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过不少关于文革的回忆录,其中《牛鬼蛇神录》是最奇特的一本。不,奇特这个词不够,更确切的说法是荡气回肠。

其他回忆录大多也很好看——那个年代的故事,想不好看都难,比如梁衡的《革命之子》、杨若的《吃蜘蛛的人》、高原的《根正苗红》、徐景贤的《十年一梦》等等。但这些人的故事大多情节类似:主人公们开始如何狂热地卷入文革,后来发现无论派系如何,最终都无法逃脱革命的“绞肉机”。在革命的漩涡中挣扎时,唯一的救生圈就是毛主席。红卫兵们在广场上木偶人一样挥动红宝书,保守派造反派打来打去其实都是保毛派,文革红人聂元梓、蒯大富、王力、王洪文再狂妄自大,一句“这是毛主席的意思”立刻就蔫做一团。所有这些情形令人毛骨悚然。悚然之处不在于红色恐怖的残酷本身,而在于在亿万颗大脑中,只有一颗被允许自由转动。960万平方公里上,8亿减1个行尸走肉在游荡。

相比死亡、流放、批斗,我总觉得更残忍的是人的非人化,是一个人把自己的大脑交出来,给别人喂狗。相比一万人愤怒高喊“打到王实味”,更残忍的是王实味痛哭流涕请求党的原谅。这大约是为什么代顾准的文字后来能够风行起来——人们发现,啊不,不是8亿减1,而是8亿减2,那个年代竟然还有人在偷偷使用自己的头脑!

《牛鬼蛇神录》则是一个更大的安慰。它告诉后代,在广场上的木偶人之外,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告密批斗之外,在汉语已经被摧残得味同嚼蜡之后,在知识分子们战战兢兢地寻找最肮脏的词汇来羞辱自己时,还有一批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人——在独立思考。在亿万个人向着“红太阳”狂奔而去时,还有人在悄悄转身,手持烛光,逆流而行。

1968年,年仅20岁的杨曦光因为写下反动文章而被逮捕,入狱数年,于是有了这本为其牢友画像的《牛鬼蛇神录》。通过他的回忆,我们看到思想超前、因言治罪的刘凤翔、张九龙, 因家破人亡而反抗暴政的卢瞎子雷大炮,因为扒窃、男女关系而入狱的刑事犯向土匪王医生,还有很多象杨曦光这样因为“太革命”而成了“反革命”的造反派。

奇特的是,失去了人身自由,杨曦光的精神自由却从此开始。同龄人的思想启蒙始于80年代,杨的启蒙却始于60年代末长沙的小牢房里。整个书中,最令人动容的是杨曦光和张九龙、刘凤祥、程德明的友谊。是和这些人在监狱角落里的窃窃私语,为他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他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反右大跃进文革、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阶级专政、中美苏关系……窗外是革命的血雨腥风席卷飘摇的中国,而一个长沙监狱的角落里却光线澄明,一个被颠倒的世界沉没下去,一个透明的世界重新浮现。反讽的是,由于政治犯的高度密集和共同的贱民身份,在当时中国这个“大监狱”里,杨曦光所在的“小监狱”反而思想最自由,成了“书中的巴黎”。

然而此书又是残酷的。杨曦光对这些“贱民”的故事娓娓道来,告诉你他们的勇敢、坦荡、诚实、智慧,“引诱”你爱上他们,然后笔锋一转,托出他们血淋淋的下场。试图走“格瓦拉道路”的张九龙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喊反动口号的粟异邦被刺刀捅入口中活活刺死,组织劳动党的刘凤祥被枪决……一代人中最杰出的思想者被赶尽杀绝。如果说林昭的冤魂也许还可从其死后荣耀中获得稍许安慰的话,象张九龙、刘凤祥这样默默无闻地消失在黑暗之中的人呢?以及更多甚至没有杨曦光式记录的人呢?

这大约是为什么杨曦光写了这本《牛鬼蛇神录》。他不能让这些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坠入记忆的黑洞,于是他用此书给他们铸造了一个人民英雄纪念碑。杨在书的前言中表示,他相信即使50年后他已不在人世,这本书还是会被人记起。也许他过于乐观了,一个忙于前进、前进、前进进的民族没有多少时间留给追忆。但至少我在有生之年不会忘记此书,不仅因为其中那些令人动容的人物,也因为它拯救了我对人之尊严的信心。我曾几乎相信在残暴面前人会必然变得猥琐,但即使是在“夜,最漫长的夜”里,也还有青草从地缝间细细簌簌地成长。

来源:墙外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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