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63）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116）
1991年6月12日，举行了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次总统选举。选举结果如下: 鲍•叶利钦获得了57.3%的选票；居第二位的是大大落后的尼•雷日科夫，得票率为16.85%；居第三位的是（出乎人们的意料）弗•日里诺夫斯基，得票率为7.81%。新闻媒体预言他的得票率约为1%，可是他却超过了早已成为经验丰富的政治家的阿•图列耶夫（得票率为6.81%）、阿•马卡绍夫（得票率为3.75%）和瓦•巴卡京（得票率为3.42%）。巴卡京的失败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大家都把他视为戈尔巴乔夫方针的体现者。
1991年7月10日，在赫鲁晓夫时期专为举行苏共代表大会而修建的克里姆林宫大会堂里，俄罗斯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举行了俄罗斯总统就职仪式。所有参加者和通过电视关注此事的千百万人都清楚地了解了这一程序的规模。俄罗斯发展的历史继承性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大会堂第一次奏起了此前不久由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批准的新国歌，其主旋律是普希金的同时代人、俄罗斯古典音乐创始人之一米.格林卡的《爱国者之歌》。
总统叶利钦宣誓，保证尊守宪法，捍卫俄罗斯的主权，尊重和保护个人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俄罗斯国家元首在74年中第一次得到了东正教全俄大牧首的祝福。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向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表示祝贺。
所有这些华美而庄严的程序证明了一个事实：俄罗斯开始在众目昭彰之下重建，它充分意识到自己是具有几百年历史的俄罗斯的继承者。
叶利钦的当选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肯定不是一件好事，但戈氏如今已经习惯于这种政治现实。他表示要同叶利钦合作，因为“是共同的责任把我们联结在一起”。
6月17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帕夫洛夫和八个共和国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出反危机纲领最后方案。最后，十个共和国签署了苏联政府提出的反危机纲领并生效。
值得注意的是，帕夫洛夫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授予政府补充权力的建议。要求授予政府1991年立法动议权，以便“有效地解决同实现反危机纲领有关的问题”。帕夫洛夫认为，虽然根据宪法，总统是执行权力机关的首脑，但戈尔巴乔夫的工作太多了。
帕夫洛夫这一举动显然有夺权嫌疑。戈尔巴乔夫马上得到了警告，这个警告来自莫斯科市长波波夫。但这是一次“出口转内销”的行为：波波夫知道这件事之后，认为这是发生政变的迹象，马上约见了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希望马持洛克把苏联近期将要发生政变的消息马上转给正在美国进行访问的叶利钦。马特洛克得到这个情报之后，立即上报给美国总统老布什，随后布什命令马特洛克立即向戈尔巴乔夫说明情况。但是，戈氏却不以为然。
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一书中以“对聋子的警告”为题，叙述了这件事：
正当戈尔巴乔夫集中精力于如何才能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时，他遇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立法花招。6月17日，帕夫洛夫总理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他某些特别权力，而这些权力当时只授予了总统。在被问及此事时他回答说，他没有和戈尔巴乔夫商讨过这个提案。实际上，他是在没有和老板打招呼的情况下，要求得到老板的权力。
帕夫洛夫是在最高苏维埃会议开幕式上讲这番话的，当大会进入正式会议来进行讨论时，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内务部长普戈都表示支持。他们的发言很快被披露给新闻界，使得许多政治观察家大惊失色: 居然有四名内阁高级官员施展手段来破坏总统的权威，这怎么可能呢？他们不解。这样向总统挑战，他们将如何保住自己的饭碗呢？
戈尔巴乔夫有权任命或者解除所有这些官员的职务，但是他对帕夫洛夫提案的第一个反应仅限于表示他不同意这一提案。有观察家认为，他肯定因没有人能解释的理由秘密地支持了这场把戏。我知道他多么珍爱他的权力，所以我怀疑他是这个把戏的幕后指使人。然而，我发现他的无动于衷令人费解。我同苏联政治家、记者和外交方面的同事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但似乎没有人能对所发生的事作出像样的解释。为了继续寻找答案，我邀请几位政治领导人，包括莫斯科市长波波夫，于6月20日星期四共进午餐。那个星期叶利钦在华盛顿。他已和布什总统约定6月20日上午10时会晤。
6月20日上午，市长办公室来电话说，波波夫不能够来参加午宴，但希望在此之前来见我，向我告别，因为我计划于8月初离开莫斯科回国，在此之前他恐怕没有别的机会来向我告别了。我回话说我可以在中午会见他。午宴被推迟在下午一点。
波波夫很快就到了。我们在斯帕索别墅图书馆见了面。男管家端来一些酒，但我们都要了咖啡。当男管家关上门出去后，他取出一张纸，边说话边写着什么，然后递给我。上面的俄文草草地写着:
有人正在策划一场“倒戈”政变，我们必须告诉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
我尽力保持着自然，小心地让谈话继续进行。在同一张纸上，我用俄文写道:
我会转达的，但幕后指挥是谁？
波波夫瞥了一眼我的问题，又写了几个字，然后把纸片推给我。我看到了这几个名字:
帕夫洛夫、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卢基扬诺夫
波波夫随即把纸片抽回去，撕碎了装进自己的衣袋里。
没有必要突然结束会面而引起怀疑，我们的谈话又进行了十多分钟。尽管我们都心不在焉，但已经足以应付克格勃的窃听器了。
12点左右，波波夫离开了。我立即写下这个消息，装在一个封口的信封里，通过一位美国使馆官员交给我的助理科林斯，指示他用最快、最安全的途径送到华盛顿。它将被交给国务卿贝克(他当时在柏林)、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以及总统本人。由于时差关系，在布什总统会见叶利钦之前，我们还有几个钟头的时间。
下午晚些时候，我接到来自助理国务卿凯米特的安全电话，他告诉我，布什总统会把消息转达给叶利钦，但我应当去见戈尔巴乔夫，向他发出警告。我同意了，但告诉他，虽然布什总统可能理所当然地会告诉叶利钦消息来自波波夫，但请一定不要把我的消息来源人的名字告诉任何其他人。另外，我想提到任何人的名字都是不妥的。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克留奇科夫等人正在阴谋策划推翻戈尔巴乔夫。因此，我计划只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得到一份无法证实的、但他应该知道的报告，有一股力量正在试图推翻他。
即使我们的消息再准确一些，我对戈尔巴乔夫提供这些阴谋家的名字还是犹豫不决。由一位美国大使告诉前不久还是敌人的一个大国的国家元首，说他的总理、情报头子、国防部长及议会议长正在阴谋推翻他，这如何才能令人信服呢？这岂不是自找麻烦，让人怀疑是一种播种猜疑和争端的企图？不，如果真是这样，精明的戈尔巴乔夫会看出破绽来的。
我打电话给切尔尼亚耶夫(苏联总统助理)，要求立即安排和戈尔巴乔夫会面。几分钟后，他回话说，我可以立即过去。此时莫斯科夜幕刚刚降临。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准备离开办公室，我没有带记录员，在切尔尼亚耶夫的陪同下走进去。他的情绪平和，似乎并不急于知道我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的长形桌边坐下，戈尔巴乔夫问布什总统派我来有什么事。我用精心准备的措辞回答: “总统先生，布什总统让我来通知您，我们接到一个令人不安的报告，尽管我们不能完全确定它是否属实。它的来源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也不完全是谣传。它说的是有一股力量正试图赶您下台，它随时都可能发生，甚至就在本周内。”
戈尔巴乔夫摇着头微笑起来，然后变得严肃了，“请转告布什总统，我对此很感激。我一直觉得我们是伙伴，现在他证实了这一点。感谢他的关心，他做了一个朋友应该做的。但请他不要担心，我完全掌握着局势，明天你就会看到。”
我说，如我前面所说，我们无法证实它，尽管它的严重性看起来足以引起重视，而布什总统也认为有义务通知您。
然后，戈尔巴乔夫陷入了他所喜欢的那种自言自语的状态。他承认到处都有关于推翻政府的传言，政局确实不稳定。帕夫洛夫虽然是一位有才华的经济学家，但还不是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他还正在学习之中。他已经承认了他在星期一(17日)犯的错误。但最近政治和解的趋向比较明显。就连叶利钦也开始养成合作的习惯。联盟条约很快就要签署了，他参加七国集团会议的伦敦之行将表明向世界经济又跨出了一步。公众支持经济改革，这在投票倾向叶利钦中已表现出来，但他们也希望结束政治对峙局面。
戈尔巴乔夫继续说，然而，也有势力试图阻碍改革。他们中有些人甚至就在议会中，这是“联盟”议员团中许多人的看法，尽管并非所有的人都这么想。他不排除有些人谈论过推翻政府的可能性，或许这就是我们的报告的根据。
我对他说，听到事情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就放心了，尤其令人振奋的是看到他与叶利钦的合作也在发展。如果这种关系停止了，就难以对未来抱乐观情绪了。
送我出来时，他重申明天我会看到事态还控制在他的手中。事实上，第二天他在最高苏维埃得到了绝对多数票，否决了帕夫洛夫特别权力的要求。但在同时，他突然对那些试图在他和总理中间“插入楔子”的人进行了攻击。我为不去提波波夫和其他名字的决定而高兴，因为这可能增加戈尔巴乔夫对这个报告的怀疑。但很快我就得知，戈尔巴乔夫可能认为我们的报告来自阿尔克斯尼斯(保守派)等那类人的牢骚，而不是正在试图劝说最高苏维埃控制他的权力的那些人的阴谋。
在苏联政治力量发生剧烈变化之时，1991年7月2日，苏联“民主改革运动”诞生了。这是由一系列激进改革派政治活动家组成的政治联盟。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索布恰克、波波夫、沙塔林、西拉耶夫、彼得拉科夫、沃尔斯基和鲁茨科依九位大人物一起创建了该运动。该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挽救民主、保证政治和经济领域继续进行激进改革，消除独裁的威胁和回到极权制度的威胁。7月4日，谢瓦尔德纳泽宣布退出苏共。成立这个运动旨在成立民主反对派，同苏共平起平坐。雅科夫列夫明确表示: “我一直主张多党制，更确切地说，是主张健全的和民主的两党制。” 在他看来，统一的苏共早已不存在，从1985年起就不存在了。当时的社会发展走的是一条建立崭新制度的路，即苏共内部“孕育”着多党制。他认为，苏联改革“碰上了一堵仇恨、抵制、思想上不接受和实际进行反抗的密不透风的墙”。他的观点是，“保守主义的生命力之所以相当强，与其是它自身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民主力量和改革力量组织和协调得不够的结果。” 因此，必须建立多党制的有效机制，使民主成为苏联转折时期的重要保证。鲁茨科依强调，要建立“CP内之党”作为俄罗斯总统的基础。8月3日，鲁茨科依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成立。
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1945一1991）》中对苏联1991年春夏苏联领导层政治危机的尖锐化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让我们知道了许多细节详情。下面请看他对围绕联盟条约草案两派斗争的报道：
正如新闻记者和政治学家们所预计的那样，新奥加廖沃进程的开始，旨在准备新联盟条约的所有措施，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私人和解，他们为制定该条约而开展的各种活动，这一切并没有使苏联政治生活中亲共产党和反共产党的政治对抗减弱。苏共正在被彻底地排挤出领导地位。1991年4月17日，俄罗斯议会通过了《俄罗斯联邦民警机关法》。其第20条写道: “民警机关中不允许建立政党及其组织并开展活动。” 不久又通过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关于俄罗斯学校非政党化的决议。
“民主俄罗斯”运动积极分子及苏共的其他反对派政党要求就苏共财产民族化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的行为，引起了苏共中央的严重不安。5月12日，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克鲁奇纳、中央立法动议和法律问题部部长巴比切夫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尤•雷日科夫共同撰写的一份报告被送呈中央。报告中警告说，在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库兹巴斯、苏梅州及一系列其他州，已经开始了征集签名活动，目的在于就党的财产问题举行全民公决。
苏共中央及其在俄共中央的同事表示坚决反对，但是要制止此类趋势，用过去的老办法已经不可能了，于是采取了别的办法。关于联盟条约命运的争论成为联盟领导层（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领导层（叶利钦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之间对抗的主线。
准备新条约的每一步都都很艰难。它需要各共和国协商一致，同联盟权力机关进行激烈争论。只要在达成一致的道路上出现某些成果，苏联最高苏维埃和隐藏在其背后的苏共中央就会进行捣乱。
6月3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了新联盟条约起草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
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向最高苏维埃会议通报了联盟条约的起草情况。代表们都支持他的建议：不讨论，也不领取条约文本。苏联最高苏维埃中最大的议会党团——实际上由卢基扬诺夫领导的“联盟”议会党团对这个条约持否定的态度。6月8日，“联盟”议会党团的领导人和该议会党团建立的“联盟”全联盟人民运动作出了《关于签订联盟条约》的声明。这一文件对条约草案进行了谴责，因为“重新起草的条约规定将苏联作为一个统一的联邦制国家予以取消。该条约有未经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核而签订的危险……这将意味着国家政变。”“联盟”议会党团坚决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该条约。
1991年6月10日，在卢基扬诺夫主持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乍一看，这是一项墨守成规的决议——在最近将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听取苏联内阁关于国内社会经济形势的通报，实际上是准备制造具有久远后果的轰动效应。下面我们再回过头来讲这件事。请注意，这项决议是在俄罗斯总统选举前两天通过的。
作为对共产党候选人在选举中遭到失败的回应，6月15日，苏共中央举行了俄罗斯共产党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苏共中央书记舍宁主持了这次会议。与会者认为，造成失败的主要罪人是戈尔巴乔夫。在这一阶段，对戈尔巴乔夫的憎恨超过了对叶利钦的憎恨。共产党的官员们确信，共和国的全部权力事实上已经转到各政党和各社会政治运动的同盟“民主俄罗斯”的代表人物手中，该同盟已经公开宣布更换现行政治制度的方针。
舍宁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特别强调：“大家在发言中对如何签订新联盟条约深感忧虑。根据与会者的意见，不容许无视全民公决的结果和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因为全民公决的结果和决议明确规定了新联盟国家的名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其组建的基本原则。与会者强调指出，只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通过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终决议。”
请注意，这一要求违背了在新奥加廖沃一致达成的名称——苏维埃主权（而不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舍宁指出，与会者对俄罗斯共和国领导人无视苏联宪法和苏联社会政治团体法，在护法机关、高等和中等学校实行非政党化的行为“深感不安”。他向中央报告说: “许多党委第一书记都指出了基层党组织的强烈意见：党的领导层、中央总书记及其周围的人正在放弃和修正苏共二十八大的各项决议，各地纷纷提出更换苏共中央领导人的问题。”
舍宁为自己的报告附上俄罗斯联邦各边疆区委和州委书记签署的声明。这份声明实际上是最后通牒。全文如下:
致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最近一段时间，国家党政领导人的行为越来越具有反人民的性质。他们显然打算放弃苏共二十八大的决议。党实际上被剥夺了参与制定国家政策的权利。忽视苏联宪法和法律的一小撮人在领导着党和国家。今天正在发生的许多情况与1985年党和人民支持的改革毫无共同之处。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认为必须立刻就以下问题举行俄罗斯联邦CP中央委员会：
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问题。
关于召开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非常代表大会问题，会上应该通过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纲领和章程。6月17日，联盟条约起草委员会在新奥加廖沃结束工作。该草案当天就分发给联盟各共和国讨论。
苏共中的保守派强硬分子在面临危机时并不是束手待毙，无所作为，而是机关算尽，力挽狂澜，挣扎到最后时刻。但为什么最后仍会大厦倾覆呢？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但有一个人的见解颇能让人耳目一新。他就是当年戈尔巴乔夫的左臂右膀，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他在回忆录《大动荡的十年》中有这么一句话颇令人玩味：
它的悲剧在于，党在垄断权力的几十年里，丧失了开展政治斗争的能力，因为，国内没有任何以别的政党和社会运动形式出现的反对派。结果，作为唯一的组织，党丧失了自身最优秀的品质——战斗精神……它的能力就慢慢地衰退了。”
苏共的战斗精神其实在政治上一直是存在的，只不过它从执政那天起一直把自己罩在金钟罩里，内斗不休，内战内行。一旦走出金钟罩和外面人打斗，外战外行，马上落败。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