断,并导致腐败与渎职日益严重,以致泛滥成灾、危及国运。因为按照宗派分配利益时,宗派领袖一方面扮演了相关教派或利益团体的“保护人”角色、成为本派别对外的代言人;但同时这导致选举出的候选人更多是各宗派的权势人物、教派和宗族的“头人”,而非根据道德和责任心、从政水平、清廉程度、专业素质这些标准选出有德行与能力的政治人才。因此,这些“保护人”虽然在涉及自身派别利益问题上很是强硬、锱铢必较,但在发展经济、促进就业、改善公共服务与治安、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领域乏善可陈。而对于利益分赃、贪污腐败,他们却很是在行。这就让本已恶化的经济危机雪上加霜,人民对政府及各宗派首领(包括自己所属教派的领袖)的不信任日益加深,成为今日大规模抗议活动的政治和制度原因。

而导致本次反政府抗议的最主要因素,则是黎巴嫩近年来持续的经济民生危机。1990年内战结束后,经济曾一度有所恢复。但1995年后,黎巴嫩经济就陷入了长期的低迷状态。这与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控制区域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关。1996年4月以色列国防军发动了代号为“愤怒的葡萄”的军事行动,对黎南部和首都贝鲁特进行了狂轰滥炸,不仅造成了一定的人员伤亡,更严重破坏了黎巴嫩刚刚重建起来的基础设施,还致使数十万黎巴嫩人因战争流离失所。这场战争对刚刚复苏的黎巴嫩经济造成了巨大打击。此外,前总理拉菲克虽然在反对叙利亚占领、争取国家独立方面有所建树,但在发展经济方面却可用“不称职”形容。在他两次担任总理期间,即便获得了大量支持重建的国际援助,黎巴嫩经济也大多处于5%以下的增速。在他的第二个任期期间,人均GDP还有三年处于负增长状态。而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就业等方面,更是没有尽到作为战后重建者应有的责任。虽然经济下挫受外敌入侵等因素影响,但单论其个人政绩并不出色,还有涉嫌贪腐的政治污点。

而在福阿德·西尼乌拉(Fouad Siniora)担任总理后,黎巴嫩经济有了明显起色。2006–2010年依靠成功的私有化政策和税制改革,并吸引了大量国外投资,加之支持黎巴嫩重建的“巴黎会议”上,沙特、美国和欧盟三方提供的国际援助,黎巴嫩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黎巴嫩历史悠久且极具风险意识的银行系统不仅抵御了席卷世界的危机,还成为国际投资者的避风港。金融业的逆市上扬,更带动了黎巴嫩整体经济的发展。西尼乌拉执政期间,黎巴嫩经济实现了年均9%的增长。不过,在拉菲克·哈里里时代,西尼乌拉就曾担任金融、财政、经贸等多个经济领域的首长职务,而那时正是黎巴嫩经济停滞时期。因此,2000年代后半期黎巴嫩的经济成功,是多方面原因促成,西尼乌拉个人能力是次要的。而且,由于大量借贷以刺激经济增长,黎巴嫩的外债在此期间也迅速攀升,为持续至今的长期债务危机埋下祸根。

2009年,拉菲克·哈里里之子萨阿德·哈里里成为新总理。他执政两年间,黎巴嫩经济重新下行。2011年萨阿德因政治危机下台后,同为逊尼派代言人的纳基布·米卡提(Najib Mikati)继任总理。直到2016年,萨阿德又在总统和议会多数派支持下“回锅”担任总理。但在这二人执政期间,黎巴嫩经济再次陷入低迷,2011-2018年,经济增速始终在3%以下,年均增速仅约1.5%。而这8年的人均GDP则均呈负增长状态,总量的有限增长只是因人口规模同时增大而已。虽然这和大量叙利亚难民涌入并定居有关,但拥有黎巴嫩国籍的国民的实际收入、生活水平也没有明显提高。

就业问题同样是黎巴嫩的一大挑战。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而言,就业有时比经济增速更重要。而人口问题(人口结构变化问题)又和就业问题密切相关。黎巴嫩的人口中位数虽然高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并不高,但在大批富人从内战至今不断离开黎巴嫩这个“是非之地”的同时,贫穷人口及普遍处于赤贫状态的难民人口则在迅速增长。在经济疲软乃至衰退期,就业岗位供给自然不足。而在2006-2011年经济增长时,其经济动力主要来自金融、贸易、旅游等行业。这些行业在促进GDP增长和部分人的高度富裕上作用巨大,但其职业特性注定其不能吸纳更多劳动力。这就导致即便经济增长,失业和贫穷依旧严重。虽然不同统计机构和不同标准下,对黎巴嫩失业率的估算有很大差异,但大致认为近年来(“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总失业率为6%-10%,而青年失业率在20%-30%左右。众所周知,大量贫穷的失业青年的存在,几乎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和治安恶化。

而黎巴嫩的贫富差距和腐败问题更是无处不在,棘手到难以解决。如上段所述,黎巴嫩的金融和贸易等领域发展较好,但缺乏接纳更多非精英就业者的普通工作岗位。而且,诸如银行业、转口贸易等产业,只是让上流阶层暴富,而多数民众很难受惠。而黎巴嫩又有自由主义的经济传统,对富人税收相对较低,穷人头上反而有许多苛捐杂税(例如引爆这次抗议的“WhatsApp税”)。一方面,黎巴嫩类似于依赖能源出口的国家(如俄罗斯、沙特)的经济和分配结构,即有收入集中于少数人和贫富差距悬殊等缺点,还有这些国家没有的对较贫穷者征收税赋的需求。这种再分配机制的恶劣,让黎巴嫩的贫富差距不仅得不到遏制,还更趋恶化。

黎巴嫩腐败问题同样严重,并加剧了贫富分化。例如哈里里父子和西尼乌拉三任总理,都卷入过腐败丑闻。与许多国家一样,黎巴嫩的腐败是大面积的、系统性的,从内阁高官到普通公务员,从政府机构到公私服务部门,官商勾结、收受贿赂、裙带关系、恩惠政治等各种腐败行为遍及国家政治和国民生活。腐败扩大了上层社会的隐形收入(这些收入当然是不交直接税的),而增加了中下阶层的实际生活开支和负担(不仅是日常直接需要行贿和额外购买水电教育医疗等产品和服务的开支,相对于民众间接关联的上层腐败最终也要平民大众承担),自然也使实际贫富差距比表面的收入差距更加严重。而且,这种因腐败造成的贫富差距,比简单的因工作职位和能力差异造成的收入差距更显不公,也更易激发人们的愤怒。

更直接的危机来自于基础设施的差劣与公共服务的短缺。黎巴嫩的经济水平虽略好于中东平均,但它的制造业却是明显的软肋。如前所述,其经济主要是高端服务业和转口贸易,而制造业仅占GDP的14%左右(2018年数据)。而它又不像沙特、卡塔尔等中东产油国那样,有充足的财政收入用以修建基础设施和以进口替代满足需求。这就导致黎巴嫩的道路、供水、电力、医院、通信等基础设施全部短缺且陈旧。黎巴嫩电力长期处于供应不足状态,不仅在缴纳电费时需要支付额外服务费用(类似于商业贿赂),还仍然经常遭遇停电。有些商家和个人被迫自己购买小型发电机供电。甚至,黎巴嫩连垃圾处理方面都出现了危机。2015年7月,黎巴嫩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导火索并不是什么政治因素,而是因为政府在垃圾处理上的严重失职。黎巴嫩政府当年关闭了贝鲁特和附近的黎巴嫩山省的垃圾填埋场后,没有后续的处理措施,导致首都及黎山省垃圾堆积如山,西部海岸线(黎巴嫩西邻地中海)附近海面也飘满了垃圾,阻碍了民众出行、造成空气和海洋污染,对于工作和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而教育和医疗这两大最重要的公共服务领域,供给都存在量的不足和质的差劣。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多数黎巴嫩民众难以承受教育和医疗的巨大开支。学校教师走上街头,和无钱支付学费的学生家长共同抗议现政府。有老人因无力支付女儿的手术费用而晕倒;环境污染导致许多人需要住院治疗,但却无力支付医疗费用……

无论是2015年还是今年,民众对糟糕的基础设施和恶劣的公共服务积压的不满,都是发生抗议活动的直接因素。因为民众对这些民生问题有切肤之痛。

而由美国主导、以“新自由主义”下的“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却一直要求、支持黎巴嫩政府采取紧缩措施,控制公共开支、减少对富人和企业的税收、维护自由市场,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偿还债务。这固然让部分行业得以繁荣,上层阶级得利甚多,也对减轻债务压力起到了不大不小的作用(起码遏制了债务的进一步增多),但使得大多数平民的生活更加艰难困苦,国民的贫富差距更为严重。因此,2019年的黎巴嫩,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三)五海三洲之地的群雄逐鹿:国际势力在黎的博弈与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冲击

如前所述,黎巴嫩宗派林立,对立与冲突不断。而每个有一定影响力的派系背后,都有外国势力的支持。这些派系某种程度是中东乃至域外“列强”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而这些国家又是黎巴嫩各派系在国际上的“保护人”、“代言人”。

黎巴嫩的逊尼派穆斯林,得到了沙特、阿联酋、巴林等逊尼派掌权的阿拉伯国家支持。这些中东产油国的经济援助,不仅对支撑黎巴嫩经济至关重要,也关系到逊尼派在黎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此外,在第二次中东战争后,黎巴嫩涌入了大量巴勒斯坦难民(基本都为逊尼派),因此黎逊尼派也和巴勒斯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逊尼派人数相当的黎什叶派穆斯林,自然与最大的什叶派国家伊朗走的很近。而叙利亚长期由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掌政,阿萨德父子同样扶植黎什叶派,且比伊朗投入更大、介入更多。而黎什叶派最主要的政治团体(同时也是最大军事团体)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真主党与以色列是死对头,也被美国列入恐怖主义名单。2006年的黎以冲突,主要就是真主党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较量,黎巴嫩政府军反而介入很少。

基督教马龙派则获得了以色列的力挺和基督教世界的偏向,与西方国家尤其各国基督教团体的关系相对更为密切。面对伊斯兰世界的敌对,以色列自然需要拉拢在中东属于少数派的基督徒,成为自己对抗穆斯林国家/势力的关键邻友。而这种合作既有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上的紧密互助,也不乏对外的血腥暴力。1982年针对巴勒斯坦难民的“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就是以色列国防军和马龙派民兵“合作”的典型,前者控制难民营,后者大肆杀戮。

而其他较小的派别则更多依附于这三大势力,其所属的外国“保护人”也与所依附的势力相同。例如人口较少的德鲁兹派,就和逊尼派结盟(而非从派别关系上更近的什叶派)。而如默基特教会信徒等基督教支系更多和马龙派联合(虽然也曾有血腥冲突)。

当然,这些“代理人”和“保护人”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始终牢固。这些黎国内派系与外部支持者也会发生龃龉,甚至重大矛盾。最典型的莫过于2017年沙特王室对萨阿德·哈里里的软禁、逼其辞职,及导致的国际外交风波与地缘政治危机。

萨阿德与其父拉菲克一样,都是黎巴嫩逊尼派的代表人物。如前所述,黎逊尼派最大的外援就是沙特。沙特王室长期支持哈里里父子及逊尼派集团,最主要目的就是制约以真主党为首的黎什叶派的影响力,进而在与伊朗的区域争霸中取得优势。这在很长时间内是成功的,例如利用拉菲克和他的死亡,逼迫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并打击了真主党的声名。但萨阿德并未像他父亲那样对什叶派极为强硬,而是相对温和。他不仅容忍了真主党武装力量的存在,还允许后者进入内阁,成为合法而强大的政治势力。此外,萨阿德还试图与伊朗拉近关系。在与伊朗最高精神领袖是顾问阿里·韦拉亚提会晤时,韦拉亚提称伊朗将继续坚持自己在地区事务上的立场。而萨阿德则微笑着与他握手。

这激怒了沙特当局。更准确说,是激怒了那时权势已如日中天的王储本·萨勒曼(Mohammad bin Salman),也就是那位指使特工在沙特驻土耳其大使馆肢解记者卡舒吉(Jamal Ahmad Khashoggi)的“电锯王储”。本·萨勒曼那时刚刚挤掉其叔父而登上王储之位,“新储上任大放火”,在对内进行“反腐败”以巩固权力的同时,也试图在外交上取得重大成果以增加其国内外声望。而沙特“开刀”的主要对象,自然是宿敌伊朗。但伊朗国力很强,所以萨勒曼决定先扫清伊朗在中东各国的羽翼,真主党这个眼中钉就成了目标。萨阿德对真主党的宽容态度以及对伊朗的示好,让本·萨勒曼震怒,决定对萨阿德“做点什么”。

2017年11月,当萨阿德访问沙特时,刚下飞机即被拘捕和软禁。据美国在中东的官员转述,萨阿德还遭遇了扇耳光等刑罚。萨阿德在被软禁和疑似受刑后,不得不在沙特宣布辞去总理一职,而辞职理由却是说担心“伊朗有杀害他的阴谋”。此事引发轩然大波,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时任国务卿蒂勒森等多数西方政要均抨击沙特的举动,要求本·萨勒曼主导的沙特当局释放他。而黎巴嫩什叶派、逊尼派等各政治势力也都纷纷抗议沙特的举动。

最终,萨阿德获释,并撤回了他自己的辞职声明,重新担任总理。但双方的裂痕已明朗化和扩大化,已很难有根本的改善。沙特已下定决心替换其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再让萨阿德继续代表黎逊尼派。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今年10月黎巴嫩这次抗议爆发后,沙特停止了对黎巴嫩重建的经常性资金援助。而如前所述,沙特本来是黎巴嫩最大的外援国。这种停止援助的行为无疑让黎巴嫩经济雪上加霜,不仅加剧了黎国内危机,也为萨阿德的这次下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就是说,本·萨勒曼把萨阿德赶下台的目的,在两年后还是间接的达到了。

此事不仅是萨阿德与本·萨勒曼二人的怨仇,更是黎逊尼派政治集团与其“保护人”沙特的激烈矛盾。黎巴嫩其他各派别与外国“保护人”的关系虽没有如此糟糕,但同样并非牢不可破。这种依附与代理的关系,显然不是正常的、平等的外务关系,而是利益争夺、地缘政治博弈的产物。它损害了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对于黎巴嫩各派别及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均弊大于利、遗祸无穷。

而近年来外部对黎最大的冲击,则是叙利亚内战及其带来的难民问题。自2011年3月至今,叙利亚的战火就未有停息。而黎巴嫩各派别乃至每个派别内部的不同派系,也对叙内战持不同的立场。以真主党为代表的什叶派自然站在了叙政府一边;逊尼派则与巴沙尔政权敌对,但未彻底撕破脸皮。而以基督教马龙派为主的“自由爱国运动”及属于该党派的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就倾向于支持巴沙尔政府。奥恩认为,巴沙尔政府在保护叙利亚基督徒等少数族群问题上更加积极(因为巴沙尔本人也是穆斯林中少数派“阿拉维派”成员,所以他选择拉拢各少数族群,以制约占国内人口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而另外两个马龙派政党“黎巴嫩部队”和“长枪党”,均视巴沙尔为敌人。这两个从党名就可看出前身的马龙派派系,在黎内战中与叙利亚支持的什叶派互相进行血腥厮杀、屠杀对方派别民众,和巴沙尔在内的叙政府军是“世仇”。各派都或多或少的支持己方在叙利亚的“队友”、协助抗击自己的敌人。不过黎巴嫩政府并不愿意惹祸上身,黎官方一直对叙利亚内战持中立、不干预的态度。

虽然战火没有蔓延进来,但巨量的叙利亚难民却无法阻挡的涌入黎巴嫩境内。这并非是黎政府不愿阻止叙难民进入黎境内,而是两国边境线漫长(至少对这两个“小国”足够漫长了),黎叙边界线占黎巴嫩整个陆上边界线的82.5%,黎军警根本无力阻挡汹涌而来的难民。此外,由于两国和两国国民本来就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无论叙利亚的逊尼派、什叶派穆斯林,还是基督徒和德鲁兹派,许多人都在黎巴嫩有相应教派的亲属和朋友(当然也有跨教派的亲友)。因此,出于投亲靠友、“轻车熟路”的原因,也让大量叙利亚人选择到黎巴嫩避难。甚至想当年黎巴嫩内战时,也有国民逃入叙利亚。现在黎巴嫩有和平,叙利亚却内战激烈,自然又有了反向逃难者。

不过,如今叙利亚难民对黎巴嫩造成的影响,远大于当年黎巴嫩难民对叙利亚的影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叙利亚总人口是黎巴嫩的五倍以上,不仅内战产生的难民总量远多于当年的黎巴嫩,这些难民和黎巴嫩原居民的人口比例,也远高于当年黎巴嫩难民占叙利亚的人口比例。另外,黎巴嫩内战时,逃往叙利亚的黎难民(主要是什叶派)占总难民人口比例,也远低于如今逃往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占所有叙难民的比例。在最高峰的2016年,有150万叙利亚难民居住在黎巴嫩,而当时黎巴嫩原居人口只有400多万。如今在黎难民人数虽下降到90万-120万(不同口径估计),但也相当于大约每7个黎巴嫩居民中就有一个是叙利亚难民。很多人都知道欧洲难民危机,但其实绝大多数难民并不在欧洲,而是在土耳其、黎巴嫩、约旦等国。整个欧洲接收的因叙利亚内战导致的难民(不包括中东、非洲、亚太其他国家的难民),也只有150万-200万。也就是说,黎巴嫩一国接受的叙利亚籍难民,就相当于整个欧洲接受的三分之二左右。此外,黎巴嫩还有约30万巴勒斯坦难民,还有25万包括埃塞俄比亚人在内的实质上是难民性质的“工人”。黎巴嫩也成为了世界上难民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

这极大的冲击了黎巴嫩的方方面面。黎巴嫩原本就紧张的公共服务、物质供给更加短缺,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也呈恶化趋势。虽然叙利亚难民在黎巴嫩并不领取黎政府的社会福利,其他如衣食和基本医疗服务也由联合国难民署等国际机构承担(资金来源则是欧美发达国家及中东产油国),但如此众多的难民仍无可避免的挤占了如住房(黎政府没有大规模设立正式的难民营,而是允许难民自行租住房屋)、就业、供水供电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随着叙黎边境一再发生恐怖袭击和黎巴嫩军警乃至民众的伤亡,而且有恐怖分子混杂在难民潮中,黎民众对此更加愤怒。他们自身也从战争中走出不算很久,非常期望和平,自然对战火的蔓入很警惕和不满。

此外,这些已经常住黎巴嫩的难民也改变了黎国内人口的宗教结构,让脆弱的教派平衡面临被打破的危险,加剧了各宗派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百万叙利亚难民绝大多数都是逊尼派穆斯林。如前所述,如今逊尼派、什叶派、基督教马龙派三大派系及附属与三方的小派系,按教派进行了政治权力分配。而分配权力的重要参照因素就是各方人口比例。此前,逊尼派和什叶派人数相当,马龙派人数略少但又得到其他基督教分支的支持,几乎是“三足鼎立”。而叙利亚难民的到来,让黎境内人口结构发生巨变,随之也冲击了黎国的政治环境和教派关系。

虽然叙利亚难民并非黎巴嫩公民,并没有投票权,不能正式参与黎巴嫩的政治。但毫无疑问,一个国家七分之一的居民,哪怕不能直接参与政治,也会通过种种间接方式影响政治格局。例如众多逊尼派难民,自然会更多与黎逊尼派势力亲近,进而壮大黎逊尼派的实力。他们长期定居下来后,可以通过就业、联姻、建立组织等方式,逐步增大影响力和话语权,为公开登上政治舞台备足条件。而且,如果叙利亚内战还长期进行下去,以及战后叙利亚成为一片瓦砾,那很多叙难民可能就永远在黎巴嫩不走了。而只有700万人口的黎巴嫩,想把大约100万人驱逐出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相反,未来这些难民加入黎巴嫩国籍倒是很有可能。至少就黎逊尼派乃至其国外支持者而言,是非常希望这些逊尼派难民拥有黎巴嫩国籍的。而黎巴嫩什叶派和基督徒则对此如芒在背,很是恐惧。对他们而言,这将让他们失去现在与黎逊尼派平起平坐的条件。

在宗教氛围浓厚的普选制民主国家,选民普遍根据自己所属教派而非政绩投票,当然哪派的人多就对哪派有利。黎巴嫩宗教氛围虽不算特别浓厚,但却教派林立,各派还有血腥仇杀和对立的历史,因此各派人口及人口占比,牵动着每个派别的敏感神经。而叙利亚难民问题让已休眠的教派关系再度紧张起来,并有随时“喷发”的可能。

积压已久的经济民生危机、外部力量在黎的博弈、叙利亚难民问题的冲击……在多重原因夹击下,黎巴嫩终于爆发了自“雪松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

(四)政治革新曙光下的巨大阴影:2019年黎巴嫩抗议的表现、诉求及可行性

从10月底至今,黎巴嫩的抗议活动已近一月,民众抗争的形式多样且颇有韧性,运动的主要诉求也日益明朗。抗议者的主要诉求如下:

1.打击腐败,惩处贪腐官员和改革反腐体制;2.政治制度改革,废除以教派为单位的政治权力分配,打破宗派壁垒、结束宗派政治,解散现任政府并提前举行大选,建立由不分派别选举出的政治人士和专业人员组成的政治机构、量才任用;3.改革税收结构,减少对穷人的税收,增加对富裕阶层的征税、打击权贵的非法获利和逃税行为;4.建设、修复和升级基础设施,增加和改善公共服务,解决国民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求。除这四点外,还有部分黎巴嫩国民提出了反对外国干涉、驱逐难民、解散黎南部的真主党武装等诉求。

就最主要的四点诉求而言,黎巴嫩民众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想要实现却是艰难的。

关于腐败问题,如前所述,黎巴嫩的腐败是普遍的、猖獗的,上至总理下到普通公务员,贪腐成风,借用中国反腐时的一个名词就是“塌方式腐败”。而且许多腐败官员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利益网络,官官相护,让反腐难以进行。现任总统米歇尔·奥恩就是以反腐为其政治纲领之一。但他上任以来,黎巴嫩的腐败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根据“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腐败感知指数”,2016-2018年,黎巴嫩均仅得到28分的低分,分别为当年排名的136位、143位和138位(2018年共有180个国家上榜)。当然,比“腐败感知指数”更敏锐的,是愤怒于腐败而上街的黎巴嫩国民。

而阻碍反腐的,不仅包括庞大的腐败官僚集团,还有导致分赃政治、恩惠政治的宗派主义政治体系。而这,也是民众所期望改变的又一个问题。而它,比反腐更棘手。

如前所述,黎巴嫩由于特殊的历史轨迹和社会结构,形成了以逊尼派、什叶派、基督教马龙派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相互之间矛盾甚深。而后来经过分化组合,虽出现了跨教派的政治合作,但同时各派系内部又出现了分歧乃至分裂,派系矛盾和政治对立反而更加复杂化。

无论分化组合如何,总体的宗派政治是根深蒂固的、难以祛除的。而政治权力根据教派分配,也是数十年来尤其内战结束后一贯的政治规则。例如,各方认定的规则认为,总统必须是基督教马龙派,而总理一定为逊尼派,议会议长始终是什叶派。而在议会各选区划分上,同样以教派在各省各选区的人口分配名额。这种教派结构同时也成为利益结构,牵涉各政治集团尤其集团上层成员的切身利益,关系到黎巴嫩现在的高官、宗教领袖、富豪等权贵阶层的权位与金钱。这也就注定了宗派政治难以废除,反腐和唯才是举也障碍重重。

至于税收改革,又是牵涉利益的问题,直接与“钱”挂钩。这自然同样会遭遇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在战后二十余年,黎巴嫩权贵利用对富人的低税赋,以及低效的税收稽核体系,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赚的盆满钵满。如果进行税收结构改革,将财政“蛋糕”重新切分,无异于割他们的肉一样痛,哪怕他们已经很是膘肥体壮了。

而且,权贵集团的高收入,许多是通过贪腐、官商勾结、挪用公款、秘密交易等非法手段获得的。如果仅仅对其公开的收入加征税赋,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而想要真正改变,就要反腐,而这又会遭遇前面所提的反腐面临的巨大障碍。

而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公共服务,似乎是阻力最小的诉求。但问题是,无论对于道路、电力、住房的建设,还是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的增加与改善,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挹注,以及相对安定和平的国内外环境。而黎巴嫩内战及1996年以色列的入侵,都极大破坏了国内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载体,甚至让部分地区成为一片废墟。2006年黎以冲突虽然没有1996年那次对于黎巴嫩的损伤严重,但也让黎南部损失颇重。真主党与以色列时不时的交火、叙利亚战火的蔓延,都让黎巴嫩难以有和平的环境。而国际援助虽也不少,但并不足以让黎巴嫩从废墟中重生。除了破坏过于严重之外,重建过程中的腐败、分赃、低效、浪费,更让这些宝贵的援助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

以上这些诉求,体现了黎巴嫩年轻一代试图打破教派隔阂、追求社会公平的倾向。相较于2005年的“雪松革命”及其他多次抗议,本次运动有着至少在名义上更加进步的诉求。贝鲁特和黎各地街头抗争者的动机普遍是真诚的、目标是正确的,但这场运动并非如此简单和黑白分明。它既有合情合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也无疑受到国际势力的渗透与影响。抗议者的诉求之一就是反对外来干预,但讽刺的是,这次运动本身就已是被中东诸国及域外大国一定程度利用、操纵、影响,乃至可能会决定这次运动在未来的方向以及结局。

在这次运动中,虽然各派别都受到一定冲击,但实际上最不利的,是这几年相对得势的、以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努拉(Hassan Nasrallah)为首的什叶派集团。

虽然如今的总理和总统职务分别被逊尼派和基督教马龙派掌控,执政联盟最大党也是马龙派人士为主的“自由爱国运动”,但实际上,黎巴嫩政局对什叶派是有利的。现任总统米歇尔·奥恩对什叶派是比较友好的,他的“自由爱国运动”与真主党及另一什叶派政党“阿马尔运动”共同组成了执政的“三月八日联盟”,并对真主党的武装存在持宽容态度。而总理萨阿德虽然和什叶派有“杀父之仇”,但也主要是反对叙利亚,而对国内的什叶派及国外的伊朗,都采取了相对友好的态度。如前所述,他还因与伊朗亲近,而遭遇沙特王储本·萨勒曼的拘禁和暴力对待。

相对于其他派别被解除武装或被改编为中立的黎巴嫩政府军,什叶派的真主党一直有着独立且强大的武装力量。据《简氏情报评论》评估,真主党约有25000名正规军和20000-30000名预备役人员。而黎巴嫩政府军也只有72000人。这让黎什叶派在国内乃至国际上更有了底气和话语权。同样,真主党在2018年大选中也取得胜利,普选得票第一。虽然由于选区划分,席位数仅列第五,但也好于预期,稳固了执政联盟成员的地位。哈桑·纳斯努拉宣称,选举结果表明“真主党在道义和政治上取得胜利,捍卫了国家”,并让“美国和一些波斯湾国家(对真主党)的污蔑行动以失败告终”。而以色列和沙特等国则对真主党“文武双全”式的壮大及其与伊朗的亲密关系及在地区事务上的遥相呼应深感不安。

总之,黎巴嫩什叶派在近年来相对得势,当然希望维持现状,而不愿意国家有所改变。而它的后台伊朗,同样希望如今的黎巴嫩保持这种相对稳定平衡,及容许真主党武装独立存在的状态,作为对抗以色列的关键力量。

因此,面对这次抗议,黎什叶派统治集团总体上采取了反对的态度。虽然哈桑·纳斯努拉称“抗议者的呼吁是真诚的”,但反对改变现有政治结构。进一步的,真主党还和不同教派的执政联盟成员一道维护现政权,并且不赞同萨阿德的辞职。同时,自抗议爆发以来,真主党武装和其支持者多次攻击抗议民众,二者流血冲突不断。真主党也声称,黎巴嫩发生的抗议是外国势力图谋破坏黎巴嫩的主权与和平。而抗议者则将真主党称为伊朗利益的代理人。

抗议持续两个月后,逊尼派出身的新总理哈桑·迪亚卜,得到了真主党等什叶派及其基督徒盟友的支持。相反,黎国内多数逊尼派及海外的沙特等国则并不中意这一任命。按照《塔伊夫协定》,总理必须由逊尼派担任。黎国内外逊尼派之所以反对,是认为迪亚卜有亲真主党的背景,不能维护逊尼派在黎利益。而视真主党为恐怖组织的美国同样对黎新政府不会持有好感。国内外不同教派、宗派、利益集团等各势力的博弈,还会长期的持续下去。

事实上,黎巴嫩的这次抗议活动,以及近期发生在伊拉克、伊朗的示威和流血冲突,当然有美国、沙特、以色列等国的推波助澜。面对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新月”在中东的得势,无论是希望维持在中东霸权的美国,还是逊尼派的领头人和地区霸主的沙特(以及阿联酋、科威特等逊尼派君主制王国),以及伊朗的死敌以色列,都希望这些什叶派得势的国家发生变乱、遭到削弱,乃至改变这些国家的权力分配结构。因此,从经济制裁,到舆论煽动,乃至极有可能的直接鼓动和介入,黎巴嫩和两伊的动荡百分百有外国势力的干涉。

而这也让黎巴嫩的抗议活动不可能纯净,必然笼罩在宗派斗争和地缘政治角力的阴影中。

(五)变革的曙光还是变乱的再起:此次抗议的可能结果与黎巴嫩的未来

2019年下半年以来,从南美的智利、玻利维亚,到东亚的中国香港,再到中东的黎巴嫩和两伊,世界各地广泛出现了大规模的、带有暴力性质的动荡。连位居发达国家行列的西班牙,也因加泰罗尼亚问题出现激烈的冲突;法国反对养老金改革的抗议中也频发暴力。

对于这一系列的动荡,《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认为,这些抗议活动与传统的动荡因素不太相同。文章认为,这些事件之间虽然没有非常紧密关联性,但其诱因有共同点。一是相对于枯燥劳累的工作,抗议和参与集体更具刺激性;二是智能手机普及使抗议活动简易化、影响力大增;第三是传统的选举政治越来越不能满足民众需要。

我个人是大致同意其观点的。而就黎巴嫩的抗议活动而言,如前所述,它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根源,当然不是几个诱导因素就能掀起如此波澜。但很明显,《经济学人》所归结的三个诱因,是适用于黎巴嫩的。面对悬殊的贫富差距、无论怎样劳作都难以摆脱阶层壁垒的现状,人们当然不甘心于继续做政客、宗教领袖、资本家等权贵的劳动机器。而在2019年,智能手机比2011-2013年“阿拉伯之春”高潮期时更为普及,民众既有了更方便的政治动员和联络方式,又更易受外部力量的舆论煽动,自然能让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如燎原之势迅速蔓延。而黎巴嫩传统的以教派为分野、各派别分赃式的宗派政治和选举制度,也越发不能为新一代黎巴嫩人所接受,政治改革、废除宗派政治、建立不分派别的选举制度和任人唯才的政府,成为抗议者理所当然的诉求。

虽然这次黎巴嫩抗议者的多数诉求是必要的、必然的,但并不代表这次抗议就是无可指摘的。相反,在光明的抗争背后,国内外参与者有着复杂晦暗的动机。美国、以色列、沙特、阿联酋、伊朗……各国各怀鬼胎,美以沙等国出于打击伊朗、削弱什叶派的动机,鼓动抗议者把矛头指向真主党等黎什叶派力量,试图利用这场抗议改变黎巴嫩政治结构;而伊朗则试图操纵真主党和“阿马尔运动”等什叶派打压抗议,以保护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部分)“什叶派新月”的势力范围。这就导致本次抗议活动必然卷入跨国政治博弈之中,各方也会主动请求和被动接受外国力量的支持和利用,并导致抗争目标的偏离。

除了外部力量的影响,抗争民众本身的诉求也并不全是美好的,而其手段也不乏暴力,抗议中跨教派的团结恐怕也是脆弱和短暂的。最重要的,是它并不见得会走向抗议者“初心”中的目标,而是在内外各种势力的影响下,走入歧途、以不良乃至恶劣的结局收场。

相对于以前,这场运动最具特色的口号就是反对宗派政治,主张不分宗教派别,共同反对贪婪腐朽的权贵,革新国家。而根深蒂固的教派隔阂和历史仇恨,并不会因一场运动就冰消瓦解。即便部分民众如今以跨教派的方式团结起来,到了抗议进入更深的阶段、变革触及更多问题时,不同身份群体的民众的利益分歧就会日益暴露,分歧压倒共识,重新陷入宗派主义的泥潭中。而且,当民众的抗议逐步形成固定的团体和组织化时,也会形成新的政治派系。即便“革命”成功,难保他们不会蜕变成与旧势力一样腐败、逐利、低效的统治集团。

就这次抗议本身的成功与否,以及对黎巴嫩变革起到的作用,我也是不看好的。面对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历史悠久”的教派矛盾、日积月累的腐败堕落、年久失修的基础设施、高度固化的阶层差距、无力抗拒的外国干涉……黎巴嫩各领域的问题在中短期内都难以解决。仅凭抗议者的政治反抗热情,是难以改变现状的。

而且,黎巴嫩的抗议缺乏组织,也没有明确而有号召力的领导人。这导致抗议缺乏更系统的诉求纲领和可行性方案,也会导致抗议变成单纯的破坏与发泄,而不能有建设性的、有节制的、团结而长久的抗争。而且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下,抗议者易被操纵和被少数极端分子骑劫,让抗议越趋暴力。更重要的是,群龙无首的群众运动,其抗争成果几乎必然被权势集团窃取。民众的激烈抗争、流血死难,只是为阴谋家和强人上台做了铺路石、成为居心不良的外部势力攫取本国利益的牺牲品。

而12月19日,真主党及其盟友“自由爱国运动”支持的候选人哈桑·迪亚卜通过议会认可并获总统任命,成为新一任黎巴嫩总理。如前所述,迪亚卜不为沙特等逊尼派国家所喜,也不被美国支持。这就意味着,黎巴嫩经济崩溃之下,急需的外援尤其经济援助无法到来。同时,示威民众也对这一任命不满,继续要求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黎巴嫩的动荡还会较长时间的持续下去。

即便这次抗议促成某种政权更迭,黎巴嫩各领域复杂的结构性弊病也难以猝然清除,甚至会像“阿拉伯之春”中的大多数国家那样,历经动荡乃至流血,社会变革却止步不前乃至陷入更大的民生和人道危机。黎巴嫩周边国家“革命”的破碎和转型的失败殷鉴不远。

但毫无疑问,黎巴嫩民众的抗议总体上是合情合理的,是对社会不公、权贵腐败、宗派分赃、贫富悬殊、人权侵害等恶劣现状的怒吼,表达了对政治革新、社会公平、生存保障、维护人权的强烈诉求,撼动了长期以来的宗派政治与依附主义体系,为黎巴嫩未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乃至宗教与族群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某种可能的方向。虽然距变革成功还很遥远,但人民在2019年的抗议,已呼喊出了黎巴嫩未来历史的先声。

王庆民
2019年11月27日(基本完稿),2019年12月(增补、修订)

参考资料:
中文参考资料:
1.《从智利到黎巴嫩,什么点燃了全球抗议的怒火?》–《纽约时报》
2.《黎巴嫩抗议示威:WhatsApp税引发的与众不同的群体事件》–BBC
3.《黎巴嫩陷入垃圾危机》–BBC

法语、英语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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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ebanon’s president says unemployment is at 46 percent. Is it true?–Stepfeed
4.Lebanon reforms ‘must start from politicians’ bank accounts’–Al Jazeera
5.Ministers resign after third day of protests in Lebanon–Al Jazeera
6.A Saudi Prince’s Quest to Remake the Middle East–The New Y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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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he Refugee Factor– Carne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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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The Lebanese revolution must abolish the kafala system–Al Jazeera
15.An open mic revolution in Lebanon–Al Jazeera
16. Israel raises alarm over advances by Hizbullah and Iran–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17.Resistance will continue because it has popular trust, support: Nasrallah–Press TV
18.Why are so many countries witnessing mass protests?–The Economist
19.Lebanese face-off at civil war flashpoint as tensions rise–Al Jazeera
20.Saudi Arabia isn’ rushing to bail out Beirut. The reason is Iran–bloomberg
21 Lebanon crisis: PM candidate Samir Khatib withdraws from consideration–The National
22.Lebanon protests: University professor Hassan Diab nominated to be PM–BBC
23.Lebanese president asks Hassan Diab to form government–Al Jazeera

黎巴嫩经济数据和国家概况信息来源:联合国、世界银行、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等组织机构官方网站的数据和信息

注:黎巴嫩曾为法国托管地,通用法语,因此文中涉及黎巴嫩的人物、政党、行政区划等名词,除特殊情况外,均以法语注明。

作者 editor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