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朵会会员佐吉村驾车去车站接我们一行三人。佐吉是一个五十多岁矮小和善的农民，经营养牛业。曾来这里访问过的翻译老许告诉我，佐吉的家庭养牛场每年可获利两千万日元。天上下着雨，不大，淅淅沥沥，这样的雨恐怕没有尽头。佐吉证实说时下正值日本的梅雨季节，他的话叫我们沮丧。佐吉驾车驶出镇子，在雨雾笼罩的浓绿的田野间行驶，道路是柏油路面，也较宽阔，车子可以开得很快。佐吉不甘寂寞，边开车边回头与我们说笑，大约半小时光景便到达耳朵会会址拚田町，也就是邀请我们前来的耳朵会顾问平野一雄老头儿的家。
我是在东京的一次宴会上认识平野一雄的。一见面便觉得他气度不凡，高高瘦瘦，长条脸骨骼突出；穿一件鲜艳的红方格衬衣，神气严峻，目光警惕，好似永远面临大敌，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日本农民，于是便格外留神。据说早年他曾是一位农民领袖，而至今革命精神仍矢志不移。在那次宴会上他站起身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声音洪亮，几乎是在吼叫。他说他曾经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后来地主没有了，农民得到了土地，似乎农民不再有敌人。但他很快发现，农民有了新的更加凶恶的敌人，这便是大资本家和他们推行的现代化，因此农民必须同他们进行坚决不懈的斗争……他擎着酒杯足足说了十几分钟。一个农民，当着满座的学者、教授、文艺家如此口若悬河地发表政见，确像个首领式人物。只是稍有些历史知识的人都不难发现，平野的演说有意无意模糊了这样一种事实：日本在战后确实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从地主手中得到了土地，但这并非是平野以及其他革命者领导斗争的结果，而是产生于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的一纸命令（麦克阿瑟指令性的土改是由政府廉价从地主那里征购土地，然后再廉价出售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便是日本著名的和平土改，也叫做不流血的土改。但无论如何，我都觉得平野这老头不一般，过去与现在都不一般。
养牛人佐吉把他的豪华型轿车开到院中，为了避雨，我们下车后赶紧钻进屋中。平野在灶前做饭，他听见汽车声没出来迎接我们，见我们进屋也只是转身淡淡打了招呼。他的平淡倒使我们感到放松。在东京近两个月的访问中，最使我们不适的便是那繁琐的礼节与客套，而此刻，我却油然生出一种“到家了”的亲切感，这亲切感一直持续到与平野和他的草屋依依告别。
这确是一幢草屋，只是很庞大，像一座旧庙宇。屋内光线不足，显得昏暗。幸而进门处有一座巨大的火塘，火焰熊熊，跳跃的火焰忽明忽暗地照耀着屋内空间。屋内的摆设不伦不类，既有现代化的家用电器，又有古老陈旧的家具和农具。墙壁和梁头上挂满镢头、镰刀、铁耙、草帽、马灯、蓑衣、竹筐等早巳被时代废弃了的东西。平野保留着，如同一座旧农业的陈列馆。这一切都使人觉得平野老头古怪而不可捉摸。
佐吉告辞了，灰色的车身在雨中消逝。
饭已做好，平野把饭菜摆在火塘四周的红木框架上，这便是他家的餐桌。映着塘火，我们才看清平野穿的是一身中国农民的衣裤，大裤裆，对襟布扣，很正宗。平野一直与中国友好，这身装束无疑是表示他与中国农民的贴近，只是高档的丝绸布料产生出适得其反的效果，使人更容易联想到旧时代骑在农民头上的地主老财，而不是整日辛苦劳作的农民。
午饭有鲜贝、烤牛肉、龙虾和炒米饭。我们都饿了，不客气地吃。平野却不吃，只是抽烟，看着我们吃。他不发表演说的时候总是宁静的。这时我从他眼里看到一种非常柔和的光，他问我能不能吃惯他做的菜，我说还可以，只是牛肉没有烤熟。当老许把我的话翻译给他，他笑了，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笑，笑得很真实，只是显得沉重，似满怀心事。他对我说，这是小牛肉，熟了不好吃，不熟才好吃。我说我们中国人不喜欢吃生东西，比如牛肉，更多的做法是在锅里炖上几小时，煮成酱牛肉。当然，作为一种饮食传统，这可能归咎于世代中国人只吃老牛肉，我们舍不得杀小牛，他听了我的这番话显出迷惘的神情，自语般地道：你们杀老牛不杀小牛，是不是认为杀老牛比杀小牛更符合道义？我没回答他什么，但我相信他不会再让我吃不熟的牛肉了。
平野烟抽得很凶，也抽得浪费，点上一支只抽几口。便丢进塘火里，接着再点一支，这样也许仅为有事可做，后来他绐自己倒了杯威士忌，加入冰块，慢慢喝了起来，陷入沉思。据说平野不仅善于演讲，也善于思考，他每当进入思考状态便不进饮食，只是抽烟喝威士忌。此刻他正进入这种状态。他每次见到中国朋友心情便不能自已，因为他从中国革命的成功会想到日本今日的令他愤懑的现实。
“你们——”他突然抬头盯视着我们，目光异常的严峻，高瘦的身子害冷似的微微颤栗着，“你们，对毛泽东怎么看？”
我们一齐怔住了，谁也没想到他竟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而且又是那样的严肃、郑重其事。他停止了抽烟，停止了喝威士忌，眼睛一眨不眨地期待着我们的回答。
应该说，一般性的回答并不困难，只须用毛泽东的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解释他自己。于是我们如此这般地说了。不料平野立刻激动起来，眼里射出异样的光彩。
“啊——”他长吁了一口气，说，“你们的回答叫我放心了，完全放心了。”他猛抽一口烟，“你们没有全盘否定毛泽东，我感谢你们，”他又抓起杯子喝一大口威士忌，“中国的知识分子宽宏大量，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犯了错误，使你们受了许多苦，你们原谅了他。我是毛泽东的崇拜者，是在他的思想指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他永远是我思想和行动的导师。因此，我十分地感谢你们……”他伸出手与我们一一地握，“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我们惊愕了，映着塘火，我们看见他眼里噙着晶莹的泪花，他哭了。
晚上，耳朵会为我们举行正式欢迎宴会，就在平野家。所谓耳朵会是当地一个农民自发性组织，定期从东京请来教授、学者讲演日本历史、科学知识以及中日关系、中国革命史等。听课要用耳朵，就叫了耳朵会。平野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与领导者。开始他当会长，后来又让贤当了顾问，实际还是他说了算。有人说得刻薄：平野拉起这座“山头”，并充当盟主，无非是为了满足他的革命领袖欲，为自己创造一个讲演台。且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公允，平野确实具有一种领袖风范，只怪历史没有给他成功的机会。
宴会结束时已十点多钟了，黑夜中听得雨声减弱。我们被一个叫做秋部的青年人带到草屋对面的一座两层小楼里，与平野的草屋相比，这座小楼完全是现代化建筑，里面的设施齐全。彩电、冰箱、空调、音响设施、卫生间一应尽有。秋部告诉我们，这座楼也是平野的财产，专用以招待客人。我问秋部，平野老头为什么自己不住这儿，却一定要厮守在那座阴冷破旧的草房里呢？秋部笑笑说，几十年来，平野始终以革命者自居，反对日本现体制与现代化。他自己不情愿享受资本主义的成果，宁可盖了好房子让别人住，他还盖了一座漂亮的体育馆，供村里所有人使用。从这点看，平野倒真像一个共产主义者呢，接着秋部一边给我们铺被褥一边给我们介绍平野的概要情况：他现在是一个人生活，他一生结过几次婚，但因脾气暴躁又喜欢寻花问柳，几个女人都无法忍受，先后离他而去。他有两个儿子在东京工作，都很有成就，可总不回来看他。只在他过生日的时候才寄来一张明信片，父子间也就是一张明信片的情分。平野是孤独的，由此又是好客的，他欢迎一切人到他家做客吃喝，吃喝者付出的代价便是听他发表演说。他孤独却很富有，他每年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固定股息收入，吃喝不尽。他比当年被他斗争过的地主们阔绰多了。有人同他开玩笑，问他如果现在闹起了革命，是不是首先应打倒他自己？不过，对于这样的问题他是不回答的。
秋部走后，我们边看电视边聊，回顾着今晚的宴会，议论着对每一个农民的印象。谈及最多的自然还是平野，在宴会上他情绪高涨、又不例外地发表了长篇演说，演说主旨是颂扬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他演说时出现了一个小小插曲，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农民故作忧愁地向他询问：如果他现在在农村发动革命，那么从每家每户中没收的汽车、摩托车、电器设备将如何进行分配？平野无语，只是愠怒地瞅了那青年一眼，也许他自己也感到困惑吧。
雨仍在下着，雨声使我们感到寒意，感到置身异国的失落，于是便关掉电视准备入睡。这座小楼与草屋相对，站在窗口可以看到坐在火塘边的平野。出席宴会的人都走了，只剩下孤独的平野。我们发现他在摆弄一支枪，似乎是三八大盖那样的长步枪。他擦拭着枪身，随后又推上了枪栓，我们不知道枪膛里是否有子弹，很是担心。这时又见他从火塘边站起走到门口，端枪向黑沉沉的雨夜瞄准，久久地瞄准，瞄准的姿势十分规范，俨然接受过正规射击训练。他的奇怪举动使我们诧异，紧张地盯视着他。塘火在他身后燃烧，光亮中他端枪的身姿似一座塑像，如伺一个耐性十足的猎人正等候着耐性同样十足的猎物。我觉得不能任其下去，今晚平野喝了大量的酒，酒精使他亢奋，万不要生出事端。我鼓动老许与我一起下楼，他答应了。我们走下木板楼梯，院中积满雨水，我们毫不顾忌地蹚了过去。
他收回了枪，显然是受了我们的惊扰，他定定地望着我们，眼光很冷很凶，但这只是一瞬。他把我们带进屋去，谁也没有说话，各自在火塘边坐下。平野默默地擦抹着淋湿了的枪管，他退枪机时我们看到一颗金黄色的子弹跳进他的手心。我和老许不约而同地“啊”了声。疑团在心中扩张，猜不透他荷枪实弹向黑色原野瞄准的用意，不得其解，只能怔怔地盯着跳跃的塘火。除了雨声，夜不再有其他。
“这是一支好枪哩，嗯，好枪。”平野说话了，却没抬头，仍然痴迷地端详着他的枪，又说，“如今没有这般长枪管的枪了，枪管愈长愈瞄得准，你们知道吗？”
老许把他的话翻译过来，一股无名火立刻冲上我心头．我冷冷地说：“这样的枪中国人领教过呢，我们年轻人从电影上也见过它的功能。侵华日本兵用它向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瞄准射击，再就是扛在肩上，刺刀挑着鸡和鸭……”
平野听了老许的翻译怔了一下，接着用力点着头，说：“先生说的是，日军用这种步枪杀死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犯下了大罪，我知道你们看见这枪会勾起痛苦的回忆，所以在你们来之前我从墙上取下放在柜子里。实在对不起，请先生们原谅。不过我得向先生们说明一点，这支枪没有杀过中国人，它是革命的武装，是我领导农民运动时使用的，我一直保存到今天……”
哦，是这样。他的虔诚的解释使我感到歉疚，怎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人家发泄呢，我对他说：“对不起。”
老许向他问：“你保存这支枪有什么用处呢？”
他回答：“我不能没有这支枪，没有枪，敌人就会报复我，把我杀掉……”
“杀你？敌人？”我吃惊地看着他。
“我的敌人叫松岗本，就住在前面不远的地方。”说到这里他站起走到门边，用手向黑暗的原野一指，“你们看，那灯光，天边上那灯光，就是那坏蛋的家。”啊，我们果然在茫茫黑夜中看到一星微弱的光亮，那就是了。我们立刻明白刚才平野就是向这灯光瞄准的，也就是说向他的敌人瞄准。可是这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我们愈发感到茫然不解。
平野依然站在门边向黑夜里的灯光凝视。他说下去：“松岗本的爹叫松岗浩，是地主，昭和十九年我带农民斗争他，叫他交出土地和财产，他不交，骂我是强盗，我就朝他腿上开了一枪，后来就瘸了，再后来就死了。松岗本那年十一岁。有一早我开门见他站在门外边，眼光凶凶地盯着我，我也盯着他，没说什么。可从那时我就知道这狗崽子会向我报仇的，迟早会向我报仇的。听说他弄来一只望远镜，这望远镜晚上也能看清楚。他得空儿就在家门口朝我这边望，想瞅机会害我，我就用枪向他瞄准，叫他知道我永远保持警惕……”
我惊讶道：“你，就这样一直瞄了四十多年？”
平野点了点头。
啊! 我深深吐了一口气，多么地不可思议! 四十多年，近半个世纪的时光，平野就这样一直淹没在恐惧不安的阴影里，他生活得是多么地沉重。我又想到那个地主的儿子松岗本。杀父之仇使他对平野充满仇恨，这或许可以理解，但他着实是一个阴险狡猾的家伙，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记仇在心却又引而不发，只为长久地折磨他的敌人。可谓居心险恶。
平野又回到火塘边喝威土忌，他又给我们倒上。我一向喝不惯这酒辛辣的味儿，这时却忽然产生要喝的欲望，我端起杯一饮而尽。
这一晚，不管是睡着还是醒着，眼前总是晃动着平野伸向黑夜的长长的枪管……
第二天竟然是个晴天，我们不由得在心中欢呼，朝阳照射着雨后的原野，显得格外苍翠清新，生机勃勃。
今天的议程是去各处参观，担任司机与向导的依然是矮小活泼的佐吉，还有秋部。近午时分，我们看了一座养鸡场和一座养猪场，按计划是去镇上吃午饭，—下午再看一家农户和佐吉自家的养牛场。这时我忽然想到平野的敌人松岗本，松岗是农户，何不去他家看看，看看这个使平野终生不得安宁的复仇者生一副怎样的面孔。我向佐吉提出了这个建议。
“松岗本么？”佐吉想了想说，“好的，我们就到他家吃午饭罢。”
“别……”我觉得在松岗家吃饭不妥。
“没关系的，你们肯大驾光临，这是他的荣耀。再说那家伙阔得很，他老婆又很会烧菜……”佐吉说着改变了驾驶方向。
客随主便，也只好如此，但心里总觉得这样做是对平野感情的亵渎，我不知道当平野知道后会对我们怎么看。
向导佐吉颇称职地向我们介绍起松岗本一家的情况：松岗家是一个典型的农户，夫妻俩耕种五六十亩土地。他什么都种，稻米、小麦、玉米、棉花、蔬菜、药材等应有尽有。另外还搞一点养殖。一年收入一千万日元左右，确实是够阔的。
汽车穿过一片葱郁茂密的竹林？又越过—道低矮的丘冈。这时有一座别墅式庞大的建筑物出现在面前，这就是松岗的家。我从车窗朝相对方向望去，果然看到平野的房舍如同一只苍鹰停立在浓绿的地平线上。
下车后我们才发现松岗住宅是由前后两幢建筑物构成？前面的是一座颇有气势的老房子，后面的则是一幛新建的房舍？可以用富丽堂皇这字眼米形容。佐吉告诉说，前面的旧宅是老地主当年居住并留下来的，后面的新宅是松岗本几年前建造的。前后连接起来，可以使人直观到松岗家族的延续与发展。
佐吉和秋部带我们穿过旧宅的院子，院里停着两辆崭新的轿车，还有一辆卡车和一辆客货两用车，其他一些农业机械我们都叫不出名称。我们穿过院子，径直进入主人的新居。
松岗本在家，与一位据介绍说是县议员的人在谈话。听到佐吉讲明来意？他立刻表示欢迎，向我们鞠躬不止。他年纪与佐吉相仿，身材却魁梧得多于我觉得他的面目尽管说不上凶恶，却断然不会使人感到亲切。松岗的妻子给我们端来茶，又端来西瓜和点心。我们渴了，又不愿喝青草味儿的日本茶，就吃西瓜。西瓜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透着凉意。松岗告诉我们，西瓜是自家地里出产，没施用化肥和农药，属安全西瓜，只管放心地吃。他的妻子又很周到地问我们冷不冷，要不要把空调关掉。我们说还行，不用关。说话间我两眼扫一下房间的四壁，我想找到那只白天晚上都能看清楚的望远镜，却没有看到，颇感失望。
“先生们想从我这儿知道什么只管问罢。”松岗吩咐了妻子去准备午饭后对我们说。
佐吉抢先说：“他们到农村来自然想知道农业上的事情，你刚才和议员先生不就是谈这个话题吗？”
松岗说：“我和宫都议员谈的是稻米价格问题。”
佐吉说：“请继续谈吧。”
在东京时，我们便知道稻米价格问题是目前舆论的热门话题。在日本，只有有限几种物资由国家统一限价，稻米是其中之一。稻米的限价实际是出于国家保护农民的利益，假若取消这种限价。稻米的价格便将受到进口稻米的冲击而一落千丈。但问题的另一面是，消费者总希望能吃到便宜的米．舆论界又推波助澜。为此，政府只得采取折中方案：稻米落价百分之十。
松岗说：“稻米价格问题首先是一家报纸出来发难。他们的论点是日本法律限定保护消费者利益，却为什么要消费者吃这么贵的米呢？但这家报纸却忽略这么一种事实：美国稻米是大规模生产，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及除草剂，而且在长途贩运中掺入防腐剂。吃这种米实际上不是损害消费者利益么？”
松岗说完。佐吉、秋部和议员一齐点头。议员说道：“我们县议会是坚决站在农民立场上，维护农民利益，松岗君刚才的论点很有说服力，下次议会开会我希望松岗君能去列席发言，可以么？”
松岗回答：“当然可以。”
宫都议员说：“谢谢啦，我知道松岗君在本地农户中很有威望，说话有分量，所以才来请教松岗君的。”
松岗笑笑：“先生过奖了。”
关于稻米的价格问题的话题就到此为止了。接下去我们又询问了其他一些农业上的事，松岗都一一作答，态度认真诚恳。我似乎觉得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但我心里知道，我们踏进他的门槛想知道的远非是这一些，我也同样知道，如果拘于礼节将一事无成，于是我便瞅准机会改变了话题。我说：“松岗先生，我以为就经营方式而言，日本农民与目前中国农民大有相同之处，在耕作上中国农民甚至更用心些，但中国农民人均土地面积要比日本农民人均土地面积少得多……”
松岗说：“日本国土狭窄。但工业化使许多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因此留下来的农民就占有了更多的土地。先生看得对，这确是日本农业的优势。”
我说：“我听说先生的父亲曾是这一带的富户，请问那时有多少土地？”
松岗说：“大约是我现在土地的一半，但那时我们是大家人口。除了父母，还有几个叔叔、姑姑和我们兄弟五个。家境还算不错，但后来便衰败下来。叔叔们上了战场，姑姑们嫁了人，再后来父亲患癌症死去……”
“癌症？”我几乎是叫了出来，我的同伴们也一起惊讶地看着松岗。
松岗点点头，说：“是胃癌。”
“这么说，与平野一雄先生没有关系？”我急切地问。
老许没有把我的话翻译给他，这当然是对的。问过之后我也意识到自己有些冒昧，但平野一雄这名字显然使松岗从中猜测到什么，他脸上呈现出一种异样的神情，却不做声。空气一时显得紧张，连宫都议员和佐吉、秋部也都有些不知所措。
我知道只能由我来收拾残局，可我不想退缩。我觉得完全可以把事情讲明，不必含含混混，我说：“松岗先生，这次来，我们住在平野一雄先生家中，他与我们谈起过你的父亲，他说他对你父亲的死负有责任……”
“负有责任？”松岗激动地打断说，“他怎么会认为负有责任呢？他不会那么想，他会认为那是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骄傲和荣耀，可以使他自诩终生。当然，事实上他对父亲的死是负有责任的。尽管父亲最后是合眼于癌症。”
我说：“是的，平野先生不仅知道他负有责任，他还知道松岗先生是痛恨他的，他断定你一定会向他复仇，这一点，松岗先生不会否认吧？”
“复仇？”松岗端起茶杯啜饮着，很久没说什么，似在思索如何回答。后来他放下杯子，两眼直视着我说：“我年轻时想过报仇的事，我真的想把他杀死，至少也把他的腿打断，但后来我放弃了这种打算，放弃了……”
“为什么会想到放弃呢？”我问。
“是战争给了我很大触动。战争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与战争相比，个人的事情就变得十分渺小了。我见到那么多日本人出国作战，去杀人，最终又葬身战场，包括我的两个在太平洋战争中战死的叔叔。我相信一切都是命运，人应该认可自己的命运，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也不管是我自己还是我父亲。”
这时宫都议员说：“松岗君说得对，人只有认可自己的命运，才能在精神上得到解脱。”
佐吉笑笑说：“但命运是变幻莫测的，比如现在，我养牛，松岗先生种田，宫都先生当议员，这就是我们各自的命运。可是，假若平野老头在哪一天真的把他迷恋的革命发动成功，没收了我的牛，共了松岗先生的田，革了宫都先生的职，我们的命运不是全改变了吗？”
松岗冷冷地说：“但那是不可能的了。”
佐吉问：“为什么不可能呢？”
“因为日本不允许，”松岗说，“日本已经运行在自己命运的轨道上，没人能够改变它。”
佐吉哈哈大笑起来，说道：“真想不到，松岗先生一边栽培庄稼，一边把自己栽培成哲人，真了不起啊！”
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
空气顿时变得轻松了。
后来停止了话题，因为松岗的妻子和女儿端来了饭莱。佐吉说的是，女主人的烹饪技术确实是高超的：吃着油炸香鱼，喝着冰镇的麒麟啤酒，我的心里感到莫名的舒畅，我还在想着松岗与平野之间的事情，想着松岗的一席话，我相信松岗的态度是真诚的，不会是做假，所以回去见到平野。我将把我在这里的发现与看法如实告诉他，让他消除心中的阴影。
明天要返回东京，这晚耳朵会又举行欢送宴会，这次不在平野家中，在镇上的一家餐馆里。平野对我们说：“镇上有中餐馆，但我们还是请你们吃日本菜，中国菜，你们回国可以天天吃。”平野确实很会说话。
我们和平野、秋部一路来到餐馆，这时天已黑了。从豪华的宴会厅看出去，一辆辆亮着刺目灯光的轿车在餐馆外面停下。跳下车来的人挺胸阔步地迈人餐馆，个个西装革履，神气十足。他们都是耳朵会会员，说得不恭些，也就是一些养猪的养鸡的种田的和养牛的。然而就是这些人却像绅士般请中国作家吃饭，看到他们从口袋里掏出钞票“凑份子”时那种自得而漫不经心的神情，我们心里就有点不舒服。
今晚的气氛比前次要活跃，因为彼此已经熟悉？还是因为有漂亮的女招待和卡拉OK ？日本男人在公务场所十分严肃呆板，而在这种场合便忘乎所以、大出风头。他们承认日本男人是好色的男人。这种说法不知是自诩还是自嘲。大家开怀畅饮，边饮边唱。麦克风从这人手里又传到那人手里，并不失时机地与女招待们打情骂俏。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举着酒杯叽里哇啦地吼叫，逗得人们大笑。我问身边的老许他吼的什么，老许告诉我他是说：女人与酒同在，我们还缺什么
呢？年近六十的平野也不甘示弱？他一边狂饮，一边扳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招待的肩高声宣布：“她，是我的情人，精神上的情人，因为我那个东西硬不起来了，所以只能是精神上的情人。”众人又一阵喧笑。那女招待并不介意，微微笑着。平野又说要唱歌，并要那位“精神上的情人”和他一起唱。女招待给卡拉OK 换了唱片，便站在平野身边。我真没想到，平野竟有那么一副好嗓子，声音极其洪亮。十足的男中音，尽管我听不懂他唱的什么。可被他的歌声深深地感染了。平野是个够格的男子汉，我心里这么想。他确实应该干出一番事业来，可是没能够，为此他终生耿耿于怀。平野歌毕又坐回位子上，继续一杯一杯地呷着威士忌，直喝到第二次站起身来。
啊，我发现这时的平野与刚才忘形的平野断然是两个人了。他神色严峻，目光犀利，身体像一个检阅部队的将军那样站得笔直，一副气壮山河的气概。此时，席间的喧哗也戛然而止，人人目光都集中在平野身上，连女招待也知趣地退到角落里。我不知道忽然发生了什么事情，把探询的目光转向老许，老许悄悄说了句：平野要讲演了。我一下子恍然大悟，刚才席间我似乎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现在方明白是少了平野的讲演。原来平野把讲演放在稍后。我想到，他上次讲演的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那么这次他要讲什么呢？
“我不是一个好国民，”平野由此开始说，声音低沉而沙哑，“我反对日本的现体制，也反对天皇，我是他们的对头，是他们的掘墓人。”他稍顿，炯炯的目光向四下一扫，“面对日本今天的现实，我想大吼大叫，也想哭。我为日本人民感到悲哀。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日本失去了一个机会，于是便走向深渊……”他胸脯不停地起伏，眼里闪着泪光，他动了真情。
“二次世界大战整个世界一片混沌，每一个国家的命运( 啊，平野也谈到了命运) 都在这混沌中隐藏、酝酿和变幻，一切都迷乱不定。但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弃旧迎新的机会，历史将证明这机会千载难逢。然而，我们大和民族没有运气，我们没能抛弃黑暗走向光明。美国占领军的铁蹄踏上我们的国土，麦克阿瑟把美国宪法强加于日本，日本变成美利坚的妓女，这是大和民族的悲剧，我们失去了通往社会主义的机会，日本就变成今天这种让人诅咒的结局。今晚，当着尊贵的中国客人的面，我要说，我们羡慕中国，十二万分地羡慕中国。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运气，这是小运气。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运气，这是大运气。在那历史的转折处，你们中国得到了这种大运气。你们踏着幸运的步伐迈入社会主义，于是才有了今日欣欣向荣的局面。在此，我提议，让我们为中国的大运气干杯！”
我久久地思索着这个问题。后面平野又说了些什么，老许不停地翻译，但我却什么也听不到了。
再后来，日本人又继续饮酒作乐，包括演说完毕的平野，他又恢复到演说前的那种状态中。
只有我们三个中国人木讷地坐着，注视着眼前的一切，直到宴会
结束。
第二天上午我们要返回东京，一个叫北仓的青年农民开车相送，还有老实腼腆的秋部。十分遗憾，临行前我们没能与平野辞别，昨晚他喝得太多，一睡不起，谁也无法把他的门推开。秋部无可奈何地对我们说，平野睡前总要把门用木棍顶死，显然是为防范他的敌人松岗。太阳已经升高，我们不能等他醒来，就上路了。昨天离开松岗家我们去参观水户市植物公园，紧接着又出席晚间的宴会，一直没有机会与平野单独谈谈，谈谈在松岗家得到的印象。告诉他松岗的父亲最后是死于癌症。后来又寄希望于今天告别之前，谁知仍然没能如愿。
车子在原野上奔驰，扑面而来的是无边无际的绿……
来源：上海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