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文最后一段标题”沉默即同谋“，有对普通民众进行道德裹挟之嫌，但原文如此，所以遵照作者意愿原文发布。文章不代表独立中文笔会立场。且原文为英文：A Decade After China’s Crackdown on Lawyers, Persecution and Resistance Persist，2025年7月发表于The Wire China。作者滕彪为纽约城市大学客座教授，人权律师，与许志永同为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孔杰荣为纽约大学教授，著名法律学者。中文版经作者授权。）
十年前的2015年7月9日，中国政府对最勇敢的一批法律人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国性打击。在这场后来被称为“709大抓捕”的镇压行动中，数百位人权律师、法律助理和维权人士被拘留、失踪、审讯和酷刑。他们的“罪行”？仅仅是他们竟敢相信和推动，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应该平等适用于所有公民——包括党和政府。
十年过去了，“709事件”依然是中共对法治开战的一个黑暗的里程碑；但它同样见证了在专制体制下人们争取正义的勇气与抗争。
抗争前线的律师群体
1957年，中国的律师制度被彻底废除。整整22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一个执业律师。1979年，在对文革浩劫、“砸烂公检法”的痛苦反思中，共产党不得不恢复了司法制度。教条主义意识形态开始松动，对法治与公民权利的讨论逐渐展开。本文作者之一孔杰荣教授，作为最早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西方学者之一，曾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最高官员会面，亲身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法律制度的逐步恢复。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的两三年后，在国际社会的谴责与中国民众的恐惧中，中共在一党专政下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而自由派知识分子抓住难得的机会呼吁公民权利、自由与法律改革。尽管有审查制度，互联网的兴起仍然极大地启蒙了公众，增强了民间社会的动员能力；尽管没有自由选举，经济发展也为草根维权提供了更多可资利用的资源。西方国家迅速放弃了绝大多数“天安门制裁”，接纳中国进入国际经贸体系，尽管西方的对华“接触政策”存在诸多缺陷并已被美国放弃，中国与国际社会的频繁交往，从经贸、科技、到教育、文化、旅游，仍大大提升了中国民间社会的能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维权律师群体走上了历史舞台。
维权律师手持“法律武器”，要求中国政府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被广泛认为是维权运动的开端和象征性时刻。27岁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的收容遣送站被打死，经过媒体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收容遣送制度”的愤怒——那是中国众多的“非司法监禁”机制之一。许志永、滕彪、俞江三位法学博士，联名呼吁全国人大对该制度进行违宪审查。不久，“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
越来越多的律师、知识分子和行动者加入维权运动。他们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地争取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人身自由和财产权；推动冤案错案的平反，揭露迫害与滥权、动员舆论、对接国际机构、培养维权新生代；他们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参与地方人大独立参选；他们呼吁废除一胎化政策和户籍制度。他们架起了基层民众的基本权利利益与普世价值之间的桥梁。
2006年，孔杰荣教授在北京与这些人权律师会面时，他们满怀希望，憧憬着中国终将实现法治与民主——那一刻令人想起1979年改革之初的乐观情绪。
习近平的“法律战争”
从根本上，维权运动的诉求与共产党的维稳目标相冲突，因此从一开始就遭受打压。但政府的镇压反而使维权者更加团结，赢得了更多社会认同，积累了道义资源和影响力。2015年暴力镇压之前，这场运动不断壮大，甚至呈现出组织化、政治化、街头化、国际化的趋势。而正是这些成就，使它遭到更为严厉的打击。
习近平上台时，中共已深陷多重危机。他的意识形态宣传越来越失去号召力，互联网削弱了审查与宣传的效力；环境生态恶化、边疆地区动荡、社会不满积聚数十年；道德失序、贫富悬殊、阶层固化，社会出现多重溃败；更根本的是，经济放缓加剧了社会与政治问题。
面对日益加剧的危机，中共对“颜色革命”的恐惧也日益加深。在习近平及高层眼中，原有的镇压水平和维稳模式已不足以阻止民间社会对政权构成威胁。新的打压模式不再是被动反应，而是有预谋、有系统地进行；目标也不只是越过红线的“出头鸟”，而是整个民间社会及其集体行动能力。
习近平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加强了对网络、媒体、学校的审查，关闭了数千家NGO，对记者、网络大V、宗教力量、艺术家、学者、企业家及所有不服从者展开了无情的全面的镇压。2020年通过《香港国安法》，中共明目张胆地违背国际承诺、摧毁了香港自由。自2017年以来，新疆有一至三百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突厥民众被关进集中营。根据自由之家报告，西藏的自由指数甚至低于朝鲜，位列全球倒数第一。作为政治清洗的一部分，“709大抓捕”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中共要的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恐惧治国”。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维稳模式”变成了习近平时代的“清洗模式”。“709大抓捕”反映出，习近平和中共高层是把民间的维权运动提到了威胁政权存亡这样一个高度。
如今的中国，已建立起前所未有的高科技极权体制，而新冠疫情更强化了中共的全面监控。人工智能、大数据、即时通信、社会信用系统、生物技术，配合传统的深入到基层的群众动员技术与监控技术，共产党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监控每个人、每个角落、每一时刻的每个行动。一例骇人听闻的例子：代理张展案件的两位人权律师在准备付上海办案的时候，突然因“健康码变红”被禁止出行。所谓“红码”，与健康状况毫无关系，不过是当局出于政治目的的操控工具。
沉默即同谋
十年过去，镇压仍未停止。709案中被强迫失踪三年的王全璋律师，其年仅11岁的儿子竟被禁止上学。谢阳、余文生、张展、郝劲松、卢思位等律师仍在狱中。人权律师高智晟已被强迫失踪长达8年。2019年当局针对“新公民运动”展开“12×26大抓捕”，多人入狱，许志永、丁家喜分别被判刑14年、12年。近一百名律师因维权被吊销执照，一些失去执业机会的律师出现生计困难。数以千计的维权者，仍在中国监牢里苦苦煎熬。
身陷囹圄的中国人权律师，对世人提出一个警醒：法律既可以是压迫的工具，也可以是抗争的武器。中国维权运动的遗产不是失败，而是抗争。他们证明：即使在一个专为压制反对力量而设的体制中，有良知的人依然能够奋起反抗。709十年，抗争仍在继续——争取一个国家的自由，就是争取所有人的自由。世界应当铭记那些为建设自由民主中国而付出巨大牺牲的勇敢律师，同时也应意识到：不能为了经济利益与政治考量而在人类自由尊严问题上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