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转眼十四年已经过去了，可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幕却总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十四年啊！多少少年长大成人，多少青丝变白头。然而十四年之后，多少冤魂仍在长安街游荡，多少失去亲人的父母妻儿仍在为死者讨个说法而苦苦祈盼、守候。十四年，在茫茫宇宙的演生史中只是不及一提的一个小小数字，就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也只配称作泡沫或刹那，然而就个体生命而言，十四年几乎相当于五分之一的生命期，是绝不能忽视并绝难轻越的历史。我有幸或曰不幸在那个时间从长安街、从天安门走了过来，就生命个体的延续而言，我幸运没有在那个时间终结而得以延续至今，可是就人生苦难体验与对人世丑恶见证而使心灵倍受煎熬而言，我有时却感到苟活是多么的不幸！十五年来，我经受了太多心灵的炙烤，见证了太多社会的罪恶。这十几年来，在“伟、光、正”一个个辉煌成就的谎言中，中华精神日见庸俗萎化，中华文明惨遭摧残，作为从八十年代曾有幸呼吸过一丝丝清新空气的我沦陷在十几年的污泥浊浪与浓烟烈火中，深感窒息，日受煎熬。然而既然活了下来，曾亲见过血腥屠杀的我深感有责任将当年这一切告知后人，一则让被肆意曲解的历史得以保存丁点的真实，再则对长卧而不得安息的灵魂给以一份个人所能的告慰。这是生者的责任，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虽然回忆是一种割剜陈创的痛苦，但我绝不敢因此而舍弃、逃避。就让我将残存在记忆深处的零星片断诉诸纸墨，以作为对当年历史的交代、对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评价的同仁们的祭奠，也使我沉重的灵魂能得以片刻的解脱。
痛悼胡公 表达心愿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本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然而胡耀邦先生的溘然去世给这个日子披上了厚重的黑纱并永久载入了史册。当天下午噩耗传来，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顿时笼罩上了一层悲伤的气氛，傍晚我回到寝室，室友们低沉的情绪更使我感到空气的凝重。大家的言谈失去了往昔的轻松活泼，不多的言词中声调也降了几拍。胡耀邦先生的去世何以赢得知识界大学生这份沉痛？对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应该清楚地记得胡耀邦先生主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直面历史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排除阻力推行改革开放，尤其在文化思想界力倡思想解放，起用“三宽”部长，开启了中国有史以来难能可贵的一个文化思想繁荣时期。然而八六年底的学生民主运动竟使得耀邦先生在顽固派的逼迫下辞职，这更显示出耀邦与知识界的患难与共，因而深得知识界的敬仰与爱戴。如此一个几十年来中国政治生活中难得的好人，居然在蒙冤受屈中忽然逝世，这在中国知识界自然引起了极大的失重感与失去依赖感，也唤起了知识界的极大同情与不平。作为知识份子集中地的大学，对胡公去世的沉痛反应自然更为直接而强烈。
我当时已是大四学生，除了写毕业论文外已基本没课，于是17、18日我就去天安门纪念碑前，一则表达对胡公的悼念，再则怀著追忆76年“四五”运动情景的心情去读各种挽联。两天所见，前来纪念碑前悼念的人们都是非常克制而理性的。从挽联到个别简短讲话都围绕著缅怀胡耀邦生前伟绩，感念他对知识份子的理解、关怀与爱护，同时表达对他被以反“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的不平，基本没有涉及到政党、政权、政体的问题。这种对胡公功绩的缅怀与生前不公待遇不平的表达是这期间纪念的主旋律。
19日，我因有点资料需查就没再去天安门。谁知当晚就发生了部份学生到新华门请愿而被强行扭上车送回北大的事，并且在扭送上车的过程中，发生过武警公安人员打伤部份学生的情况（我后来在对话代表团还专门搜集过证据，并找到了4月19日晚被打的学生）。
20日早晨，我还在床上睡觉时，被楼下几个学生的呼喊声惊醒。因为我住西南楼二楼北边，窗外就是“三一八”纪念碑。只听一个青年在纪念碑前大声陈述著昨晚被强行扭送的经过，呼吁同学们下午去天安门悼念胡耀邦，谴责打伤学生的暴行，支持学生的和平请愿（后来我了解到这人就是吾尔开希）。等我起床下楼，叫喊及围观者已离去。我惦记著下午去天安门的事，中午就去西北楼转转。在西北楼一楼的门厅中，正见几个学生在写一横幅，大家商讨著应写甚么，我也参加商讨，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写“继承耀邦遗志，发扬民主精神”。下午将近3点钟时，吾尔开希跟几个同学打著横幅在“三一八”纪念碑周围转了两圈，大声呼吁学生参加去天安门的悼念声援活动。约3点半，大约五、六百学生从“三一八”纪念碑前集结后出发。当时天色阴沉，乌云压城，正是暴雨将临之像。果然学生队伍刚走出师大校门，暴雨便至，闪电雷鸣，气势悲壮。许多同学于是赶紧跑回学校，或躲在街边楼下。我因没带雨具一下子就成了落汤鸡。记得吾尔开希穿了件雨衣。队伍在雨中有过惊慌的混乱，但没有停留，不过到了新街口豁口时只有四、五十人了。吾尔开希在积水潭地铁出口对面的空地上对过往行人发表了演讲。当时雨还没停，只是比之前小了些。他讲的还是昨晚新华门发生的情况，因下雨过往行人停下较少，加上来的学生也就一百余人。讲完后吾尔开希看人太少，提出是否返校，待明天没有雨后再组织同学们前去天安门。我想扛出来的横幅因为下雨而扛回去似乎不太好，于是跟他说就算剩下我们两也应扛到天安门去。他于是没再说甚么，我们打著横幅向前，过了新街口，队伍只剩七、八人了，雨依旧下著，我们一路前行。街边行人看到我们或驻足，或叫好，或喊一声“耀邦永垂不朽”以示支持，行人的赞赏与支持极大地鼓舞著我们。
在暮色降临天安门时，我们一行只剩六人从长安街进入了天安门。在我们还未踏入广场时，许多坚守在纪念碑下的人们就远远地跑来迎接，许多带著相机的上前来拍照。这一幕后来作了五月份《大学生》杂志的封面，大概当时杂志记者就在拍照者之列，不过《大学生》杂志也可能因此而罹难，因为我后来再没见过这份杂志了。
广场上的坚守者的欢迎，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与鼓舞。我们似乎是被簇拥著走到了纪念碑下，在纪念碑座基下，吾尔开希向围观的人们发表了演讲。刚讲了几句，从纪念碑台阶上走来一个人，跟吾尔开希说先别单独发言，待大家协调统一后再讲，但吾尔开希没有理会继续讲了昨晚的所见及纪念耀邦的意义等。过后我才知道这个从纪念碑台阶上下来的人就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周拥军。演讲完后，我们将横幅送上了纪念碑，这时周拥军又过来跟我们说学校应该联合起来统一行动，对此大家都表示认同，但如何联合一时似乎说不出个所以然。因雨仍然下个不停，我们湿透的衣服在北京四月的夜风中显得有些寒冷，又加上步行三十多里路，早已饥肠辘辘，于是我们就往回赶。在地铁车上，我跟吾尔开希商谈著悼念胡耀邦的情况，深感北京高校联合协调行动的必要。我觉得悼念活动发展到今天，从悼念到请愿，尤其昨晚发生的强行遣返情况可能使事情激化，那么为了悼念耀邦并为民请愿，北京高校学生应该联合行动。因为胡耀邦22日也就是后天将开追悼会送别，时间非常仓促，这时必须有人跳出来牵头，肯定得有人出来。我当时建议吾尔开希出来牵头组织。这绝无推他作炮灰的居心，也没有让他成为名人的远见。提出此建议是基于当时的客观需要，同时我说明了两点：其一，民主是一个漫长的奋斗过程，中国民主建设肯定还需要长期艰苦的斗争。我自己马上大学毕业了，要在大学中继续发挥作用，还是让大一大二的学生出来较好；其二，凭八六年学潮的经验，就算有危险会秋后算帐，在校大学生一般过后谈谈心教育一下就算了，不会有甚么大问题，毕业生可能就会受影响（这无疑带有功利性的考虑，但当时远未料到后来的形势）。
需要一提的是在纪念碑下我碰到了一个从天津商学院过来悼念胡耀邦的学生，一聊跟我老家较近，于是领他一块到学校来并约定他第二天回天津通知各校学生22日赶来北京参加胡公的追悼会。回到宿舍，我简单地冲了包方便面吃了一下。安顿了那个学生后，我总觉得有点不放心，于是又去西北楼吾尔开希的房间了解情况。我与吾尔开希进一步强调了必须有人出来号召协调统一行动，并说明这时候谁先出来学生就认谁的现实。直到看到他找几个同学商量行动，我才回宿舍休息。我之所以不避卖弄之嫌疑而详细述说这一过程，是为了戳穿后来当局制造的所谓学生运动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有预谋的甚至跟国外勾结而发起的一场动乱”的无稽之谈。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这一运动完全是自发的。
21日等我起床，已听到同学们议论有个叫吾尔开希的人以北京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号召北京高校学生今晚到师大来集合，统一去天安门广场参加明天胡耀邦的追悼会。我送走了天津的学生并叮嘱他明天7点前（也就是天安门路口管制前）带天津同学到北京站，我接他们共同进入天安门。
到晚上六点多钟，北京高校陆续有学生来到师大并统一集合在操场。晚上九点来钟北京各主要高校的学生都来了。于是学生们从师大出发浩浩荡荡前往天安门参加胡耀邦追悼会。为甚么选21日晚上去天安门？因为22日天安门会实行交通管制，到时肯定进不去。我因考虑明天一大早要去北京站接天津来的学生，本来跟著队伍出了校门，又跑了回来。
22日六点多钟，我赶到北京站，在那直等到八点仍不见天津来的同学（后来才听说他们已在昨晚赶来了），于是我就想往天安门赶，结果已经进不去了，只好在外面徘徊一通，听听广播就回了学校。
回到学校不久，去天安门参加追悼会的同学回来了。他们气愤的议论告诉著我天安门所发生的一切。
随之高校就有停课的呼声。24日、25日陆续有一些学校出现停课现象，但没有普遍而全面的停课，也就是说北京不是所有高校都停课了，就是停课的学校也不是全部课都停下了，应该说此时停与不停还在争议中。谁知25日晚中央一台新闻联播播出了臭名昭著的“4、26社论”。
抗议定性 要求对话
“4、26社论”是八九学生运动从悼念胡耀邦、表达愿望到抗议政府、争取平等对话的转折点。“4、26社论”的直接后果就是将还在犹豫停课与否的师生全部推出了课堂。当天北京高校似乎全部停课。4月27日北京高校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城游行，主要目的就是抗议政府将学生悼念胡耀邦并提出一些改革建议的活动定性为“受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操纵的动乱”，要求政府与学生平等对话。这种定性的错误与武断激怒了北京高校的学生与有良知正义感的知识界。
针对“4、27大游行”中提出的平等对话，当局为了平息事态，在4月29日钦点了几所学校的几名学生会干部去表演了一场“训导式”的对话。这一拙劣的表演完全显示了当局对民意的漠视。因为对话必须是双方代表，学生代表必须能代表学生，这就要求是学生选出的而不是官方钦点的。对话所谈论的问题也必须是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而不应是官方以家长领导姿态的单方出题与训导。29日对话的公布更激怒了广大学生，他们深感被愚弄与欺骗。于是罢课依旧，呼吁公开平等真诚对话的呼声更高更坚定。当局迫于形势也曾在多种公开场合表示愿意接受对话，于是北京主要院校于5 月初纷纷选举代表组成了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准备与政府对话。
北师大于5月5日在“三一八”纪念碑前通过公开演讲、学生直接投票的方式选举了5名对话代表，后来实际参加对话代表团的共3名。我有幸成为北师大对话代表之一去参加对话活动。
代表团定在中国政法大学主楼会议室召开会议。6号我去参加会议时代表人数共30余名，主要以社科院、北大、清华、人大、法大、师大等高校的研究生为主，许多是博士生。政法大学的项小吉据说曾参加过亚洲大学生辨论赛并且学国际谈判的，自然成了会议的主持者。社科院的何光沪以博学老成稳重而成为代表团倚重的对象。会议进行到11号，中国人民大学增选了江棋生参加对话代表团。江棋生虽然来得晚几天，但他的儒雅举止、包容品格与严谨的逻辑思辩几乎在当天下午就赢得了代表团人员的一致首肯。代表团作了较粗略的分工，我被分去调查4 月19日晚打伤学生情况。记得我还找到过一件被撕破并带有血迹的牛仔服，当事人愿出面指证当晚的暴力行径。所以我确信4 月19日晚是发生过暴力殴打学生事件的。
对话代表团的理论素养在当时无疑是非常高的，有几个还是当时国内不多的法学博士，然而大家对中国的社会问题研究是不够的，对中国未来的整体建构、现实如何改良等都缺乏系统的认识，因而对话提出的问题与改革方案都较零碎，没有一整套系统的东西。我还记得当时鲁迅文学院的一位老师曾送来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大家欣喜不已。因为当时条件所限，毕竟中国改革开放才十来年，中国文化思想界自身研究刚起步，对外国的东西接触吸收也很有限，尤为关键的是由于胡赵的开明执政使中国在许多方面显示出新气象、新活力，学界在根本性问题上对现政体是认同的，没有考虑去质疑。因此代表团的根本立场是帮助改进政府不足、促进社会健康良性发展。我记得当时最大胆的质疑也无非是宪法前言的四项基本原则，当然财产权等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在考虑之列，但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根本没有去涉及，也就不存在疑议。总体而言，对话代表团相对政府来说还是站在一个进言上书甚至献策的地位。然而如此的对话也被一拖再拖，甚至在对话代表团组成后，当局仍意图绕开对话团而谋求与官方学生会对话。这严重凸显出当局缺乏与学生代表对话的诚意。
这种一再的拖延，使期待中的学生忍无可忍。5月13日，以柴玲为首的一批学生签名绝食以抗议政府的失信，敦促对话的早日举行，事态进一步扩大。当听到学生去绝食时，看著那一个个坚定决绝的身影，我的心沉到了冰窖。谁将这些学生逼上了自杀之路？
5 月14日，迫于绝食后所引起的国内国际的强大压力，同时也顾及到戈尔巴乔夫的即将访华，当局作出了接受对话的决定，于14日下午通知到对话代表团，并要求马上赶去。当时对话团因陆续有北京一些高自联人员加入，人员已增至50余人。当局只要求二十多人，来接学生的车只能容二十余人。于是对话团又自己挑选了一下，基本上去了一半。我不在去者之列，但有种无言的轻松与解脱。因为我深感自己在许多方面跟别的代表相差较远，我相信他们去完全可以信任学生们的重托，而如果我去，这沉重的担子就未必承担得起。我于是跑著回了师大，吃了晚饭就赶往天安门去静候对话佳音。
我大概在下午六点多钟赶到了天安门。心中一直记挂著对话，到傍晚八点多钟，听说似乎对话了，好像广场的广播也在播，但听不清，太嘈杂。据说天安门广场的一些负责人也赶去了对话现场。九点多钟听到对话失败。我默默地坐在纪念碑前，看著成片绝食的学生，我说不出心中的苦味。当晚学生考虑政府第二天要接待戈尔巴乔夫而主动将绝食队伍移到了广场纪念碑的东边。当看著饿了两天的学生艰难地挪动身体还有衣物时，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我看到大批激情澎湃的市民，我们前去问他们对学生绝食的看法，竟没有碰到反对者，都是充满著对学生的理解同情与赞赏，一致谴责政府的失信。这种情绪几乎感染了整个社会，以致北京人民的精神面貌一下子似乎好到了极点。街上容易引起争吵叫骂的事端，如自行车相撞、阻车等等，都一概化成了和气的互相道歉与微笑的耐心等候，甚至小偷都发表罢偷宣言。绝食净化了人们的灵魂，也展现了未来的希望。的确，“当那么多人为了社会的责任，为了民愿的表达不惜牺牲生命时，我们有甚么事不可以谅解、忍耐？”这成了当时社会的共识。
16日晚，我又独自来到纪念碑下想看看绝食学生的状况。将近12点，我听负责保安的学生说有两位工人强烈要求进入学生防卫圈内，广场指挥部无暇接待。我于是前去将两位工人领了进来并陪著他们在纪念碑下转了两圈后坐在纪念碑前详谈起来。两位工人中身材高大的一位自我介绍叫韩东方，从他言谈中我感到他应参加过“四。五运动”。他一则为学生的义举而鼓舞，同时对广场的组织管理状况表示出一些忧虑，并谈了许多好的建议。我随后将这些建议交给了广场指挥部。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还不只一次看到北京市民打著声援学生的横幅到天安门来想加入学生队伍，却遭到学生的拒绝而被隔离在圈外。学生为了保持运动的纯洁性，拒绝著跟外界的联合。我看得出市民的难过，但他们仍然对学生给以理解。
5月14日晚学生与当局的对话虽然失败了，但高校对话团没有放弃努力。大家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将要求继续对话的信息传进中南海。有几个晚上代表们因可能的对话而彻夜守候在皇城根下，大家急切期待重新对话的心情真是天地可鉴。当然此中最直接的原因是天安门绝食的学生每延续一天生命就多一分危险。许多学生已经因绝食而昏厥，并不断传来学生绝食变成植物人甚至死亡的消息。救护车在广场与医院间的鸣叫声声敲击著对话代表的心。然而一切的呼吁请求都如石沉大海。
5月18日，对话代表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后赶到中国音乐学院去开会。会议中新闻联播的时间到了，大家心悬著天安门情况，于是打开电视收看新闻联播，当看到一辆辆救护车长鸣著将一个个生命垂危的学生送往医院并听到红十字会一位副会长出来谈绝食几天后学生生命危险情况时，整个会场哭声雷动，四十多条汉子（因有几个代表没到）肆意横流的泪水模糊了电视的画面，不可抑制的呜咽盖过了街上的车鸣。就我而言，自我有记忆以来有过两次痛哭。其一，是我十四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那种失去亲人的痛心，让我无法抑制悲哭；其二，就是这八九年的春夏之交，我不只一次地痛哭过，为学生那种慷慨赴死的豪情和与之相对的当局的冷漠残忍，为自己多年培养的信念的崩溃。说实在的，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这个社会的党和政府还是值得信赖的、可以依靠的，而今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这些都被击得粉碎了。如果说第一次是为个人人生的不幸而痛哭，这第二次则是为天下苍生、为中华民族的不幸而痛哭。
北京戒严 “六四”屠杀
但是，痛哭并没能等来对话，却等来了大家万万想不到的“戒严令”。
5 月19日晚发布的“戒严令”宣告了一切对话企盼的破灭、一切为对话所作努力的终结。这种出人意料的程度超出了对话代表团任何人的预见。大家不仅没有预见到，而且在讨论中几乎一致认为无论情况怎么样发展，当局采取多么非常的手段，也不至于在北京戒严。毕竟北京不是拉萨。北京中外交流活动频繁，外宾云集，戒严后在国际上的影响后果不堪设想。我还记得代表团中有人曾戏称在北京戒严那是天方夜谈，就是有人想为，也未必敢为。然而事实证明，学生是太天真善良了，就是最坏的设想也远不及现实的残酷。
5月19日，“戒严令”下达，戒绝了学生对话的幻想，对话代表团基本解散，各自回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返回师大与陈章宝主持北师大学生理论宣传部的工作。
5 月22日，我作为北京高校代表出席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在天安门西观礼台举行的成立大会。会上韩东方与另外几名工人活跃份子当选为工自联常委（周拥军以王铁之名也当选了，记得当时还就此有不同意见，但后来还是通过了）。会上通过了工自联章程，整个章程是由一个法学博士依照法律条文起草的，通篇是在理性和平的范围内，没有甚么出格的言词，更没有甚么威胁或颠覆政权的目标。会议期间，不知甚么人想冲进观礼台，一度引起过门口的混乱。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安全部门的关注，但我们本来就没有任何隐瞒的意识。会议还算顺利地结束了。在戒严令下达后，工自联的成立无疑是件振奋人心的大事。对此我毫不掩饰地当面对韩东方等人表达过敬意。
由于戒严令的下达，对话希望的彻底破灭，天安门绝食的学生也就宣布停止绝食，改为静坐。全国声援学生民主运动已成燎原之势。形势发展需要北京高自联能站在全局角度来处理问题。自绝食以来，因一些高自联人员也参加了绝食，导致高自联事实上以天安门为工作场地。为指导绝食，天安门广场又成立了广场指挥部。两套临时性的班子经常在处理一些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这客观上影响著工作的开展。为将高自联撤出天安门，五月二十几号（具体时间我已记不太清了）北京清华、北大、人大、北师大、北航、中央民院、法大、广大等八大院校联合各派代表去广场召开现场会议，我与北大杨涛负责组织会议（但杨涛临时有事在天安门找不著了）。高自联以王有才为代表，广场指挥部以柴玲为代表。会议就在广场东北角一块空地上站著表决，参会人员基本都赞同高自联撤出，广场由广场指挥部领导。自此天安门广场避免了令出多头的混乱。
随著戒严令的下达，军队从北京四面八方逼进城来。从各种情况看来，军队的调动肯定远在戒严令下达之前，因为戒严令下达的当天晚上，我就得到消息说有军队已逼进城郊，但被无畏的市民自发阻止在各个入城地（后来知道有些军队是从几千里之外调来的，没有多天的准备，是不可能这么快赶到京城的。）于是北师大成立了以十人左右为一组的“和平敢死队”，分赴京郊各地了解军队进城情况，联合市民设法阻止军队进城。出发前明确要求方法必须是和平的，态度必须是敢死的。为了掌握情况，我随一组去了南郊的新发地。在那里市民利用军队进城路不熟而问路的机会，将军车全部带入了一条死胡同，并在后退的路上阻上小车杂物，一些老人就地坐在军车后。这样使得军车进无可进，退无可退。待我们赶到时已是中午。我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士兵都在车上安静地坐著，市民与陆续赶到的学生在车下围观著。有些市民与学生上前向士兵诉说著北京发生的一切，动员士兵不要参与镇压学生。中午有市民从家中做了饭菜送来给学生吃，学生还主动说服市民将饭菜给士兵吃，将送来的饮料给士兵喝。经过一阵宣传说服，士兵们感动于学生与市民的真诚，有些士兵就与学生市民交谈起来。从交谈中，我们得知士兵很长时间不给听广播和看报纸，更无法看电视，他们不知道北京发生了甚么，也不知道是来北京镇压学生，他们是接到参加军训的指令，都以为是平常的训练而已。士兵们也纷纷表示不会参与镇压学生。
迫于形势的日益严峻，学生在天安门坚守的必要性一再成为我思考的问题。然而天安门的学生不甘心就这样撤出，北京市民一如既往的热情、无私无畏的支持让学生只有坚持，但这种坚持究竟将换来甚么？意义何在？对当时的我来说实在难以求解。我只是本能地感觉到如此坚持下去势必无法善罢甘休。于是我在各种场合陈述撤离天安门的理由，并且不只一次去天安门了解学生思想状况。有一次跟在广场的钦本笠交流，谈了应该考虑撤离的理由，最后他反而动员我参加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工作，可见说服撤离实在不是件易事。还有一次（大约到了五月二十七、八号了）在北大召开了北京各主要学校的学生代表会，我与师大的赵纲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我力主撤出天安门，然而支持者甚微。当然，当时主张撤出者也还没预料到最后的屠杀。
时间一天天在煎熬中过去。6月2日，我听从天安门回来的同学说有军队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奇怪的是围阻军队的学生与市民中有背著黄布包并且包内装了石头的人。他们混在学生市民中不时掏出石头向军队投击。这引起我极大警觉，我似乎预感到灾难的降临。因为那些混杂在市民与学生中的人，很可能是有关方面预设的陷阱，在为屠杀编织理由。学生与市民长期以来都非常理性而克制，不可能背些石头在身上。
6 月3日，不论是天安门还是京郊各地，有军队的地方都出现了许多异动，军队主动冲击著围观的市民和学生，小范围的冲突不间断地传到学校。我知道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夜幕降临时，京城街头的广播轰响起了透著腾腾杀气的“军队进城告市民学生书”。晚上九点多钟，我在西北楼大厅处理著一些事务，有市民骑摩托车从木樨地拉回一个学生。那学生一进西北楼就痛哭著说军队开枪杀人了，市民与学生为保天安门在冒死阻挡著军队前行。我找到当时在校内的陈章宝，简短交换了一下意见后作出带师大在校学生去天安门的决定。我们当时考虑军队是冲著天安门而去的，到天安门的学生市民越多屠杀清场的可能性就越少。于是自治会广播呼吁学生到“三一八”纪念碑前集合去天安门声援。
去天安门的危险我是能想见的，但我绝不能坐视市民学生的被杀。将近十点，“三一八”纪念碑前汇集了一千多学生。我跟陈章宝说我带学生去天安门并建议他赶紧离开学校，因为我知道屠杀刚刚开始，而一旦杀人那杀多少就是量的问题，杀十人跟杀一百人没有质的区别。接下去高校清洗在所难免，一些特别危险的人应该赶紧躲避一下，甚至我都认可他们跑到国外（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实在难想到更适当的方法。当然多年后我认为应该坚守在国内，但这不是我们有权要求别人这样，只能就道义而言）。我决心去天安门与学生共生死。陈章宝在纪念碑前发表了简短演讲后将师大一面指挥旗交到我手中并叫我跟同学们说几句。记得我当时只说了一句“我希望每个学生都平安回来”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我本来确有很多感慨，但当时是没法说的。我只感到以血肉之躯是阻挡不了枪炮坦克的，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沉重与痛苦，不知谁能体会。我默默地举起指挥旗，带领同学义无反顾地冲出了师大校门，一种可能永别的悲情袭过我出校门时的心。
队伍快速向天安门而去，一路上不断有市民呼喊口号支持鼓励学生。在我们赶到西单附近时，又有市民学生跑来诉说军队开枪屠杀情况并说军队已冲过木樨地快到文化宫了。我们心急如焚，大家不约而同地奔跑起来，很快我们赶到了西单长安街路口。那里早聚满了市民学生，十字路口几辆公交车不知甚么时候已横断了长安街，市民与学生群情激昂地聚集在长安街上。
随我跑到西单路口的师大学生因中途掉队不少而只剩下二、三百人了。我让大家手挽手背东面西横过长安街的西单路口，并叮嘱大家看我的指挥旗行动，如果我的指挥旗放下，大家马上往东冲进天安门里面，会同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一起行动。我告诫大家千万不要硬阻，那样不会有甚么作用。交代完后，我独自上前爬上了横在西单路口的公交车。这时有个青年拿著根九节鞭也跟了上去并声言要保护我。我劝他赶紧下去，这里太危险。因为西边过来的军车那雪白刺眼的灯光在午夜的长安街已清晰可见，枪炮声也透过远处军车的轰鸣与近处人群的喧嚷依稀可闻。从车上往军博方向望去，街上人流如潮水般自西向东涌来，并纷纷往两边胡同散去。紧跟在人群后的就是坦克。
我上车不到十分钟，头上就传来啪啪的爆裂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双眼就顿感涩辣难睁。我想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催泪瓦斯了。我赶忙放下指挥旗示意后边的同学们快撤，同时自己也摸索著往车下爬。刚才上来的青年已不知去向。我艰难地爬下汽车。顿感长安街一遍漆黑。当然眼睛睁不开，有灯也没用。但长安街此时的黑绝不是因为睁不开眼，而是人为的熄灯，以便让黑暗造成恐慌，借黑色行使犯罪。我在烟雾中摸索著往街南边的墙根下去，以便倚墙而行。当我终于摸著墙根往东缓行时就听到后面军车的轰鸣声很近了，同时感到脚下水泥地上有爆裂声，我努力睁开眼看到脚下有火星在溅动。这使我认识到是子弹在跑，我紧张地尽力向前。在路过一个胡同口时，听到里边有人叫快进去，于是就顺声而入。我发现胡同里已有不少人，他们一个个在进去不远的拐弯处沿胡同墙半伏著身子窥视著外面。我进去后，一个市民示意我将指挥旗藏起并弯下身子。几乎是我刚伏好军队就过来了，坦克的轰鸣声盖过了其他。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沿街边巡查著向天安门而去。不知甚么时候有个北京市民爬上了胡同边的瓦屋，伏在屋脊的南面，嘴中情不自禁地将所见情况念叨著：这么多坦克，还有炮呢，不好，那边有几个人被打倒了，还要去追那些跑的。又开枪了，完了，又有两个倒下了……这些土匪，军阀，法西斯，当年日本进北京也没有这样啊！太残酷了！他说著说著声音在激动中变成呜咽。停了一会就听到屋上有抽瓦片的细微响动声，我侧头看去就见那人扬手抛出了一片瓦。马上批啪的子弹声就响了起来，并且一队士兵冲到了胡同口向里就是几枪。好在这个胡同有个拐弯，没有击中里面甚么人。有士兵似乎想往里冲，听到有人出面阻止。于是一队士兵就骂骂咧咧地走了。屋上那人紧紧伏在瓦上，待士兵走后又气愤地骂起来。我心想你抛几片瓦对钢盔盾牌全副武装的军人有甚么用，就是砸一下也岂不形同搔痒？无非是看著过不去泄点愤而已，但我也不好劝说。在亲见屠杀的情况下，任何有血性的人岂有不切齿的？大约半个小时后，军队过去了。我与大家赶紧冲出了胡同。我一心记挂著天安门，就匆匆往东赶。很快到了六部囗，在中央音乐厅的前边路口我吃惊地看到几个青年鲜血淋沥地躺在地上。有一个以手支地半躺半坐、腿上还汩汩地流著血的学生向围观者痛苦地讲述著刚发生的事。他说军队过来时，他们往胡同里跑，几个女生因跑得慢被士兵拦住了，他们几个想冲过来救，结果被一阵扫射打倒了。我看著他痛苦的样子，猛醒到应该赶紧将他送去医院抢救，于是大叫一声“？快送医院啊！”围观者也如梦初醒，纷纷上前背的背，抬的抬。我俯下身背起刚说话的青年，只听他一个劲地说著谢谢，不过他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微弱。我的心在流血。多好的青年啊！就因为为民请愿、为天下尽责就该落此下场？我背著他到了音乐厅后的胡同深处，那里已有不少三轮车装著一个个还在流血的伤员。我就近将青年放在一辆车上并叫推车者赶紧送去医院。许多人一边抬伤员一边禁不住失声痛哭，整个胡同沉浸在悲泣声中。等我再返回六部口音乐厅前，那十几个伤员已全部被送走了。这时我看到许多人围在音乐厅前的雕塑边议论纷纷，于是上前去看发生了甚么事，结果发现那个雕塑的大理石坐基被打掉了一个大角。如此硬的石头被打掉了一个角，那肯定不是一般的枪，至少是重机枪或甚么炮吧？！（这个角一直到九三年我回北京时还残缺著，九八年我再去看时发现已经换了。）我惦记著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不敢停留就随著人群往东赶。然而刚走不远，后边又来了一批军队，路中是坦克、卡车（车上装著士兵）车边还走著荷枪实弹的士兵。我们一下躲无可躲，于是一大批人就在长安街南墙根下站著。这时我看到一个青年拄著根棍子，一条腿拖拉著，看得出还在流血。他居然跟著军车一路怒骂著，质问著“你们看看，你们枪杀的是些甚么人？这些都是你们的父母兄弟啊！他们所追求的不正是你们所需要的吗？人民解放军怎么能屠杀人民？你们的枪是用来镇压人民的吗？你们还是人吗？你们有种就再给我一枪！……”他那坚定无畏的神情与话语深深激励著路边的群众。不知是谁抑制不住大呼了一声“打倒法西斯！”于是应者如潮。口号刚喊过去，顿见从人民大会堂那边冲来一队士兵，一路扫射著、喝叫著。街边的人群顿时蜂拥著往西边撤。我随人流很快又回到了六部口音乐厅前。当我回头去看那个追随军车的青年时，他已不知去向。
看来从长安街南边往东是进不了天安门了。待又一支军队过后，我与一些人从长安街北边的皇城根下往东去。快到新华门时，我见到前面一批人被追赶著往回跑。路边原本往东的人就又都跟著往回跑。我停止前行，看到新华门附近沿街一批全副武装的士兵并排横断了长安街，并且有一队兵正鸣著枪驱赶著试图走近的群众。我同时看到在刚跑回的人群中倒下了两名，很快士兵追了过来，将不知是死还是活的伤者抬走了。显然从长安街进天安门的路是不通了？其实早该想到不通的，一条街哪有南边戒严北边通的？只是心急没有细想而心存侥幸罢了）于是我又随著一批人从六部口往北绕一个大圈到南池子。天真地指望著从南池子可以绕开警戒线进入天安门。待我赶到南池子时，天色已微明。南池子依如新华门边的情形，一批全副武装的士兵已经封死了南池子进天安门的路。在离士兵二三十米处有一条警戒线，好像用甚么拦了一下。市民们就自觉地聚集在警戒线外。大家急切地想了解天安门内的情况。随著天亮，人越聚越多。大家议论著，交换著彼此的信息，表达著各自的忧虑，同时反覆要求前面警戒的士兵让大家进去。在一再要求无结果的情况下，大家对天安门里情况的担忧及许多不同方面枪杀情况的汇集，使大家心里升起了怒火。于是由请求变为质问，由质问变为斥骂，最后愤怒地喊起了口号“打倒法西斯”“抗议屠杀学生市民！”“请愿无罪！”……虽然大家在悲痛与愤怒中，但仍没有超越冲击警戒线。然而一会就见一个军官带著一队士兵从警戒队伍后边忽然出现，举枪向天鸣了一枪。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就见一些持枪的士兵向警戒线外的群众脚下扫射，一批手持警棒的士兵冲向人群抡捧就打。群众顿时惊慌四散。我被一棒击倒在地，等我爬起来时看见身边一位妇女被士兵打倒在地并抡捧猛击，我正欲上前去拉她，自己的胳膊被人抓住并一把拉进了旁边的民房。我进屋后跟那个拉我的人说快去看看那个妇女。那人转身出去，一会回来说不见了那女的。这时我才感到胳膊火辣辣的疼痛。我胳膊衣服被打烂，皮肤裂开，鲜血浸湿了衣袖。房东赶忙拿来一些药喷洒在伤口并留我在家中休息了一个多小时，随后叫两个中学生骑自行车将我送回师大。许多同学以为我已遇难，因为我带去的同学早已从天安门撤回。当他们看到我回来时惊喜不已。许多同学建议我离开学校，但我甚么地方也去不了，因为我当时身无分文，同时我觉得甚么地方也没必要去。于是索性蒙头大睡。我实在是太累了，自四月底以来我就没好好睡过觉，常常一天就睡三、四个小时，并且是走到哪睡到哪，在天安门广场，在长安街上都睡过。而今似乎没甚么能做了，只有好好睡一觉。下午又有几个读研究生的同学来叫我躲避一下，于是我想在京的几个老乡许久没联系了，就藉机去看看。
“六四”后，京城交通彻底瘫痪，我只能步行到军博附近的一个老乡处。在路过长安街时发现满街的坦克在森严的戒备下焚烧。当时我想这大概是报废的车吧，借这次入京就换新的了。当晚看到新闻联播时，才发现这成了市民及学生暴乱的铁证。巧的是当看到一辆坦克中烧死四个军人时，一起看电视的人中有两位就大骂起来，说当晚他们正好在木樨地那边亲眼看见这辆坦克因开得过快先撞在街上分隔栏杆上，继而又闯上人行道的台阶上，一下就翻了过来并燃烧起来。我不懂机械，对此自然也不便说甚么。但依常理是不可能有人靠人力去掀翻坦克并且士兵不出来等著被烧死的，只有忽然的翻车才有这种可能。
我在老乡处呆了两天，觉得没甚么事，同时也怕万一有事连累老乡也不好，于是就返回了学校。
之后对我的处理应该说还不算重。待查出我一些材料时，我已分到外地工作，学校有些老师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来保护我（这事后来我回北京时才知道），毕竟人们心中自有公道。最后学校老师也去了我所在单位，但没有深究。十月份，师大清理整顿小组给我所在单位去了一份材料，列举了我在春夏之交的问题：其一，写了一些文章，并在文章中将人民政府称为“当局”；其二，加入非法组织学生自治会并负责理论宣传部工作；其三，参加对话团非法活动。然后让我在材料上签了字。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直到1993年，我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在笔试面试过后调档时，不知哪里出了问题，我被以要单独调审的名义拖了下来。后来我找到哲学系一位负责人，他倒是很直率地跟我说这不是人民大学的问题，他们也有压力，如果我能回师大去开一张证明我在八九事件中没有问题的条来，他们肯定录取。于是我抱著探个究竟的态度回师大去找老师。师大的老师还是很热情的，但后来还是因“当年清理小组已解散，没人愿出来承认是清理小组的成员，更不会有人出来开这个证明”而宣告了一个公民受教育权的被剥夺，我也自此愤而“下海”。
沉重的反思
转眼快十五年过去了，当年那一切没法忘（因为每到春夏有关方面都会来提醒我们），也不敢忘（因为那些鲜活的生命被无情地夺去）。这么多年来的现实坚定了我对“八九”所追求目标的正确性的信心。虽然“八九”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但它涉及文化思想、政治、法制、经济等关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并且具有前瞻性、科学性，符合人性和历史发展的要求。“八九”后十几年来，中国在经济建设上的短期些许成效，事实上是不得不沿袭“八九”部份的经济诉求的结果。然而在政治、文化思想及法制上近十多年来却是逆历史规律而为，与人类文明的主流背道而弛。中国目前的体制性腐化、权贵经济主导、各种不公现象盛行、社会矛盾激化，正是改革单腿而行、畸形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六四”十五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回顾历史，意在还历史以真实，同时追忆纪念那些为民请愿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
“八九”可总结的经验教训很多，在此我只想简要谈谈三点我认为最沉痛的教训：
其一，形势认识不清，自我把握不准。“八九”自前期悼念胡公、表达愿望到中期抗议定性、争取平等对话，到最后怒而绝食、静坐，整个过程学生及支持学生的市民都是在理性、和平的范围内力争。然而当局从“4.19”的强行驱散到“4 .22”的拒不接见，到“4.26 ”的社论定性，终至戒严镇压，态度也是一惯的，坚决而不容商量的，那就是一切民意即是“敌情”，一切民愿即是叛逆，一切争权即是颠覆，所以拒不回答、拒不接见、坚决镇压。在这一连串不理不睬，到定性镇压时，敌视是从开始就体现的，这也符合暴力夺权党的一惯思维。然而学生及市民一直以“上书进言”、帮助政府推进改革的“子民”心态尽责表忠，当被对方当作敌人时，自己还一心以为是对方的一分子并以此取舍行动，这是对形势判断多大的错误啊！后果自然不堪设想。这从对话团一再论证不会“戒严”更勿庸说预见屠杀了可见一斑，可以说广大学生完全是一厢情愿，单方善意，甚至可以说是单相思。毕竟，我们对极权政体太缺乏认识了，对它的残酷性甚至缺乏起码的认识。当然这与几十年来的欺骗教育是分不开的，“伟、光、正，代表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自己的政权，人民当家作主……”这些不断重复的谎言让人们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最后是枪炮声中淋漓的鲜血宣告了“子民”情结的破灭，昭示了这个政权的固有本质。在鲜血面前人们才警醒到自己的位置，看清所面对的对象，从而端正对形势的基本判断。
其二，缺乏联合协调社会各界力量的意识。学生从悼念胡公表达愿望，到抗议定性要求对话，整个过程应该是得到了北京乃至全国人民的竭诚关怀与无私支持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市民的支持，学生运动坚持一天都是困难的（在整个运动中社会各界给予我的感动远胜于学生给我的感动，我经常感到为这样善良无私的国民，我死而无憾。）然而学生为保持运动的“纯洁性”，除了学校之间学生的联合，学生与社会各界基本上没有联合，更谈不上协调统一行动了。我清楚记得当“市民代表团”想进入广场时被学生阻拦的情形及韩东方跟我的感慨。运动中后期，知识界因其与学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特点，一批以大学老师（如刘晓波等）为主的知识份子才融入运动中，但这远谈不上学生与知识界的联合协调一致行动。当然，对政府体制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批改革开明派更是缺乏了解，没有配合与支持，错过了良性互动的机会（这个损失是惨重的。它直接导致中国十几年改革的遗误，体制内一批政治精英的失落，有自省能力与革新思想的一批老革命被逼出政坛，极权体制的保守顽固势力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地位），最后运动必然失败。在推动社会改革，尤其要改变庞大保守的社会体制时，社会中每一点抗拒极权的进步力量都是难能可贵的，应该充分联合，协调行动。只有这种大致方向一致性的合力足够强大时，才可望攻克顽固保守势力。没有多方进步力量的充分联合、协调行动，没有最广泛的团结社会各派力量，凝聚社会中的人才与智慧，要推动社会革新那无异于痴人说梦，当然指望体制自身革新也是俟河之清。
其三，缺乏能组织协调运动的机构。八九民运因其突然性、自发性而决定了其组织机构的仓促性、临时性。这样的机构在协调统筹运动上是软弱无力的，既缺乏产生正确方针的程序，又没有对机构意志贯彻实施的保障。整个运动完全依托于学生及市民的理性与热情。因其弱组织性也使运动没有进退尺度，没有科学的方式方法，没有策略，缺乏应变性。一种社会运动，尤其是意在变革社会体制的政治性运动，如果没有设置科学的组织机构以保证正确决策的产生实施，运动要成功是不可能的。
“八九”是沉重的，这一页在历史上也必是厚重的，它有许多有待研究总结以供后人借鉴的东西。对“八九”的研究还远未开始，因为有很多东西尚未解密。当然“八九”的深远意义也有待时间的进一步检验与淘洗，它决不以某时某人的宣布定性而定性。让我们共同期待早日还历史以清白！期待烈士们的英灵能够早日安息！
文章来源：王德邦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