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川普震撼提出了什么问题》一文里，我写道：“这次大选反映出美国的很多问题，其中主要的一个就是贫富分化的问题。实际上，这次美国的贫富分化，很大程度上和经济全球化有关，和中国有关。”“我们发现，偏偏是中国那样的专制政府，能充分利用低人权优势，造成更高的竞争力。好资本主义反倒比不过坏资本主义。”
6年前，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讲过一个“昂纳克寓言”。秦晖说：假如当年的昂纳克，也就是最后一位正式的东德领导人，成功地把东德的民主化镇压下去，柏林墙也还有，东德的老百姓也还是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人权，但是昂纳克跑到巴黎逛了一通红磨坊，跑到美国逛了一通拉斯维加斯，忽然觉得花花世界很好，他也不想搞什么共产主义了，他就开始搞开放，就是要跟西德搞经济一体化。西德的资本可以过来，然后东德生产的商品可以过去，而且可以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创造全世界任何民主国家不可能提供的那种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比如说你看中那块土地，我就给你抢过来，你想赶走谁，我就给你赶走谁，比如说工人不准讨价还价，农民也不准讨价还价，国家财产想给谁就给谁，老百姓的财产想抢过来就抢过来，官商勾结什么的都可以做。
如果昂纳克政府真是实行这一套，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很简单，西德的工厂就会一窝蜂地跑到东德来，然后把整个东德变成一片血汗工厂，然后生产出大量的廉价商品去覆盖西德的市场，那样一来，西德的工业就垮掉了。当然在东德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就像我们现在在中国看到的，环境污染、血汗工厂、贫富差距、腐败，都会很厉害。但是假定东德人能接受，又假定西德也玩这个游戏，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呢？秦晖认为，最后结果是，西德现在的这套社会制度将会完全崩溃。首先工会垮掉了，福利瓦解了，整个100多年来建立的所谓文明资本主义制度将荡然无存。
面对这种困局，西德只有三个选择，一个是西德人搞自己的柏林墙，把东德的商品挡住不让进来，搞贸易保护主义，或者你把自己的投资管住，我的资本不许出去，你的商品不让进来。现在的西方就在这样搞，贸易保护主义越搞越厉害。但你这样做，在道义上就要付出很大代价，因为这套自由贸易制度本来是你自己倡导的，你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二，如果你不修柏林墙，你就要把你自己的条件降低到东德水平，否则你就不能跟它竞争，福利和自由都要大大往下降，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向东德看齐。如果西德真的做到这点，老实说你也就被东德统一了，因为从社会制度上讲你已经向它学习了。
第三，西德在现行的体制上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不管是自由还是福利的减少都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不要说别的，看一下现在的希腊，福利减一点，马上就有人上街，而且闹得天翻地覆，更不用说引进东德的制度。如果你硬要这样干，西德就会发生社会动乱，那东德甚至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采取军事手段统一西德。
当然，昂纳克寓言只是寓言。昂纳克寓言并没有在德国发生。可是，昂纳克寓言在全球范围内并不是寓言，昂纳克寓言在世界范围内正在上演。其实，昂纳克寓言就算在德国发生了，后果也未必有那么严重——毕竟，东德很小，人口很少，只有1600万，而西德的人口有4600万，东德的人口还不到西德的三分之一。可是，世界范围内上演的昂纳克寓言就不一样了。中国的人口有13亿，而所有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包括欧盟（把脱欧的英国也算上）、日本，还有韩国，加起来才只有10亿。中国能吸收多少发达国家的资本？一旦中国成了血汗工厂，那会对自由世界的经济、并进而对自由世界的政治乃至整个秩序造成何等的冲击？这些都不再是寓言，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已经是现实。
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之一是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是两百年前由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的。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如果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那么到头来，交易双方都可以增进自己的利益。然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理论前提之上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生产要素在一国之内可以自由流动，在两国间则不能流动。在李嘉图的时代，国与国的自由贸易只限于产品。在当时，资本和私人企业是不会移动的，是留在本国的。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却是在产品自由流动之外，还加上了资本和私人企业的自由流动。人员的流动也增加了，不过人员的流动总有各种障碍，因而总是缓慢的、有限的；而资本的流动则易如反掌，十分快捷。既然比较优势理论赖以成立的理论前提发生了重大改变，因此，原先从比较优势理论推出的结论也就不一定还成立了。
不错，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与贸易给两国的经济都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是在一国之内，不同群体的收益情况却可以很不相同。在美国，跨国资本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失去工作的劳工则是相对的乃至绝对的受害者；在中国，最大受益者是政府。另外，两国的受益情况也不等同，总的来说，中国受益要比美国大。这就印证了昂纳克寓言。
秦晖把昂纳克寓言讲给东德末代共产党总理哈斯听，问哈斯昂纳克寓言可能不可能在德国实现。哈斯回答道：不可能，决不可能。哈斯的回答不大清楚——他没有说明，所谓不可能，究竟是他们不愿意这么做呢，抑或是他们愿意这么做但是做不到，或许两者兼而有之。有的人是不愿意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太荒谬了：共产国家的公产原本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共产党怎么能据为己有？共产党不是自称工人阶级先锋队么？怎么能把劳工当奴工？有的人可能是担心做不到：这么做和抢劫有什么区别？老百姓会答应么？要是民众起来抗议，你怎么办？一个自称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府，一个自称人权首先是生存权的政府，如何能对工农大众的要求生存权的抗争痛下杀手呢？
然而，中共政权硬是做到了这一点。这就提醒人们，所谓中国模式，并非只意味着引进市场机制，实行对外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诸如此类；中国模式首先意味着“六四屠杀”。道理很简单。共产党是靠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经济起家的，如今它又回过头来搞私有化、搞市场经济，那无异于釜底抽薪，自己否定了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出要求结束共产党专政的民主化洪流。面对这股民主化洪流，稍有人性的共产党都不敢镇压，而不敢镇压的原因是不好意思镇压，是没脸镇压。因为他们自知理亏心虚，他们对自己的人民有强烈的负罪感。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东欧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尽管重兵在握，但都能放下屠刀，接受民主，与人民达成和解。唯有中共，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坦克车开上街头，残酷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众。伴随着镇压的成功，必定是党内有良知者的出局；必定是民间反抗力量的消沉；必定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必定是道德沦丧，正义缺席。伴随着镇压的成功，原先还有一套意识形态外衣的权力就蜕变为赤裸裸的暴力，少了意识形态的包装，也就少了意识形态的约束，权力从此获得了空前未有的灵活性；只要对自己有利，它既不在乎人类的普适价值，也不在乎自家的党章国法，更不在乎食言而肥、自相矛盾。于是乎，共产党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大搞权贵私有化，就可以对劳工毫不留情地榨取，就可以对任何来自民间的抗争严厉打压，毫不手软；这才有了低人权优势，这才有了中国模式，有了中国奇迹——这也才有了今天正在世界范围内演进的昂纳克寓言。
“六四”不但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除非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否则我们就无法对当今混沌的世界有准确的判断，从而也就不可能找出正确的应对之道。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96期 2016年11月11日—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