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夫人访华前夕,北京等地几十名异议人士,任畹町、何德普等发出联名信,要求她关注尚在狱中的徐文立的状况。这一呼吁传达到了罗宾逊夫人耳里,她做了及时的回应,即在与中共高层官员见面时,直接呼吁释放徐文立。从效果上讲,北京民运人士此次行动,是一次成功的出击。

自从1999年民主党被镇压以后,大陆民运陷入新的低潮,群体性行动比较少见。此次集体发声,并促成联合国高级官员回应,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大陆民运在高压之下不仅存活,而且仍有生命力。同时,这一动作也促使民运力量思考今后的发展方向。

无庸讳言,大陆民运在“六四”之后的10几年奋斗历程中,虽顽强努力,但仍未在全国产生足够大的影响,也没有形成对当局具有挑战性的压力。究其原因,客观环境固然重要,主观因素也不容忽视。大陆民运10几年从分散走向组党,从活动方式上讲已前进了一大步;但在形象上还仍然停留在抗议的层面上,角色定位也还仍然仅仅是持不同政见者。

民运如果想争取民众的支持,需要两个内容。一是民运的关注范围应当扩大到草根层面,把反对一党专制的政治诉求与老百姓的切实需要结合起来,从而真正走入民间,成为社会代言人。前不久,北京异议人士徐永海、刘凤钢等在网络上发出呼吁,要求北京市政府改变侵犯居民利益的强制拆迁政策(参见徐永海的《让人代知道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有多严重》──编按)。这就是一种健康的尝试。二是民运的政治诉求应当从仅仅是抗议、谴责,进一步扩大到正面提出反对派的政治、社会主张上来,也就是说,不仅有反对,也要有建言。这种建言,并不是针对中共政府,不是向它上奏折;而是面向社会、面向公众,展现政治反对派在国计民生种种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政策主张,从而争取民意支持。

在逆境中坚持的中国民主党在今年的新春文告中针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若干方面提出几十项主张,就是这种转型的开始,也标志转型的意识在大陆民运内部开始成熟。经过一段时间沉淀之后,现在大陆民运又面临一次新的整合的机会与必要,如果能配合上策略的转型,成熟的政治反对派的出现就有希望了。

[转载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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