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以为这是永远，直到永远不再：苏联的最后一代
1994年，前苏联音乐家Andrei Makarevich在电视采访中说：“我从未想过苏维埃会转变，更崩说它的消失…在那时候一切都好像会是永远。”大多数苏联公民有着相同的记忆，很少有人在解体之前成功预见了这一切。但一旦苏联解体，Makarevich和其他人又发觉了另一个奇特的事实：他们一点都不吃惊，似乎对此早有准备。
这就形成了一个十分矛盾的问题：为什么在政治体制崩溃之前，人们觉着这不可想象，但一旦崩溃发生，人们又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这里面是苏联和晚期社会主义更深层次的矛盾：为什么它一方面看上去根深蒂固，力量强大，一方面又显得脆弱不堪，对内外的威胁十分敏感?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直到近来翻开了加州伯克利大学Alexei Yurchak《苏联的最后一代》(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 一书。这是我近年来读过的少数的政治人类学佳作，以详实长期的田野调查和访谈，研究了苏联解体中的这一矛盾。
好体制和坏体制?
Alexei开篇就驳斥了在苏联问题研究中的长期观点：社会主义是“坏的”、“不道德的”或是有“根本性的体制问题”，所以必然崩溃。这种流行的观点以二元的视角概括了苏联的社会现实，“压迫-反抗”，“集权-自由”，“国家-人民”，“官方文化-民间文化，“谎言-真理”等等，把政治体制的崩溃当作是自由势力最终胜利的结果。
大多数的苏联公民并不是反对派的活动分子，他们在以上的分析中近乎没有主观性，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服从被解释成被迫，或是缺乏有效的信息进行反思。
这种二元的观点事实上是苏联解体之后流行起来的，是事件之后对历史进行的道德性审视。它并没有回到当时的社会生活语境，忽略了大多数人的真实感受，更难以解释为什么近年来会出现“想念苏联”的怀旧情绪。
苏联的社会远比设想的丰富和复杂，Alexei便是基于这一点，希望还原更为切实的生活图景，以解释人们心中矛盾性的根源。他选择的对象是“苏联的最后一代”：出生于50年代和70年代之间，在成熟的社会主义体制中成长。在解体前，这个群体占到了苏联整体人口的三分之一，是正经的青壮年一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曾是共青团的一员，有机会亲身经历和参与体制的维系和瓦解。
服从是一种表演
从50年代开始，苏联的意识形态逐渐常态化(Normalization)，这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宣传和表达以固定的形式确定下来。领导讲话的用词，官方出台的文件，街头悬挂的标语，列宁或斯大林的肖像，都有统一的模式，而对这个模式的任何逾越都有可能被当作是对体制的不忠。严格之处，甚至连“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分隔号都是不可更改的规定格式。这是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全面侵入。
但意识形态的稳定，却带来一种讽刺的效果。没人把意识形态当真了，文件和会议都成了无聊枯燥的重复。意识形态属于语言行为的一种，本来具有两种不同的纬度：表述性(constative)和表演性(performative)。比如投票，就有两种可能的功能：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表述性)，遵从体制的规定和习俗(表演性)。
理论上说，投票是应该同时具有两种功能的，但当投票没有任何政治效果的时候，这种行为就变成了单纯的表演。意识形态也一样：理想状态中，当说到“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时候，应该同时是观点的表达和规定的遵守，但这种语言成为必须的常态之后，就完全变成了表演性质的，好比遵从特定的仪式步骤一般。
Alexei把这种变化称作是晚期社会主义中的“表演性转型”(performative turn)。但转型并没有把苏联人民变成《1984》中所描绘的那样，在表面上服从这个体制，私下藏着自己的真实观点。他们既不是体制的反对者，也不是服从者，这种表演行为之下衍生出多种的姿态和意识，形成了苏联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常态。
“正常人”
换句话说，苏联体制下的“正常人”(Svoi)既不是体制的反对者，也不是它的维护者。他们创造出自己的生活空间，其实不带有那么强的政治性，形成了一种独立在意识形态之外的社会关系。
以共青团团费这件小事举例，它被普通人当作是“走过场”和“浪费钱”，是体制下无法避免又不涉及根本利益的例行公事，拖着不交的情形也就十分常见。
Irina是基层团组织中负责收费的干部之一，大家一方面开她的玩笑，一方面又知道这是上层派下来的任务，不会有意为难她。绝大多数人最终会交上团费，即便偶有拖欠共青团也不会强迫征收。多数情况下Irina都是友好地跟大家解释，大家都是“普通人”，所以也能理解：这就营造出一种特别的社会联系，成员之间有道德和责任性的默契。
他们很明显不是在完全地顺从体制，但也称不上反对。事实上，那些出于“原则”而拒绝缴纳团费的异见者，反而会受到多数人的嫌弃，大家对这种缺乏理解行为的厌烦，甚至超过了对体制代言人(Irina)的厌烦。
这种超越“体制-反体制”关系的生活状态在前苏联中随处可见。就比如说苏联公民在革命纪念日和五一的时候常常会参加政府游行，喉舌会把这解释为人民对党的大力支持，但事实上很多参加游行的人已经不会关注官方的宣传标语，那些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习以为常的背景。游行是他们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是和熟人见面，认识朋友的一种场合而已。
这是普通人去边界化(deterritorialized)过程中创造出的社会现实，在60、70年代文化阶层兴起之后，这些去边界的现实(圈子)更加丰富，考古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文学爱好者、登山学会、摇滚音乐组织起一个个的圈子。他们认为自己所处的现实已经和苏联体制下的“规定的”现实不一样了，社会主义在这些庞大和分散的圈子们被不断地重新解释和组合，和本身的官方意识形态处在一种非冲突的并存状态。
一个最为直接的例子是苏联的地下音乐教父Vladimir Vysotsky，在70、80年代红极一时。因为他的音乐多数带有对苏联现实的映射，所以一直不受官方待见，但也没有被禁。他的歌曲甚至在最核心的政治圈子中都很红，曾被邀请在他们的私人聚会中唱成名作《猎狼》。这是首以狼为主角的歌曲，以猎人比喻国家体制对个人的追杀。当年苏联共产党内的笔杆子，却是一边听着这首歌，一边为领导人写稿子。
解体-现代性的矛盾
而这种稳定的社会现实(即便在逻辑上看来矛盾重重)是怎么解体的呢?讽刺的是，正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强调意识形态的改革，这种稳定性才被取代。
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减弱苏联的意识形态，相反，他试图把在社会生活中无效的意识形态重新带入。他的改革直接挑战意识形态语言的有效性：为什么我们要重复已经没人相信的东西?换句话说，他希望再次审视意识形态的“表述性”，要求人们去反思这些习以为常的生活语言。意识形态的表演性消失了，一个“外在的”、“真实的”批判声音被塑造起来，这成了苏联体制和主题思想的结束和另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开始。
反观苏联晚期社会主义的发展，是那种一直贯穿始终的，强大和脆弱并存的矛盾。这符合法国哲学家Lefort对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作出的概括：表达和统治的矛盾。一方面，意识形态必须是对外在真理的表达，但另一方面，这种真理的外在性又威胁着任何支持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
以共产主义为例，一方面创造新世界的理想需要人和思想的解放来打破旧秩序，另一方面，这个通往理想的过程有需要政治权威的控制和引导。所以，现代意识形态同时要求解放和限制，而这种矛盾转化到现实中，就成了“放/收”的困境。政治权威因为加强管控的选择变得无孔不入，而无孔不入却使得它强调的意识形态成为形同虚设，这又让本身的统治显得十分脆弱，岌岌可危。
毫无疑问，这种现代性的矛盾在苏联的晚期社会主义中集中地体现，同时也催生了二十世纪质量上乘的讽刺笑话，它们甚至有个特殊的类别：前苏联笑话。这些风趣的对话在现在看来多少是有些感伤的。随手翻到的一例便是如此：
问：为什么社会主义有优越性?
答：因为它成功克服了其它体制里没有的困难。
即便当时会心一笑的听众，也不会想到这个一直被他们打趣的体制会一日不再是永远。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