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由与祖国:柏克如何看待美洲殖民地的独立革命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一直迷恋于抽象的自由主义理论,梦想着能够创造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理论来。这种“哲学王”式的理想,一方面显示出了井底之蛙般的狂妄——在对自由精神的每一个领域所作出的阐释,西方都已竖立了我们无法企及的标竿;另一方面则是故意对现实世界的遗忘——出于恐惧,出于胆怯,或者其他不能公开言说的原因。如果一个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不敢或不能直截了当地应对贫富悬殊、农民的公民权、法轮功、六四、台湾、西藏等问题,就无法使得自由主义成为一种“有机的资源”和“有吸引力的价值”。

以两岸之统独问题而论,今天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的处境,与昔日柏克在面对美洲问题时的处境相仿佛。那时,英国内部举国都是一派战争的叫嚣:执政者的美洲政策,是参用暴力与蛊惑的,呻吟于权力下面的愚民,则以脑袋做战鼓的皮,或在美洲战场上被锤破;英国的官商、贼民、政客、歹徒、骗子,也和正派的人一道,都成了高尚的人,成了爱国者,“为他们并不去打的战争,高声地请战”,即便是从来没有尝过权力滋味的小百姓,也“犯了骄狂”,“为他们永远也掌不上的残暴的统治权,摇旗呐喊”。柏克在这种举国疯狂的氛围下,毅然提出和解方案,即便在美洲战争爆发之后,仍然坚决反对以武力解决美洲问题,而被辱骂为卖国贼和胆小鬼。正是通过对美洲问题大无畏的言说,柏克将自由主义的精神内核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自由主义也正是在对类似的具体问题的言说中,获得了其蓬勃的生命力。柏克在讨论此具体的政治问题时所坚持的“原价值”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然坚信“自然自由权”高于国家主权。所谓“自然自由权”,是指先于政府的、既非政府创设、政府也无权取消的自由,如信仰的自由权。以此原则来观照美洲问题,柏克则舍祖国而取自由。

另一位自由主义大师阿克顿这样评论说:“美国对欧洲影响最有力的例证是爱蒙德?柏克。我们认为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早年拒绝所有的原则和抽象命题,并变成了一个最为勤勉、也甚为保守的人。当和殖民地的争吵持续不断时,情况有所变化,柏克成为一个革命者,就像华盛顿一样的革命者。”而在我看来,与其说柏克是“美国影响欧洲的例证”,不如说他的根基仍然立在欧洲古典自由主义的源头上。柏克不是革命者——他对法国革命持否定态度,而是古老的自由价值的守护者。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所标榜的自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那只能造成灾难;真正的自由乃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自由,也就是符合自然秩序的自由。因此,对柏克这位文质彬彬的英国绅士来说,美洲同胞的自由显然比虚幻的“大英帝国的版图”更重要。

1775年3月22日,柏克在下议院发表了平生最著名的、题为《论美洲的和解》的演讲。他首先认为,镇压美洲,不仅是对美洲自由权的践踏,也是对英国自由原则的践踏,是对英国宪法的践踏;它不仅为害于美洲,更将为害于英国人的自由;其次,他认为美洲是不可征服的,英国假如动武,则有可能导致美洲独立的后果;第三,即使美洲可以征服,美洲人也不会服从,英国需要不断地镇压,这将使英国变得国弊民衰。遗憾的是,柏克的呼吁在当时武力镇压美洲殖民地的观点甚嚣尘上议会顿成空谷回音。反对派否决了柏克的动议,诺斯的强硬政策得以通过。两个月后,炫耀武力的政策终于激出了来克星顿之战。柏克在获悉此消息后,万分痛苦地说:“完了,与美洲和解的希望,只怕是全完了。血已经流了。闸门开了。流到何时,流到哪里,怎么停下来,只有上帝直到。”大约一个月后,即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发表。柏克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英国的主权,被美洲人“甩在了他的脸上”。

其实,美利坚的开国元勋们一开始的目标不是独立而是自由,他们是为了防止自由被无端剥夺而走向独立的。美洲殖民地的代表人物杰伊在向大不列颠人民的致辞中,就曾经表达了他们的这种感情,他说:“请准许我们像你们一样自由,而对于与你们的联盟,我们深感无尚光荣和无比幸福。”一七七五年前是没有分离问题的。另一位殖民地的代表人物查塔姆在一七七五年的一次演说中指出,英国的自由时代建立在伟大宪政格言(即不得对英格兰人民征税,除非得到他的同意)的基础之上,“努力维持这一原则是大西洋彼岸和此岸的辉格派的共同事业。它是上帝和自然的联盟,像日月星辰一样,恒常、不变和不朽。只要是正义的,那么反抗你们的行为是必要的:你们的全能议会的空洞的宣言,你们关于必须服从的傲慢学说,在说服或者奴役你们的美洲朋友时,将会被发现同样软弱无力。”显而易见,如果当时英国的主政者能够接纳柏克的建议,采取退让和妥协的方式来处理美洲问题,联盟尚不至于迅速破裂,更不必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统独的争端——说不定美国会像加拿大与澳大利亚那样留在英联邦内呢。

柏克为什么会具有某种神奇的免疫力,能够站在激情澎湃的“爱国主义”之外思考问题呢?因为对于柏克来说,在国家、民族和政府这些“宏大叙事”和“崇高价值”之上,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超验的价值,那就是自由。一个“共同体”(如国家、民族和政府)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它理应是按照自由原则来组建的,否则任何人也不必向其效忠。换言之,英国的成立是如此,美洲殖民地以及其他殖民地的成立也是如此,柏克一直坚信:“我们是依据自由原则来看待英国殖民地的建立的,因为它会给王国的未来带来光荣。”

因此,柏克警告英国同胞说,对美洲的战争不是一场在遥远的新大陆进行的、“事不关己”的战争,而是一场同时在英国本土进行的、伤害到了英国人的自由的战争。表面上,这场战争是为了经济利益和面子问题,实质上它触动了英国的立国之本:“为了证明美洲人没有自由的权利,我们天天在拼命颠覆自己的自由精神赖以保全的准则。为证明美洲人不该自由,我们被迫去贬低自由本身的价值;不攻击、或嘲笑我们的先祖曾为之洒热血的某些原则或情感,我们在与殖民地人的政论中,就休想占一点上风。”这场战争最危险之处便在于,它不仅是对美洲人的战争,更是对自由的战争。英国的强大和荣耀,不正源于自由精神吗?柏克认为,英国可以失去庞大的美洲殖民地,却不能失去英国之所以成为英国的自由价值。所以,他才会一改昔日温和保守的形象,如阿克顿勋爵所说,以一副“革命者”的姿态为美洲人的自由和权利辩护。其实,与其说柏克是在为美洲人的自由和权利而辩护,不如说他是在为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英国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而辩护。在此意义上而论,在与那些似乎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爱国贼”的激烈争论中,柏克才是一名真正的“爱国者”。

柏克虽然没有亲自到过美洲,却是那个时代对美洲人的精神把握最为准确的欧洲政治家之一。作为一名主张宗教宽容的、虔诚的宗教信徒,柏克认识到,美洲人是一个崭新的、无比热爱自由的民族,美洲新大陆是由一群追求信仰自由的清教徒创建的,因此自由是他们的首要价值:“宗教每每是活力之源,在这个新的民族身上,宗教是毫不见破弊、毫不见损伤的;他们申明信仰的方式,也是这一自由精神的只要根源。这里的人民是清教徒;这个教派,最反感心灵与思想中的暗中压服。其信条不仅是赞同自由的,更是建立于自由的基础上的。任何有专制政府气味的东西,‘异见派’教会都会反感。”一个有宗教精神作为支撑的、热爱自由的民族,是不可能被武力所征服的。果然,英国政府损兵折将、劳民伤财地将战争持续了八年之后,终于明白了美洲殖民地的脱离是不可挽回的事实,于是被迫与美国签订了承认其独立地位的协议。

柏克还像先知一样预见到了美国在全球自由事业中即将发挥的巨大作用及不可取代的地位:“西方世界是自由的摇篮。直到另一个更为西方化的大陆被发现,因此当自由在其他地区被击溃时,这儿或许就是它的庇护地。幸运的是,在最糟糕的时候人类仍拥有一块庇护地。”一百多年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及冷战,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和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人类的自由事业则是前途幽暗、不可设想的。

(三)两岸问题:激活当代自由主义的一种可能

在面对两岸问题的时候,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能否拥有柏克那样的智慧和勇气?

2005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没有反对票下,以2896票赞成、2票弃权,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34号主席令,公布了这部法律。这部法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在我看来,这部“战争法”的高票通过,不仅显示了那些投赞成票的人大代表的严重失职,而且是大陆自由主义者们共同的耻辱——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

按照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在两岸问题上该持有什么立场,并不需要经过复杂的逻辑推理后才能得出,这是一个常识。但是,大陆的大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此问题上却集体失语。原因有多种,有一部分人不愿涉及类似的“敏感话题”,以免触怒官方,导致自己在官方学术体制内部本已不稳定的位置受到影响;有一部分人深受“爱国”思想所累,虽然倾向于自由主义,却仍然将作为一个价值综合体的“国家”当作最高判断标准,而不去思考国家何以成为国家,国家的存在是否符合自由与正义的原则;而更多的人则是不愿与“大众”发生冲突,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通常不惮批评政府和商人,却害怕站在“大众”的对立面,触犯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无异于让自己身处“背水一战”的境地——如果公开为台湾人的自由和权利辩护,不仅会失去“民心”,甚至会成为大众猛烈攻击的对象。

然而,《反分裂国家法》已经迈出了最危险的一步,将国家拖到了战争的边缘。它以立法的形式,将“反分裂”作为中国社会的最高价值之一,也就杜绝了官方妥协和民间讨论的可能性。这样的做法,差不多是重蹈当年英国解决美洲问题时的覆辙。全国人大中的2896票表明了些什么呢?能够表明这些根本没有经过正常选举程序而当选的“代表”们究竟有多么爱国吗?这种“同仇敌忾”的场景,与当年柏克在英国议会中遭遇到的嘘声没有太大区别。在此背景下,我倒是十分敬重那两张弃权票的主人,他们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尽管他们没有能够表现地更为勇敢一些,直接投上反对票。

当《反分裂国家法》仓猝出台之后,如果自由主义者仍然不能理直气壮地言说两岸问题,那么就意味着对自由事业的又一次背叛。对于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在两岸问题上鲜明地显示自己的立场,就短期而言必定使得自由主义的言说空间受到打压而缩小,但就长期而言它将是对全民的一次自由思想和自由精神的启蒙。在此意义上,言说两岸问题是激活当代中国沉潜的自由主义的一种可能性。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们若不能像昔日的柏克那样,在自由价值遭到扭曲何颠覆的时刻挺身而出,不仅违背了知行合一的道义准则,而且将导致难以挽回的“自我边缘化”。那么,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如何在两岸问题上发言呢?

首先,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应当坚定地反对中共政权使用武力来解决两岸问题的企图。武力决非解决两岸问题的一种选择:以昔日大英帝国独霸世界之强,犹不能让仅有数百万人口的、被视为蛮荒之地的美洲屈服;今日之台湾在民主自由方面已经远远走在大陆的前面,大陆难道想通过一场战争就能让近三千万台湾民众心甘情愿地由文明回归野蛮?

在美洲战争前夕,柏克就已预见到了军事手段的可怕后果:“懂得兵法的人,当然喜欢用兵法。握有国家之霹雳的人,对武器之效力的信心则更大。但是我承认,或是我缺少对武力的知识吧,我主张小心谨慎地处理此事,绝不要动武;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武力是可憎的,而只是说,这样一个蒸蒸日上的民族,有如此的生气,如此的精神、如此的人口,欲以一种有益的、主属的方式,保持他们与我们的关系,则我认为武力是一种无力的办法。”柏克告诫说,武力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千万要谨慎使用。那些迷信暴力的人应当明白:暴力能够奴役一个人一辈子,也能够奴役一个民族一段时间,但暴力绝对不可能永远奴役一个民族。暴力可以剥夺人身体的自由,却不能剥夺人心灵的自由。暴力真的像某些独裁者所想像的那么有效吗?它连一段没有感情的婚姻也不能维持,又怎么能够维系对千百万人的不得民心的统治呢?

柏克反对英国政府对美洲殖民地动武,不是他不爱英国,相反他比那些战争贩子更爱自己的祖国。柏克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武力的不可行:首先,单靠动武只是一时的办法:“它也许能镇压于一时;却不能铲除再一次镇压的必要;一个国家,若需要不停地被征服,那是不可能统治的。”其次,武力是不可靠的,一旦动武则覆水难收:“恐惧往往不是武力的结果;一支军队不是一场胜利。你若一击不中,你就没了手段;因为和解不成,武力还在,而武力若失败,就不再有和解的希望了。”第三个理由是,即便英国在战争中获胜,但战后的美洲早已不是昔日生机勃勃的美洲了,那将是一片满目疮痍的土地和一群充满仇恨的人民,得到它又有什么意义呢?“你虽然试图保全它,却因此损害了它。你收复的东西,不再是你为之而战的东西;在一场争斗中,它贬值了,衰落了,荒芜了,枯萎了。”这三个理由完全适用于劝诫那些希望对台动武的战争狂人。

昔日的英国毕竟是商人的国家,且立国之本为自由主义,故能审时度势,很快中止了与美洲的战争,这场战争也未能动摇英国的根基;而今日的中共政权乃实行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政治,一旦中共政权启动武力攻打台湾,后果将更为严重:台湾固然玉石俱焚,大陆也必将陷入更加黑暗的军人暴政之中,大陆处于萌芽阶段的自由民主事业也将全然断送。因此,今天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也应当像柏克反对英国政府对美洲动武那样,公开地反对中共政权对台动用武力的任何企图。这不是不爱国,而是真正的爱国。

其次,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理应公开地支持台湾人民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事业,承认台湾近年来所取得的民主成就,尊重台湾人民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

柏克当年也是这样做的:他从来没有用“英国的国家利益”来置换自由价值,他毫无保留地称赞美洲人对自由的热爱和坚守。在此价值维度上,他与美洲人堪称兄弟姊妹,而与英国的战争贩子形同路人:“在美洲人的性格中,对自由的热爱是压倒一切的特征,它是美洲人之整体性格和有别于其他人的要素;热爱每每多疑,故你殖民地的人,一旦看到有人企图——哪怕是最小的企图——靠武力夺走、或暗渡陈仓地偷走、在他们看来是生命之惟一价值的好处,他们会起疑心、会骚动、会暴怒的。”柏克看到了美洲人对基督信仰、法律、议会和科学的热爱,这已经成为他们并不悠久的传统和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而传统和生活方式是无法用武力来改变的:“美洲人的教育之无法改变,盖同于他们的信仰。劝他们焚掉他们那奇妙的科学书籍,或把律师逐出法庭,或不选那些把他们特权烂熟于胸中的人、以扑灭他们议会的光,这岂能做得到?而彻底铲除他们的律师坐议其中的民选议会,也不太可行。”正如柏克所预见到的那样,此后一百多年里美国的欣欣向荣正是因为对此种自由价值的坚守和张扬,美国历史学者雅各布?尼德曼亦指出:“美国的自由理念中的最根本的含义,是每个人都有探索和主宰自己良心的权利。政治自由是指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是创造英国允许每个人去探索自身的伦理和灵魂的社会环境。”

今天,台湾社会尽管仍然存在着若干局限和缺陷,但其民主成就可谓全球有目共睹。台湾“兵不刃血”地实现了民主化转型,为大陆提供了若干具有刺激性的思考。承认和尊重今天台湾的现况,也就是为明天的大陆留下一种良性蜕变的可能性。我们固然不能奢望台湾在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中起到某种“二两拨千斤”式的关键作用,但也不能否定台湾的存在确实是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催化剂”之一。比如,与每一个台湾民众的交往过程,也就是一个学习其生活方式的渠道,民主自由既是一种政治制度,也如龙应台所说,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即便出于最为自私的考量,大陆的自由主义者也应当积极地、大声地向大陆的普通民众讲述“真实的台湾”,告诉民众解决两岸问题不是靠武力威胁,而是让大陆早日实现民主自由,在此基础上两岸方能展开真正平等的谈判。

第三,在两岸将来的“统独”与“分合”的选择上,大陆的自由主义者要自觉地突破固有的“大一统”或“南北朝”模式,公开倡导符合自由主义原则的联邦主义、邦联主义或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新式的联盟政体。

我们遗憾地看到,居住在大陆的自由主义者们一般都不敢在两岸问题上公开发言,且不说对台独的立场抱一定的同情与理解,即便是建设性的“联邦说”和“邦联说”,也吞吞吐吐,欲说还休。因为官方已经定下了主调,不与之保持一致则极可能受到惩罚,尤其是《反分裂国家法》出台之后,这方面的言论空间更为狭小。二零零五年的陆健华和程翔案即是官方杀鸡儆猴之举。而反观那些已经旅居西方的、具有大陆背景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深受“大一统”观念所囿,或不敢挑战侨社“红蓝交织”的主流舆论,在此问题上皆充当了自己的“新闻检查官”。旅美学者曹长青是其中的一个例外,但因其过度参与台湾内部的政治角逐,甚至直接帮助民进党在竞选中拉票,使其独立知识分子的公信力受到了一定的伤害。因此,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两岸问题皆是一片亟需填补的、由自由主义来言说的“空白领域”。在两岸官方的僵局中,尤其是身处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更应积极争取在两岸问题上的话语空间和话语主动权,以联邦或邦联式的政治架构来普及自由价值。这种可能性已经呼之欲出:以两岸问题为契入点,为未来的中国设计一套中央与地方权力分割与互动的良性政治机制。

(四)自由是不能被污染的最高价值:自由主义对“大一统”的传统与现实的超越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阻挠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台湾问题上表明自身立场的最大障碍在于:传统的“大一统”理念与现代的主权观念的结合,逐渐凝固化为一套不可置疑的至高价值。台湾学者石之瑜分析说:“两岸间本非主权关系,一旦被锁在主权语言中之后,中国人就必须疏离自己。谁能疏离得最好,就成为先进,被统治集团接受,进入统治集团之林。”这边非统一不可,谁持强硬立场,谁就能够获得官方和民间的双重青睐;那边则非独立不可,谁持强硬立场,谁就能够得到更多的选票。两岸问题遂由此走入不可调和的死胡同。而能够超越“大一统”传统的,惟有坚守与弘扬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

“大一统”的政治架构,既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现实。源远流长的“大一统”观念在今日中国得以强化,得益于两根强心针:即“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学者徐贲以“新极权主义”来定义今天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的特征在于:“‘新极权主义’体制是一种似乎在经济上非常成功的制度,但这种表面上的经济成就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找到了延续自身寿命的法宝;相反,在经济成就的表相下隐藏着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危机凸现出‘新极权主义’制度深层意义上的无出路,即在政治伦理、社会理念和群体共同价值观解体的过程中,统治集团和民众都不可能依靠现行制度重新建立一个有共同价值观支撑的、能得到广泛社会认同的、有希望的替代性体制。”与希特勒式的和斯大林式的“旧极权主义”相比,中国当下的“新极权主义”具有两个新的特点,一是在经济上获得了高速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是以能源的巨大消耗、环境的极度破坏和对奴隶劳工的压榨换来的;二是它虽然不得不默认马列主义的衰亡,却完全丧失了创造一套新的“共同价值”的能力。于是,官方“死马当作活马医”地请来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两尊牌位,根本顾不上它们与经典马列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便三心二意地让它们登基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在此情形下,台湾问题便成为中共当局凝聚民族“向心力”和整合社会思想时的一招杀手锏——被妖魔化的台湾不幸被迫充当中国的“敌人”的角色。

在中国大陆,“大一统”思维依靠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输血”不断膨胀,经由九十年代至今遂形成独大的地位。作为自由主义的反面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虽然能暂时填补当下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精神资源的空缺,甚至与“向后看”的儒学和“向西看”的后现代主义“称兄道弟”——某些民族主义者同时又是儒家至上主义者,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同时又是民粹主义者;但它们无法为中国的民主化提供任何正面的动力。不过,中共当局根本就没有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善意,也就不在乎打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牌是不是饮鸩止渴了。从官方“和平崛起”新外交政策的拓展到民间反美反日反台情绪的持续发酵,以及两者之间的互相渗透与互动,再辅助以“神五”、“神六”的升空和奥运金牌、“刘翔神话”和“姚明神话”,以及“国际大导演”张艺谋在《英雄》中宣扬的“天下观”,一个“虚火”的中国便应运而生。

官方和民间同时使用这两个“病灶”来烧菜煮饭,能够让身体健康起来吗?学者朱学勤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视为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并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顿挫都与之有着必然的关系:“民粹主义和病态民族主义这两个精神病灶,时时冒烟,时时发作。……新文化运动的断裂、五四之后的以俄为师、知识界两次大规模左倾,百年沉疴,萦萦大端,都与这两个精神病灶直接相关。”其实,此两大精神病灶,虽然在五四之后成形,但亦与中国之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不能完全归罪于五四。作为一个中古时代形成的政治观念,“大一统”在获得了具有现代性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支持后,方才得以起死回生、卷土重来。在其笼罩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比任何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更为信赖或认同中央集权制度。徐复观对此分析说:“各种不合理的东西,随时间之经过,因人性中对外来压力所发生的自我保存与适应作用,及生活中因惯性而对现实任何存在,容易与以惰性承认的情形,也渐渐忘记那些事物是不合理的。”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正是由此潜移默化地渗透进历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之中。当代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浅尝辄止,亦未能完成此“刮骨疗伤”的去毒疗程。

在汉文化圈内,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或者说“爱国主义”,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地,都比其它任何政治观点或伦理道德,具备更强大得多的号召力。“民粹口号”和“爱国口号”不需要诉诸于教育程度和道德水准,更不需要理性的自律,它像魔咒一样摄人魂魄。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网络和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虚迅速崛起,其正面因素是突破了中共当局严密的信息封锁,其负面因素是使得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成为网络时代的狂欢——在虚拟空间中,理性的声音遭到冷淡和放逐,“网络义和团”成为绝对的“政治正确”。部分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在“大一统”的压力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诱惑之下迷失了自己。以某些自由派人士向民族主义屈膝而论,在二零零五年的反日运动中,出现了焦国标与郭飞熊之间的争论——郭飞熊虽然积极参与民间维权运动,却试图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策略,通过介入反日活动而赢得民心,因此高调批判焦国标的“卖国理论”,此种策略压倒真理的考虑必将危害自由主义事业本身;也出现了陈永苗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联合”的设想——陈永苗自诩要利用民族主义来扩大自由主义的言说空间,这种让民族主义来赋予自由主义以“合法性”和“道义力量”的奇谈怪论,亦表明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根基是何其浅薄,一有风吹草动便把持不住。以某些自由派人士向民粹主义卑躬而论,二零零五年风靡全中国的“超女选秀”,便被诸多学者名流“过度阐释”成为“一场伟大的民主试验”,“中国人民正在学习如何使用手机投票”。这是以赤裸裸的方式向洪水般的“民众”抛媚眼,亦正是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性的表现。然而,知识分子一旦放弃了对自由价值的持守,也就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声音——“过度地以观众为中心与一维的消费至上主义观点引致了在有关最广义的‘优质’与‘进步’两个问题上的悲观的先决,这导致了令人困惑与无望的沉默。”以上两个例子均从反面说明: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必须将自由当作不容污染的惟一的、最高的价值。

正如徐复观所说:“中国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对知识分子的压力,事实上是在不断的积累中更为深刻化。”就现实处境而言,除了御用的文人学者之外,没有一个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可以说自己是自由的,没有一个人逃脱了专制政治的压力。在蒋氏威权主义统治的台湾,晚年的胡适经历了《自由中国》事件之后几乎一夜白头。胡适晚年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或革命。在这样的时代,胡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矛盾。一方面,是世界文化的方向已经清楚地表明,追求自由、民主、科学已经成为历史不可逆转的趋势;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背负太沉重的历史包袱,中国的经济政治结构仍制约着自由民主的发芽、生根。”这一时代背景,与四十年后的今日之中国大陆是何其的相似。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胡适是如何应对的呢?角色决定了命运,亦决定了其文化及政治取向:“胡适在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既有追求,又有节制;既有坚持,又有牺牲;寻求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联结点、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平衡点,也是为自由主义寻找空间,是对自由主义在专制横逆之下获得生存与传播作出的贡献。”无庸讳言,胡适是一名失败者,他的失败不仅因为时代的限制,他本人未能做到其手书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八个字。胡适的失败乃是因为他未能坚守自由主义的纯粹性,未能以自己的身体力行赋予自由主义以巨大的道德感召力,他一生都在像走钢丝一样寻找平衡,而正是这种平衡毁灭了他所憧憬的自由理想。在这个意义上,胡适对自由中国的贡献确实不如在自由主义的道路上义无反顾、身体力行的殷海光。胡适倒下的地方也许正是我们站起来的地方:今日之中国大陆,任何一个自由主义者都不能回避自由主义与“大一统”观念的尖锐对立性,任何一个自由主义者都不能在包括两岸问题在内的所谓“敏感问题”上保持沉默。自由主义与暴力、与专制、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不能有任何的妥协:当年柏克宁愿被辱骂为卖国贼也要陈述其体认到的真理,今天我们也要顶着被辱骂为卖国贼的风险在两岸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来。柏克的《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讲》便是我们言说两岸问题的起点。简言之,今天的中国并不需要对自由主义的“理论创新”,或为之寻找“传统中的生长点”,今天的中国需要的是将自由主义问题化和实践化——没有问题化和实践化便没有本土化。在此意义上,以丁子霖女士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以及蒋彦永医生和高智晟律师,才是今天中国的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言说和行动让自由主义像光一样照亮了黑暗。让我们也像他们一样言说和行动。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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