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有关部门最近开通了一条间谍举报热线。
网上还流传一份“可疑的间谍行为特征”，内容一共有八条：
第一，工作性质模糊、身兼多种头衔，而且资金充裕的人；
第二，在公众的聚会活动当中喜欢抛出争议性话题，并且引起争论、暗中观察人群的人；
第三，驻外和涉外的记者，家庭式传教士人员及部分非政府组织成员；
第四，按照名片的资讯有正当工作，不过上班的时间非常不规律，好像无所事事的人；
第五，拥有多国留学经历的留学生，或者有跟年龄极不相配的留学经历的人；
第六，经常关心并向身边的人询问敏感的问题，不单只限于政治、军事、舆论、商业等范围的人；
第七，定期会到某个地方见其他人、交换物品或档案的人士；
第八，经常参与各类学术研讨会、商业会议，常常抛出反动言论，并且夸大外国好处的人还主动地与人攀谈、结交的人。
这让我想起了《1984》里面那个发现“穿着奇怪的鞋子”的间谍和举报自己的父亲在梦中高喊“打倒老大哥”的小女孩。
这也让我想起史塔西——据说每50名东德人中就有一人是史塔西的线人。最近我恰好好刚刚读过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艾什的《档案：一部个人史》，这本书讲述的是作者蒂莫西·加顿艾什的个人经历：作者查阅史塔西档案，发现三十年前他在东德做研究期间史塔西的线人一直在秘密监视他，认为他是英国间谍。
人人都把史塔西的几十万名线人当作极权主义的强大和恐怖的象征，不过我看待这一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史塔西的线人再多，最终也没能拯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甚至也没能使柏林墙晚一天倒下。由此看来，这些线人的工作成效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
让“朝阳群众”来抓间谍，基本就是个大笑话：间谍要能让老百姓抓到，那还是间谍吗？精神正常的人，谁会怀疑自己身边潜伏着间谍？我可以想象，间谍举报热线开通之后，每天接到的举报恐怕都是些精神病患者举报外国间谍对自己实施脑控……
下面这道数学题或许可以说明抓间谍工作的困难所在：假如有一种病，发病率是0.1%；有一种诊断方法，检测该疾病的准确率可达95%；那么被该诊断方法诊断为有病的人真正患病的概率有多少？不是95%，而是只有2%（0.1%除以5%），也就是说误诊的可能性为98%（所以如果医生说你可能患有某种罕见的疾病，不要太担心，你真正患病的可能性并不大）。
一个国家里绝不可能有千分之一的国民都是间谍，本文开头所引述的“间谍行为特征”的诊断准确率也不可能达到95%（我怀疑连50%都达不到），如果真按这一“间谍行为特征”来抓间谍，除了浪费有关部门的资源和牵连大量无辜者之外，也就没别的意义了（如果真有所谓间谍行为特征的话，那么该特征越具体明确，可能涉及的人越少，对反间谍工作就越有用；相反，特征越宽泛，越模棱两可，就越没有价值）。
例如，按照“间谍行为特征”第一条（工作性质模糊、身兼多种头衔，而且资金充裕的人）、第四条（按照名片的资讯有正当工作，不过上班的时间非常不规律，好像无所事事的人）和第五条（拥有多国留学经历的留学生，或者有跟年龄极不相配的留学经历的人），基本上可以把所有的高干子弟都抓进去。
让“朝阳群众”来抓间谍还面临一个困难，那就是这些业余人士通常素质低下，又没有接受过培训，基本上不太可能知道哪些信息才是重要的。关于史塔西的文章中经常提到，史塔西连你爱吃什么口味的香肠都知道。在我看来，这其实证明了线人的工作成效很值得怀疑：知道一个人爱吃什么口味的香肠，对于国家安全有任何意义吗？或许在理想的情况下，所有的信息都能派上用场，但是在现实的信息处理能力之下，这些琐碎无用的信息收集的越多，就越浪费有关部门的信息处理资源。蒂莫西·加顿艾什的《档案：一部个人史》中也提到，线人的报告五花八门：有人写报告时充满主观臆断；有人把给有关部门写报告当作给报刊写稿，事无巨细，连吃饭时每道菜吃了什么都写在报告里；甚至还有人在报告里长篇大论地分析政治形势，讨论国家政策。很难想象这些报告对有关部门到底有什么用。
有人说，东德有那么多线人也没能保住政权，原因就在于了解体制真相的人太多了。很少有人会把告密当作一件光彩的事业。所有的线人都知道，这个政权是靠告密这种不光彩的行为来维持的。线人们对这个逼良为娼的政权充满怨恨，他们和其他人一样盼望政权的倒台。
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