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凤伟:革命者平野一雄(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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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会会员佐吉村驾车去车站接我们一行三人。佐吉是一个五十多岁矮小和善的农民,经营养牛业。曾来这里访问过的翻译老许告诉我,佐吉的家庭养牛场每年可获利两千万日元。天上下着雨,不大,淅淅沥沥,这样的雨恐怕没有尽头。佐吉证实说时下正值日本的梅雨季节,他的话叫我们沮丧。佐吉驾车驶出镇子,在雨雾笼罩的浓绿的田野间行驶,道路是柏油路面,也较宽阔,车子可以开得很快。佐吉不甘寂寞,边开车边回头与我们说笑,大约半小时光景便到达耳朵会会址拚田町,也就是邀请我们前来的耳朵会顾问平野一雄老头儿的家。

我是在东京的一次宴会上认识平野一雄的。一见面便觉得他气度不凡,高高瘦瘦,长条脸骨骼突出;穿一件鲜艳的红方格衬衣,神气严峻,目光警惕,好似永远面临大敌,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日本农民,于是便格外留神。据说早年他曾是一位农民领袖,而至今革命精神仍矢志不移。在那次宴会上他站起身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声音洪亮,几乎是在吼叫。他说他曾经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后来地主没有了,农民得到了土地,似乎农民不再有敌人。但他很快发现,农民有了新的更加凶恶的敌人,这便是大资本家和他们推行的现代化,因此农民必须同他们进行坚决不懈的斗争……他擎着酒杯足足说了十几分钟。一个农民,当着满座的学者、教授、文艺家如此口若悬河地发表政见,确像个首领式人物。只是稍有些历史知识的人都不难发现,平野的演说有意无意模糊了这样一种事实:日本在战后确实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从地主手中得到了土地,但这并非是平野以及其他革命者领导斗争的结果,而是产生于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的一纸命令(麦克阿瑟指令性的土改是由政府廉价从地主那里征购土地,然后再廉价出售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便是日本著名的和平土改,也叫做不流血的土改。但无论如何,我都觉得平野这老头不一般,过去与现在都不一般。

养牛人佐吉把他的豪华型轿车开到院中,为了避雨,我们下车后赶紧钻进屋中。平野在灶前做饭,他听见汽车声没出来迎接我们,见我们进屋也只是转身淡淡打了招呼。他的平淡倒使我们感到放松。在东京近两个月的访问中,最使我们不适的便是那繁琐的礼节与客套,而此刻,我却油然生出一种“到家了”的亲切感,这亲切感一直持续到与平野和他的草屋依依告别。

这确是一幢草屋,只是很庞大,像一座旧庙宇。屋内光线不足,显得昏暗。幸而进门处有一座巨大的火塘,火焰熊熊,跳跃的火焰忽明忽暗地照耀着屋内空间。屋内的摆设不伦不类,既有现代化的家用电器,又有古老陈旧的家具和农具。墙壁和梁头上挂满镢头、镰刀、铁耙、草帽、马灯、蓑衣、竹筐等早巳被时代废弃了的东西。平野保留着,如同一座旧农业的陈列馆。这一切都使人觉得平野老头古怪而不可捉摸。

佐吉告辞了,灰色的车身在雨中消逝。

饭已做好,平野把饭菜摆在火塘四周的红木框架上,这便是他家的餐桌。映着塘火,我们才看清平野穿的是一身中国农民的衣裤,大裤裆,对襟布扣,很正宗。平野一直与中国友好,这身装束无疑是表示他与中国农民的贴近,只是高档的丝绸布料产生出适得其反的效果,使人更容易联想到旧时代骑在农民头上的地主老财,而不是整日辛苦劳作的农民。

午饭有鲜贝、烤牛肉、龙虾和炒米饭。我们都饿了,不客气地吃。平野却不吃,只是抽烟,看着我们吃。他不发表演说的时候总是宁静的。这时我从他眼里看到一种非常柔和的光,他问我能不能吃惯他做的菜,我说还可以,只是牛肉没有烤熟。当老许把我的话翻译给他,他笑了,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笑,笑得很真实,只是显得沉重,似满怀心事。他对我说,这是小牛肉,熟了不好吃,不熟才好吃。我说我们中国人不喜欢吃生东西,比如牛肉,更多的做法是在锅里炖上几小时,煮成酱牛肉。当然,作为一种饮食传统,这可能归咎于世代中国人只吃老牛肉,我们舍不得杀小牛,他听了我的这番话显出迷惘的神情,自语般地道:你们杀老牛不杀小牛,是不是认为杀老牛比杀小牛更符合道义?我没回答他什么,但我相信他不会再让我吃不熟的牛肉了。

平野烟抽得很凶,也抽得浪费,点上一支只抽几口。便丢进塘火里,接着再点一支,这样也许仅为有事可做,后来他绐自己倒了杯威士忌,加入冰块,慢慢喝了起来,陷入沉思。据说平野不仅善于演讲,也善于思考,他每当进入思考状态便不进饮食,只是抽烟喝威士忌。此刻他正进入这种状态。他每次见到中国朋友心情便不能自已,因为他从中国革命的成功会想到日本今日的令他愤懑的现实。

“你们——”他突然抬头盯视着我们,目光异常的严峻,高瘦的身子害冷似的微微颤栗着,“你们,对毛泽东怎么看?”

我们一齐怔住了,谁也没想到他竟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而且又是那样的严肃、郑重其事。他停止了抽烟,停止了喝威士忌,眼睛一眨不眨地期待着我们的回答。

应该说,一般性的回答并不困难,只须用毛泽东的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解释他自己。于是我们如此这般地说了。不料平野立刻激动起来,眼里射出异样的光彩。

“啊——”他长吁了一口气,说,“你们的回答叫我放心了,完全放心了。”他猛抽一口烟,“你们没有全盘否定毛泽东,我感谢你们,”他又抓起杯子喝一大口威士忌,“中国的知识分子宽宏大量,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犯了错误,使你们受了许多苦,你们原谅了他。我是毛泽东的崇拜者,是在他的思想指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他永远是我思想和行动的导师。因此,我十分地感谢你们……”他伸出手与我们一一地握,“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我们惊愕了,映着塘火,我们看见他眼里噙着晶莹的泪花,他哭了。

晚上,耳朵会为我们举行正式欢迎宴会,就在平野家。所谓耳朵会是当地一个农民自发性组织,定期从东京请来教授、学者讲演日本历史、科学知识以及中日关系、中国革命史等。听课要用耳朵,就叫了耳朵会。平野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与领导者。开始他当会长,后来又让贤当了顾问,实际还是他说了算。有人说得刻薄:平野拉起这座“山头”,并充当盟主,无非是为了满足他的革命领袖欲,为自己创造一个讲演台。且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公允,平野确实具有一种领袖风范,只怪历史没有给他成功的机会。

宴会结束时已十点多钟了,黑夜中听得雨声减弱。我们被一个叫做秋部的青年人带到草屋对面的一座两层小楼里,与平野的草屋相比,这座小楼完全是现代化建筑,里面的设施齐全。彩电、冰箱、空调、音响设施、卫生间一应尽有。秋部告诉我们,这座楼也是平野的财产,专用以招待客人。我问秋部,平野老头为什么自己不住这儿,却一定要厮守在那座阴冷破旧的草房里呢?秋部笑笑说,几十年来,平野始终以革命者自居,反对日本现体制与现代化。他自己不情愿享受资本主义的成果,宁可盖了好房子让别人住,他还盖了一座漂亮的体育馆,供村里所有人使用。从这点看,平野倒真像一个共产主义者呢,接着秋部一边给我们铺被褥一边给我们介绍平野的概要情况:他现在是一个人生活,他一生结过几次婚,但因脾气暴躁又喜欢寻花问柳,几个女人都无法忍受,先后离他而去。他有两个儿子在东京工作,都很有成就,可总不回来看他。只在他过生日的时候才寄来一张明信片,父子间也就是一张明信片的情分。平野是孤独的,由此又是好客的,他欢迎一切人到他家做客吃喝,吃喝者付出的代价便是听他发表演说。他孤独却很富有,他每年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固定股息收入,吃喝不尽。他比当年被他斗争过的地主们阔绰多了。有人同他开玩笑,问他如果现在闹起了革命,是不是首先应打倒他自己?不过,对于这样的问题他是不回答的。

秋部走后,我们边看电视边聊,回顾着今晚的宴会,议论着对每一个农民的印象。谈及最多的自然还是平野,在宴会上他情绪高涨、又不例外地发表了长篇演说,演说主旨是颂扬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他演说时出现了一个小小插曲,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农民故作忧愁地向他询问:如果他现在在农村发动革命,那么从每家每户中没收的汽车、摩托车、电器设备将如何进行分配?平野无语,只是愠怒地瞅了那青年一眼,也许他自己也感到困惑吧。

雨仍在下着,雨声使我们感到寒意,感到置身异国的失落,于是便关掉电视准备入睡。这座小楼与草屋相对,站在窗口可以看到坐在火塘边的平野。出席宴会的人都走了,只剩下孤独的平野。我们发现他在摆弄一支枪,似乎是三八大盖那样的长步枪。他擦拭着枪身,随后又推上了枪栓,我们不知道枪膛里是否有子弹,很是担心。这时又见他从火塘边站起走到门口,端枪向黑沉沉的雨夜瞄准,久久地瞄准,瞄准的姿势十分规范,俨然接受过正规射击训练。他的奇怪举动使我们诧异,紧张地盯视着他。塘火在他身后燃烧,光亮中他端枪的身姿似一座塑像,如伺一个耐性十足的猎人正等候着耐性同样十足的猎物。我觉得不能任其下去,今晚平野喝了大量的酒,酒精使他亢奋,万不要生出事端。我鼓动老许与我一起下楼,他答应了。我们走下木板楼梯,院中积满雨水,我们毫不顾忌地蹚了过去。

他收回了枪,显然是受了我们的惊扰,他定定地望着我们,眼光很冷很凶,但这只是一瞬。他把我们带进屋去,谁也没有说话,各自在火塘边坐下。平野默默地擦抹着淋湿了的枪管,他退枪机时我们看到一颗金黄色的子弹跳进他的手心。我和老许不约而同地“啊”了声。疑团在心中扩张,猜不透他荷枪实弹向黑色原野瞄准的用意,不得其解,只能怔怔地盯着跳跃的塘火。除了雨声,夜不再有其他。

“这是一支好枪哩,嗯,好枪。”平野说话了,却没抬头,仍然痴迷地端详着他的枪,又说,“如今没有这般长枪管的枪了,枪管愈长愈瞄得准,你们知道吗?”

老许把他的话翻译过来,一股无名火立刻冲上我心头.我冷冷地说:“这样的枪中国人领教过呢,我们年轻人从电影上也见过它的功能。侵华日本兵用它向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瞄准射击,再就是扛在肩上,刺刀挑着鸡和鸭……”

平野听了老许的翻译怔了一下,接着用力点着头,说:“先生说的是,日军用这种步枪杀死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犯下了大罪,我知道你们看见这枪会勾起痛苦的回忆,所以在你们来之前我从墙上取下放在柜子里。实在对不起,请先生们原谅。不过我得向先生们说明一点,这支枪没有杀过中国人,它是革命的武装,是我领导农民运动时使用的,我一直保存到今天……”

哦,是这样。他的虔诚的解释使我感到歉疚,怎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人家发泄呢,我对他说:“对不起。”

老许向他问:“你保存这支枪有什么用处呢?”

他回答:“我不能没有这支枪,没有枪,敌人就会报复我,把我杀掉……”

“杀你?敌人?”我吃惊地看着他。

“我的敌人叫松岗本,就住在前面不远的地方。”说到这里他站起走到门边,用手向黑暗的原野一指,“你们看,那灯光,天边上那灯光,就是那坏蛋的家。”啊,我们果然在茫茫黑夜中看到一星微弱的光亮,那就是了。我们立刻明白刚才平野就是向这灯光瞄准的,也就是说向他的敌人瞄准。可是这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我们愈发感到茫然不解。

平野依然站在门边向黑夜里的灯光凝视。他说下去:“松岗本的爹叫松岗浩,是地主,昭和十九年我带农民斗争他,叫他交出土地和财产,他不交,骂我是强盗,我就朝他腿上开了一枪,后来就瘸了,再后来就死了。松岗本那年十一岁。有一早我开门见他站在门外边,眼光凶凶地盯着我,我也盯着他,没说什么。可从那时我就知道这狗崽子会向我报仇的,迟早会向我报仇的。听说他弄来一只望远镜,这望远镜晚上也能看清楚。他得空儿就在家门口朝我这边望,想瞅机会害我,我就用枪向他瞄准,叫他知道我永远保持警惕……”

我惊讶道:“你,就这样一直瞄了四十多年?”

平野点了点头。

啊! 我深深吐了一口气,多么地不可思议! 四十多年,近半个世纪的时光,平野就这样一直淹没在恐惧不安的阴影里,他生活得是多么地沉重。我又想到那个地主的儿子松岗本。杀父之仇使他对平野充满仇恨,这或许可以理解,但他着实是一个阴险狡猾的家伙,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记仇在心却又引而不发,只为长久地折磨他的敌人。可谓居心险恶。

平野又回到火塘边喝威土忌,他又给我们倒上。我一向喝不惯这酒辛辣的味儿,这时却忽然产生要喝的欲望,我端起杯一饮而尽。

这一晚,不管是睡着还是醒着,眼前总是晃动着平野伸向黑夜的长长的枪管……

第二天竟然是个晴天,我们不由得在心中欢呼,朝阳照射着雨后的原野,显得格外苍翠清新,生机勃勃。

今天的议程是去各处参观,担任司机与向导的依然是矮小活泼的佐吉,还有秋部。近午时分,我们看了一座养鸡场和一座养猪场,按计划是去镇上吃午饭,—下午再看一家农户和佐吉自家的养牛场。这时我忽然想到平野的敌人松岗本,松岗是农户,何不去他家看看,看看这个使平野终生不得安宁的复仇者生一副怎样的面孔。我向佐吉提出了这个建议。

“松岗本么?”佐吉想了想说,“好的,我们就到他家吃午饭罢。”

“别……”我觉得在松岗家吃饭不妥。

“没关系的,你们肯大驾光临,这是他的荣耀。再说那家伙阔得很,他老婆又很会烧菜……”佐吉说着改变了驾驶方向。

客随主便,也只好如此,但心里总觉得这样做是对平野感情的亵渎,我不知道当平野知道后会对我们怎么看。

向导佐吉颇称职地向我们介绍起松岗本一家的情况:松岗家是一个典型的农户,夫妻俩耕种五六十亩土地。他什么都种,稻米、小麦、玉米、棉花、蔬菜、药材等应有尽有。另外还搞一点养殖。一年收入一千万日元左右,确实是够阔的。

汽车穿过一片葱郁茂密的竹林?又越过—道低矮的丘冈。这时有一座别墅式庞大的建筑物出现在面前,这就是松岗的家。我从车窗朝相对方向望去,果然看到平野的房舍如同一只苍鹰停立在浓绿的地平线上。

下车后我们才发现松岗住宅是由前后两幢建筑物构成?前面的是一座颇有气势的老房子,后面的则是一幛新建的房舍?可以用富丽堂皇这字眼米形容。佐吉告诉说,前面的旧宅是老地主当年居住并留下来的,后面的新宅是松岗本几年前建造的。前后连接起来,可以使人直观到松岗家族的延续与发展。

佐吉和秋部带我们穿过旧宅的院子,院里停着两辆崭新的轿车,还有一辆卡车和一辆客货两用车,其他一些农业机械我们都叫不出名称。我们穿过院子,径直进入主人的新居。

松岗本在家,与一位据介绍说是县议员的人在谈话。听到佐吉讲明来意?他立刻表示欢迎,向我们鞠躬不止。他年纪与佐吉相仿,身材却魁梧得多于我觉得他的面目尽管说不上凶恶,却断然不会使人感到亲切。松岗的妻子给我们端来茶,又端来西瓜和点心。我们渴了,又不愿喝青草味儿的日本茶,就吃西瓜。西瓜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透着凉意。松岗告诉我们,西瓜是自家地里出产,没施用化肥和农药,属安全西瓜,只管放心地吃。他的妻子又很周到地问我们冷不冷,要不要把空调关掉。我们说还行,不用关。说话间我两眼扫一下房间的四壁,我想找到那只白天晚上都能看清楚的望远镜,却没有看到,颇感失望。

“先生们想从我这儿知道什么只管问罢。”松岗吩咐了妻子去准备午饭后对我们说。

佐吉抢先说:“他们到农村来自然想知道农业上的事情,你刚才和议员先生不就是谈这个话题吗?”

松岗说:“我和宫都议员谈的是稻米价格问题。”

佐吉说:“请继续谈吧。”

在东京时,我们便知道稻米价格问题是目前舆论的热门话题。在日本,只有有限几种物资由国家统一限价,稻米是其中之一。稻米的限价实际是出于国家保护农民的利益,假若取消这种限价。稻米的价格便将受到进口稻米的冲击而一落千丈。但问题的另一面是,消费者总希望能吃到便宜的米.舆论界又推波助澜。为此,政府只得采取折中方案:稻米落价百分之十。

松岗说:“稻米价格问题首先是一家报纸出来发难。他们的论点是日本法律限定保护消费者利益,却为什么要消费者吃这么贵的米呢?但这家报纸却忽略这么一种事实:美国稻米是大规模生产,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及除草剂,而且在长途贩运中掺入防腐剂。吃这种米实际上不是损害消费者利益么?”

松岗说完。佐吉、秋部和议员一齐点头。议员说道:“我们县议会是坚决站在农民立场上,维护农民利益,松岗君刚才的论点很有说服力,下次议会开会我希望松岗君能去列席发言,可以么?”

松岗回答:“当然可以。”

宫都议员说:“谢谢啦,我知道松岗君在本地农户中很有威望,说话有分量,所以才来请教松岗君的。”

松岗笑笑:“先生过奖了。”

关于稻米的价格问题的话题就到此为止了。接下去我们又询问了其他一些农业上的事,松岗都一一作答,态度认真诚恳。我似乎觉得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但我心里知道,我们踏进他的门槛想知道的远非是这一些,我也同样知道,如果拘于礼节将一事无成,于是我便瞅准机会改变了话题。我说:“松岗先生,我以为就经营方式而言,日本农民与目前中国农民大有相同之处,在耕作上中国农民甚至更用心些,但中国农民人均土地面积要比日本农民人均土地面积少得多……”

松岗说:“日本国土狭窄。但工业化使许多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因此留下来的农民就占有了更多的土地。先生看得对,这确是日本农业的优势。”

我说:“我听说先生的父亲曾是这一带的富户,请问那时有多少土地?”

松岗说:“大约是我现在土地的一半,但那时我们是大家人口。除了父母,还有几个叔叔、姑姑和我们兄弟五个。家境还算不错,但后来便衰败下来。叔叔们上了战场,姑姑们嫁了人,再后来父亲患癌症死去……”

“癌症?”我几乎是叫了出来,我的同伴们也一起惊讶地看着松岗。

松岗点点头,说:“是胃癌。”

“这么说,与平野一雄先生没有关系?”我急切地问。

老许没有把我的话翻译给他,这当然是对的。问过之后我也意识到自己有些冒昧,但平野一雄这名字显然使松岗从中猜测到什么,他脸上呈现出一种异样的神情,却不做声。空气一时显得紧张,连宫都议员和佐吉、秋部也都有些不知所措。

我知道只能由我来收拾残局,可我不想退缩。我觉得完全可以把事情讲明,不必含含混混,我说:“松岗先生,这次来,我们住在平野一雄先生家中,他与我们谈起过你的父亲,他说他对你父亲的死负有责任……”

“负有责任?”松岗激动地打断说,“他怎么会认为负有责任呢?他不会那么想,他会认为那是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骄傲和荣耀,可以使他自诩终生。当然,事实上他对父亲的死是负有责任的。尽管父亲最后是合眼于癌症。”

我说:“是的,平野先生不仅知道他负有责任,他还知道松岗先生是痛恨他的,他断定你一定会向他复仇,这一点,松岗先生不会否认吧?”

“复仇?”松岗端起茶杯啜饮着,很久没说什么,似在思索如何回答。后来他放下杯子,两眼直视着我说:“我年轻时想过报仇的事,我真的想把他杀死,至少也把他的腿打断,但后来我放弃了这种打算,放弃了……”

“为什么会想到放弃呢?”我问。

“是战争给了我很大触动。战争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与战争相比,个人的事情就变得十分渺小了。我见到那么多日本人出国作战,去杀人,最终又葬身战场,包括我的两个在太平洋战争中战死的叔叔。我相信一切都是命运,人应该认可自己的命运,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也不管是我自己还是我父亲。”

这时宫都议员说:“松岗君说得对,人只有认可自己的命运,才能在精神上得到解脱。”

佐吉笑笑说:“但命运是变幻莫测的,比如现在,我养牛,松岗先生种田,宫都先生当议员,这就是我们各自的命运。可是,假若平野老头在哪一天真的把他迷恋的革命发动成功,没收了我的牛,共了松岗先生的田,革了宫都先生的职,我们的命运不是全改变了吗?”

松岗冷冷地说:“但那是不可能的了。”

佐吉问:“为什么不可能呢?”

“因为日本不允许,”松岗说,“日本已经运行在自己命运的轨道上,没人能够改变它。”

佐吉哈哈大笑起来,说道:“真想不到,松岗先生一边栽培庄稼,一边把自己栽培成哲人,真了不起啊!”

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

空气顿时变得轻松了。

后来停止了话题,因为松岗的妻子和女儿端来了饭莱。佐吉说的是,女主人的烹饪技术确实是高超的:吃着油炸香鱼,喝着冰镇的麒麟啤酒,我的心里感到莫名的舒畅,我还在想着松岗与平野之间的事情,想着松岗的一席话,我相信松岗的态度是真诚的,不会是做假,所以回去见到平野。我将把我在这里的发现与看法如实告诉他,让他消除心中的阴影。

明天要返回东京,这晚耳朵会又举行欢送宴会,这次不在平野家中,在镇上的一家餐馆里。平野对我们说:“镇上有中餐馆,但我们还是请你们吃日本菜,中国菜,你们回国可以天天吃。”平野确实很会说话。

我们和平野、秋部一路来到餐馆,这时天已黑了。从豪华的宴会厅看出去,一辆辆亮着刺目灯光的轿车在餐馆外面停下。跳下车来的人挺胸阔步地迈人餐馆,个个西装革履,神气十足。他们都是耳朵会会员,说得不恭些,也就是一些养猪的养鸡的种田的和养牛的。然而就是这些人却像绅士般请中国作家吃饭,看到他们从口袋里掏出钞票“凑份子”时那种自得而漫不经心的神情,我们心里就有点不舒服。

今晚的气氛比前次要活跃,因为彼此已经熟悉?还是因为有漂亮的女招待和卡拉OK ?日本男人在公务场所十分严肃呆板,而在这种场合便忘乎所以、大出风头。他们承认日本男人是好色的男人。这种说法不知是自诩还是自嘲。大家开怀畅饮,边饮边唱。麦克风从这人手里又传到那人手里,并不失时机地与女招待们打情骂俏。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举着酒杯叽里哇啦地吼叫,逗得人们大笑。我问身边的老许他吼的什么,老许告诉我他是说:女人与酒同在,我们还缺什么

呢?年近六十的平野也不甘示弱?他一边狂饮,一边扳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招待的肩高声宣布:“她,是我的情人,精神上的情人,因为我那个东西硬不起来了,所以只能是精神上的情人。”众人又一阵喧笑。那女招待并不介意,微微笑着。平野又说要唱歌,并要那位“精神上的情人”和他一起唱。女招待给卡拉OK 换了唱片,便站在平野身边。我真没想到,平野竟有那么一副好嗓子,声音极其洪亮。十足的男中音,尽管我听不懂他唱的什么。可被他的歌声深深地感染了。平野是个够格的男子汉,我心里这么想。他确实应该干出一番事业来,可是没能够,为此他终生耿耿于怀。平野歌毕又坐回位子上,继续一杯一杯地呷着威士忌,直喝到第二次站起身来。

啊,我发现这时的平野与刚才忘形的平野断然是两个人了。他神色严峻,目光犀利,身体像一个检阅部队的将军那样站得笔直,一副气壮山河的气概。此时,席间的喧哗也戛然而止,人人目光都集中在平野身上,连女招待也知趣地退到角落里。我不知道忽然发生了什么事情,把探询的目光转向老许,老许悄悄说了句:平野要讲演了。我一下子恍然大悟,刚才席间我似乎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现在方明白是少了平野的讲演。原来平野把讲演放在稍后。我想到,他上次讲演的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那么这次他要讲什么呢?

“我不是一个好国民,”平野由此开始说,声音低沉而沙哑,“我反对日本的现体制,也反对天皇,我是他们的对头,是他们的掘墓人。”他稍顿,炯炯的目光向四下一扫,“面对日本今天的现实,我想大吼大叫,也想哭。我为日本人民感到悲哀。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日本失去了一个机会,于是便走向深渊……”他胸脯不停地起伏,眼里闪着泪光,他动了真情。

“二次世界大战整个世界一片混沌,每一个国家的命运( 啊,平野也谈到了命运) 都在这混沌中隐藏、酝酿和变幻,一切都迷乱不定。但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弃旧迎新的机会,历史将证明这机会千载难逢。然而,我们大和民族没有运气,我们没能抛弃黑暗走向光明。美国占领军的铁蹄踏上我们的国土,麦克阿瑟把美国宪法强加于日本,日本变成美利坚的妓女,这是大和民族的悲剧,我们失去了通往社会主义的机会,日本就变成今天这种让人诅咒的结局。今晚,当着尊贵的中国客人的面,我要说,我们羡慕中国,十二万分地羡慕中国。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运气,这是小运气。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运气,这是大运气。在那历史的转折处,你们中国得到了这种大运气。你们踏着幸运的步伐迈入社会主义,于是才有了今日欣欣向荣的局面。在此,我提议,让我们为中国的大运气干杯!”

我久久地思索着这个问题。后面平野又说了些什么,老许不停地翻译,但我却什么也听不到了。

再后来,日本人又继续饮酒作乐,包括演说完毕的平野,他又恢复到演说前的那种状态中。

只有我们三个中国人木讷地坐着,注视着眼前的一切,直到宴会

结束。

第二天上午我们要返回东京,一个叫北仓的青年农民开车相送,还有老实腼腆的秋部。十分遗憾,临行前我们没能与平野辞别,昨晚他喝得太多,一睡不起,谁也无法把他的门推开。秋部无可奈何地对我们说,平野睡前总要把门用木棍顶死,显然是为防范他的敌人松岗。太阳已经升高,我们不能等他醒来,就上路了。昨天离开松岗家我们去参观水户市植物公园,紧接着又出席晚间的宴会,一直没有机会与平野单独谈谈,谈谈在松岗家得到的印象。告诉他松岗的父亲最后是死于癌症。后来又寄希望于今天告别之前,谁知仍然没能如愿。

车子在原野上奔驰,扑面而来的是无边无际的绿……

来源:上海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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