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滩为越来越浓的夜色包裹起来的时候,一个迈着小脚的老太太领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悄悄来到社区的一家牙医诊所。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诊所里面的灯光显得特别柔和,站在窗外可以清楚地看清屋里的一切。

老婆婆指着灯影下的一个人,嘘着声说:“看,你们的父亲就像这个牙科医生。”三个孩子立即扑到窗下,贪婪而认真地端详着,发现那人“还相当英俊,在上一辈人里,身材算是十分挺拔的”。

然后,老婆婆领着感到某种满足的孩子们蹒跚而去。

里面的人永远不知道外面发生的这一幕,更不知道那个裹着小脚的老婆婆,虽然目不识丁,却以自己的智慧使三个孩子沉重的心理包袱获得解除:他们身为战犯的父亲并不是个青面獠牙的‘恶魔’,而是和常人没什么区别、甚至“还很精神,帅气的一个人”。

五十年后,文贯中对当年的这一幕记忆犹新。在向记者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语调轻缓,神色凝重,仿佛又回到了艰难而久远的岁月中去。

“淮海战役的时候,父亲在前线打仗,母亲带着我们全家到台湾去。第二年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后,一个副官辗转到了台湾,给母亲捎来了父亲被俘后的惟一一封来信。”文贯中说。

文贯中的母亲决定回大陆救丈夫,“当时他们俩人有点幼稚,他们相信日内瓦公约,停战之后半年双方都会释放俘虏。母亲回来以后到处找父亲,在淮北、鲁南一带吃尽苦头。她穿着高跟鞋,抹着口红,穿着貂皮大衣走的,却是穿着草鞋回来的。”

半年过去了,丈夫始终没有找到。当得知上海就要封港时,“她意识到,封港之后,一家可能会长久分处三地”。于是她托上海的好友打电报去台湾,要阿婆带领孩子们回上海。他们乘坐的恰恰是台湾到上海的最后一趟船。之后,蒋介石命令封港,直到五十八年后的今天两地仍不通航。

母亲终于从淮北回来了,“据阿婆说,她去的时候还是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回来的时候又黑又瘦,蓬头垢面,衣服都破破烂烂,根本认不出来。据说为了每天的食品,首饰和好一些的随身衣服都卖掉了。有一段时间据说还光着脚,最后不得不跟要饭的农民抢吃的”。

这时的文贯中年仅三岁,苦难的童年却从此开始了。

文贯中的母亲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结婚之后便不再工作,相夫教子,安心做家庭妇女。现在丈夫身陷囹圄,为了生活,她再次走出家庭,到培养会计人员的立信高级会计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

解放不久的上海,还可以跳舞,还有很多游乐活动,但是爱好交际的母亲退出了这些社交活动,“母亲从小就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人们不是叫她四小姐,就是文太太,后来在会计学校,师生又叫她文老师,弄堂里面的邻居则叫她文师母。那一段时间大家很尊敬她。她也觉得自己堂堂正正,自食其力,总觉得今后还有希望。”

很快,因为丈夫的原因她被管制,被迫放下教鞭,变成一个连学生都可直呼其名、都可对她颐指气使的工友。当时还不风行体罚,但是对于一个心气甚高的人来说,精神的羞辱远甚于肉体的惩罚。每个星期天她都不得不把孩子们支到公园去,以便战战兢兢地接待警察。警察们拿着很厚的一叠照片,要她指认照片上的人,没完没了地追问他们的下落。如果说不知道,警察就会大声训斥说:你很不老实,你为什么从台湾回来?是不是潜伏在这儿的特务?

这段时间她不停地写信,四处打听丈夫,但是始终没有下落。年幼的文贯中不知母亲的心事,成年后他猜想母亲内心的煎熬,“我总觉得如果她确切知道父亲还活着,也许不会那么快自杀。阿婆说可能逃不过文革。”

管制即将结束时,母亲却选择了自杀,“不知为何,管制即将结束的消息似乎没有给她带来希望和勇气。”那天清晨四点多钟,文贯中被阿婆的哭叫声惊醒,他看见母亲安静地躺在厨房的大桌子上,身上盖了雪白的床单,空气中充满了令人窒息的煤气味。“我记得那是1955年的早春,天气很阴冷,窗外仍漆黑一团。我还在上小学一年级。”母亲静静逝去,在文贯中的苦楚的记忆中,留下的是她美丽而高傲的倩影。

警察又来了。

“他问母亲有什么文字东西留下来没有,然后就到处翻找,最后在厨房的一个碗柜上面找出了遗言,看了宣布道:你们的母亲说,所有的小孩送孤儿院,家里的细软随阿婆拿,回老家养老。”

但是阿婆舍不得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要求由她抚养,“阿婆是我母亲娘家的一个奶妈,后来我父母把她尊为家里的长辈,就说是我们的外婆”。

这时的阿婆已经六十多岁,为了生活,她不得不走出家门,帮很多家庭做饭、做菜、带孩子。寒暑假的时候,文贯中参加勤工俭学,“我记得整个夏天也就拿到几十块钱。学校每个月又给我五块钱助学金。那时候五块钱也够买橡皮、铅笔、纸。我不买书,而是向别人借。有的朋友比我高几级,书用完以后就送给我,帮我省了不少钱。”

来自家庭出身的困惑,让文贯中兄弟心理压抑,“我特别喜欢到图书馆里面去。周末我常常泡一天,从书中找到无穷的乐趣”。

“我对父亲没记忆,最后一次见到他我还不满两岁。1949年后,母亲怕出事,把他所有照片都烧了,也从来不提父亲。”母亲死后,孩子们从阿婆口中获知父亲还在,便吵着问:父亲到底是怎么样的人?阿婆竟然在社区里面找到一个跟父亲几乎一模一样的牙科医生,才稍稍减轻了孩子们的心灵负担。

贫贱生活百事哀。小学考初中的时候,年迈的阿婆一度要文贯中报考技校,三年后,做工人,挣工资,养活家里。“我当时不肯,跟阿婆反复地讨论,后来阿婆最后同意了。可是,我哪里想到阿婆为此做出多大的自我牺牲啊。”

但是文贯中报考的上海最好的中学没有录取他,不是因为成绩,而是因为政审时发现他的档案完全空白。最后,他被一所名声很差的学校录取。该校集中了许多成份不好的学生。所幸的是,这个学校有几个老师虽然政治上潦倒,但业务非常好。例如,教英文的老师曾在美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他特别喜欢文贯中,愿意在课后额外培养,“他竟然把愚公移山从很短的一个寓言发展成一个英语话剧,里面有愚公和智叟之间很长而风趣的对话,让我演愚公。”

初中毕业,文贯中考取了徐汇中学。但是两年多后,文革风暴降临。虽然文贯中的出身是整个学校最“坏”的,但是因为他的人缘好,家里又穷,所以开始没受到冲击。他甚至带着红卫兵造反派开的一纸证明到处串连。回到上海后,出身不好的同学们要他出来带头批反动血统论。他参加的学校组织最后和其他学校组成了“上海市中学串连会”,和“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革会对立起来,结果文贯中被号称徐老三的徐景贤宣布为反动学生,关到学校的牛棚里差不多一年,好几次差点没被对立派的红卫兵打死。

最惨的一次,文贯中是爬着回家去的,“衣服都打烂掉了,和血一起凝结在肉上。阿婆想帮我清理,一拉就拉下一块皮,苦不堪言。后来阿婆用温水先浸透血块,才将衣服一片片地揭下来。”

1969年春,文贯中被送到农村插队,告别了大上海的混乱与喧嚣,在吉林农村度过了三年半的放逐生活。在近距离的观察中,他对几乎生活在赤贫状态中的农民产生了无比的同情,但是除了为他们写信、针灸,他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东北的冬天长达半年,冬夜又特别漫长,百无聊赖的农民很早就睡了。文贯中有很多中、英文书,他便乘机在煤油灯下博览群书,思考问题。

黑夜漫漫,一灯如豆。

文贯中的惟一牵挂是处于风烛残年之中的阿婆,苦于远隔千山万水,只能去信问候。阿婆虽不识字,却经常托人写来回信,“后来收到的信千篇一律,都说最近身体很好,但没有细节。”文贯中就觉得很蹊跷,对阿婆的牵记使他内心受着百般煎熬,常常难以入眠。

直到1972年晚秋的一个深夜,文贯中收到辗转送来的一封加急电报,要他尽速返沪。等到他赶回上海,发现阿婆已经昏迷几天,“我把她送到医院,医生都拒绝治疗”。原来阿婆已经下肢瘫痪很长时间,但是她担心文贯中回来照顾自己会断送前途,所以只说一切平安。亏得文贯中的朋友、战友经常去照料,她才挺过来。后来,邻居见她实在不行了,才发了电报,要他回来收拾后事。

文贯中留了下来,照顾阿婆。街道上对阿婆还有点救济,但是毕竟没有正式收入,祖孙二人相依为命,生活异常艰难。文贯中的朋友们不时接济一下,他的兄弟们有时也会寄点钱来。说起亲朋好友在危难时刻的帮助和关爱,他说,“我永远不会轻忘他们对阿婆的一片爱心。”

但街道办事处仍想方设计要赶文贯中回农村。文贯中就给父亲去信,通过他向公安部告状,“我说,我们都是这个老人带大的,她就是我们真正的家长。现在她随时可能离开人世,这种时候,任何社会都会允许亲属、子女在身边照顾。这时候还要把我赶走,让老人自生自灭,天下有这种道理吗?街道说老人可以送养老院。可是有亲人在,老人又坚决不愿意去养老院,为什么要逼她去?”

好在几乎所有的邻居都热爱阿婆,同情她们祖孙的遭遇,暗中为文贯中打气。文贯中后来对里委说,“只要阿婆还有一口气,就别想让我抛下阿婆不管。”他学会给阿婆打针,按摩,擦身,悉心照顾了她三年。

虽然阿婆已经是瘫痪在床的风烛老人,但是她常常对文贯中说,她有一个最后的心愿,“我不知还能不能见到你们的父亲?我总算把你们带大,但总要把你们交给你们的父亲,我才放心。”这个心愿支撑着老人如游丝般脆弱的生命。奇迹发生了。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建国以来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特赦,释放了所有战犯,其中就包括文贯中的父亲——文强。

文强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本人是文天祥的23世孙,父辈曾追随孙中山。文强17岁拜见过中山先生,后来考上了黄埔军校四期,与林彪同期,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跨党党员,参加过北伐战争。国共分裂后,又参加南昌起义,与周恩来、朱德等人都很熟悉。后因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受王明路线迫害,被迫脱党。后经国民党著名将领程潜、张治中等黄埔教官的介绍,恢复国民党党籍。抗战期间受到戴笠重用,领导军统在敌后上海搞情报和策反等有功,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晋升为中将,担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1948年,文强担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文强的堂姑母文七妹嫁到湖南韶山冲,生下了文强的表兄——毛泽东。毛泽东年长文强14岁,相比起来,文强和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感情最深,中学毕业后两人曾乘同一条船去报考广州的黄埔军校。

文强获得特赦后,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文史室专员和全国政协委员。他在北京安顿之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89岁的阿婆终于实现了文贯中母亲未能盼到的全家团圆,并在1975年的秋天,跟文贯中来到枫叶乍红的北京生活。

但是幸福的日子非常短暂。

1975年12月24号,正好也是农历冬至,“晚上阿婆很高兴,胃口也特别大,要我们替她做一些她童年想吃的东西。第二天早晨去看她,她已经走了。她走得很平静,内心是满足的,知道我们已经和父亲团圆,她再也没有牵挂。”

说到这里,文贯中的声音渐渐低沉下去,“如果她能够活到今天,我们肯定会给她做很多新衣服,每天给她吃她最想吃的,但是现在却不能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已逝。这是人生最大的遗憾和哀戚。

阿婆去世后,文贯中过了两年“无业游民”的生活,因为所有地方都没有招工的指标。后来,他做了一段公共汽车的售票员,又到北京食品厂做搬运工。1977年恢复高考后,文贯中参加高考,一心想要专攻遗传学,却被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录取。父亲的许多老同事说,一个三十来岁的人去学什么数学?于是他在顺利通过学部(即今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部考试后,进入情报所(今天的文献中心)做英语笔译。

在文贯中看来,1978-1979年的中国社科院处在学术和改革的最前沿,云集了很多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他们在社科院的小礼堂举办很内部的双周吹风会,轮流上台,把十年动乱中的思考心得和盘托出,毫无禁忌。文贯中几乎场场旁听。他追忆,这两年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他认识了一批名人,被他们泉喷式的思想火花、精妙绝伦的推理、救国救民的殷切心情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无畏气概所震撼,开始考虑更多的问题。他思考的结果是: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的贫乏导致的思想的贫乏。所以,首先要把经济搞上去,因此,他要专攻经济学。

1979年,文贯中考取复旦大学的研究生,攻读世界经济,毕业后留校。1983年,文贯中被学校派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做访问学者。到了那里他才知道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实力之强。那里有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像学生一样到处听课。一年后,经济系主任DGaleJohnson教授(也是他后来的主要导师)告诉他,他已经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接受他攻读博士学位,又给了他往返机票,要他将这个消息面告复旦。

经过一番周折,文贯中取得复旦大学的谅解和支持,成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班成员。这一年他37岁。读博士学位期间,他经常回国,1988年还到当年插队的村子去看望老乡。他也参加农业部、农研中心的一些讲座。当时,他的很多好朋友都在农研中心或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工作,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至今他们仍然保持着友谊,有机会就聚在一起谈谈近况。

1989年春夏之交,43岁的文贯中一边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中国的政局,一边做着有关家庭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制度的论文。T.W.舒尔茨(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此时虽已退休,但对他的论文很感兴趣,对初稿逐字逐句地仔细修改,并积极参加他的论文答辩,提出很多问题。文贯中的回答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导师们在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之后出来宣布,文贯中的博士答辩顺利通过。

毕业以后,文贯中先在纽约市立大学工作,后来转到著名的美国三一学院执教,现在是该校经济系的终身教授。

2001年,父亲文强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父亲病危和去世期间,文贯中回国两次,“第一次待了几天,见他病情稳定了,我就赶回美国上课。不料一星期后他就病故了。在领馆和政协帮助下,我又赶回参加告别仪式。他不但是我的父亲,也是上一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他博闻强识,风趣而正直,勤奋而自律。他走了,我的内心久久感到寂寞和悲伤。”

如今,文贯中仍然不时回国参加学术活动、做调查研究,因为他的主要学术研究领域是中国的三农问题。这也是父亲的遗愿。近年来,他的注意力又集中到李约瑟之谜、全球化和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上来。他认为:包括土地制度在内的制度改革的不彻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导致广大农民无法充分而公正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三农问题”的最终出路在于市场导向的、融入全球经济的城市化,其中离不开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

“无论是发达国家几百年来的经验,还是经济学的规律都告诉我们,全球化和城市化是必然趋势,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文贯中说,“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个过程也许包含妻离子散、被人兼并、不断受到市场鞭笞的凄惨故事。例如,狄更斯催人泪下的小说,都是在诉说这个过程产生了无奈的移民、堕落、犯罪、贫民窟,使人觉得这个过程应该立即停止。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如果一个民族放弃全球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退回到传统社会的老路,那么,这个苟且偷安的民族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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