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深邃的思想与高明的艺术表达:选入“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的《尹县长》
陈若曦能够生发出她这个文学创作第二个高潮,当然也因为她有很不错的文学修养,能够以精确的艺术手法驾驭她要表达的思想内容。
陈若曦1957年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后,二十岁左右的年纪已尽显创作才能,并和白先勇等几位级友创办和编辑《现代文学》。她那时先后发表〈钦之舅舅〉、〈灰眼黑猫〉、〈巴里的旅程〉、〈收魂〉、〈乔琪〉、〈最后夜戏〉、〈妇人桃花〉……等短篇小说。在大多这些早期的作品中,她的民族情结,以及对贫苦弱者的同情和人生的渴望,精心包装在西方现代派的抽象和晦涩里,带着一种激动的情绪宣泄。那个时期,西方现代派手法正在台湾流行,陈若曦也深受影响。
可是,到了《尹县长》集中的篇什,陈若曦的小说风格完全改变了,代之而起的是现实主义,使用近乎完全客观的角度,基调是冷漠内敛,在一种沉潜的状态下,小说里的人物自己在思考乱世中的人生得失生命价值。
陈若曦这样改变自己的艺术风格,正是她高明之处。
例如,〈尹县长〉运用不动声色的回忆来编织故事的架构,而且特意安排一个没有立场的“我”,以让所述之事更合理和真实。这令叶维廉拍案叫绝,禁不住说,“这篇小说最独特的地方是叙述者的身份与立场的不确定。”(见叶维廉,〈陈若曦的旅程〉;黄嘉丽,〈论《尹县长》的艺术特色〉,网络。)其它几篇也是处理得极其冷静理性节制,欲语还休,点到为止,所有讥讽、怨怼都拐了好几个弯,但这样一来,正好营造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气氛,正好让读者自己充分去感受去判断故事里的人物那种压抑的情感扭曲的心态。
也许因为陈若曦既生活其中但又是一个“外来者”,她对当时反映人们内心世界的细节非常敏感。在〈晶晶的生日〉里,晶晶的妈妈在听闻喊反动口号的不是自家的小孩时,竟是松了一口气;里面还有向四岁大的小孩逼供的叫人难以置信的细节。在〈查户口〉里,邻居们彼此窥探监视,深怕被对方揪住可以上纲上线的辫子。〈任秀兰〉中的任秀兰跳到粪坑自杀,形状极其恶心可怖,人们并不以为意,死后还要追加批判。〈值夜〉和〈尹县长〉中主要叙述者都是冷眼旁观。在〈耿尔在北京〉里,耿尔只在回忆中过活,种种细节活现了他的心灰意懒、早衰麻木、凡事毫不关心的冷漠。这些细节编织出文革中那些极其扭曲的心灵。
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正如许多论者都发现,在《尹县长》小说集里,故事高潮几乎都发生在夜晚——夜色深沉,人物的思维和活动,都笼罩在一种浓重的压抑和悲凉中。这样烘托出故事发展的情节氛围,和整个凄冷色调极其相配,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笔者敢说陈若曦写《尹县长》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篇什对一个“伟大”的领袖所进行的一项“伟大”事业完全否定的巨大的颠覆意义。也没有必要。她要反映人生,而不是宣讲个人的政治主张。她只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大时代的见证人。她知道她不必大动肝火而只要以平实的手法写出真实就足够了。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其实都没有也不需要太多的虚构,尹县长和他的雷姓原型的遭遇几乎一样,任秀兰连名字也没有改。其实,陈若曦的冷漠内敛的写实,是另一种更深层的控诉。这比过后几年在中国大陆出现的诉诸以大悲大喜的“伤痕文学”作品,显然更具艺术感力更震摄人心。正如白先勇说:“若曦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她以小说家敏锐的观察,及写实的技巧,将‘文革’悲惨恐怖的经验,提炼升华,化成了艺术。《尹县长》集中最成功的几篇如〈尹县长〉、〈耿尔在北京〉,已经超越了政治报导的范围,变成阐释普遍人性的文学作品。”(见白先勇,〈乌托邦的追寻与幻灭〉,网络。)
1999年6月,陈若曦的《尹县长》光荣地被《亚洲周刊》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作家联合评选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的一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