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知名政治记者、福克斯电视网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华莱士在《危机时刻的大国领袖》一书中这样描写布什总统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时的情形：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布什总统驾驶一架海军喷气式战机飞向太平洋，降落在“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宣布对伊拉克的“主要战斗行动”结束。他身上穿的是海军飞行员的戎装。自从乔治·华盛顿两百多年前为了挽救年轻的共和国而亲自率军镇压“威士忌暴乱”以来，这大概是美国头一回在位总统身着戎装。华莱士充满激情地评价这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说：“布什总统勇敢应对他所认识到的严重危险，做了他之前的许多总统所做过的事情。当这架海军战机在太平洋上空飞翔的时候，操纵着飞机的布什一定会想到，未来绝不是可以等待的——必须去迎接它。”布什总统的此次戎装飞行以及此前一年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显示出“布什主义”已经成为美国新的国家战略。美国保守主义势力的崛起和“布什主义”的高调登场，为自由世界树立起了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布什主义”不仅正在改变美国，也正在改变世界。“布什主义”不仅将美国的武力用于保卫国家，还运用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
美国人对于一个有道德力量的领袖的呼吁
二零零零年初，美国国会新闻网针对五十六位一流的历史学家和政治观察家所做的调查显示，所有历任总统中，克林顿在经济方面的成就排名第五，但道德方面却倒数第一，甚至比黯然辞职的尼克松还要差。传记作者马拉尼写道，一九八一年，年轻的政治学教授克林顿在阿肯色大学讲课，分析了政坛几位重量级人物，如林肯、邱吉尔、希特勒等人，“他对那班同学说，所有的政治领袖都必须在光明与黑暗的两面挣扎。黑暗面包括缺乏安全感、沮丧及家庭失和。对伟大领袖而言，光明可以克服黑暗，但那总是一番挣扎奋战。”马拉尼认为，克林顿是在分析自己的内心挣扎，尤其是说谎恶和玩弄女性。曾担任克林顿政治顾问的大卫·葛根指出，克林顿的问题是缺乏内在的指南针，他并不确定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试图以别人喜欢他的程度来为自己定位。克氏缺乏道德准则，或者说他认为道德准则并不能真正约束自己。“对每个机构而言，道德是上行下效的。总统就像是公司的执行长，为全体团队设定规则。总统必须以身作则，并为下级设定符合道德的高标准。”然而，白宫的工作人员却看到克氏自制力很差，一旦陷入困境，便会撒谎、逃脱、攻击别人。由于管不住自己，克林顿也就没有资格去约束别人。于是他的下属接收到这样的信息——在道德边缘游走是可以被容忍的。
虽然管不住自己的男性生殖器——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个总统的性爱过程在独立检察官的报告中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但克林顿管理国家经济却颇有一套。在其任内，美国经济由谷底攀升之快，远超过其他总统的成绩。贫困状况降至三十年来的最低点，而下层劳工确实收入更丰厚。然而，作为第一位在二战之后的婴儿潮中出生的“后现代总统”，克氏却兼有“伟大的心志和残缺的品德”，他让美国总统这一万众景仰的职位蒙羞，一名领导人败坏的品德即深深地伤害了整个政府的威望。在克林顿完成了八年任期之后，美国民众再也无法忍受弥漫于整个社会的道德危机了，他们需要挑选另外一位有道德力量的领袖。
布什是美国历史上资历最浅的候选人之一。他担任公职（德州州长）仅有数年时间，知名度和个人魅力都远远不及已经担任八年副总统的戈尔。布什为什么能获得胜利呢？民调显示，美国人民刚刚有过一个“最好、最聪明”的总统，现在他们盼望的却是一个品德高尚的总统，他们相信布什正是这样的人。布什的传记《活出使命》的作者曼斯菲尔德写道：“在不道德的优秀和学校成绩平平、但带着道德罗盘的人之间，他们选择了道德罗盘。”
在私人生活领域，布什与克林顿迥然不同。克林顿与希拉里的婚姻多次出现危机，甚至还伴随着严重的家庭暴力，强势的希拉里虽然管不住好色的丈夫，却能左右丈夫的诸多决策，并在白宫形成一个可以同总统分庭抗礼的“夫人帮”；布什与劳拉的婚姻生活十分美满，第一夫人聪明睿智却又相当内敛，完全不像希拉里那样锋芒毕露，虽然他们的双胞胎女儿有时出点让媒体说三道四的小毛病，但总体而言第一家庭乃是美国传统家庭的典范。步入政坛之后，布什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桃色新闻。他以一种清教徒式的严谨，严厉整饬被克林顿搞得乌烟瘴气的白宫——在布什治下，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公然宣淫，简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上任第一天，布什便签署了一项要求建立新政府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命令，要求政府员工“维持廉洁的最高标准”。
布什与克林顿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对道德、原则、信仰等这些终极价值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克林顿肤浅的信仰与现实生活完全割裂的，他是一名玩世不恭的自由派和实用主义者。大卫·葛根分析说：“克林顿不像里根那样有一套明确的目标和原则，他似乎吸收每一个人的想法，从中做些挑选，结果产生不断变动的议程。在他的世界里似乎没有终极的真理，也少有核心信仰。像我这样比较传统的人，比较欣赏亚当斯所说的把握舵柄、选择航道、寻找港湾停泊的道路。”而布什正是这样一位清楚地知道个人的使命是什么的总统，对他来说，使命高于权力，权力是由使命赋予的。在“九·一一”之前，布什就坚定地说过：“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相信的是什么，我知道我要把国家领向何方。”布什拙于言谈，其演讲水平远逊于多年担任大学教授的克林顿，但他却具有一种德州牛仔的坦率、真挚和坚定。这正是承平日久、本土突遭惨重打击的美国所迫切需要的领袖气质。如果当时担任总统职务的是戈尔，其优柔寡断的性格恐怕很难领导美国民众迅速走出心灵的创伤。参议员查尔斯·舒默谈到布什总统时说：“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布什总是按照他的本能去走，这是他的强项之一。当总统周围的风四处乱吹时，他仍有他自己内心的陀螺仪，这时总统就很了不起了。”故而布什能够“一美遮百丑”，获得连任的成功。
何谓“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
布什在竞选中提出了“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说法，这是其国内政策重要的支撑点。
一直以来，美国两党的主要差异在于：民主党倾向于自由主义（左翼），共和党则倾向于保守主义（右翼）。以克林顿和小布什这两届政府相比，两党国内政策的差异正在扩大之中。简要而论，民主党强调政府的功能，主张政府应积极干涉社会事务；共和党认为政府越小越好，功能越弱越好，最好只是民众的“守夜人”。在社会关怀方面，民主党主张以政府为主，主张制定各种帮助穷人的补助政策，由政府向有需要的人发放补助；共和党则主张提供个人捐款减税额，鼓励个人作更多的慈善捐款，把个人行善作为社会关怀的主要部分。
西方知识界经常讥讽布什读书少，加拿大的一个读书节甚至宣布说“小布什与读书是世界上最遥远的两件事”。其实，拥有耶鲁和哈佛两所名校学位的布什，虽然不若克林顿知识渊博，却也并非毫无知识之徒。其“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一说，即来自马文·奥拉斯基的名著《美国同情的悲剧》。该书被誉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关于福利和社会政策的最重要的著作”，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金里奇称之为“美利坚契约”之蓝本，布什在制定其福利政策时即将其作为重要参考物。
奥拉斯基在书中指出，在消除贫困的问题上，公共政策的作用实在有限。“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角度来看，六十年代的社会变革其实并没有给穷人带来什么好处。这场运动导致更多妇女和儿童被遗弃，或者陷入了极度贫困。穷人，尤其是那些无家可归者，被当作动物园的动物，到特定时间就等着别人来喂食。有些人被当作食肉动物，等着有人来把大块的肉投进自己的笼子；有的则像熊猫一样，还能享受到一些特殊待遇。”错误的福利政策，使穷人宁愿接受社会福利也不愿自食其力。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奥氏认为，政府只有减少救济，让更多的人就业，恢复密切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才是解决贫困化的出路。应当使穷人自强，避免他们成为福利组织的奴隶，“只有精神上的富有才能在灵魂上战胜贫穷。寻找新的方法固然重要，但如果不从灵魂上升华，新方法的成果终究还是有限的。”奥氏号召说：“我们应当向政府的福利项目宣战，不仅是因为它们太昂贵——很清楚，很多钱被浪费了，而且是因为，在把人当人而不是当动物看的这一方面，它们表现出来的不可避免的吝啬。”
在西方，福利政策日渐成为一个不可撼动的痼疾，欧洲经济被其拖得死气沉沉，但任何政客都不敢轻言改革。福利制度与“自由”、“平等”、“公正”等美好名词联系在一起，仿佛谁反对它谁就是冷血的资本家。对此，英国保守主义大师斯克拉顿分析说，贫困和匮乏是一国中不受约束的力量，政府必须重视之，因为“不缓解贫穷和匮乏就是助长怨恨。不缓解贫穷和匮乏无异于鼓励一种持久而普遍的观念：社会秩序缺乏道德上的稳定性。”但是，缓解匮乏是一回事，使所有人在匮乏面前平等是另一回事。福利制度不应该成为一种不加甄别地“劫富济贫”的行为，那样做将会给富人和穷人同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摧毁国家的经济与道德基础：“如果无视慈善动机的道德特性，把一种强制性的慈善事业强加于职业阶层，那无异于摧毁那一阶层的能力。”面对此种困局，斯氏遂建议说：“一个极度敏感的政治问题正在于：应把所有的力量纳入到一种权利与义务的既定体系之中。要实现那一目标，第一步是必须把公共福利观同与之纠缠在一起的平等主义运动分离开来。”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布什总统提出了“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口号，他希望以此改变长期以来自由派对保守派所设定的“缺乏同情心”的恶谥。在德州州长任内，他发布行政命令，使德州成为第一个容许私人和宗教慈善机构参与提供社会服务的州，他还使德州成为第一个容许州监狱由基督教团体负责经营管理的州。他允许宗教机构创办收容无收入的未婚妈妈的“中途之家”，他还提出并签署了一条《好撒玛利亚人条例》，以保护那些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医护人员的权益。在当选总统之后，布什更是努力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些计划。他认为，政府应当从人民背后撤退，因为贫困是一种信仰危机，所以应当将宗教组织纳入到消除贫困的政策之中。比单纯地给穷人食物更重要的是，帮助其获得就业技能的培训和心灵上的安慰，并使之重建人的尊严与责任的信念。而这些工作最好由社会团体和宗教机构来更多地参与和承担，政府不应当像管家婆那样唱独角戏。布什在“信仰与社区倡议全国大会”上发言指出，应当努力让美国成为一个充满希望和爱的地方，必须致力于“改变文化”，要把那种“如果感觉好就干，如果你有了问题就怪别人”的文化改变成我们每个人都懂得我们对自己生活中所作的决定负有责任的文化，使这个时代成为“负责任的时代”。布什确实是这样做的，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失业率和犯罪率明显下降，经济势头也良好。布什的国内政策给保守主义带来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吸引了更多的美国人的支持。
向全球推广民主自由价值的外交政策
一九四二年，在珍珠港事件半年后，马歇尔将军对对西点军校毕业生说：“我们决心在这场可怕的斗争结束前，我们的国旗被全世界公认为既是自由，也是压倒一切的力量的象征。”六十年后，在同样的地方，布什拓宽了马歇尔的寓意：“无论我们高举国旗到何处，它不仅代表我们的力量，也代表自由。”按照布什的构想，美国仅仅将国力用于确保作为自由之恩典范例的美国的生存和繁荣是不够的，还有必要将美国的国力用于促进和保护他人的自由这一任务——“我们国家的事业历来比保卫国家更为宏大。一如既往地为正义而战——那是有利于人类自由的和平。……我们还决心在各大洲建立自由和开放的社会，以推广和平。”
在全球化的今天，美国因地理环境（两个大洋的包围）而形成“天然屏障”已经不复存在，美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孤立主义”传统也寿终正寝了。世界和平的观念正在改写之中：在基辛格主持美国外交政策的时代，所奉行的是一种近代欧洲自梅特涅以来的“势力均衡”策略（此基本思路一直影响到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里根政府是其间惟一的例外）。以此所达成的和平，往往只是一种短暂的、不稳定的且缺乏正义根基的和平。美国参与签署出卖东欧诸国的雅尔塔协定、在苏联镇压捷克和匈牙利人民起义的时候保持沉默，以及尼克松与毛泽东之间的“亲切交谈”，即是其无视人权的功利主义外交手腕给整个自由世界带来的难以抹去的耻辱。
当今政局对于新总统来说，乃是一个创造“新典范”的时机。于是，布什提出了“创建正义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新思维。他认为，一种稳定的、长久的和平，必然建立在民主、自由价值得到普遍的、广泛的认同的基础上，“我们不能以乐观的期望来保卫美国和我们的朋友。我们不能信赖暴君的话——他们庄严地签署了防扩散条约，而后又有步骤地撕毁它。如果我们任凭威胁完全成为事实，那就为时已晚了。”赖斯说得更加形象：“我们不能让冒烟的枪变成蘑菇云。”布什政府抛弃了对极端主义者和专制政权不切实际的期望，不再徒然地向他们抛出得不到任何回应的橄榄枝。因对黎巴嫩和以色列问题的出色报道而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的弗雷德曼精辟地分析说，恐怖分子留下的纸条明白无误地写着：“我们想要毁灭美国，先从军事和金融中心开始。”由此可见，“恐怖分子并非在努力地寻求一种与我们共存的生活方式。他们想要的只是我们的不存在。”一厢情愿的和平主义不可能改变那些被邪恶的宗教思想和意识形态洗脑的恐怖分子，亦无法最终赢得和平。绝对的和平主义者深深陷入了一种理性的傲慢之中，如果它成为美国政府的决策依据，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正如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奈伊论述的那样：“有些人仇视我们是因为我们开放的价值观和变革的机会。但他们不可能成为多数，除非我们自己无法保护和实践我们的价值理念。有些专制者和原教旨主义者总是会痛恨我们的，我们除了通过更有效的反恐怖主义政策来对付他们以外别无选择。”
布什的西点讲话不失为建立以美国国力为核心、以传播自由为目标的国际新秩序的奠基性文件。布什及其所代表的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文明”只有一种，没有其他的“人类进步模式”，自由价值必须被“普遍化”。这不是一种美国式的傲慢，而是出于对自由的深切认识：当所谓的“自由主义者”都接受了文化相对主义和价值多元主义（即本·拉登的生活方式与美国的生活方式没有是非善恶之分）的时候，新保守主义者却坚信自由是成功的基石，也是文明世界的力量，专制产生的软弱使其在自由面前不堪一击。因此，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上，单边主义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同时，武力也是必要的和必须的。美国的军事存在有力地保障了世界和平。奈伊论述道：“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军事力量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其次，我们也因此成为稳定的重要源泉。例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相信东亚地区十万美军的存在有助于保持地区力量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又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基石。”那些一味批评美国在全球驻军、搞“霸权主义”的人士不妨假设一下，假如美国突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世界将会变成怎样？
布什是冷战结束之后最热衷于向全球推广民主自由价值的美国总统，当然“九·一一”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但即使没有发生此事件，布什也绝对不会满足于当一名守成的总统。美国学者罗伯特·阿特在《美国大战略》一书中阐述说：“美国人高度重视民主，因为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政治理念。扩展民主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外交政策目标是自美国建国以来始终不渝地遵循的，而且美国在追求民主扩展的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美国人相信，民主的政府形式是政治治理的最好形态，其他民族一旦给予自由表达见解的机会，也会同意这种说法的。”布什是此一传统的坚实执行者，他多次称赞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后来担任过以色列内阁部长的夏兰斯基所著的《民主的例子：以自由的力量消除暴政和恐怖》一书。夏氏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必然也是对于尊重人权的最好保证。民主隐含着对生命、财产和自由的尊重和保护，而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真实人权的三个核心组成部分。如果唤醒人类被压制的自由本能，由此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制度，也就能够最好地保证政府不对本国人民或他国人民采取大规模杀戮与屠杀的行径。这样，国际安全与和平也就有了永远的保障。显然，这也正是“布什主义”的真义所在。
宗教信仰是其力量的源泉
世贸大厦倾覆之后的第三天，九月十四日，星期五。布什总统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为死难者和失踪者举办的仪式结束时发表了一篇演说。他的讲话非常坦率：为死者哀悼，为幸存者祈祷，拯救活着的人，坚定地与敌人作战。这一讲话内涵着一种对林肯就职演说间接的、恰当的摹仿。法学家安德森评论说：“这一天，布什终于继承了总统职位的衣钵。作为一个宗教仪式，它在其宗教经文、布道和圣歌中有着明显的传统性。”
布什是一名并不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本身便排斥极端主义思维。英国保守党政治家黑尔什姆勋爵说过，保守主义者的主要兴趣根本不在于政治，而是在于“宗教、艺术、学术、家庭、乡村、朋友、音乐、乐趣和义务”。保守主义主要地是一种态度，间接地是一种政治信条。尽管布什本人在同性恋、堕胎、死刑等问题上观点鲜明，但他并没有顽固到反对一切世俗思想的地步。许多美国人喜欢布什，不是因为他出身豪门，相反乃是因为他身上浓郁的平民气息，“他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曾经为布什担任撰稿人、并长期与之相处的弗鲁姆描述说：“布什是一个好人，却不是软弱的人。他有许多缺点：缺乏耐心，容易发怒，有时说话随便，甚至较真；往往没有足够的好奇心，因而对一些事情了解不多；思考比较接近于常人，也许不大像一个领袖。然而比这些缺点重要得多的是他的优点：正派、诚实、端庄、勇敢和顽强。”确实，布什是一个有缺点的人，但能够使用民众都听得懂的语言传达信息，他并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精英分子。布什的性格和生活经历决定了他是一位温和的保守派。他的力量来自于美国传统深厚的、却一直被东岸知识精英所蔑视的乡村文化，更来自于他虔诚的基督教信仰。
基督信仰是“布什主义”的根基和磐石。布什在未能获得多数西方盟国支持的前提下毅然发动伊拉克战争，其勇气和力量来自于“正义之战”的信念。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布什主义”的两次实践，尤其是后者极富争议。但这两场战争自有其神学支撑。布什尽管收回了“九·一一”刚刚发生之后关于“圣战”的激愤的表达，但他并不讳言这两场战争的意识形态色彩，他指出：“反恐战争需要有决心和耐心，因此它也需要有坚定的道义目的。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的斗争类似于冷战。我们现今的敌人跟过去的敌人一样，只崇尚权力而不顾人的尊严。他们都企图迫使人们默默俯首听命，控制每个人的生活和全部的生活。”这两场战争完全不存在“我们为何而战”的困惑。天主教神学家、经济学家麦克·诺瓦克指出，伊拉克战争是“符合传统的正义之战的教义”。普林斯顿大学法学教授罗伯特·乔治也支持这种信念：“正义战争论是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共同的传统，与犹太教传统对战争与和平的教导一致。因此，根据正义战争论，以军事力量对抗采取罪恶行动的恐怖分子网络与政权，当然有其正当性。”与其说发动战争的理由来自于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深奥的理论，不如说来自与布什每天阅读的圣经中大卫王的《诗篇》。
毫无疑问，美国并不是一个“神道”国家，但它作为一个由清教徒创建的国家，基督教隐然成为一种“公民的宗教”，美国文化亦深受基督教文化的洗礼。保守主义之“保守”，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便在于保护教会和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英国保守主义学者斯克拉顿指出，没有宗教，法律和道德即失去了权威，宗教观念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当代世俗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人们许多自然倾向和传统习俗与成见的源头。当代保守主义者的任务即是回击自由主义对宗教的抨击，维护以宗教观念为核心的传统美德和价值观。布什便是这样一位在信仰饱受攻击的时代里持守信仰的实践者：他在一次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中公开承认，他相信耶稣基督是有原则生活的最佳典范，也是他最崇拜的人。布什从来“不以福音为耻”。从一九九七年开始，联邦法令准许在政府机构中进行宗教活动，只要确保未信者不受到压力。在布什担任总统以后，白宫的查经和祷告活动达到了高潮。即便在出访路途中，布什也不忘参加主日礼拜。有一次他们在空军一号上做礼拜：将近四十名官员和随从涌进飞机上的会议厅，由父亲是长老会牧师的国务卿赖斯带领敬拜，最后以诗歌《奇异恩典》结束聚会。有位白宫官员指出：“没有人把白宫当作教会，但我们都知道我们持有的这个政治异象，乃是以信仰为基础。在白宫里有晨间祷告会和午餐查经班，整个国家都会蒙福。”可以说，如果抽空基督信仰来研究影响布什决策的因素，如果抽空基督信仰来分析“布什主义”的来龙去脉，无异于缘木求鱼。
无疑，当今的世界格局并非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那么乐观：国际恐怖主义结合了危险的现代技术，“九·一一”事件只需要几十个亡命之徒运用几十万美元便可以成功；地区性的独裁国家的态度咄咄逼人（如中共、伊朗和北韩），其统治者不时制造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挑衅西方世界；而西方（尤其是欧洲）深受福利制度之拖累，以及自由派“政治正确”观念的束缚，日渐习惯和满足于采取绥靖政策应对。在此背景之下，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的崛起以及“布什主义”的应运而生，正在深刻地影响和有力地改变着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状貌。
──《观察》首发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