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新加坡总理署宣布，现任总理李显龙将在下月15日正式将总理职务交棒于现副总理黄循财。这也意味着李显龙将卸下担任20年的总理职务，新加坡迎来了新的总理和新的时代。
回顾李显龙担任总理的20年，新加坡的内政外交和社会状况，可以用“稳中前进”概括之。相对于李光耀带领“建国一代”的新加坡人筚路蓝缕的将新国从内忧外患中拯救出来、在经济民生上成就斐然，李显龙率领新一代新加坡人巩固和发展了20世纪下半叶新国的成就，不仅让新加坡免于陷入“中产阶级陷阱”和“走回头路”，还更加的繁荣富强了。在李显龙接棒时，新加坡已是发达经济体，此后却仍能长期保持较快增长，这颇为不易。
作为一个领土面积极小的城市国家，住房问题对新加坡国民非常重要。李显龙时期新加坡人口进一步增长，更让居住问题成为挑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港澳台日韩乃至中国大陆的大城市，人们都为高昂房价而叹息，许多人只能当“X漂”而无力购买房产。购房者也往往成为“房奴”，负担巨额房贷、几十年才能还清，一生都生活在房贷压力下。
但在比以上多数地区都更狭小的新加坡，从李光耀到吴作栋，再到李显龙，各时期的人民行动党政府都非常重视让新加坡人“居者有其屋”，建立了以“组屋”为主体的房屋供给系统，保障新加坡居民在弹丸之地般的国土上仍能以较小负担得到房屋。新加坡建屋局大厅的匾额上不仅挂着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更将杜甫的理想真正的实践和成功。这是如何赞美都不过分的伟大成就。
新加坡不是高福利国家，国父李光耀和历届政府都更强调个人奋斗、辛勤工作，避免陷入福利陷阱导致国家衰败。但同时，在关乎国民基本需求的住房、医疗、养老、儿童照护等方面，新加坡政府都做好了“安全网”，避免个人和家庭陷入生存危机，也不让年轻人承担过重负担。政府还为年轻人提供创业基金，鼓励多元就业和创新创造。这些成就都是很耀眼的。
李显龙及其执政团队的成就不止于经济民生领域。在政治和民权上，相对于李光耀时期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采取非常措施和较严厉法令约束反对派，李显龙执政后对待非执政党人士明显趋于温和与宽容。吴作栋时期开启的政治改革，在李显龙时代得到保留和发展，公民有了更多表达自由。例如在芳林公园的政治异议表达，得到了有效保障。而政治反对派受限也更少，在国会选举中更具竞争力。
而在妇女、儿童、LGBT、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权利领域，李显龙时代也取得明显进展。2022年，新加坡废止了同性性行为违法的禁令（虽然此前多年，新加坡对同性性行为也已是不告不究状态）。而对妇女儿童、残疾人的权利，不同于西方以公民运动的自下而上的、较激进的方式，新加坡更多通过官民沟通和顶层设计，在法律上以额外赋权和特别保护加以保障。如新加坡对于侵害缺乏抵抗能力的残疾人的犯罪行为，规定施以加重处罚。而新加坡对于强奸女性的惩罚极重，往往判处13年及以上刑罚，有力吓阻了性犯罪。新加坡对于雇主虐待外佣也积极依法惩处、常见诸报端，表达了新加坡司法对伤害外佣的不容忍、平等的保护国民和外劳的立场。（虽然在实践中、若干个案上仍有不足，但在制度上和整体上，对弱势者的保护已做的很不错）
这些成就都是不易的，反映了新加坡法治体系对弱势群体真实而有力的保护。当然，在熟知西方竞争性政治的一些人看来，新加坡的公民社会活力不足、政治多元性较差、独立的民间组织较少。
这些评价从一个侧面看有道理。但从另外角度看，这恰恰体现了新加坡稳健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的有序性。
无论是民主政治还是公民社会，其运作的根本目的都应是为了人民的福祉，而非“为政治而政治”、“为反对而反对”。无论欧美还是亚非拉，政治对抗比新加坡激烈的国家是大多数，但却没有几个比新加坡在民权民生上做的更好。相反，种种恶性政治竞争拖累了公民权利的伸张和民生的改善，社会被撕裂。
而新加坡，无论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执政期间，都以可控和务实的民主政治，保障了政治多元化下社会的稳定、政治竞争的有序。正如一位前国会议员所说，“新加坡国会辩论的可贵，就是各方在激烈的政治争执中仍然能保持理性”（大意如此）。不仅国会辩论，新加坡国家政治的底色，也是既多元竞争、又和平有序。
如前所述，李显龙时代在政治的多元和包容上，较之前取得了更大进步。执政党并没有因为掌控权力，就滥用权力对反对派穷追猛打。相反，从李光耀到李显龙，都为反对派预留了国会“非选区议员”席位，保障反对派在国会的存在和声音、对执政党的监督与鞭策。
而面对在许多国家都很棘手的不同族群间的关系问题，从李光耀时代到李显龙政府，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包括国会集选区族群配额、各社区多族群混居、打击极端言论、对恐怖主义防范于未然（如提前挫败恐怖组织“伊斯兰祈祷团（回祈团）”对樟宜机场恐袭的图谋）等方式，成功保持了新加坡族群和谐与社会安定，几十年来从未发生造成大规模死伤的族群冲突。这是非常不易的。纵观从欧美到亚非拉普遍发生的种族冲突乃至血腥内战，新加坡维持族群和谐的成就更加让人庆幸和敬佩。
事实证明，新加坡这样的体制设计与治理模式，成功的在政治的民主多元与稳定有序间取得了平衡（虽然略偏于稳定一些），是新加坡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进步的政治基础。
笔者一度更为青睐激烈竞争和对抗性质的民主政治，对在野势力和大众参与非常支持。但随着阅历的增多、看到民粹主义带来的种种弊病，历史上许多国家/族群在内忧外患下经济崩溃、民生困苦、人民流离失所的悲剧，越发认识到了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性，越来越能理解真诚为民的这类执政者的不易。批评是容易的，建设是困难的。笔者也逐渐明白，如果经济民生没有长足发展，民主政治也是不稳定且低质低效的。
而对于新加坡这样国土狭小、与周边国家主流族群身份相异、自身也是多个族群共同构成的国家共同体，生存和稳定更是格外的重要，保障生存本身就是新加坡第一要务。在这样的环境下，追逐民主政治的某些细枝末节，过于强调政治的竞争和多元，将物质和精力大量消耗在政治斗争中，显然是不明智乃至危险的。
“破巢之下，安有完卵”，国家沦亡了，政治家和公民们为民主程序、法治细节、个人自由的种种斗争，都成了没有现实意义、自身也不能存在的灰烬。李光耀总理和许多新加坡人经历过1942-1945年的日占时期，对国破家亡、任人宰割的绝望处境有着切身体会，非常明白这样的道理。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日本攻陷新加坡时，“整个世界坍塌了……在三年半的时间里（日占时期），我亲眼目睹了权力的意义”。所以，李光耀和“建国一代”的政治精英才特别注重稳定和控制力。有了存在、有实力和物质成就，公民权利、个人自由才有根基。
对外领域，数十年来，新加坡与中国、美国、东盟诸国、日韩印等域外大国，同时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和密切的经贸往来，殊为不易，也大获成功。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印太、全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参与者，是利于区域及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巨大有益力量。
从李光耀到吴作栋，再到李显龙，以及以黄循财、王乙康、陈振声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加坡执政者，选择稳定政治、繁荣经济、法治社会、和谐外邦的路径，是最符合新加坡国情且被实践检验成功的。
虽然新加坡的政治和社会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对弱势和边缘群体的保障，以及对国民更加充分的表达诉求的回应，都与发达民主国家有一些距离，选举制度也不尽公平，但瑕不掩瑜。而且如前所述，为了国家的安定和长远发展，一些限制和牺牲是必要的。当然，我也认为新加坡政府在保障生存和稳定的前提下，应该更为民主和多元。
本次总理交班，也体现了新加坡执政团队的稳定更新。再有能力、成就再大的领导人，也有年老和需要退休的时候。而且时代迅速变化发展，也需要与时代同期的新人接棒，让执政团队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期同龄。而老一代领导人急流勇退，也是可保全节的最佳选择。权力的平稳交替，也是对权力垄断“说不”、对共和国国体的尊重、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潮流的顺应。
而李显龙卸任总理后将担任国务资政，也可以继续运用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影响力，让领导班子轮替更为平稳、新执政团队应对现实和危机更为从容、新加坡的发展更有连续性。此前从李光耀到吴作栋、从吴作栋到李显龙，同样的交棒方式都取得成功，本次也不会例外。
这样的交班模式，不仅对新加坡是必要的、值得珍视和护卫的，也值得世界许多国家参考和效仿。尤其对于既需要执政团队更新换代、与时俱进，又需要保障政权稳定性、退下来的前辈又希望发挥余热的国家及领导人，新加坡的模式颇为值得参照。建立一个良性的权力交接机制，既利于国家民族，也利于领导人自身。
不仅交接班，新加坡的许多政治特色，都值得世界各国尤其思想文化、历史传统颇有类似的国家参照，以及根据自身国情加以改造后的部分仿效。稳健的民主、可靠的法治、和平的竞争、理性的辩论、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多族群平等和睦的相处，都是可贵的，也是这世界稀缺的。而东亚儒家文明，最有实现这些有益目标的社会文化条件，但也需各国执政者的主动选择、大众的强烈向往和有识之士的积极推动。希望新加坡的模式，被更多国家的执政者、知识分子、人民大众了解和借鉴。
本文已发表于《联合早报》，因篇幅而略有删减。封面图片源自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