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水:我没有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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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六四民运十七周年

5月29日被深圳宝安区民治派出所以“涉嫌诽谤”罪名传唤的经过,几位深圳的朋友都有报道,我不再赘述。最近几天,颠沛流离,无暇上网。在自己的祖国四处流亡,我很悲凉。六四的足迹,在我脚下延伸了十七年,一直到今天。到我有必要把昨天的真相告诉外界。

4月26日,离开休养近半年时间的甘肃时,我象十多年内,数次离家一样:治疗好伤口,重返战场。我的梦境依然清晰,就象我新长的头发。在老家近半年的日子,我过得非常平静——读书,上网。27日,成都。一位在广州美院进修的深圳朋友,突然告诉我,深圳南山公安分局要她立刻返回深圳接受调查。她非常紧张,不知道如何应对。我告诉她,怎么跟我交往的,可以原原本本告诉警察,有什么好紧张的。我的手机一直被监听,我与她的私房话,全被记录下了。既然无法躲开,我索性公开,包括跟女性朋友的短信。五一长假,我转往昆明看望朋友。我内心恐惧深圳,但又想试探深圳对待异议人士的底线。深圳公安早让朋友转告我,深圳不欢迎我,找个老婆赶快成家吧。所有了解真相的朋友,异口同声,反对我去深圳。我非常犹疑。家人传来信息,我离家没几天,庆阳市警察去我家,声称我的护照条码由于制作过程出现技术故障,使得条码与国际惯例没有接轨,要我寄回家重新办理。护照办理已有半年时间;两个年轻警察专程上门通知。这样长的时间,这样良好的服务,对人民警察来说,太反常了,我受宠若惊,心生疑津。我主动致电庆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陈姓女科长问明我的姓名,坚称同批人的护照都有同样的问题……等等。一个朋友的朋友的警察朋友也说护照绝无问题。明眼人一看这是个圈套,无非想没收我的护照罢了。

5月27深夜,完全是车次巧合,我悄然返回深圳。我承认自己内心隐藏着深深的恐惧,我不清楚恐怖来自何方,何时,何地,何人。恐惧是可以传染的。从周围人的眼神、言行流露出来。十多年来,四次牢狱经历,让我无法消除恐惧这个恶魔的折磨。还有,因为我,深圳警方不断骚扰朋友及他们的家人,我很歉疚。我知道,尽管一切都不是我的过错。我迎着恐惧走进黑暗。我们本来就在黑暗中生活。

5月29日在警方的要求下,我签署了一份“承诺书”。保证在6月1日午夜12时前离开深圳,返回原籍。我知道现政府没有游戏规则,即使自己制定的规则(包括法律),也出尔反尔。我被传唤7个小时,获得自由。比我和朋友设想的结果要好得多。最后一天上午,福田分局南园派出所张警官电话催问我买好车票没有,他要送我去车站。我答还有事务没有处理完,具体时间难以确定。随后致电深圳市公安局一处赖警官,表明我的立场:迫使我离开深圳是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市局安排两年前抓捕我、并称我“诽谤”的对象——张警官,参与讯问,是在滥用司法权力,纵容公权私用,打击报复。张警官在传唤时应该回避,如果有证据证明我诽谤了他,可直接在法院起诉我。赖辩称不是市局安排张警官到传唤现场(但在茶馆奉命带走我的民治派出所林警官当时说,是奉市局一处之命传唤我调查一件案子。如果不是市局安排,张警官一个小警察怎么能够从福田区很快来到宝安区参与讯问?),如果我有看法可以投诉,云云。

下午,我直接与深圳市收教所管理科副科长所戴敦仁取得联系。要求取回释放时扣押的书籍、通信录和日记。戴说自己在深圳警校培训,会安排其他人见我,并归还物品。他先后三次回电话。特别热情,嘘寒问暖,竟然问起我父亲身体好吗……但我到收教所仅十多分钟,正与副队长邓胜贵争辩收教所无权扣押我的私人物品时。突然,张警官等人驾车呼啸而至,出现在我面前。他们面带得意之色。原来,戴敦仁一边欺骗我去收教所,一边通知了市局。我空手而返。张等两个便衣警察说陪我去办事,直到送我上车离开深圳。

我对两个便衣说:陪着我,你们很辛苦,我也很累。我跟你无怨无仇,我能够理解你们的工作(但不意味着原谅),即使你公器私用整治过我,我跟你个人没有过节。张说:刘水你坐牢一年半,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我在行政复议中提到他抓捕时罚站、诱供我,纵容警察脚踹我;放掉主犯吴伟如和发廊老板);你说的还算是有良心的话。车到华强北路,我说要修理手机,跟朋友一起吃晚饭。我邀两个便衣一起吃饭。张说我陪你去,你去哪里我们跟那里,你吃饭,我坐旁边看着。跟朋友约错了地方,从振华路一直走到深南路的“名典咖啡”。我走路向来很快,大步在前,汗水淋漓。俩便衣紧随不舍。张警官时不时紧走几步赶上我,搭几句话。我买水喝,要给他俩买两瓶,张说有水,放在车上。

我蓦然心生怜意。在警察工作岗位,他们尽心尽职,但越这样,害的人越多;在家庭里他们也许都是称职的父亲和儿子。但独裁制度又让他们多了一副枉法面孔和恶毒行为。独裁制度扭曲异化了多少中国人啊。坏制度让他们成为历史的罪人。穿越地道,又返回华强北茂业大厦对面的“绿荫阁”,才见到朋友。两个便衣坐在十米开外的石凳上歇息。便衣小李掏出手机,试图偷拍我和朋友照片,被张伸手拦住了。聊了几句,我告诉朋友身边有两个便衣特务。朋友带我快步进入手机市场,里面全是小摊位,人山人海。三拐两绕,来到一排修理部的一个档口。我回头没有望见便衣的影子。无意间,俩便衣被我甩掉了。手机电池卸掉,被拿去修理。我跟朋友站在档口聊天。

当晚十时多,我摇摇晃晃回到栖身处。突然才想起去广州没有车可乘了。我躺在床上想,即使警察找上门,我坐警车也愿意离开深圳,尽管有许多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处理……我终究被迫离开了生活、工作了9年的深圳。这里有爱有恨,这里有苦难欢乐。跟我9年前踏上深圳时一样,拎着两件行李,独自上路。不同的是,脸上和头发飘舞着岁月的尘埃。深圳让我实践了全新的视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夙愿。我也了却了即使深圳警察第五次把我送进监牢,我也要探究深圳司法黑暗的底部,跟自己命运赌一把的心结。制度之黑,无边无际。人心之黑,终有亮点,深圳,我没有敌人;中国,我们没有敌人,只有持不同政见者。我满怀悲愤,那么孤单、无力和脆弱,象所有中国大陆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陪着兴盛的专制制度慢慢老去。个人跟独裁制度的对抗,不是全无价值和无意义的。至少现在,在非法执政的中共头脑身上,看不到跟持不同政见者和解的一丝苗头。我揭露了黑暗,我诅咒了中共,数次被莫须有定罪,关进黑牢。但是,谁也没有征服谁。我仍然活着,依然会坚守自己为言论自由呐喊的信念。这就有生命的质感和乐趣。

以流亡的姿态,在黑暗的前夜,擦亮六四——死去的、苟活的、奋争的、失踪的、流亡的……

我离开深圳两天了,张警官打电话仍然追问我的行踪。

真相并不重要,关键人们是如何记忆的。

2006年6月3日 离开广东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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