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有冉、陈二云飞，或曰齐名，其实难副。冉氏少年成名，文采风流，自负甚高，好为狂狷之态，数十年笔耕不辍，海内闻名，人送外号“冉土匪”。陈云飞则一介区区，盗冉匪云飞之名自称“陈犯云飞”，似有拔高攀附之嫌。予尝与陈氏同行，探访冉氏，冉氏正于茶馆内接受南都美女记者采访，侃侃而谈，无暇顾及我等，只好草草三言两语，拍拍身上风尘继续赶路，前去与一访民大姐相会。陈氏其人身量不高，貌不惊人，常年呈饥馑之色。既不精干，亦不壮硕，吃素多年，非为信仰，自称因为健康状况堪忧，医生不让。逢人眼角眯笑，额上轻描淡写披挂几丝年岁，欲喜还忧，谁人能辨？
说他高攀冉云飞，并非抑陈扬冉，陈氏为人低调质朴，爱草根不爱名流。背个帆布书包四处奔波，那小包连洗换衣服也放不下几件，有时候需要背两个，甚至三个。一个人年近五旬，却滴滴溜溜背着一串包满世界溜达，似有传说中丐帮“x袋长老”之幽默感。以男人的标准而论，他打扮固然随意简朴，却也不算邋遢。此公幽默风趣，贫嘴甚多，你揶揄他一句，他回你半车，玩笑话随时随地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而教人称奇的却不是其头脑之敏捷，而是就算让他接连说上三火车皮玩话，也不会有半句伤人损人之言。
这位仁兄四川达州大竹人氏，自嘲是“学养猪的”，因为农大毕业之故。他在成都郫县乡下经营苗圃为生，种些景观树苗。那些树苗皆非泛泛品种，打理它们是桩技术专业活计，因此有技术的前提下，只要还能勉力抽出时间来，略微有些盈益倒也不成问题；然而在最近几年，随着奔波在外时日愈多，无暇顾及苗圃里的虫灾病害、霜炎旱涝，树苗们死的死、病的病，就算有残存下来的，也都把花盆撑破长到地里，完全不成形状，丧失经济价值。荒芜的原因，也非完全出于他本人，警察在其中也要付相当责任。因为他为那些蒙冤受害的人们奔波，自己也因此招来麻烦无数，有时候是被抓走关起来，或者被黑社会殴打住院，总之很少会有安生的时光。
陈公是极少数几位能将沉重之事自然而然化作轻快的人，与他共处的时光轻快易逝，这不是我一人的感受，几乎所有与他交往者皆有类似感受。他眉头总是舒展的，嘴角总是上扬的，除了别人的苦难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事能把他带入忧愁中去。他在郫县租了单间民房，月租百十来块钱的那种，陋室时常有人前来投宿，他所结交的那些草根人士们，非常乐于跑来与他捉足而眠。并非那些人没有住处，或者除他之外没有投靠之所，那仿佛是一种情结，人们想要和陈云飞在一起，即便无事。这情结我本人深有体会，每次入川，还远远地在火车上，便期待着找到“陈犯”之后的欢愉时光。他会在他简陋的小屋里，偷偷用电饭煲给我煮一锅木耳粥当晚饭（因为房东不让在屋里烧饭，做饭要躲着藏着），然后在一旁笑嘻嘻地看着你喝粥。他自己经常不吃晚饭，说是需要减肥控制体重，大夫说他心脏、肝脏······都有毛病，要严格控制热量摄入，是以时常三顿稀粥，有时两顿甚至一顿。
某日，我坐在昆明到成都的火车上，给他打电话。他说：“你快过来！我有好吃的招待你！”听说有好吃的，我午饭也舍不得吃，省着肚皮兴冲冲前郫县去寻他，找到时已近下午三点，他正在和警察帮几位访民交涉问题。他兴高采烈地对我说：“今天是感恩节，‘王长老’那里有火鸡晚宴，呆肥儿我们一块过去吃火鸡大餐撒！省得你大老远跑来，在我这里清汤寡水的。”
“王长老”说的是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牧师王怡，先前曾经是青年自由知识分子中的翘楚，他才气四溢，写得盖世好文章，尤善批判，所到之处无不受热烈欢迎。十几年前他去上海，人们争相款待他，我曾以粉丝身份搭顺风混了他一顿接风饭。后来他皈依基督耶稣，专心做起传教布道的事来。秋雨之福教会我也是曾经去过的，在一栋名叫“江信大厦”的写字楼十九楼，那大厦上班族云集，坐电梯需要排几十米长队，我与在成都上班的达州骚年符海陆一同前往，仗着年青等不及排队，便从一楼爬上去，不可谓不诚恳。秋雨之福教会一共三个教堂，其中江信本堂能容纳千人以上，各种神工、团契一应俱全，在各民间教会里规模颇大。
等和警察斡旋完，肚子和脑袋一样空空如也。“你再忍一哈哈，马上就要有火鸡吃了哟。”他睫毛一跳一跳地说，看来和警察交涉的后果不错。我便随了他一路从郫县奔成都而去，完全无暇顾及街边景致，满眼皆是火鸡，甚至在公交车上眯着了，都梦见铺了桌布的长桌子、烛台和白兰地，当然还有我们的主角——火鸡。待赶到江信大厦，管事的说是还没到时间，要七点钟才开始。于是又苦熬到七点。七点，开始的不是火鸡大餐，而是‘王长老’的布道。坐在教堂里饿得前心贴后背，眼巴巴盼着王长老赶紧结束他的讲道，可他却不紧不慢，歌颂了一通美洲早期移民之后，仍左也不结束，右也不结束，又是但以理，又是以斯帖，默默唧唧快两个钟头终于停了下来。让人心中好生怨气，既然说的是感恩节的典故，为何光歌颂欧洲移民而对他们的印第安邻居只字不提，恐怕有涉春秋笔法之嫌哟。
“今天讲道到此结束，请大家留下来品尝火鸡！”正要欢呼时，只见门口走进来三位女士，每人端了个一尺直径的碟子。那碟子里，便是火鸡了，撕成蚂蚱大小，堆了三寸来高，拿牙签戳着好几百人分了吃······
从秋雨之福教会散场，已是十时有余，我俩各自签戳了一丝火鸡肉以示对女士们辛劳端盘子的敬意。出了教会大门，他红着脸四处寻找，终于寻着了符海陆，说是晚上要投宿到他那里去，还支支吾吾告诉符海陆：“我们还没吃饭。”符海陆闻言大喜：“我有两个‘专用厨子’，一个专做川菜，一个专做粤菜。”接着马上打电话招呼他的厨师朋友，兴高采烈告诉他们：“陈老师来了！”（老师是四川方言，并不是真老师，大概是师傅的意思，对成年男子的通用称呼。）
两位皆是在成都打工的草根朋友，听闻“陈老师”还未吃饭，买了吃食连夜赶将过来，埋锅造饭，片刻功夫便热气腾腾摆了一桌子，吃得人肚皮浑圆，心满意足。
相聚的时日固然是乐多愁少，然一旦平静下来，你会知道身边这个正在专注于维权事宜的男人，不久便要到监狱中去，那一天终究要来，且随时皆有可能。是以每次分手，都要难过，你会担心这一走，再想见他时已是高墙内外。我们分手时的对话大抵如是：“云飞兄，下次想找你的时候，可别让我去看守所给你存钱呀！”或者他对我说：“下次再来，怕是要到看守所给我存钱了，你要努力写稿赚钱哦，到时候给我多存点。”
你知道那是不可逃避的宿命，是象他这样一位赤子应当去也注定要去的地方，你知道他不会因此怨天尤人，无论被判多久，面对多么残酷的困境，他都会乐天对待。这世上能带给你这难以名状心绪的人并不多，你为他，也为自己能与他结识而自豪。
一九八九年，二十一岁的农大学生陈云飞，一秉天真地追随学运，其赤忱和热爱，丝毫不让于那些风口浪尖和聚光灯下的人们。以至于多年以后，当年的风云人物们纷纷从舞台上退却，而象陈公这等无名之辈，却矢志坚持不懈。因为那场运动，不是风云人物们的运动，而是无以计数象陈氏一般普通参与者们的运动，风云人物们只是因为各种机缘，被浪潮推到了聚光灯下。运动所留下的财富，由无数的普通参与者们创造，更不会因风云人物们的退却而失色，因此继承这财富的，亦是当年的普通参与者。
那是一代人的情愫，吾友陆志刚先生曾言：“就象我小时候曾梦想拥有一辆自行车，当我长大之后，无论有多少改变，依然不会忘记那个梦想，我有经济能力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辆自行车。”当权者试图将它从历史中剪除，而社会仍在守望。当希望重新被点燃时，整个社会会紧紧抓住那看似救命稻草一般的希望不放，它胜过一切，永不忘怀。人类历上那些轰轰烈烈的变革，就在当权势力已经完全丧失人心，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绊脚石时爆发，而权势的失衡将成为其爆发的导火索，然后绊脚石遭到千古唾弃。
看似强大且无孔不入的权势终有失衡败落的一天，尽管无人可以预测那败落的具体时日和形式，但在历史中没有永恒，唯一的永恒是变化，高高在上和忍气吞声，皆非人世之常态。
已而岁月渐增，年届不惑。陈氏常年混迹于访民之中，为他们的冤屈奔走，或者用乐观豁达的言语鼓励他们，协调他们相互之间的恩怨，促进他们团结。人们信任他胜过信任血亲的兄弟。在今天中国，能真正做到和这些社会最低层，遭受最屈辱和苦难命运的人们共同呼吸，分享他们的苦难与情感的人只有两位：陈云飞与胡俊雄。时日渐久，他从访民们那里学到一身维权功夫，然后凭借这一身维权功夫四处奔走，替人奔走呼告，排忧解难。
维权远不是一桩因为你占了情理、道义，并且敢于站出来就能获得成功的事。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此事的本质不是权力受到侵犯的一方，找一个中立的第三方作评判，为自己所受的侵犯主持公道。而是权力被侵犯甚至可以说是被剥夺的一方，找侵犯、剥夺自己权力的一方讨要公道，尤其是，对方还是掌握着公权力，且看似无孔不入，规则的制定、解释和执行，都被他们牢牢控制着。在这种环境下，维权莫说是要取得成功，敢于站出来参与，便已大属不易。想要取得一丁点进展，所需要才干和必须承受的代价难以估量。
当权势力对待维权人士往往采取先暂时平息事态，再秋后算账的老套路。这“算账”，也非一笔一笔地分开算，而是一笔一笔记下，有需要时“算总帐”。即所谓“适时打击”，在它认为应该下手时，或者是找一个对它最有利的时候，对维权人士下手。因此我们经常看到维权人士们活跃在维权的第一线，表现得风生水起，好象维权是一件不需要付出太大代价的事似的。忽然有一次，因为看起来算不上多么激烈的或者是多么有影响力的维权活动（类似，甚至更激烈、更有影响力的维权活动他先前已经参与过很多次）而被捕，然后遭受长期迫害。
胡佳、郭飞雄、唐荆陵、郭玉闪、许志永、屠夫吴淦······这些知名维权人士如此，还有无数的草根维权英雄，以广大访民为代表，他们也许并不知名，而其境遇亦大同小异。
维权是一条需要勇敢担当和坚韧品质的献身之路，更是一门十分高深学问，只是当今的社会环境，使勇气和坚韧的重要性压倒其它一切，但那并不等于其它的那些要素，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更不等于它们是简单易学的东西。本当中立，没有任何价值、利益、阶级和政治集团倾向性的暴力国家机器，被掌握在权势者手里，沦为为虎作伥的工具；宣传网络亦同样沦为其喉舌。现已身陷囹圄的维权人士贾灵敏老师，曾经告诉我一些关于维权的皮毛：“我们在哪里维权，首先要赢得当地土著的支持，如果连当地人都不支持我们，那我们必然要失败。第二，要赢得对方一部分人的同情，尤其是对方的基层。因为我们是在向对方讨要自己的权力，我们需要相信对方阵营中存在大量通情达理的人，只是耽于身份无法直接支持到我们中来而已。而现实也的确如此，我们把事实和诉求陈述清楚，对方中很多人是有判断力也愿意判断曲直的，赢得他们的沉默，就是赢得他们的支持。维权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也经常不是每做一件事都需要收到立竿见影成效。我们帮人维权，十有八九根本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但这事本身是对受害者的巨大支持，会在潜移默化中使他的处境得到改善。第三是精通，至少要熟悉各种法律、法规和流程，在它们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动用它们，因为对方不会闲着干等，他们在盯着你一举一动，抓住你的一点漏洞来打败你，一旦超出法律范围，就会给对方以口实，自己落得失败。”
贾老师系中国维权界翘楚级的人物，因为际遇，我至今无缘目睹其在维权现场的风范，她所说的，仅仅是些指导性的原则，在实际的维权过程中，具体如何把握，需要大量的实践经验。
有一次我在某派出所外等候一位被拘禁的朋友，派出所门房是位老人，他态度生硬、言语无礼，任何事都摆出一副莫不相干的模样。夜里十点钟过后，派出所大门紧锁，不放人出入，我等到深夜两点多，不见朋友出来，心急如焚，担心警察趁着深夜用车将我的朋友拉到看守所或者其它地方，而自己在门外枯等却毫不知情。便到门房隔着窗户向他描述了一番我朋友的外貌衣着，问他可曾见过有出去。老人一通冰凉的训斥将我轰走：“快滚！大门外呆着去，再嚷嚷我叫警察来了！”
无法从他那里打听到任何东西，派出所又进不去，我在大门外着急地盘算着该如何是好，几分钟后，那老人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边，低声轻柔对我说：“一个多钟头前被警察用车弄走了，刚才你看屋里还有个警察，我没法接你的腔啊！”
我参加的维权现场很少，维权于我是门新功课。我认识的很多维权人物，他们的行为大抵就是先准备，然后拍照、整理资料再想办法发到公共媒体上并扩大其影响。如果在维权现场和警察等公权机关发生冲突，则每个人依据其脾性、才干，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人死磕到底，态度强硬，一派牺牲者风范；有人灵机应变，充满智慧；有人据理力争，不屈不挠······直到我遇上陈云飞，才真正目睹了贾灵敏老师所说的三条指导性原则。
他每年都要坐上火车，出入硬座，一路奔波。下车第一件事不是休息，马上便投入到为他人奔走的行程中。这样的旅途之于他并不新鲜，反倒是飞机、卧铺，对他来说是桩新鲜事，他时常走动，因为各地都有需要他帮忙的人。人们信赖他丰富的经验和灵活的头脑，由他出面去张罗一些维权事宜，为那些受难受害的人及他们的家属，去找警方交涉或者抗议，是在恰当不过的事，因为他既有此热情，又有此能力。一年下来，好几十天他都在赶火车，有时有个座，有时连个座都没有。
遇上警察他对答从容镇定，有理有据有节，因此很少遇上不会被轰走或者被使来使去见不着人的情形。当弱势一方面对强势一方时，如果没有充分地准备，情绪上表现出丝毫胆怯或者躁动，就非常容易遭到对方蛮不讲理的对待，甚至直接侵犯。不仅于维权事宜毫无益处，自身亦要落入非常尴尬被动的境地。
我曾随他多次出入郫县和成都的多个公安局和派出所，大多数时候是主动去找他们交涉，偶尔也会被要挟了去。警察们要是认出是“闹事的主”陈云飞来了，神情非但不警张乖戾，反而平静甚至有些赏识之色，尤其是那些和他没有直接关系的警察们。因为陈云飞不会“碍着他们的事”，因此他们也可以腾出心来，以旁观者的心态欣赏一番这位“陈老师”。这其中甚至会带有些须赞许之色，这位“陈老师”所做的，很难让人挑出毛病来。
二零一三年，陈云飞遭黑社会殴打受伤在郫县人民医院住院。五月，成都有个甚么财经峰会，有很多外国政要和企业高管要来，甚至连“习大大”、“小强”之辈也要来露脸。其时我正陪陈犯住院，名为陪护，实为蹭他吃住。临财经峰会还有两日，到了夜间，热气悄然降下，闷湿难耐，各家各户的病号和陪床亲属们纷纷安静下来，准备入睡，象所有医院的夜晚一样沉闷而乏味。临近熄灯的时候，病房里忽然来了几个可疑的人，年纪不大，二十出头，神态无礼，看似刚从警校毕业的实习生，他们进屋后，对屋里的病号和亲属不管不问，拉了病房内的椅子便坐。问他们是作什么的，他们用不客气的眼神瞪一眼，不言不语一副怨毒之色。我正在过道上溜达，见一个穿便衣的警察，正指挥几个穿制服的，还有医院保安，以及和适才病房里那几个不明来历的年轻人差不多模样者，在安排什么：“就是那个，个子不高，有点胖的那个，中间那张床。你、你们两个、还有你们几个，两个电梯和三个楼梯口也要守着······”
这是害怕财经峰会期间陈犯前去“闹事”，于是提前部署，想把他软禁在病房里。陈犯见状便从病床上爬起来，几个看守他的少年马上铁青着脸也从椅子上站起来，跟在陈云飞屁股后面向走廊上走去。他们本以为给他们派的，是个在椅子上一坐慢慢蹚时间的无聊活，没想到还要动弹，让他们觉得很烦燥。看见陈云飞出来，几个警察模样的人马上溜号不知所踪，剩下一群穿便衣的年轻人围着陈云飞跑来跑去，陈到哪里，他们便苍蝇一样围到哪里。
陈云飞问：“你们这是搞啥子？”没有人回答，那些人一个个阴沉着脸。被吵到的病人和家属有人探头想看热闹，马上就被吓回屋里去。陈云飞走到护士站，用护士站的电话拨了110，说是医院里来了一群不明身份的人，让医院里的病人和家属们感到不安全，要110的过来解决。片刻功夫，两个带头盔的警察来了，看样子是骑摩托车的巡警。这俩警察一出现，那些满身怨毒之色的少年们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警察来说了通套话，什么“光在外面站着，我们不能管，要是有人进来打人、骂人或者偷东西，我们才能管。”然后扔下一堆“管不着”之类的话走了。他们刚一走，那群不良少年又出现了，有人躲着、有人四处溜达、还有人毫无顾忌围住陈云飞。陈云飞有些火气，向医院外跑去，一面跑一面和那些纠缠他的人争执。很快他的声音听不见了，我连忙到病床上收拾他的东西，往外界发消息说陈云飞从我眼皮子底下，被一群大汗簇拥、纠缠着不见了。
二十多分钟后他拨我电话，告诉我自己正在派出所“避难”，因为在医院住着不安全，只好到派出所去求助。我连忙收拾东西到派出所去寻他，夜空里不知不觉滴滴答答下起雨来，一路上忧心忡忡，想象着他在派出所内与警察冲突的情形。到时候我是拉他还是助他？或者在一旁一言不发，因为他是老鸟我是菜鸟，我很可能因为缺乏经验而坏了他的事。等到得派出所，猜想着陈云飞正在里头“闹事”，大门口碰上个警察正准备出门，克制不住紧张心情问道：“老师，有没有个光膀子的人到你们这里来······（陈云飞出门时生气甩衣服，没穿上衣就跑出了医院）”我以为作为陈云飞的救兵，他肯定不会有好脸色给我看。不料他闻言笑咪咪地告诉我：“就在里头坐着呢，一进去就看得见。”进得派出所，只见他端坐在长椅上，挤眉弄眼地和值夜班的警察们摆着龙门阵，说是有黑社会的威胁他的人身安全，还有可能非法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因此前来派出所“寻求庇护”。警察们好象也一点都不生气，高高兴兴和他聊着天逗乐，我一路上想象的那些冲突场面，毫无发生过或者将会发生的迹象。值班的警察们对他并不讨厌，似乎还有些怜惜，一脸轻快地和他有一搭没一搭说着什么，给他找一次性杯子招呼他喝水，还给他找电源插座让他给手机充电。
因为事不关己，值班的警察们很乐于见到陈云飞，甚至还落得关照他，以便卖个人情。反正陈云飞又不是他们的冤家对头。长椅上坐了一会，他们又怕我们坐硬板椅子不舒服，尤其陈云飞还是个住院的病号，遂安排了间空会议室，让我们坐里面的软椅子上。夜不知不觉深了起来，一场雨后空气略有些清新，我开始感到倦意，竟然坐在靠椅上睡着了。约莫个把小时，警察又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回医院去，保证不会再有任何陌生人骚扰我们，还派了人专门陪我们回医院去。我们踩着湿漉漉的马路回到医院，先前那一大帮子鬼头鬼脑的各色人等，果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从此也再没有出现过。
无论为他人还是为自己维权，他能够一次、两次，甚至十次、二十次地全身而退，甚至还能取得一些维权进展。可是天长日久下来，他已渐渐被四川的政治警察们当成眼中钉，对陈云飞的迫害，不仅仅是拔掉陈云飞这一根“肉中刺”，更是对四川其他维权人士们的一种威慑，教他们不敢效尤。那些施害得人不明白，之所以有人起而反抗，并不是因为有陈云飞这样的存在，而是人们对生活在一个自由、法治的国家里的愿望越来越强。象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一样拥有自己不可侵犯的权力，并尽到自己应尽的公民责任，正逐渐成为一股潮流。他们因为人民和属下畏惧他们，便误以为历史是少数几个人的意志，以为敢于站出来的人们，是被陈云飞这类人点起来的，并且被这类人控制。因此只要扼住少数像陈云飞这样的人，历史便会如他们所愿地原地踏步。
他们远远低估了他们治下的人民，如果人民不听他们操控，那就一定是因为有其它少数人再操控，他们不知道那是人民自己的呼声，人们有独立的判断和行为能力。人心的暗流正在这个专制体制的压迫下悄然涌动，陈云飞之类的人，仅仅是这暗流轻轻在地底流淌时传到地面上的一丁点扰动而已。当暗流浮出地面时，将迸发出强大到足以毁灭一切的力量。那一日终将来临，存疑的仅有一件事：如果统治势力现在选择顺应人心、历史，是否还来得及自救？
陈氏云飞如今已“中大奖”坐牢去了，那些强加在生命中的苦难，在他微笑的眼神里，见证着我们古老东方新一轮的觉醒。他所爱的一切，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我们亦同样地深爱着。愿他度过这一劫之后，欢乐而健康地回到我们身边。那会是真的，我相信！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