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徐友渔回忆录《革后余生——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读徐友渔的回忆录《革后余生——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我是有些激动的,这本书引起了我很强的共鸣。我是他的中学同学,又经历了同时代社会的起起伏伏,甚至经历了同样的历史事件,而且价值理念也相当接近。因此读他的回忆录,也勾起我对自己过往的很多回忆和反思。
徐友渔和我都是文革前成都第一中学的老三届学生,他比我高一级,文革爆发时他读高中三年级,我是高中二年级。但在文革前没有往来,不过已知他的大名,因为他在一中是全校闻名的明星学生,几乎是无人不知。虽然在文革前学校的政治气氛已很浓厚,特别强调阶级路线和政治挂帅,有才华的杰出学生还是会受到推崇。徐友渔那时已崭露才华,学业优秀,见识不凡,因此很受老师同学的欣赏。记得我班上一个姓王的同学,她的姐姐与徐友渔同班,她经常会给我们讲一些她从姐姐那里听来徐友渔学习如何出色,作文写得如何生动有趣的故事。成都一中有位姓蒋的副校长很欣赏徐友渔,在文革批斗老师时,这还成了她的罪名之一,说她对只专不红的尖子学生徐友渔另眼相看,奉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
文革红卫兵运动期间,我和徐友渔属于同一派,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属下成都一中“一月风暴”的成员,他是头头之一,也是我们这一派的笔杆子,相当活跃,一些初中同学很崇拜他。我参加文革也算积极。因文笔尚可,我1967年5月被派到红成的《中学红卫兵报》当记者编辑,这年夏天,我参加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万人上京告状,到了北京,在北京逗留几个月后回到成都,那时在外革命造反的大学生纷纷回到原来的学校等待毕业分配,大学生回校后,红成的机关报《红卫兵》因缺人补充了一些中学生,这年秋我被一月风暴派遣到红成总部(先在南郊的成都地质学院,后迁移到市中心的四川医学院)的报编室,参加《红卫兵》报的采访和编辑工作。我们的总编缉是一位造反派作家吴本恕(文革时改名吴红)。吴本恕涉及1957年成都第二师范学校发生的一学潮,反右时学潮被定性为“小匈牙利事件”,有一百多名学生被捕,吴本恕也受到牵连,后来一直挨整,这是他文革起来造反的原因,不过那时我不知道。文革后,他在《成都晚报》副刊当编辑,做了铁流的同事,我后来认识铁流,才知吴本恕这一惨痛的过往。当然,这是题外话。
1967年底到1968年初,成都红卫兵运动进入尾声,当局要重建被文革瘫痪或半瘫痪的权力架构,把权力从红卫兵和造反派中收回来,成立所谓大联合的革命委员会。经历过文革不断的反覆无常的起伏和各种荒诞残酷事件,那时有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学生已开始怀疑反思,我也对文革有诸多想不通,那时回到一中或徐友渔到川医红成总部,见面时我们会私下交换一些对运动和时局的看法,也曾向红成总部的头头建言。徐友渔在其著作《自由的言说》一书对此事也有记述,文中提到一位和我们交换意见的同学H,后来在成都市革委成立那天被对立派活活打死。这位H是16中的学生,名叫何志昕,他在学校是少数反对派,因受到另一派”八二六”的暴力威胁而不得不到红成总部避难,他和我们很谈得来。有次我们私下讨论,认为总部头头要与对立派决战,打上甘岭战役的决策过激,在红成总部头头们开会时,决定闯进去提出反对意见,因徐友渔口才好,由他代表我们发言。
下乡后和徐友渔在一个生产大队,接触更多,并结识了一些共同的朋友,其中有好几位西昌老知青。这些西昌老知青都非常优秀,但因在毛泽东时代出生成份不好,文革之前无法升学或进入大学,被迫下放到西昌当农民。我们经历文革,逐渐对中国现实产生怀疑和幻灭感,然后从绝望中走出来开始觉醒的心路历程,徐友渔在他的前一本回忆录《蓦然回首》之中,有深刻的记述。他这本《革后余生》从毛泽东之死后他考上大学写起,然后回忆他如何走上学术之路,又如何成为公共知识份子,因为纪念六四死难者而被关入北京第一看守所这一段人生历程。 《革后余生》可以说是《蓦然回首》的续集,
毛泽东之死是我们那一代人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那个窒息、绝望又动荡的岁月,我们知道只有独裁者毛泽东去见马克思,我们才有希望。 1976年5月毛泽东最后两次露面,接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看得出这位独裁者身体已不行了,行将就木,我们内心都怀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期待。有次和徐友渔等几个朋友谈到了斯大林之死,说斯大林一死,苏联政治就解冻,那中国会不会有这样一天?记得徐友渔用相当肯定的语气说,毛一死中国应该会出现类似苏联在斯大林死后的政治解冻。
这一天终于到来。徐友渔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之死新闻出来后,他感到中国要变天了,其命运将会改变。这种感受是那个时代我们很多人的共同体验,1976年9月9日下午那天,获知毛死消息后社会的复杂诡异反应和我们不得不强压下内心之欣喜的感受,很多细节,我今天仍记忆犹新。
果然,毛死后我们命运都改变了,我们这批老三届学生很多考上大学,回到学校。徐友渔最杰出,他先进入四川师范学院,刚入校不久即考上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赴北京研究哲学,对此同学们都不感到意外,因为都知他是我们一中同学中最优秀的,很多初中同学还把他视为人生导师。社科院研究生毕业后,他又到牛津深造,1988年学成归国,进入中国的学术殿堂,成为文革后西方分析哲学在中国的第一批学者,如果他坚持在这条学术道路上走下去,心无旁骛,一定会成为西方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一代大家,而且专精的是象牙塔的学问,可以远离政治,远离政治也就远离了风险,人生之路也将风平浪静。
但他却做了另一种选择,在顺风顺水的学术之路中途,他从高深的语言分析哲学研究转向贴近现实的学问,开始研究文革红卫兵运动和政治哲学,他不只是坐而论道,同时又走出书斋,关心社会问题,频频对大众关心的问题发表言论和文章,还积极介入政治,成为公共知识份子,也因而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
这种选择可能很多人都认为不明智。徐友渔为什么会有这种舍坦途而行荆棘之路的选择?
记得我有次与他谈论起我们共同的朋友胡平,我说胡平80年代赴美,哈佛大学给了他一个读博士学位的机会,但胡平半途放弃,跑去参加民运,太可惜了。但徐友渔不这样认为,他说,哈佛博士很多,但研究民运理论的很少,以胡平深厚的学识根底,他研究中国民主运动,能为中国民运建造一套理论,能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主运动,这是其他人无法做到的。
我想徐友渔对胡平人生选择的理解,也是他自己人生为何如此选择的缘由。因为不论胡平,还是徐友渔,除了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知识偏向,还有他们自己揽上身的社会责任感。
徐友渔在回忆录的序言一开始即引用德国哲学家狄奥多·阿多诺(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的名言:“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
对我们当代中国人而言,我们的奥斯威辛就是黑暗的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的六四事件。
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都知道,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丁点自由的空间,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甚至拥有知识本身就是罪恶,会被打入异端另类,受到政治迫害。所以我们明白,我们与我们生存的环境息息相关,你要自由地做学问,首先就要为自己争取一个自由的空间。所以从毛泽东时代劫后余生的知识人会特别关注我们存在的环境和社会。有的知识人显得不关注,不在乎,埋头做学问也不是真的不关注,不在乎,而是自己的自由意志被毛泽东时代留下的恐惧禁闭关锁起来了,虽然那个时代已结束,但恐惧成常,心灵还没有解锁。
对徐友渔而言,他的奥斯威辛更是他亲自见证的六四事件,一场对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民主运动的流血镇压。他在回忆录中说,“自从经历了1989年六月四日凌晨发生于北京的那场残暴镇压和血腥屠杀之后,我再也无法以身为一个书斋学者而满足,今后我所有的研究、思考、写作,都必须与正在改变的中国现状相关,必须和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目标相关。”
他说,他最初之所以要“研究哲学”,“本意是为了使国人的思维更科学、更理性、更精确。”对于他这一最初的选择,我很理解。我们这一代人最初都是文学青年,最早接受的是文学的启蒙,认知方式也是文学思维,这种思维有个盲点是多激情感性,但缺乏理性和逻辑思维。另外,我们这一代人自幼接受的还是单一的马列意识型态教育,思辨框架只会“主观”、“客观”、“唯心”、“唯物”这一套,直到当知青后读到乡下知青私下流传的一些思想读物,才知西方哲学非常丰富多彩,还有其他思想道路。因此我们这代人的思维认知方式是先天不足。有缺陷的,而思维方法不对不理性,对世界和我们社会的探索就会犯错误,就像我们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一样,走了很多弯路,甚至误入极权主义万劫不复的歧路,至今还走不出来,“上面还是慈禧太后,下面还是义和团”,令人非常痛心。徐友渔希望帮助国人思维方法更科学、更理性、更精确,可说用心良苦。
徐友渔最后转向更贴地的研究,他自道动机说,“面对社会上迫切的现实问题,继续研究语言分析哲学有点像是关在象牙塔中作诗,显得太高雅奢侈了点;因此我作出调整,转向研究与政治社会更为直接相关的领域。”这种选择,是出于徐友渔作为知识人的社会责任感,他要把自己的学术之路和对中国命运的探索紧紧绑在一起。后来徐友渔曾被评为对中国有影响力的五十大公共知识份子之一。
徐友渔这本回忆录,如果说有一条主线或主题的话,这就是选择。我们用选择赋予人生的意义,也塑造我们生存的世界,而如何选择既出于我们的认知,也出于我们的价值取向。
徐友渔在回忆录中提及在90年代开始的文化思想大辩论,其中之一的争论是,身处强大的极权社会,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是要做哈维尔还是昆德拉。无论昆德拉还是哈维尔,对自己身处的社会是极权社会这一认知并无分歧,都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人民的公民权力正受到国家机器严重侵犯。两者不同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即一个有良知的知识份子,或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面临重大事件应该如何面对,如何选择,是做犬儒还是斗士,在他人公民权利被侵犯的时候,是否只要做到明哲保身,洁身自爱即可,是否还应该在维护他人的公民权利方面有所作为。
徐友渔指出,六四之后,中国很多知识人在严酷的现实中沉默,他们用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的人物行为为自己的选择辩护,称抗争需要集体行动,因此本身就具有极权主义的整体性和强制特征,而把“人类”、“理想”这类话语称为需要消解的“宏大叙事”和“话语霸权”。在极权社会反抗是有风险的,可能会付出代价,徐友渔指出,选择不反抗,可以理解,但是认为反抗压迫和压迫一样邪恶,就是荒诞的逻辑。徐友渔认为昆德拉的选择是回避公民的社会责任的一种托辞,是文人用形而上的堂皇理由为自己形而下的生存状态辩护。
徐友渔说,任何人都无权强迫他人参与政治为正义斗争,但可以要求他人作一位有公民意识的人,在另一个公民的权利受到侵犯时不要无动于衷。但遗憾的是,徐友渔指出的昆德拉现象在中国并非罕见。六四后很多中国文人在高压下被迫沉默,选择不做哈维尔,但内心的不安需要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自己解脱,于是就出现这样的现象,自己不敢反抗,为了让自己心安理得却要讥讽挖苦敢于反抗者,贬低、轻视,甚至嘲笑敢于挑战强权的斗士,污名化公共知识份子。昆德拉现像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潜意识,一种集体性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徐友渔在这场作哈维尔还是昆德拉的辩论中发表了多篇文章肯定哈维尔的选择,宣扬哈维尔精神。他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宣称,如果只能在哈维尔或昆德拉之间选择,那他“宁要哈维尔,不要昆德拉”。徐友渔不但主张要做哈维尔,他自已也身践力行,所以他留学回来后走出书斋,参与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多项的公共事件,包括六四事件、刘晓波的零八宪章运动及其他公民维权运动,曾和维权人士华泽编写出版《遭遇警察——中国维权第一线亲历故事》(开放出版社2012年出版),此事未见他在回忆录中提及。
徐友渔开始介入政治是他从英国留学归来后的1988年,正是六四前夕,徐友渔发起和策划了北京知识份子呼吁释放政治犯的第四波签名活动。见证了六四之夜天安门广场的大镇压,他含泪整理了谴责六四镇压的广播稿,与妻子连夜制作哀悼的大纸花挂上闹市过街天桥,还冒险到将近10家医院收集六四罹难者数字,他在回忆录中说,他个人已收集了近200受难者的资料,后来交给一位英国的朋友处理。据我所知,徐友渔这位英国朋友随即以一个中国目击证人的名义在海外出了一本披露六四屠杀的英文著作,可以说是海外最早披露六四真相的其中一本著作。徐友渔这位英国朋友经过香港时曾和我见过一次面,因为他把此书内容告知了我,此事在开放杂志曾作过报导。
徐友渔在回忆录中提到2004年他与刘晓波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当时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两拨人,刘晓波是体制外的异议人士,受到当局的严密监视和迫害,没有发表文章和意见的公共空间,徐友渔当时在体制内已是名重一时的自由主义派学者和著名的公共知识份子,和刘晓波结交会给他带来风险,但他义无反顾。这次见刘晓波,两人不但倾心交谈,还达成共识:以后在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若意见相同,可在同一声明和呼吁上发声,消除体制内外的界线。因此刘晓波发起08宪章运动,徐友渔是主要和积极的参与者。 2009年捷克人权组织给中国08宪章运动组织颁发了一个人权奖,中共对08宪章运动进行严厉镇压,刘晓波被关进监狱,捷克人权组织希望中国08宪章运动能派代表前往领奖,很多人有顾虑,竟然一时找不到人,这时徐友渔和崔卫平及刘晓波的律师莫少平毅然挺身而出,冒着风险代表零八宪章运动去捷克领奖。 2014年他获得瑞典哈梅尔奖,即把75000美元的全部奖金捐给了天安门母亲。
徐友渔因积极参加民间异议活动,自2006年就受到警察的严密监视,生活受到不间断的骚扰,而且被逐出公共言论空间,不能在媒体上露面,不能发表文章和著作,学术工作受到影响,但他从未放弃,从不言悔。最后因2015年六四25周年,在私宅举办纪念六四的活动而被拘押,成为国家的囚徒,失去自由整整一个月。徐友渔回忆录中有他受难这一个月的详细纪录。
徐友渔说到做到,做成了哈维尔。
六四之后,中国民主运动大倒退,徐友渔在作出他个人学术道路上的选择时候,中国也面临一场“中国向何处去”的选择。当时各种思潮涌现,相互交锋激烈。在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大辩论中,有当局支持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而极端民族主义;有解构启蒙、理性和现代化的后现代主义;有反对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肯定毛泽东极左政策,甚至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的新左派;还有党内民主派提出的社会民主主义。在这场“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十字路口,到底哪种主义才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哪条路才是切实可行之路?徐友渔在他这本回忆录中指出,西方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后,自胡适、储安平以降,大力倡言个人权利和自由,主张法治,支持市场经济,赞成制衡政府权力,主张建立公民享有自由,权利得到保障的民主宪政国家。徐友渔指出,在以上诸多问题上自由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新左派观点有很大分歧。我想,只要头脑清醒,有良知,真心关怀人类福祉和中国命运的人,答案应该是徐友渔们选择的主张宪政民主的自由主义之路。
徐友渔有两次来香港出席学术会议,我去旁听,记得他尖锐批判后现代主义和新左派学者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完全是无的放矢。他指出中国政治现在还没有进入以宪政和法治为最基本要素的现代政治,需要的仍然是自由民主的启蒙,即现代化的补课,来自西方的一套后现代主义理论或新左理论是针对西方现代化过程出现的弊端和问题,这套理论在政治发展滞后的中国无现实针对性,因为中国还没有进入那个阶段。他还指出,后学和新左真正起到的作用是对80年代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清算。徐友渔对这两派学说的批驳,雄辩滔滔,言词相当犀利,现场听者感受很有说服力。我认为,后学和新左为中国开出的药方,理论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就像过去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五段论来硬行解释中国的历史发展一样是荒诞不经。
在各种主义中,徐友渔的学术论战主要针对新左和后学,因为在中国打开国门后,新左和后学有一套现代学术话语包装,对于渴求西方新知识的国人特别有迷惑性,徐友渔等自由派学者认为这些对中国现实是无的放矢的学问会误导中国政治的走向,而中国当前政治现实证明徐友渔的看法是正确的。徐友渔在回忆录中还指出,后现代和新左派的一些理论之所以在中国畅通无阻,是因为符合当局“反对全盘西化”的政策,可以说是在投当局之所好。现在一些新左派人物的本质人们已看得很清楚,这些人并非单纯的读书人,一部分或是为当局做宣传侧翼的御用学者,或是迎合权力者的投机人物,只不过借用了西方最新最时髦的学术话语包装而已。比如被徐友渔曾严词批驳的著名新左派人物崔之元,他在薄熙来红极一时曾出来吹捧薄熙来和薄的重庆经验,为薄熙来唱红打黑做学术包装。再如新左派的领袖汪晖,在中共体制内如鱼得水,曾任12届全国政协委员,与他同在这届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界”组别的有毛泽东孙子毛新宇和伪科学“西方伪史论”的鼓吹者何新。
这些迎合当权者的后学者新左派们在今天中国都混得风生水起,名利双收,自由主义虽然在九十年代开始可以在中国公开谈论,但如徐友渔所说,“自由”、“自由主义”这类感念对于当局仍然是危险的,自由主义者并非能畅所欲言,说真话还是有很大风险。相对新左派的春风得意,敢于正视社会现实,敢于讲出真话的自由主义者,或作品被封杀,或被迫沉默,或被迫流亡他乡,有国归不得,或被关进监狱失去自由,如徐友渔们。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坚持自已的政治主张不是出于个人的功利目的,而是要继承无数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一百年来的宪政民主梦。
自由主义在上世纪初传入中国,从胡适以来在中国可说命运坎坷,但其传承也一直不绝如缕,虽然命悬一线,却从未断缺,即使在最黑暗的毛泽东时代也有顾准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在艰辛延续。徐友渔回忆录回顾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艰辛曲折历程时,特别提到顾准即或在文革遭到难以想像的非人待遇,仍一直在艰苦的条件下研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特别研究中国的民主革命为何会变成文革的全面专制,研究中国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政治学说作为中国的立国原理。这种顾准精神也就是今天中国自由主义者遭受各种磨难仍百折不挠的底气,也是徐友渔走出书斋,甘冒风险成为公共知识份子的原因。
来源:欧洲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