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联合早报》刊登了中国上海时评人金建国先生的文章《论拜登政府对华加征关税–与王庆民先生商榷》一文，评论了我5月17日在早报发表的《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背后》一文。
在金文中，金先生认为，我的观点“基本是错误的”，并认为拜登加征关税是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为与中国争夺21世纪制高点。金先生还说，通过驳斥我的文章，来阐述他对于本次关税风波和中美经济竞争的看法。
我通读了金先生的这篇文章，对其一些看法并不认同。不过，首先我需要指出一点，即在本次关税风波及相关的中美竞争冲突问题上，金先生所强调的和我所关心的，存在相当大的区别和错位。
金先生所关注的重点，是美国国内的困境、政治斗争，以及美国在高新科技领域对中国的遏制。而我5月17日文章的重点，则是在讲中国为何取得与欧美在新能源领域竞争的优势、中国劳工群体在其中的得失、对中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利弊。
很显然，双方所注意的重点是错开的，阐述的内容是大相径庭的。金先生对我的文章所列举的事实与我的评论，并没有正面的评论与反驳，而是另起炉灶，谈起美国方面加征关税的背景与动机。
我认为，金先生既然说是对我文章的“驳斥”，那么自然应该就我文章中各项具体事实和论点加以批评，而不应另谈其他。不过，既然金先生提到美国加征关税中的其他背景和动机，那么我不吝于对其文内容做出详细评论。
就金先生所说的，拜登和民主党为在与特朗普竞争中胜出、取悦民粹。而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我也认可这是其关税政策的动机之一。但我并不认可金先生所说的其他观点，例如说拜登与特朗普在经贸政策上没有差别、都反对自由贸易，以及将中美两国的补贴和扶植政策等量齐观的看法。
我并不否认，拜登政府一定程度延续了特朗普时期部分经贸政策，其一些措施也确有保护主义色彩。但这与特朗普时期极右民粹主义颇有差异。
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特朗普及共和党保守派全力推行“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不仅开启对华贸易战，也对欧盟、日韩等盟友设置壁垒，且使用简单粗暴方式阻滞自由贸易，换取美国蓝领工人的支持。其风格和政策带有强烈民粹色彩、“一刀切”倾向。
而到了拜登时期，美国固然延续了部分针对中国等国的对抗性经贸政策，但相对收窄到部分领域。拜登政府也积极构建与欧盟、日韩、印度等国的自由贸易联盟，只是将中俄等价值观相异、圈子之外、处于对立阵营的国家排除。
这就说明拜登显然并非继承了特朗普的反自由贸易、保护主义。只是在全球撕裂和保护主义流行的背景下，拜登政府确实做了一些反射式的应对。这些有限的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并不能视为拜登政府和美国已放弃自由贸易。金先生说美国“告别自由贸易”，显然大大夸张了拜登时期美国经贸政策保护主义的程度。
不过我对于金先生所说的，美国民意倾向于保护主义，以及拜登在特朗普煽动民粹情况下，不得不迎合民粹、推行一些保护政策的判断，是认同的。美国部分民众确实不顾及更加长远和真实的利益，基于族群意识和排外的感性情绪，支持对中国等外国产品征税。
金先生认为，美国与中国一样，都有补贴、都在扭曲国际贸易。这话似是而非。两国当然都有产业扶植政策，其保护主义倾向的措施也都有害于全球化，我在那篇文章也做了批评。但这不意味着美中两国补贴政策和影响相同。
我并不特别熟悉经济贸易领域，但我也大致知道，美国的产业扶植政策，主要是支持科技创新、提供研发平台、改善劳工待遇，以及其他如货币发行调节等方式，以相对间接和建设性的方式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美国对企业贷款会考虑利润，也不会鼓励其不顾成本倾销、国家兜底。除了部分排他性措施，大多数政策对于美国产业发展和国际贸易是利大于弊的。
而中国的补贴方式，如我那篇文章所述，是通过直接补给企业、压低价格、形成优势，碾压竞争对手。而且中国往往是通过不计成本补贴国企，来抢占市场份额。这种政策除了让少数既得利益者得利，对于企业普通劳工、外国竞争对手、国际市场，都是弊远大于利。另外，虽然中国也有一些扶植科技创新和平台建设，但由于体制和环境问题、形式化、腐败、浪费等多种原因，成果乏善可陈。
显然，中美对企业的扶植及外贸政策颇有差别，影响更是大相径庭，不应等量齐观。即便有些相似的政策，因为体制和环境问题，也会出现“南橘北枳”现象。金先生只承认中美补贴力度有差异，却认为性质相同，可谓大缪。
金先生另一个重点论点，是认为美国在精准打击中国战略性行业，尤其新能源和高新技术行业。这个事实判断我是赞同的。但金先生似乎将之视为纯粹的产业和科技竞争，就失之狭隘了。
我在上篇文章也已提到，美国对华贸易战、加关税等，是中美竞争激化的表现，是全面对抗的部分内容和一个环节，而并非全貌。中美的对抗根本上当然是基于国家利益、价值观、地缘政治博弈等诸多原因，而非纯粹的高新产业竞争。
金先生在文章开篇就说，我所说的“（美国加征关税）是美中竞争加剧、两国全面对抗的产物”是错误的。可金先生却又提到“中美战略竞争已到生死存亡时刻”，并举出美国针对中国高新产业的制裁。金先生在这里似乎出现了自相矛盾。另外金先生一边讲中国对美电动车出口数量有限、不会对美国又多大影响，却又说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出口导致美国工厂倒闭，也有矛盾之处。
金先生还认为我的观点停留在旧的“中国冲击”版本，用老框架分析新问题，降低了美国对外战略和产业竞争的新高度。或许我在纯粹经济领域的判断是有些迟钝和不够精深，但金先生的思考显然局限于经济与产业一域，且重点讲述美国，而没有注意到或轻视了意识形态、国际多边关系、中国政治等更多更复杂的领域，失却了广度。金先生虽然也提到政治和地缘冲突问题，但最终又回到经济上，而现实里经济更多只是实现政治和地缘博弈目的的手段。
当然，我对于金先生一些判断也是认同的。除了上面提过的，还有如全球化被破坏和撕裂、保护主义盛行、美国政治斗争激烈和民粹泛滥、地缘政治导致贸易碎片化等。但对于金先生在其文中的主要论点和对我那篇文章的驳斥，基于事实和逻辑，我不能认同。
我也想再次提醒金先生，我那篇文章重点，是在谈中国的补贴政策及其他经贸政策，对于中国劳工利益、国民收入和消费能力、经济持续发展、利益分配公平与否等中国经济民生问题影响的分析，而非美国加税的动机和影响。金先生的批评文内容与我那篇文章的主旨显然是错位的。
不过我仍然对金先生这篇文章中主要内容做了回答和评论。我也希望能够与金先生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和交流。我也感谢《联合早报》及其他媒体提供争鸣的平台。
（图源自HKU Business Sch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