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纪了。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著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像五十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
这是1999年北京50 周年“国庆”大游行之后，一个叫李慎之的老人在北京所写的《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最后一段话。不久，这篇文章传遍海内外，李慎之也因此而名动天下。
三年多之后，2003年四月，在SARS肆虐的北京城，李慎之先生溘然去世。消息传开后，悼文蜂起，哀思潮涌，数百篇纪念文章在中国内外的纸媒与网络出现。
李先生的文章及其逝世，何以牵动如此之多人的心绪和情感？
重要的原因，除了文章本身的内容外，还在于作者其人——李慎之先生被视为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
李慎之，生于江苏无锡，祖父是米店小老板，父亲以商会文书和报社记者为生，参加过辛亥革命。中学时期阅读了大量文史哲类著作，包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41年至1945年，先后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经济系、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和成都燕京大学，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1946年，进入新华日报社，后去延安，在新华通讯社国际部任编辑。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起，新华社国际部编辑组组长、副主任，负责《参考资料》（即所谓“大参考”）和《参考消息》。曾参加板门店谈判。1954年至1957年，任周恩来外交秘书。反右期间，因为提倡“大民主”而被毛泽东亲自打成右派，开除共产党党籍。1973年回京工作。参加中共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其间，陪同邓小平出访美国，担任顾问。1980年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筹建。1982年任该所所长。1985年后，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9年六四后放言“决不在刺刀下做官”而挂冠辞职。
李慎之在晚年，大彻大悟，潜心研究并广为传布自由主义，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和政治进行了深刻反思，被誉为中国世纪之交自由派的领军人物。
李慎之早年背叛殷实的家庭、弃置燕京大学所学之经济专业，投奔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他的革命生涯实可称少年得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未届而立之年便官至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分管编辑供最高领导层阅读的《参考资料》（大参考）和供普通党员干部消费的《参考消息》，还作为国际问题的高参策士、经常接触上至周恩来总理之类的上层人物。
既然少年得志，未免出言张狂，顺理成章，李慎之糊里糊涂地受到飞来之祸的严重打击。因为工作关系，李慎之广泛接触有关苏共二十大所揭露出来的斯大林问题和1956年的波、匈事件的材料，引发他对共产党政权体制的思考，得出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总根源是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民主制度。并且，他当时还受到内部传出的毛泽东批评新中国的“愚民政策”和“专制主义”的激发，遂在1956年的鸣放运动中倡议“大民主”，要求“建立宪法法院”、“还政于民”、“开放新闻自由”等。结果因言罹祸，在反右运动中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
李慎之比多数右派同胞想得更深入之处在于，他在六十年代就明白了真理在他手中，并以身为右派为荣。但在经受了反右的严酷打击之后，他也丧失了挑战党国的少年之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噤若寒蝉”了。而且，他在这一时期似乎还未完全认清所谓“新民主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反民主本质。后来，他2000年10月给舒芜的信中说：“前两年读了陈独秀在一九四二年逝世前的言论，我更是恍然大悟，根本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不同，也没有什么旧民主与新民主的不同，民主就是民主。”
二、
李慎之的思想飞跃发生于1997-1998年。其自由主义言论始于1997年评论顾准的文章。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铸成了晚年的辉煌。
他的自由主义转向与中国文革后的戏剧性变迁是联系在一起的，李慎之在经历了漫长的右派之灾的炼狱之后，于1973年由周恩来点名从干校解放，重回北京新华社工作。1979年以外交顾问身份陪新主邓小平出访美国，1982奉命参与中共十二大文件的起草，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由于前面曾提到他的“噤若寒蝉”的精神状态，因此，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风起云涌，虽然这些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如苏绍智等都是他的老朋友，但李慎之仍与他们保持着距离，隐忍不发，维持低调。然而，当1989狂飙突起，以及随后的血腥屠城发生后，他终于忍无可忍，破门而出，公开亮相了。在六四事件后，他决绝地表示“不愿在刺刀下做官”，因而第二次罹难，遭撤职查办。不久，“苏东波”起，红色大帝国苏联轰然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崩溃，李慎之于此彻底抛弃了共产主义，达到对专制主义的大彻大悟，在思想和行动上告别了党国体制，并终于在九十年代公开改宗自由主义。
李慎之的风格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在九十年代的改宗自由主义，其姿态之彻底决绝，已经超越了它的那些朋友同道，与他的多数党内的社会民主派朋友不同，他扔掉了那些与马克思主义仍然千丝万缕联系的左翼羁绊，一步到位地立在了自由主义基地上。在1998年春天，北京的大学和学术团体开始掀起一场有关民主的争鸣，知识分子要求限制共产党的权限。在中国思想政治领域，活跃的气氛悄然兴起。知识界重新引进和介绍自由主义思潮，李慎之出来“破题”，他在《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指出，“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和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这是他改宗转向的自由主义宣言。
自此之后，他加强了同中国的自由派知识界的联系，特别乐于与年轻一辈的中年知识分子相互分享和辩难自由主义，以其学识、年龄与声望，李慎之隐然成为北方自由派重镇。1999年，在亲历了江泽民这一代中共新贵好大喜功、极度夸饰、大肆挥霍于典型极权主义式的五十年庆典后，他愤而命笔，其名篇《风雨苍黄五十年》遂流布天下。以历次庆典目击者和国家磨难目睹者的身份，“风烛残年”的李慎之，毅然点燃了自己那支在中国的风雨中已经明灭摇曳了几十年的烛光，厚积了其“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喷薄而出，痛斥当道“掩盖历史，伪造历史”；痛斥“中国人对自己折腾自己的错误不知后悔”，痛惜对难得的历史机遇“视若无睹，轻轻放过”；而“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政治改革的步子却依旧不肯迈出。全文史论交融，辞意恳切，拳拳之心，跃然而出。
大作既发，天下景从，赞声不绝，引发了海内外的广泛共鸣。对仍留在中共党内曾与他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同道，该文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力量。对于已经弃绝中共的自由派，对于为民主中国奋斗的各类异议人士，该文也有一种痛快淋漓清澈透明的鼓舞力量。其文刊出之时，李慎之已年届76，这是他晚年诀别中共的个人一纸“独立宣言”，这是中国大地上引动万千人聆听的晚鸣的自由祷告钟声。这钟声，标志着李慎之决然扔掉了一切历史包袱，真正像一个独立人一样站起来，决志发出独立之声，在垂暮之年，生活在尊严之中，生活在真实之中。
作为一位其大半生与中国共产党纠葛缠绕的知识分子，李慎之“剔骨還父，剜肉還母”的曲折痛苦经历，是中国一部分左翼知识人的典型缩影；而他的晚年皈依自由主义，则标志了这类秉持良知的知识者的基本精神归宿。
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虽然不乏局外人的深刻论定与批判，但是出自一生魂魄精血系之的亲身经历者的反思批判，则另有一番独特的深度和撼动人心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李慎之们在自由主义复兴史上，有其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