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有冉、陈二云飞,或曰齐名,其实难副。冉氏少年成名,文采风流,自负甚高,好为狂狷之态,数十年笔耕不辍,海内闻名,人送外号“冉土匪”。陈云飞则一介区区,盗冉匪云飞之名自称“陈犯云飞”,似有拔高攀附之嫌。予尝与陈氏同行,探访冉氏,冉氏正于茶馆内接受南都美女记者采访,侃侃而谈,无暇顾及我等,只好草草三言两语,拍拍身上风尘继续赶路,前去与一访民大姐相会。陈氏其人身量不高,貌不惊人,常年呈饥馑之色。既不精干,亦不壮硕,吃素多年,非为信仰,自称因为健康状况堪忧,医生不让。逢人眼角眯笑,额上轻描淡写披挂几丝年岁,欲喜还忧,谁人能辨?
说他高攀冉云飞,并非抑陈扬冉,陈氏为人低调质朴,爱草根不爱名流。背个帆布书包四处奔波,那小包连洗换衣服也放不下几件,有时候需要背两个,甚至三个。一个人年近五旬,却滴滴溜溜背着一串包满世界溜达,似有传说中丐帮“x袋长老”之幽默感。以男人的标准而论,他打扮固然随意简朴,却也不算邋遢。此公幽默风趣,贫嘴甚多,你揶揄他一句,他回你半车,玩笑话随时随地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而教人称奇的却不是其头脑之敏捷,而是就算让他接连说上三火车皮玩话,也不会有半句伤人损人之言。
这位仁兄四川达州大竹人氏,自嘲是“学养猪的”,因为农大毕业之故。他在成都郫县乡下经营苗圃为生,种些景观树苗。那些树苗皆非泛泛品种,打理它们是桩技术专业活计,因此有技术的前提下,只要还能勉力抽出时间来,略微有些盈益倒也不成问题;然而在最近几年,随着奔波在外时日愈多,无暇顾及苗圃里的虫灾病害、霜炎旱涝,树苗们死的死、病的病,就算有残存下来的,也都把花盆撑破长到地里,完全不成形状,丧失经济价值。荒芜的原因,也非完全出于他本人,警察在其中也要付相当责任。因为他为那些蒙冤受害的人们奔波,自己也因此招来麻烦无数,有时候是被抓走关起来,或者被黑社会殴打住院,总之很少会有安生的时光。
陈公是极少数几位能将沉重之事自然而然化作轻快的人,与他共处的时光轻快易逝,这不是我一人的感受,几乎所有与他交往者皆有类似感受。他眉头总是舒展的,嘴角总是上扬的,除了别人的苦难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事能把他带入忧愁中去。他在郫县租了单间民房,月租百十来块钱的那种,陋室时常有人前来投宿,他所结交的那些草根人士们,非常乐于跑来与他捉足而眠。并非那些人没有住处,或者除他之外没有投靠之所,那仿佛是一种情结,人们想要和陈云飞在一起,即便无事。这情结我本人深有体会,每次入川,还远远地在火车上,便期待着找到“陈犯”之后的欢愉时光。他会在他简陋的小屋里,偷偷用电饭煲给我煮一锅木耳粥当晚饭(因为房东不让在屋里烧饭,做饭要躲着藏着),然后在一旁笑嘻嘻地看着你喝粥。他自己经常不吃晚饭,说是需要减肥控制体重,大夫说他心脏、肝脏······都有毛病,要严格控制热量摄入,是以时常三顿稀粥,有时两顿甚至一顿。
某日,我坐在昆明到成都的火车上,给他打电话。他说:“你快过来!我有好吃的招待你!”听说有好吃的,我午饭也舍不得吃,省着肚皮兴冲冲前郫县去寻他,找到时已近下午三点,他正在和警察帮几位访民交涉问题。他兴高采烈地对我说:“今天是感恩节,‘王长老’那里有火鸡晚宴,呆肥儿我们一块过去吃火鸡大餐撒!省得你大老远跑来,在我这里清汤寡水的。”
“王长老”说的是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牧师王怡,先前曾经是青年自由知识分子中的翘楚,他才气四溢,写得盖世好文章,尤善批判,所到之处无不受热烈欢迎。十几年前他去上海,人们争相款待他,我曾以粉丝身份搭顺风混了他一顿接风饭。后来他皈依基督耶稣,专心做起传教布道的事来。秋雨之福教会我也是曾经去过的,在一栋名叫“江信大厦”的写字楼十九楼,那大厦上班族云集,坐电梯需要排几十米长队,我与在成都上班的达州骚年符海陆一同前往,仗着年青等不及排队,便从一楼爬上去,不可谓不诚恳。秋雨之福教会一共三个教堂,其中江信本堂能容纳千人以上,各种神工、团契一应俱全,在各民间教会里规模颇大。
等和警察斡旋完,肚子和脑袋一样空空如也。“你再忍一哈哈,马上就要有火鸡吃了哟。”他睫毛一跳一跳地说,看来和警察交涉的后果不错。我便随了他一路从郫县奔成都而去,完全无暇顾及街边景致,满眼皆是火鸡,甚至在公交车上眯着了,都梦见铺了桌布的长桌子、烛台和白兰地,当然还有我们的主角——火鸡。待赶到江信大厦,管事的说是还没到时间,要七点钟才开始。于是又苦熬到七点。七点,开始的不是火鸡大餐,而是‘王长老’的布道。坐在教堂里饿得前心贴后背,眼巴巴盼着王长老赶紧结束他的讲道,可他却不紧不慢,歌颂了一通美洲早期移民之后,仍左也不结束,右也不结束,又是但以理,又是以斯帖,默默唧唧快两个钟头终于停了下来。让人心中好生怨气,既然说的是感恩节的典故,为何光歌颂欧洲移民而对他们的印第安邻居只字不提,恐怕有涉春秋笔法之嫌哟。
“今天讲道到此结束,请大家留下来品尝火鸡!”正要欢呼时,只见门口走进来三位女士,每人端了个一尺直径的碟子。那碟子里,便是火鸡了,撕成蚂蚱大小,堆了三寸来高,拿牙签戳着好几百人分了吃······
从秋雨之福教会散场,已是十时有余,我俩各自签戳了一丝火鸡肉以示对女士们辛劳端盘子的敬意。出了教会大门,他红着脸四处寻找,终于寻着了符海陆,说是晚上要投宿到他那里去,还支支吾吾告诉符海陆:“我们还没吃饭。”符海陆闻言大喜:“我有两个‘专用厨子’,一个专做川菜,一个专做粤菜。”接着马上打电话招呼他的厨师朋友,兴高采烈告诉他们:“陈老师来了!”(老师是四川方言,并不是真老师,大概是师傅的意思,对成年男子的通用称呼。)
两位皆是在成都打工的草根朋友,听闻“陈老师”还未吃饭,买了吃食连夜赶将过来,埋锅造饭,片刻功夫便热气腾腾摆了一桌子,吃得人肚皮浑圆,心满意足。
相聚的时日固然是乐多愁少,然一旦平静下来,你会知道身边这个正在专注于维权事宜的男人,不久便要到监狱中去,那一天终究要来,且随时皆有可能。是以每次分手,都要难过,你会担心这一走,再想见他时已是高墙内外。我们分手时的对话大抵如是:“云飞兄,下次想找你的时候,可别让我去看守所给你存钱呀!”或者他对我说:“下次再来,怕是要到看守所给我存钱了,你要努力写稿赚钱哦,到时候给我多存点。”
你知道那是不可逃避的宿命,是象他这样一位赤子应当去也注定要去的地方,你知道他不会因此怨天尤人,无论被判多久,面对多么残酷的困境,他都会乐天对待。这世上能带给你这难以名状心绪的人并不多,你为他,也为自己能与他结识而自豪。
一九八九年,二十一岁的农大学生陈云飞,一秉天真地追随学运,其赤忱和热爱,丝毫不让于那些风口浪尖和聚光灯下的人们。以至于多年以后,当年的风云人物们纷纷从舞台上退却,而象陈公这等无名之辈,却矢志坚持不懈。因为那场运动,不是风云人物们的运动,而是无以计数象陈氏一般普通参与者们的运动,风云人物们只是因为各种机缘,被浪潮推到了聚光灯下。运动所留下的财富,由无数的普通参与者们创造,更不会因风云人物们的退却而失色,因此继承这财富的,亦是当年的普通参与者。
那是一代人的情愫,吾友陆志刚先生曾言:“就象我小时候曾梦想拥有一辆自行车,当我长大之后,无论有多少改变,依然不会忘记那个梦想,我有经济能力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辆自行车。”当权者试图将它从历史中剪除,而社会仍在守望。当希望重新被点燃时,整个社会会紧紧抓住那看似救命稻草一般的希望不放,它胜过一切,永不忘怀。人类历上那些轰轰烈烈的变革,就在当权势力已经完全丧失人心,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绊脚石时爆发,而权势的失衡将成为其爆发的导火索,然后绊脚石遭到千古唾弃。
看似强大且无孔不入的权势终有失衡败落的一天,尽管无人可以预测那败落的具体时日和形式,但在历史中没有永恒,唯一的永恒是变化,高高在上和忍气吞声,皆非人世之常态。
已而岁月渐增,年届不惑。陈氏常年混迹于访民之中,为他们的冤屈奔走,或者用乐观豁达的言语鼓励他们,协调他们相互之间的恩怨,促进他们团结。人们信任他胜过信任血亲的兄弟。在今天中国,能真正做到和这些社会最低层,遭受最屈辱和苦难命运的人们共同呼吸,分享他们的苦难与情感的人只有两位:陈云飞与胡俊雄。时日渐久,他从访民们那里学到一身维权功夫,然后凭借这一身维权功夫四处奔走,替人奔走呼告,排忧解难。
维权远不是一桩因为你占了情理、道义,并且敢于站出来就能获得成功的事。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此事的本质不是权力受到侵犯的一方,找一个中立的第三方作评判,为自己所受的侵犯主持公道。而是权力被侵犯甚至可以说是被剥夺的一方,找侵犯、剥夺自己权力的一方讨要公道,尤其是,对方还是掌握着公权力,且看似无孔不入,规则的制定、解释和执行,都被他们牢牢控制着。在这种环境下,维权莫说是要取得成功,敢于站出来参与,便已大属不易。想要取得一丁点进展,所需要才干和必须承受的代价难以估量。
当权势力对待维权人士往往采取先暂时平息事态,再秋后算账的老套路。这“算账”,也非一笔一笔地分开算,而是一笔一笔记下,有需要时“算总帐”。即所谓“适时打击”,在它认为应该下手时,或者是找一个对它最有利的时候,对维权人士下手。因此我们经常看到维权人士们活跃在维权的第一线,表现得风生水起,好象维权是一件不需要付出太大代价的事似的。忽然有一次,因为看起来算不上多么激烈的或者是多么有影响力的维权活动(类似,甚至更激烈、更有影响力的维权活动他先前已经参与过很多次)而被捕,然后遭受长期迫害。
胡佳、郭飞雄、唐荆陵、郭玉闪、许志永、屠夫吴淦······这些知名维权人士如此,还有无数的草根维权英雄,以广大访民为代表,他们也许并不知名,而其境遇亦大同小异。
维权是一条需要勇敢担当和坚韧品质的献身之路,更是一门十分高深学问,只是当今的社会环境,使勇气和坚韧的重要性压倒其它一切,但那并不等于其它的那些要素,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更不等于它们是简单易学的东西。本当中立,没有任何价值、利益、阶级和政治集团倾向性的暴力国家机器,被掌握在权势者手里,沦为为虎作伥的工具;宣传网络亦同样沦为其喉舌。现已身陷囹圄的维权人士贾灵敏老师,曾经告诉我一些关于维权的皮毛:“我们在哪里维权,首先要赢得当地土著的支持,如果连当地人都不支持我们,那我们必然要失败。第二,要赢得对方一部分人的同情,尤其是对方的基层。因为我们是在向对方讨要自己的权力,我们需要相信对方阵营中存在大量通情达理的人,只是耽于身份无法直接支持到我们中来而已。而现实也的确如此,我们把事实和诉求陈述清楚,对方中很多人是有判断力也愿意判断曲直的,赢得他们的沉默,就是赢得他们的支持。维权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也经常不是每做一件事都需要收到立竿见影成效。我们帮人维权,十有八九根本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但这事本身是对受害者的巨大支持,会在潜移默化中使他的处境得到改善。第三是精通,至少要熟悉各种法律、法规和流程,在它们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动用它们,因为对方不会闲着干等,他们在盯着你一举一动,抓住你的一点漏洞来打败你,一旦超出法律范围,就会给对方以口实,自己落得失败。”
贾老师系中国维权界翘楚级的人物,因为际遇,我至今无缘目睹其在维权现场的风范,她所说的,仅仅是些指导性的原则,在实际的维权过程中,具体如何把握,需要大量的实践经验。
有一次我在某派出所外等候一位被拘禁的朋友,派出所门房是位老人,他态度生硬、言语无礼,任何事都摆出一副莫不相干的模样。夜里十点钟过后,派出所大门紧锁,不放人出入,我等到深夜两点多,不见朋友出来,心急如焚,担心警察趁着深夜用车将我的朋友拉到看守所或者其它地方,而自己在门外枯等却毫不知情。便到门房隔着窗户向他描述了一番我朋友的外貌衣着,问他可曾见过有出去。老人一通冰凉的训斥将我轰走:“快滚!大门外呆着去,再嚷嚷我叫警察来了!”
无法从他那里打听到任何东西,派出所又进不去,我在大门外着急地盘算着该如何是好,几分钟后,那老人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边,低声轻柔对我说:“一个多钟头前被警察用车弄走了,刚才你看屋里还有个警察,我没法接你的腔啊!”
我参加的维权现场很少,维权于我是门新功课。我认识的很多维权人物,他们的行为大抵就是先准备,然后拍照、整理资料再想办法发到公共媒体上并扩大其影响。如果在维权现场和警察等公权机关发生冲突,则每个人依据其脾性、才干,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人死磕到底,态度强硬,一派牺牲者风范;有人灵机应变,充满智慧;有人据理力争,不屈不挠······直到我遇上陈云飞,才真正目睹了贾灵敏老师所说的三条指导性原则。
他每年都要坐上火车,出入硬座,一路奔波。下车第一件事不是休息,马上便投入到为他人奔走的行程中。这样的旅途之于他并不新鲜,反倒是飞机、卧铺,对他来说是桩新鲜事,他时常走动,因为各地都有需要他帮忙的人。人们信赖他丰富的经验和灵活的头脑,由他出面去张罗一些维权事宜,为那些受难受害的人及他们的家属,去找警方交涉或者抗议,是在恰当不过的事,因为他既有此热情,又有此能力。一年下来,好几十天他都在赶火车,有时有个座,有时连个座都没有。
遇上警察他对答从容镇定,有理有据有节,因此很少遇上不会被轰走或者被使来使去见不着人的情形。当弱势一方面对强势一方时,如果没有充分地准备,情绪上表现出丝毫胆怯或者躁动,就非常容易遭到对方蛮不讲理的对待,甚至直接侵犯。不仅于维权事宜毫无益处,自身亦要落入非常尴尬被动的境地。
我曾随他多次出入郫县和成都的多个公安局和派出所,大多数时候是主动去找他们交涉,偶尔也会被要挟了去。警察们要是认出是“闹事的主”陈云飞来了,神情非但不警张乖戾,反而平静甚至有些赏识之色,尤其是那些和他没有直接关系的警察们。因为陈云飞不会“碍着他们的事”,因此他们也可以腾出心来,以旁观者的心态欣赏一番这位“陈老师”。这其中甚至会带有些须赞许之色,这位“陈老师”所做的,很难让人挑出毛病来。
二零一三年,陈云飞遭黑社会殴打受伤在郫县人民医院住院。五月,成都有个甚么财经峰会,有很多外国政要和企业高管要来,甚至连“习大大”、“小强”之辈也要来露脸。其时我正陪陈犯住院,名为陪护,实为蹭他吃住。临财经峰会还有两日,到了夜间,热气悄然降下,闷湿难耐,各家各户的病号和陪床亲属们纷纷安静下来,准备入睡,象所有医院的夜晚一样沉闷而乏味。临近熄灯的时候,病房里忽然来了几个可疑的人,年纪不大,二十出头,神态无礼,看似刚从警校毕业的实习生,他们进屋后,对屋里的病号和亲属不管不问,拉了病房内的椅子便坐。问他们是作什么的,他们用不客气的眼神瞪一眼,不言不语一副怨毒之色。我正在过道上溜达,见一个穿便衣的警察,正指挥几个穿制服的,还有医院保安,以及和适才病房里那几个不明来历的年轻人差不多模样者,在安排什么:“就是那个,个子不高,有点胖的那个,中间那张床。你、你们两个、还有你们几个,两个电梯和三个楼梯口也要守着······”
这是害怕财经峰会期间陈犯前去“闹事”,于是提前部署,想把他软禁在病房里。陈犯见状便从病床上爬起来,几个看守他的少年马上铁青着脸也从椅子上站起来,跟在陈云飞屁股后面向走廊上走去。他们本以为给他们派的,是个在椅子上一坐慢慢蹚时间的无聊活,没想到还要动弹,让他们觉得很烦燥。看见陈云飞出来,几个警察模样的人马上溜号不知所踪,剩下一群穿便衣的年轻人围着陈云飞跑来跑去,陈到哪里,他们便苍蝇一样围到哪里。
陈云飞问:“你们这是搞啥子?”没有人回答,那些人一个个阴沉着脸。被吵到的病人和家属有人探头想看热闹,马上就被吓回屋里去。陈云飞走到护士站,用护士站的电话拨了110,说是医院里来了一群不明身份的人,让医院里的病人和家属们感到不安全,要110的过来解决。片刻功夫,两个带头盔的警察来了,看样子是骑摩托车的巡警。这俩警察一出现,那些满身怨毒之色的少年们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警察来说了通套话,什么“光在外面站着,我们不能管,要是有人进来打人、骂人或者偷东西,我们才能管。”然后扔下一堆“管不着”之类的话走了。他们刚一走,那群不良少年又出现了,有人躲着、有人四处溜达、还有人毫无顾忌围住陈云飞。陈云飞有些火气,向医院外跑去,一面跑一面和那些纠缠他的人争执。很快他的声音听不见了,我连忙到病床上收拾他的东西,往外界发消息说陈云飞从我眼皮子底下,被一群大汗簇拥、纠缠着不见了。
二十多分钟后他拨我电话,告诉我自己正在派出所“避难”,因为在医院住着不安全,只好到派出所去求助。我连忙收拾东西到派出所去寻他,夜空里不知不觉滴滴答答下起雨来,一路上忧心忡忡,想象着他在派出所内与警察冲突的情形。到时候我是拉他还是助他?或者在一旁一言不发,因为他是老鸟我是菜鸟,我很可能因为缺乏经验而坏了他的事。等到得派出所,猜想着陈云飞正在里头“闹事”,大门口碰上个警察正准备出门,克制不住紧张心情问道:“老师,有没有个光膀子的人到你们这里来······(陈云飞出门时生气甩衣服,没穿上衣就跑出了医院)”我以为作为陈云飞的救兵,他肯定不会有好脸色给我看。不料他闻言笑咪咪地告诉我:“就在里头坐着呢,一进去就看得见。”进得派出所,只见他端坐在长椅上,挤眉弄眼地和值夜班的警察们摆着龙门阵,说是有黑社会的威胁他的人身安全,还有可能非法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因此前来派出所“寻求庇护”。警察们好象也一点都不生气,高高兴兴和他聊着天逗乐,我一路上想象的那些冲突场面,毫无发生过或者将会发生的迹象。值班的警察们对他并不讨厌,似乎还有些怜惜,一脸轻快地和他有一搭没一搭说着什么,给他找一次性杯子招呼他喝水,还给他找电源插座让他给手机充电。
因为事不关己,值班的警察们很乐于见到陈云飞,甚至还落得关照他,以便卖个人情。反正陈云飞又不是他们的冤家对头。长椅上坐了一会,他们又怕我们坐硬板椅子不舒服,尤其陈云飞还是个住院的病号,遂安排了间空会议室,让我们坐里面的软椅子上。夜不知不觉深了起来,一场雨后空气略有些清新,我开始感到倦意,竟然坐在靠椅上睡着了。约莫个把小时,警察又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回医院去,保证不会再有任何陌生人骚扰我们,还派了人专门陪我们回医院去。我们踩着湿漉漉的马路回到医院,先前那一大帮子鬼头鬼脑的各色人等,果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从此也再没有出现过。
无论为他人还是为自己维权,他能够一次、两次,甚至十次、二十次地全身而退,甚至还能取得一些维权进展。可是天长日久下来,他已渐渐被四川的政治警察们当成眼中钉,对陈云飞的迫害,不仅仅是拔掉陈云飞这一根“肉中刺”,更是对四川其他维权人士们的一种威慑,教他们不敢效尤。那些施害得人不明白,之所以有人起而反抗,并不是因为有陈云飞这样的存在,而是人们对生活在一个自由、法治的国家里的愿望越来越强。象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一样拥有自己不可侵犯的权力,并尽到自己应尽的公民责任,正逐渐成为一股潮流。他们因为人民和属下畏惧他们,便误以为历史是少数几个人的意志,以为敢于站出来的人们,是被陈云飞这类人点起来的,并且被这类人控制。因此只要扼住少数像陈云飞这样的人,历史便会如他们所愿地原地踏步。
他们远远低估了他们治下的人民,如果人民不听他们操控,那就一定是因为有其它少数人再操控,他们不知道那是人民自己的呼声,人们有独立的判断和行为能力。人心的暗流正在这个专制体制的压迫下悄然涌动,陈云飞之类的人,仅仅是这暗流轻轻在地底流淌时传到地面上的一丁点扰动而已。当暗流浮出地面时,将迸发出强大到足以毁灭一切的力量。那一日终将来临,存疑的仅有一件事:如果统治势力现在选择顺应人心、历史,是否还来得及自救?
陈氏云飞如今已“中大奖”坐牢去了,那些强加在生命中的苦难,在他微笑的眼神里,见证着我们古老东方新一轮的觉醒。他所爱的一切,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我们亦同样地深爱着。愿他度过这一劫之后,欢乐而健康地回到我们身边。那会是真的,我相信!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