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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目的聚光灯令我目眩。耳边，诗人杨炼正在朗诵纪念六四的诗。这里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演讲厅，已经座无虚席，连两边的过道也挤满了人。杨炼的诗歌把人们带回二十年前的这一天：1989年6月4日，坦克车隆隆辗过长安大街，持枪的军人向学生、市民扫射。抵挡的是身躯，回击的是砖头，流淌的是鲜血，平板车拉过的是一具具被屠杀的尸体……
我的演讲排在吴仁华之后。这位当年的政法大学讲师，是最后一批撤出天安门广场的人。吴仁华的讲述具体而细致，震撼全场。从听众的表情里，我看到凝重的沉思，无奈的悲愤，伤感的泪花。
就要轮到我了。我在心里默诵着即将演讲的内容：六四，会不会被人们遗忘？我有太多的感触。参加纪念六四集会的人数逐年减少，从一开始的几百人，到几十人，到几个人。两年前我听说中国驻英大使馆门前有烛光悼念会，赶着去了，结果连人影儿也没碰到！哦，就在那天，我遇见了她。
我的思索这时突然断开：她会不会也来了？我的目光开始在听众席上游走，一阵阵焦虑袭上心头，我问我自己：如果她在，你有没有勇气，对她说一声：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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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还记得初次碰面的情形：我刚从大使馆门前走开，她正巧走来，准确说，我们擦肩而过。我听见她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没人呵！我驻足回望着她说：我不是人？她看了我一眼，没作声。我问：带蜡烛了吗？她打开手袋伸手去取。我用打火机点上。
伦敦的夏夜，凉意仍旧浓，烛光在微风中摇曳。早知道这么冷清，忽听她又说：我把朋友都叫来！我问她：六四那年你多大？她说：八岁。我淡淡一笑说：你真要叫他们，估计也不会响应，你们这一代还有几个像你一样知道六四的？她点了下头：说老实话，我是叫了他们的，但没人肯来。不过，她的嘴角挂起些讥嘲：他们不是不知道，是不敢来。我问：你就不害怕？她反问我：有什么好怕的？
几乎，不约而同的，我和她的头转向大使馆的方向，那里临街的无数个窗户，其中一个的窗帘掀开着，或许那后面，有摄像机正对着？
夜色渐深，我们坐进附近一家咖啡馆继续聊天。她把裹住上身的披肩拿开，露出里面穿的敞领薄毛衣，丰满的胸挺出一道迷人的曲线。她有张好看的脸，涂着黑眼圈，眉也描得细，头发上引人注目地插着一朵白花。我想这是她专为祭奠六四死难者准备的，后来发现她喜欢插花。她要我叫她“咪咪”，又说：我叫你大哥好吗？我说东北女人习惯把十八岁到七十八岁的男人都称作大哥。她笑着说：我们江西人可没这习惯。
她对六四的最初印象来自父亲的话：天安门广场出事了，死了很多人。那时的她，还梳着俩小辫，成天不是背着书包就是拎着酱油瓶，在县城扑满灰尘的马路上来回来去。直到她来伦敦读硕士学位，看了纪录片，才搞懂什么是六四。我哭呵哭，嗓子都哭哑了。她用小勺搅动杯里的咖啡，边对我述说她的感受：等到了这一天，想想看，能做点什么？我就来了。
直到分别她都没说她是做什么的，也不肯给我她的手机号，她说她打给我，从此杳无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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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见到她时，已是一年以后。
这年的六四，国际大赦组织在大使馆门前举行献花仪式，追念六四死难者。我到达时仪式已经开始：白人、黑人、印度人，密密麻麻好几百，却鲜有中国人的身影，好像六四发生在伦敦，而不是在北京。猛然，我看见了她。
仪式结束后我俩站在路边交谈，仿佛久别重逢的老友，兴奋中还有着亲近。她头上插了朵玫瑰花，人好像消瘦了些。她坚持要请我吃饭，似乎很有钱了，说她在广州买了两套房，一套给了父母。我说你是在投资银行里做事吧？她笑而不答。随后，她开始约我见面，有时看画展，有时泡吧。有次我谈到刚听了王超华的演讲，她问：谁是王超华？我说：六四时的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她又问：王超华和王丹，谁的官大？看着她满脸认真地冒傻气，我不禁大笑。别说，我真有点喜欢上她了。
这次她主动留下手机号，叮嘱我：以后要有六四学运的领袖到伦敦，千万别忘了告诉她。
王丹在伦敦住下的消息传来时，我拨通了她的手机。哇噻！我听见她在话筒里一叠声地喊：我要见他，我要见他！我说我来请客，你也参加。她说还是她来请，她要把所有朋友都叫来，让王丹给他们“洗洗脑”。
没等我跟王丹联系上，却接到警察局的电话：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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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是她打来的。警察要找人把她保释出去。我只相信你。她的声音听上去柔和而平静，忽又突如其来地说：你不会把我骂死吧？
我的心开始七上八下，当即驱车赶到警察局。在接待室里填表时，我瞥了一眼抓她的原因，赫然就见写着：卖淫。眼前仿佛有一栋高楼崩塌了，我几乎就要丢下笔逃走，最终控制住自己：有点绅士风度好不好？
在警察局外等她时，我心烦意乱，百思不解：她怎么可能是卖淫女？卖淫女又怎么可能念念不忘六四？
她出来了，居然，脸带微笑。我心想：还有脸笑！她走到我跟前，我不由自主退了一步，仿佛她已肮脏到浑身长满虱子。她看透了我的心思，冷笑着问：你很失望吧？我装作若无其事，甚至挤出两声怪笑：嘿嘿，分工不同嘛。我立刻就后悔了：这能叫分工？这哪像我说的话？掌嘴。
我按照她给的地址开去。路上没等我问，她就主动讲起她坠入风尘的原因：出国借了一笔大钱，交学费又要更多的钱，每天面临的吃住行压力令她心力交瘁，找工不易。有天看到英国《华商报》上的广告，就打了电话。你不知道我有多痛苦，她凄然地望着我说：老板娘派车来接我，我叫司机先把我带到大学门口，隔着车窗，我哭呵哭，嗓子都哭哑了……
我一直沉默着把她送到住处。她推开车门要走时，我忽然问：你就不能找个正经的工作？她说她尽力了，因为学的是传媒，几乎没可能，如今的她已经懒得再作尝试了。她跳下车，没走几步，又回来凑到车窗口对我说：别忘了请王丹吃饭的事。
我坐在车上发愣：能带她去见到王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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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时来电话催。我含糊其辞，拿不定主意。纠缠着王丹的谣言已经太多，万一她的身份暴露，传了出去，有好事者添油加醋：谁谁为谁谁召妓，那可就百口难辩，坏了我一世名声！
等她再来电话，我就问：你干吗一定要见王丹？她说：我想问他几个问题。我讥笑说：你不是要问他的“官”有多大吧？她生气了，撂下手机。没过几天，又打来。我干脆说：人已经走了。我以为从此耳根清静，没料到有天她突然在电话里大叫：你骗人！她说她在某论坛上看见王丹的消息了，刚在英国什么地方演讲。接着她发来短信，宣布：我不理你了！不久，又是一短信：我病了，被你气的。一天后，再一短信：我病得很重，呜呜。
我信以为真，赶去探望。她打开房门，全无病态。我顿生恼怒，转身要走，她一把拉我入内，说：你来看看这几天我做了什么。
屋里很乱，各种颜色的皮鞋摆了一地，内裤胸罩晾满衣架。我调侃说：你成天呆家里，不做生意啦？她白了我一眼：少废话！她把我领到电脑前，开始大谈她的战绩：在QQ群和一些聊天室里讨论六四；把网上搜来的印有纪念六四的T恤衫，发到她国内的朋友或网友的邮箱里。为了防止被删，她会巧妙地发议论，比如：六月四日发生过什么事，为何比敏感词还要敏感？又如：我们哀悼5.12四川大地震的死难者，我们在六月继续哀悼死难者。
我惊讶着，震撼着。这时她谈起了她的身世：爷爷曾在傅作义的军队里当军官，后来回到家乡，50年代大镇反被杀。父亲刚满20就打成右派，直到40多岁才结婚有了她。她本人的经历也够波折：在广州读完大学，想去电视台做事，送钱送礼托了无数关系，连肉体也搭上了，最终没办成。一气之下，她借钱出国留学了。
我好像重新发现了她，夸她：了不起！她的眼里涌出泪花，问我：看着学生市民被屠杀，你能够没有同情，没有愤怒？你能够没有是非，没有良心？
她随后打开她在新浪网上开的博客，让我看她一年前贴的照片：一支默默燃烧的蜡烛。她说今年六四她会再贴，而且，要一直贴下去……
我感动地一把搂住她，吻她。她软软地倚在我身上，等待着。但，我推开了她。
[6]
马建要在家里举行酒会招待王丹，我决定带她参加，了却她的心愿。她没听完电话就问：谁是马建？我要她上网“古狗”一下，她又转了话题，要我帮她出主意：你看我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去？我随口恭维了她一句：你穿什么都漂亮。
晚上7点钟，我准时驾车到约定的地铁站接她。天色朦胧，我老远就望见她已经在站门外等候。她身着一条露膝的薄花呢短裙，上面穿一件浅黄色紧身风衣，尽显款款腰肢。依旧，头上插着花。她的神情仿佛在凝视远方，我快到时，她没有看见。我一踩油门，冲了过去。一直开了很远，才停在路边。
我突然意识到，我需要再想想。一旦把她带进马建的家门，我就没法控制了，什么都可能发生：会不会有人认出她来？要是她某句话说漏了呢？一想到可能闹出个丑闻，我就心惊肉跳。说不定马建会把我从窗口扔出去，从此，我还有脸见人？
我绕了个大圈去马建家，半道上我接到她打来的电话，我故意不接。连续响了几次后，我于心不忍，掉转车头向地铁站开。接近她时，我又停下了，透过车窗，见她仍在痴等，东张西望，焦灼地看表，又在拨手机。我一狠心，丢开她走了。
在马建家我坐立不安，来的人很多，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心里老惦着她。往事呼呼涌入：两年前的相遇，一年后的献花，多么执著地着迷于六四学运领袖，还有那一年年贴下去的蜡烛照片。
我冲出门，驾车直奔地铁站。晶亮的路灯下，难觅她的踪迹。我拨打她的手机，已经关机。后来我去找她，她已经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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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会结束了，我在校园里徘徊。她没有来。我多想对她说：我在演讲里成功地论证了为什么中国人不会忘记六四，我引用了你说的话：看着学生市民被屠杀，你能够没有同情，没有愤怒？你能够没有是非，没有良心？
我的眼前又在晃动着她头上插着的那朵花：咪咪，你在哪里？
文章来源：本站2009年6月16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