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研读俄罗斯作家柯罗连科写给卢那察尔斯基和拉柯夫斯基的书信，可以看出柯罗连科对新生苏维埃政权是持质疑和不满的态度。他反对以极端的方式否定资本主义在组织生产中的作用，尤其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契卡”轻视生命，不经审判的处决“反革命”和毫无限制的没收行为。他批评了国家正在试图垄断社会的一切，运行良好的自治领域正被官僚机构取代。他看到了革命的极端和残忍只会招致暴力的泛滥和以暴易暴的“野兽互咬”的循环。他的书信对我们回顾那段历史，以及重新认识革命和政治自由的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
【关键字】柯罗连科 书信
在沙皇政府统治时期，作家柯罗连科是沙皇专制统治的激励批评者，写了无数的政治性评论抨击沙皇的黑暗统治，自己也被数次投入监狱。然而，十月革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并不是他理想中的社会，他仍旧保持了作家独立批评和判断的风格，秉持自由、法治、宽容的的底线和良知，他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作家，更像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对新生政权维持统治的模式持批评和质疑的态度。翻看红色恐怖时期科罗连科写给高官朋友的这40封书信，记录了十月革命政权令人恐惧的一面，其中也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的政治思想。这里的40封书信包括写给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的6封以及写给克.格.拉柯夫斯基的34封。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苏联文学家、教育家、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十月革命后至1929年，一直担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克.格.拉柯夫斯基（1873-1941）：革命家，1900年柯罗连科认识他，1916年拉柯夫斯基被罗马尼亚当局抓获，科出面为他担保，1919年1月拉柯夫斯基担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两人保持书信联系，柯罗连科多次请求他解救被捕者。柯罗连科写信的两人都是苏维埃政权的高官，也积极的帮助了柯罗连科提出的很多请求和申诉，书信中也包含科罗连科的政治观点的交流和表达。他书信中流露出的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柯罗连科对压制出版自由持否定态度
在严格的军事管制下，作为作家的柯罗连科失去公开表达意见的自由。十月革命夺权后，为了巩固革命政权，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出版自由会助长资产阶级的力量，给资产阶级提供了武器，提供了不利于自己的攻击媒介。因此，苏共（布）主张控制报刊和出版社，使其性质为无产阶级服务。在夺取并巩固革命政权的时期，着手建立了书刊检查机关（文化出版事务总局、政治监察处、安全机关等），加强了思想控制，整个文化生产创作和文化传播全都处于苏共（布）的控制之中。在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受束缚的环境下，白银时代的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也不复存在，作家不能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柯罗连科的政治诉求只能以写信的形式像老朋友倾诉，在1919年3月20日他给拉柯夫斯基的信中说：“您既是我和善可亲的挚友，又是官方人物。我什么也不能在报刊上向你说：现在独立报刊没有了” ，他说“我则不得不通过也许无效的信件和抗议来给自己作为作家公民的良心寻找抒发的途径”。 ，“由于我们并没用我甚至在沙皇政权时期都能够对当时的死刑瘟疫表示抗议的公开报刊，我只能局限于给您写这封信。”，失去公开发表意见的自由使作为作家的他感到不满。
柯罗连科关于自己著作的出版同官方出版社存在分歧，认为官方出版社不应该压制其它民间的出版社，不应该强迫作家必须在官方出版社出版著作。在关于出版社问题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19年5月18日）中诉说到“现在没有什么报刊可以给我写作”，“向你说实话，对于任何官方的出版社，包括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社，我内心是很难一下子接受的。对于作家，特别是对于一名以写作为生的作家来说，最珍贵的就是不依赖任何政权。而且你们布尔什维克现在就是政权，而且不必讳言，是一种经常压制其它信仰的政权。” ，“因此可以理解，独立作家的第一个冲动便是在出版作品回避‘官方’的印记。我对自己说，我们制度经常变动，但应当有这样一些使生活不应中断的领域。这样的领域之一便是书籍传播”。
柯罗连科认为没有出版自由会使执政党成为聋子和瞎子，压制出版自由会压抑文学和创作。在1919年3月20日给拉科夫斯基的信中说：“除了官方和半官方的出版物外，其它的出版物几乎荡然无存。而我认为，对于你们自身也好，对于当前的政权也好，这样做是极其有害的：你们听不到独立的批评，对发生的一切你们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词。” ，他在给主管教育的卢那查尔斯基的信中说到：“你们同工人中的孟什维克主义情绪作斗争，但你们没有出版自由和表决自由。没有出版自由，你们变成聋子和瞎子。你们在报纸上欢庆共产主义在乌克兰农村的胜利，然而农村沸腾着憎恨和愤怒…工人中稍有不同于你们政策的独立思想，你们就采取包括逮捕在内的各种措施。这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 ，在关于出版事宜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19年5月4日）中主张自由的发展图书出版事业：“但是，总的来说，自由发展图书事业，是更好的事。‘用公款’的出版社从文义上讲不可能取代独立的出版社，而如果它想要取得领先地位并在书刊市场获得优势的话，那它必将成为矫揉造作的事业而压抑文学。”
二、柯罗连科反对不经审判的枪决、反对对思想定罪
柯罗连科反对不经审判的判决，他极力呼吁通过法庭程序审判“反对分子”。为了巩固十月革命成果建立的肃反机构（契卡）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从逮捕到审查到判决，可以全部负责。所以，轻视人的生命，不经审判的枪决、滥杀无辜、公报私仇、惨无人道的肃反行为随处可见。柯罗连科在1920年6月19日给卢那察尔斯基的信中说：“我在沙皇政权下曾多次发表文章反对死刑，甚至从军事法庭上救过被判死刑的人。至于不经审判而用行政方式处决人，则在沙皇也是极为罕见的……沙皇时代也不允许把侦讯权和审判权合二为一，布尔什维克从事侦讯的契卡是作为文明国家史上的唯一的例外。” 柯罗连科在1919年3月20日关于新政权的统治方法给拉科夫斯基的信中说道：“我曾经反对过在沙皇政权下成为‘日常生活’的处决行为。现在我继续注视这种现象。应当说，这种滥杀无辜的做法，而且是毫无根据地滥杀，我永远也想象不出来”。 ，科罗连科在给拉柯夫斯基（1919年6月11日）中信中，对肃反委员会枪决人的事抱怨了很多，他说“当发生不经审判的枪决（没有审判的形式，没有辩护，没有公开询问证人），而是由纯粹的行政和受到所有人谴责的机关作出决定时，也不必做表面文章玩弄法治游戏”，“行政机关（即使是‘集体讨论’）做出的判决决定（死刑！），实际上就是不经审判的迫害，是谋杀，而不是执行判决。”。
柯罗连科认为要惩办的是行为而不是思想，思想只能靠说服。一批人被枪决只是因为政治态度不同和“既往历史”的原因。一些曾经为临时政府或沙皇政府服务过，或曾经反对过苏维埃政权，而如今是中立者或苏维埃的拥护者，也往往被追究“历史责任”或被告密者诬陷，成为肃反的对象被枪决。以前服务过旧政权的人。柯罗连科认为要惩办的是行为而不是思想，思想只能靠说服教育，非布尔什维克党的其它党派成员，被认为不“忠诚”，不“拥护”现政权或持中立态度都可以作为理由执行枪决。他反对“不可靠分子”的提法，在1919年3月20日给拉柯夫斯基的信中说：“我们那时对于‘不可靠分子’的提法感到愤怒，不是因为它是针对我们的，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愚蠢的、无的放矢的、极不道德的手段，因为它审判和惩治的不是行为，而是思想” ，柯罗连科关于枪决奥斯特洛夫斯基德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中说道：“和你们并肩斗争过的这一位你们的人写道：现在，许多过去站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立场上的人，改变了自己对苏维埃的态度，就算不是积极地拥护者，至少也不是敌人……如果对所有对苏维埃政权持中立态度的人实行枪决，那么势必要把居民的一半都枪决”。
三、柯罗连科反对毫无节制的没收以及彻底的摧毁资本主义
他对毫无节制的没收和摧毁持批评态度。除了前面介绍的收归一切出版机构为国有外，还提到了其它毫无节制的没收，在1919年3月20日给拉柯夫斯基的信的末尾请求到：“能否也稍微限制一下没收的狂潮：把人民的住房、所有财产、甚至包括小物件都一下子统统没收了。这样做不仅不公正，而且残酷。而且都在‘24小时内’完成！” ，在1919年5月4日的信中又谈到：“我已经写信给你谈到一些做法，在征用住房时，从迁出者那里把一切东西，包括小物件都加以剥夺，这样一个人一下子就会即失去了习惯的住所，又损失了自己的财产。” ，在1919年5月18日的信中又谈到：“我再谈点一般的看法。以前农民曾经认为，把原先地主们的土地没收过来，就足够分配给所有农民了。现在，‘无产阶级’和代表他们的政权也存在这样天真的误解，以为只要把资产阶级的衣服剥掉，就足够所有的贫困的无产者穿着了。剥掉衣服，再容易不过了。但是，要使这么多贫困的人都穿上衣服，则是天真的幻想，只会导致不好的后果。”
他反对彻底的否定和摧毁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具有组织生产的作用。柯罗连科在给教育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信中说“恩格斯不久前曾在这儿说过：‘你们资本主义正在出色地发挥着作用。所有这些大厦都将出色地为未来的社会服务，但是资本主义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完成’。”， 柯罗连科反对对人民夸张的宣传资本主义的罪恶，反对把资本主义贬低得一无是处。“为什么现在‘资产者’这个巨大而复杂的整体概念在你们手中变成一个简单化的说法：除了剪息票之外什么也不能做的寄生虫和掠夺者。你们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牺牲了讲出真理的义务。煽动人民对资本主义的仇恨，唆使人民群众去反对俄国资本主义，在策略上对你们是有利的。你们把局部真理冒充为全部真理。”，“在你们‘剥夺剥夺者’的口号的煽动下，农村中掀起的抢劫浪潮涌向城市，由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生产机构很快就崩溃了。你们把加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破坏行为都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却忘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胜利不在于破坏资本主义的生产机构，而在于掌握它们并使它们在新的原则上运作。” ，“你们片面地认为资本只是残忍的猛兽，不会全面的想想它在组织生产中的作用。现在你们彻底打烂了资本主义，同时也破坏了生产。” “你们摧毁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而你们的公社吞噬这个尸体的巨大的寄生虫。很清楚，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前所未闻的灾难正在威胁着这个国家，第一个牺牲者是知识分子，其次是城市工人。生活得最好的是形形色色的抢劫者。”
四、柯罗连科担忧国家全面的干预社会的治理
在柯罗连科看来，行政不应该过度干预社会，社会有它的自组织能力。在1919年3月20日给拉柯夫斯基的信中说到：“有两种类型的官员：一种人几乎听任从生活中产生的一切事物自由发展；另一种人则认为，如果没有他们的干预，甚至连青草也不会生长，于是下命令用行政措施拔苗助长……你们（布尔什维克）常常太像第二类官员。你们想通过官僚主义的办法做一切事情，这样你们又使这些巨大的任务更加复杂起来，因为你们干预了本来正在进行，而且没有你们可能会继续进行下去并且会进行得好得多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是由有经验的人们在管理。生活会因此而立即感到受到干预，第一是官僚主义的干预，第二是不懂行的干预。因此而带来的害处极大，同样不仅对生活有害，而且对生活有害……” ，在1919年关于文化协会的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中说到：“我已经向您写信提到在你们的阶级专制政体中形成的官僚主义的最坏的方面。其中的一个表现便是企图把一切都抓在自己的手中，甚至包括原来一切顺利进行，而且一直仅由社会力量管理而无官方干预的事物。布尔什维克们确实认为，就连小草也不能在阳光下自由生长，必须由‘政委’和他们的部下采取措施帮助他们生长。这样一来，当然，许多原先自行生长的东西就被践踏了。”，在该信中谈到哈尔科夫的文化普及协会诉说到“哈尔科夫国民教育局已经对一个甚至在沙皇制度下都能利用广大空间和阳光成长的优秀机关动手了。‘为了发展真正的教育工作’，这个局已经开始把一个生气勃勃的完整事业弄得四分五裂，将他们分到自己的各个科里” ，在关于“拯救儿童同盟”（在他的倡议下创办的，存活到1926年）给拉柯夫斯基的信中说：“对于一个在社会倡议下产生的，给社会带来巨大好处的机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见！纯粹官僚主义的机构能否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是很大的问题。莫非这是官僚主义化、官本位的又一个迹象？”
五、柯罗连科主张用宽容的精神来解决矛盾，而不是以暴易暴
在他看来，白军和红军都选择用极端的方式对待自己的敌人。“我们在这里一切照旧，晚上枪声不绝于耳。如果枪声在西南方，那就是暴动者干的；如果是在墓地东南方，那就是枪毙人。双方在比赛谁更残忍”，他认为“在公开战斗中英勇刚毅，对战败者表现人性，这才是人类斗争，而不是野兽互咬的真正公式。现在很少人理解，勇于表现这种心情的人是多么大的有力……但你们，布尔什维克，却没有这种心情。基辅和哈尔科夫的‘红色恐怖’和‘红色恐怖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针对“不可靠分子”、“反革命势力”实行过火的打击现象，柯罗连科说：“必须与之进行斗争的是制度，而不是人，除非他们犯下了某种不规行为。否则，这就不是为思想而斗争，不是为新的生活方式而斗争，而是一种野兽之间的咬斗。” 他对暴力的泛滥感到不安和担忧，他说“毫无顾忌的残酷行为甚至在不久以前并不存在的地方也大肆泛滥起来。一直到死我也不会停止重复这样的话：哪怕能够取消不经审判的死刑也好。这是我们祖国和革命本身的无法磨灭的耻辱。” ，“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沉重预感。我感觉到，距你们的报纸所描绘的平静生活和创造性工作很远。我感觉到还会有灾难和新的变动。而我多么希望，在这种血腥的混乱之中能愈来愈多地渗入宽容和人性的事例。” .柯罗连科在给卢那察尔斯基的第六封信的末尾提出了应该用宽容的方式解决矛盾的观点，同时也表达了他自己认为的妥协方式是多么的天真，可见他自己对混乱的社会感到无力。信中说到：“你们是第一个试验用压制自由的方法去实行社会主义。结果如何？我不想做预言家，但我的心为面临灾难的预感而紧缩。俄罗斯就像一个由于长期的热病、饥饿和贫困而逐渐衰弱的巨人。出路何在？……我与记者在谈话中希望你们，早产的共产主义者的领袖们，放弃试验并且自我控制正常的反应，抑制不正常的狂暴的不理智的反应。当然，为了承认自己所犯的大错误，需要非凡的诚实和良知，压下自己的自尊心，转上另一条路-你们称之为妥协的路。我意识到我这样的想法真是太天真了，但我是乐观主义者和艺术家，我认为这是一条能使俄国摆脱现状的唯一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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