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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以什么依据来论证苏联党国精英阶层从共产主义者转变为资本主义者呢？该书第七章中有比较翔实的事实和数据，转载如下：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禁止私有企业活动的法律开始逐渐松动。1988年关于合作社的法律条文使小型私人企业迅速发展，成千上万的小工厂出现了。一些新的工厂只是在形式上是合作的，实质上却是资本主义企业。到1990年，国家的监管迅速减少，所以资本主义企业越来公开地发展起来。苏联垮台以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也正式开始，当然，在这之前很久，一些国有实体就开始脱离社会主义的经营轨道。
那么，是谁创造了这些新的资本主义的企业？
有一些是技术专家——科学家、工程师、发明家——他们对国有体制的限制感到很沮丧。来自西伯利亚的涅维诺夫就是转向资本主义者的科学家的典型代表。他原是秋明大学的物理讲师，在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方面获得了几个发明专利权。1986年，他建立了一个与秋明大学合作的工厂，主要从事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新技术的利用和开发。1990年，他利用与秋明大学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联系，转向做石油贸易。1991年他冒险成立了一家合股公司，资产达到五亿卢布，在俄罗斯许多城市开办了银行和贸易公司。
古拉也是一位科学家，曾经在广播公司和一家军事研究中心当工程师。1987年，他离职成立了一个小型音视器材合作企业，通过一个国有企业代理得到了八万卢布的低息贷款。古拉还从事驯鹿角和羚羊角的出口贸易，这一贸易给他带来的利润是很高的。几年时间，他就把这家小企业变成了赫赫有名的从事进出口贸易的跨国公司，为富裕的俄罗斯人旅游提供服务活动。
如果人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那些在个体企业中取得了成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技术，而是有其他许多背景。涅维诺夫的巨大成功，来自于在苏联粗放的市场中进行有利可图的西伯利亚石油贸易，他抓住了机遇，而不是因为他的发明创造。古拉的企业是以公众基金来创办的，是由于世界贸易与金融利润极为巨大才迅速发展壮大的。
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要想获得生意上的成切，不仅要有技术知识，而且要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当机遇出现，要有能力迅速抓住机遇。广泛的社会联系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对私有企业的管理仍然是十分黑暗的，要想让一家私有企业在生意场上站稳脚跟，就需要有一些有权有势的朋友支持。广泛的社会联系也是在个人资金缺乏时获得财政贷款、让私人投资所得的财富合法化的惟一办法。
在1987年至1991年之间的苏联，机遇的突然出现，主要的并不在于生产了有用的商品。一个企业还必须抓住机遇，与获得巨大资助的国有企业竞争。后来这些国有企业都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出卖了。这种巨大的潜在利润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国内外贸易。由于弊端很多，而且价格受到控制，一个精明的经营者可以从国有企业购买商品，然后再以较高的市场价格卖出去。另一个更丰厚的利润是通过控制廉价的苏联原材料市场，而按照世界市场的价格偷偷出口来获得。
又一个更有利可图的机遇是在金融方面的投机。由于在原材料和期货方面市场有一个逐渐发育的过程，精明的经营者于是通过在苏联的贵金属上，在美元或日元上投资；由于苏联经济每况愈下，在它们的价格必然上涨之后他们便抛售出去，以此来收敛钱财。
生意上的成功不一定要有专门技术。新的私有企业主主要来自于那些有着广泛社会联系和能够在贸易和金融方面辨别、抓住机遇的集团——党国精英，这一点并不让人奇怪。
一个苏联专家对莫斯科1993年兴起的私有企业进行了研究。通过对267家非国有企业的随机抽样，他发现只有25.8%的企业是由有专家背景的人来管理的，主要包括科学家和工程师。大约有68%都是由前国有企业的领导控制着。所以我们可以说，科学家和工程师作为大的私有企业的创办者，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
俄罗斯学者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先是对苏联的精英分子，接下来对俄罗斯的精英分子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下面是她对1992一1993年俄罗斯一百家最大的私有企业创办情况的调查结果。其中的四个方面——共青团、企业家、银行家和精英分子家族——代表了党国精英的一部分，他们总共占了62%。科学家只占15%。另外5%的企业创办者则被称为“天之骄子”——他们都是一些打破旧体制靠我奋斗出来的人，与旧体制不相适应，在改革之前就试图违反原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律法规为自己工作。另外的18%是由各种各样背景的人混杂而成(包括犯罪分子、失业者等)。
企业家: 23%
银行家: 14%
科学家: 15%
共青团: 17%
精英家庭: 8%
“天之骄子”: 5%
其他: 18%共青团也是苏联新的企业家成长的温床。在共青团组织中所结成的社会联系，是一个人进入苏联官僚阶层的阶梯，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共青团的许多活动，是由基于自愿劳动为基础的许多民间企业组织的。在共青团组织中，一个人可以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增强组织才能。
在年纪较大的党国精英以追求名利来代替理想主义时，这一过程在共青团员中也同样发生了，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俄罗斯学者比雷科夫指出，共青团活动家已经“不相信马列主义”了，“他们乐意干任何事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新的机遇的时候，共青团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滋生地。
从1986年7月至1990年4月，米罗连科是苏联共青团第一书记，也是苏共中央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他可以列席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会议。1992年米罗连科认为“社会主义的观念是值得怀疑的”。他宣称，社会所需要的是“经济的观念”，后来“经济的观念”这一术语就成了资本主义的一种委婉的说法。他引用了索尔仁尼琴关于十月革命的说法，把它看作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轮，它最终必然燃烧干净而且熄灭。他说他希望它完全燃烧干净。这样的观点或许可以出自于年轻的某一个大学生，可是它却出自于苏联共青团的第一书记之口！
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不但发现17%的大型私有企业是共青团员创办的，还发现他们是最早成为生意人的精英分子。1987一1989年间从共青团中出来的生意人，以及从科学家中出来的生意人，是创办私有企业的的第一批人，出来人数最多的是在1988年。
以前作为精英分子的生意人中最大的、占到总数23%的是被称作“企业家”的那帮人。这些人中有56%来自国家产业部门、苏联或俄罗斯的国务委员，另外有26%曾经是大型国有企业领导人。他们是在1989一1991年间进入私有企业的，其中人数最多的时候是在1990年。
大型私有企业中有14%来自原苏联的国有银行。其成员要么建立一家新的商业银行，要么想方设法使原国有银行中受自己管辖的一部分私有化。他们是在1989一1991年间进入私有企业的。1990年人数最多的时候占总数的51%。
新兴大型私有企业中，与精英分子有关的最后一类，是他们的家族成员创办的企业，约占总数的8%。他们是由高干子弟建立的，一般都与国际事务有关——例如，与外交部的官员有关。这些人毕业于最有声望的教育机构，通过家庭旅游和国外的熟人，他们对外面的世界非常了解。他们进入商界较早，大多是在1987年。
以上内容说明苏联经济改革最大的获益阶层并不是广大低层民众，而是少数上层精英。至少是一些善于投机专营之辈。这种挖社会主义墙角的现象自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延绵不绝，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已成气候。而戈氏的改革为这些党国精英开创了英雄用武之地。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打出“改革”的旗帜，这表明这位苏联新的一把手摸到了时代的脉搏，抓住了苏联社会发展的中心环节。特别是戈氏开始进行改革的领域是经济方面，因为经济是当时苏联最不景气的领域，也是关系到苏联人民生活的最重要的领域。戈氏上台后，就将注意力集中到经济改革方面来。他领导苏共中央几个关键性的班子制订苏联经济改革的方案。中央书记斯柳尼科夫具体负责这项重要任务。1986年11月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个体劳动法》，并于1987年5月1日起生效。这个法令很重要，它是苏联有史以来第一个个体劳动法，也是经济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该法令规定了个体劳动的基本规范，保护个体劳动的利益和权益。但是该法令禁止个体劳动者雇工。从1986年起苏联实施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试点企业自筹资金，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到1986年底，工业试点企业的总产值占全苏工业总产值的一半。1987年苏联继续推行工业企业改革试点。1月13日，苏联通过合资企业条例。2月8日，苏联公布企业法草案，强调企业活动可以按照自治原则进行。从1987年开始，苏联高层决定推行农业改革，实施集体和家庭承包制。
这期间戈尔巴乔夫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十分钦佩。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一段时期他特别热衷于搞合作制。1987年1月，他表示，“应该坚决克服对待合作运动的动摇情绪，这种情绪过去有过，而且现在也仍然能看到。合作制不仅没有失去自己的潜力，而且前途远大。”戈氏批评下属推行合作制行动缓慢，指出“在合作制的道路上还有各种各样的障碍，还强烈地表现出迷恋行政命令式的官僚主义管理方法，不接受那些与传统上形成的概念不相符的管理形式，虽然这些管理形式是非常必要的，能够刺激劳动人民的主动精神，提高他们的劳动积极性。”
还记得上文中讲过“一个苏联百万富翁的自白”故事吗？那个苏联科学硕士之所以能迅速发家致富，就是靠“党的好政策”: 1988年5月通过的《合作社法》。
《来自上层的革命》在论述苏联党国精英怎样从共产主义者转变为资本主义者时，拿出了具体的事例。它以这个阶层代表人物的转变历程说明了一条蛇是怎样吞吃了一头大象的。
从原来的党国精英转变为私有企业主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个别的例子来更好地加以了解。下面我们来看看在原来社会结构中的不同职位的人——共青团员、产业部门或国有企业领导、国有银行职员、外交部官员、精英分子的家庭成员甚至苏联内阁成员——转变为私有企业主的简单历程。
共青团员
梅纳特普银行是从共青团中冒出来的最大的、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它的总部坐落在前共青团办公楼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中间的人行道旁，这和它的身份再相称不过了。人们有时把它叫做“共青团银行”，这个名字一语道破了它的渊源。在一次访谈中，梅纳特普银行总裁哈多尔科夫斯基追溯了该银行从一个共青团企业到俄罗斯十大私有银行之一的演变。1986年，哈多尔科夫斯基毕业于莫斯科门捷列夫化学学院，次年成为一名基层共青团组织委员。他参加了共青团青年科技发明中心的创建，据他说，这是一个投资中心。1988年，他和他的同事们成立了一家银行，由三个官方机构共同投资组建: 共青团青年科技发明中心、国家科技委员会(苏联中央计划机关的一部分)、日索茨银行(国家银行系统的一部分)。哈多尔科夫斯基没有个人资本，资金全部来自这三个注资机构。因而是党和国家的钱兴办了这个银行。
一开始，梅纳普特银行是市属财产，由莫斯科的一个区所有，利润归于银行的劳动集体。由于利润很高，三大注资机构的所有权很快就被银行买走了。1990年，银行重组为一个股份公司。1994年，其资产达到10亿美元。梅纳特普银行的主要活动是金融交易，即在参与资本盈利的同时买卖金融资产。它还从事信货和投资，虽然在俄罗斯动荡的经济局面下这样做是有风险的。梅纳特普还有第三个业务——私人融资，通过这一渠道，银行管理着大约二千名个体客户的资金。个体融资客户往往是一些特别有钱的人，有人说，梅纳特普的许多有钱客户是有组织的犯罪分子，尽管这样的说法无法证实。
当被问及俄罗斯新银行家和商人的出身时，哈多尔科夫斯基说: “90%的生意上成功的人都来自旧的特权机关，或者是那些与这些机关关系密切的人。”他认为，旧的干部选拔机制“还不错”，因为它允许那些有天分和精力的人步步高升。在他看来，共青团中这些天分突出、精力充沛的人成为成功的商人是很自然的事。他没有把时间浪费在这种反常的事情上，他只顾追求资金盈利，而那些比他更优秀的同事们，反而去给颠覆苏联体制的“来自上层的革命”煽风点火。
这些年里，共青团中还冒出了另一些私营企业。其中之一是莫斯特银行，它是俄罗斯另一家大型的私有银行，除了共青团的背景，还得到了莫斯科市市长和市委的支持。费尼斯特银行是共青团投资7亿卢布创建的；它的董事长谢尔巴科夫以前是共青团中央的一名官员。瑟林内克掌管着一家1987年从共青团中独立出来的私人职业介绍所，共青团曾给他提供了二万卢布的风险投资。恰如其分的是，青年企业家协会这个试图代表年轻资本家利益的组织，就是前共青团书记波塔彭科为首的。实业家
阿德尔曼来自旧精英中的一个群体。从机械工程和经济学专业毕业后，阿德尔曼在一座在苏联体制下十分受宠的机械制造厂飞黄腾达。1975年，他从克拉斯诺达尔机械制造厂一名技工开始，逐渐升为第一工程师、副总经理，到1984年升为该厂的总经理。1987年，上级任命他为克拉斯诺达尔机械设备协会助理总经理，他曾把这项工作形容为可以和某部副部长相媲美的好差使。他说，虽然他的职位已经很高了，但每个月四百卢布的工资收入“并不高”。
克拉斯诺达尔远离莫斯科。当阿德尔曼听说莫斯科一家机械厂的总经理即将退休，便四处活动，最终赢得了这份工作。阿德尔曼自信心很强，对于如何管理一家工厂有自己的一套主张。1990年，他利用苏联体制日渐松散的大好时机，把这家企业变成了雇员集体所有，并和上级部门脱了钩。两年后，他把这家成功的企业改造成股份公司，自己拥有了31%的股权。由于一开始并没有多少个人资金投入，因此阿德尔曼转眼间就成了一位成功的资本家。那些在苏联经济管理层中比阿德尔曼职位更高的人，进入私人业务领域也更为有利。苏联石油和天然气工业部副部长阿列别克洛夫，成了俄罗斯大型石油公司之一的鲁克石油控股公司总裁。阿列别克洛夫离开石油和天然气工业部之后，把他以前在部里的上级聘请为该公司的顾问。那时，前中央经济管理部门的许多高层人物，都改而在新兴的私营企业里担任顾问一类的得天独厚的职务。另一个例子是在1965一1985年期间一直担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巴巴科夫，他担任了一家极为成功的股份公司的顾问。这家名叫卡兹普罗姆公司的首脑，曾在1994年6月名列俄罗斯50位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的第八名。
许多新兴资本家都来自苏联工业企业的高级领导层。苏联大型汽车制造厂AvtoVAZ的厂长卡丹尼科夫，1990年开始把该企业变成他的私有财产。在上面所说的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当中，他名列第十，被公认为俄罗斯最有钱的人之一。
中小型国有企业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弗拉基米尔主管着一家管理培训中心，它是由全苏联几百个国有企业共同投资兴办的，目的是为它们提供受过专门培训的管理人员。1991年夏天，它成了一个私有企业，属于弗拉基米尔一人所有。这时，它在全苏联50个城市拥有分部。巨大的经济变化使得管理培训成了一件大事，因而以弗拉基米尔广泛的关系网为依托的这家企业，就成了在许多苏联后继国家当中仍然能够成功运作的佼佼者。
前苏联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大多是通过兴办新的企业而不是私有化他们以前主管的企业而成为资本家的。利萨伊以前是六家大型军工企业组成的集团负责人，该集团工人总数达到7.5万人。1991年，他和几个同事一起离开了该集团，开始组建一家私有计算机软件公司。起初他想把自己的软件销售给制造业企业，后来他发现向俄罗斯新兴的私有银行提供软件才能获得成功。他说: “他们有的是钱，正为如何花钱而发愁呢。”
虽然《来自上层的革命》认为苏联党国精英转向资本主义是受个人利益驱动，但同时又指出存在着另一个因素，即: “党和国家的一些精英分子之所以转向资本主义，原因可能不仅仅是可以感觉得到的物质上的私人利益。从1975年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总体上占优势，而苏联接下来15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可能会使一些党国精英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优越于社会主义经济。苏联党国精英如果只是因为物质利益问题，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转向支持资本主义。他们对两种制度作过公正的比较。”
这种观点是有依据的。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理论界曾以“别无选择”为题，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进行大讨论，为苏联的改革之路指明了方向。而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以“球籍”为题，掀起了一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指明了方向。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