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这个时髦概念，既不是纯经济学的，也无文明内涵，有点半生不熟，读了种种说法，还是五里雾中，后来干脆拆解得简单一点来看，才恍然大悟，原来在欧美发达国家（G8）之外，再加上一个中国，一个印度，便是“全球化”了，跟这个星球的其余地方不搭界。后加入的两国，偏又跟几件东西密不可分：高人口密度，廉价劳力，还有一个喜马拉雅山。
一丶
《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说，在地球转型的地理纪录上，中国是冲撞最剧烈的地带。三千五百万年前启动的印度板块构造性撞击（tectonic crash）欧亚板块，隆起了喜玛拉雅山，中尼边界的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和世界屋脊西藏高原。这个新的海拔高度，转换了气候形态，在北部形成沙漠，却以印度洋之雨季浸淫其南部；从高原冰河流出来的中国生命线长江黄河，徜徉东去，虽渐次低落，却依旧跌宕，江河流域孕育的沃壤，风调雨顺滋育的大地，使中国文明出现于公元前六千五百年之际，世界上第一个种植谷物丶驯养家禽的地方，其供养的人口终于成为世界之最。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发生四川汶川大地震，八级，地震界的解释是来自印度板块的撞击，千万年尚未底定的一个地质运动。这个撞击在四川盆地的东缘龙门山断层，撕开了口子，而那里正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深山密林的绵阳安县，就有五十万人，因而杀伤之惨重，乃是无从避免的。从宏观框架来看，大自然的恩赐实在是塞翁失马。地质运动间隙中的人类文明，该有怎样的“环境意识”呢？
另外一个未解之谜，却在地球的另一端。以气候温良、丰饶膏腴绝不逊于这东亚桑梓的美洲大陆，甚至未能发育出完整的谷物种植型的农业文明，就由于对资源的掠夺型开发而突然神秘地发生了文明崩溃。地理生物学家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按照他首创的崩溃“五点框架论”(a five-point framework)，解释玛雅文明的消失，符合其中四点，即：一是森林砍伐和土地侵蚀，二是反复的干旱，三是战乱，四是糜费的政治性竞争，如建造纪念碑；第五种因素“贸易和贸易转让”，因该大陆的与世隔绝而不明显。
《国家地理》杂志提供了一个范例。拉丁美洲土著（indigenous）在北部墨西哥沙漠地区，是无定居（漂流）方式，利于狩猎和采集，小族群并且社会结构简单。丛林居住的土著以狩猎为主，但茂盛的雨林环境也可发展农业，使其处于半定居状态。热带土壤稀薄，茂密的植被给人错觉，似乎肥力无限，事实上热带雨林惊人的生命力只存在于昆虫、林木，以及没有根茎在土壤里的树林寄生菌类。尤其是在亚马孙流域热带雨林中，土壤微乎其微，农业收成令人绝望，且仅能维持数年，所以丛林土着实行“移动耕种”，也叫“刀耕火种”。半定居土著建村落，但迁移频繁，以休耕轮种，巴西历史上著名的土著社会“Tupi”，就以宗族和耕种作业分类组成社会，而不是以阶级，他们也没有帝国。
那么，在四千年的中国文明史里，无论“崩溃五点框架论”套不套得上，这个最长寿的农业文明却至今没有崩溃，要么就是它对环境、自然的破坏掠夺并不剧烈，要么就是这套模式只是从美洲文明中设计出来的，摆到东亚就失灵了。也许，东亚比南美延长了一千年的文明寿数，在漫长的地质年代或环境年代里，原是微不足道的，自然环境的报复才刚刚开始，惟其是灾难的初始，又充满了神秘的感应。
二丶
这么一块膏腴之地，其几千年的经济开放模式，近来有人反省，称为“吃祖宗饭，夺子孙路”的路子。最着名的例子，自然是黄土高原，在《禹贡》土壤分类的等级中被载为“上上一等”，曾经是森林茂密，草原肥美，经过上千年掠夺式的开发，成为一片荒山秃岭，水土流失严重，大量泥沙被冲进黄河，形成了世界罕见的“悬河”。云贵高原是另一个例子，古代被视为“瘟疫之乡”，反而逃过了过度开放，成为中国唯一幸存的热带雨林，物种惊人得丰富，但是明清之际，大量人口迁入，开山垦荒，乱砍滥伐，把原始森林毁为农田，森林覆盖率下降34%，许多地方都成了童山秃岭。
华夏文明由黄河、长江孕育，是所谓“河流文明”，她却从二十世纪末，开始发生严重的“水危机”。中国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4，居世界第109位，是一个贫水大国。有人算过一笔帐：黄河丶淮河和海河3个流域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5%，耕地、人口和 GDP分别占全国的1/3，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7%；北方河流都出现断流，1997年黄河干流断流226天，整个河口断流里程接近800公里；长江十年之内将变成“第二条黄河”；此外，中国六百个城市中四百个缺水，110个严重缺水。首都北京的水资源紧缺程度已经超乎想象，目前主要靠过度开采地下水勉强维持，迫切地等待南水北调2014年中线通水到北京。
全国七大水系皆污染严重；五大湖湖容剧减，水质污染；近海赤潮频发，渤海鱼资源告罄，已是“空海”。太湖流域、海河流域，是两个污染最严重的流域。在珠三角、长三角，100公里的河道上，工厂密集，多到上千家，而中国竟然只采用欧美国家极轻微的“污染排放标准”，而且企业不必花钱治理污染，只需交纳轻微罚单。河流不堪重负。
此即中国人为其“经济起飞”所付出的代价。黄肖路说，一九七〇年她随父亲黄万里 下放鄱阳湖畔的干校，一日傍晚父女俩大堤散步，感叹眼前鄱阳湖的景色，黄里万随口吟诵“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里的名句，此序写于公元六七五年，离一九七〇年是一千三百年之遥，却景色相去不远。但是仅仅四十年后，今天鄱阳湖几乎干枯了。这个细节，彰显了“经济奇迹”的破坏力有多大。中国网民说：“地球上最后一滴水是人类的眼泪。”
然而中国哪里仅仅是水污染？土地、空气都污染了，是整体、彻底的污染。农药、化肥、垃圾污染水体和农作物，食品安全超越治安，成为一个最广泛的社会恐慌。至於空气污染，近年来在华北和北京频繁出现的雾霾灾难，已是举世皆知。戴蒙还提到“沙尘暴”，说中国北方从公元三百年到一九五〇年间，平均每３１年遭受一次“沙尘暴”；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九〇年，每２０个月出现一次；一九九〇年以后就几乎年年发生。老百姓深恶痛绝地称之为“北方的狼”，它每次光临，大面积刮走农田肥土，刮死种子和幼苗，打落瓜果，填埋农田、牧场、水渠、坎儿井。
戴蒙的两本环保巨著《枪炮、病菌与钢铁》和《崩溃》，都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了，但是无人理睬他的崩溃“五点框架论”，而对中国来说，玛雅文明崩溃的前车之鉴，仍然是遥不可及的、彷佛另一个星球的故事。
三丶
鄱阳湖萎缩，根本原因是湖北承担了中国两个最大的工程——三峡和南水北调 ，两个工程是姐妹工程。南水北调一条引水干渠要打破七百多条自然河流的流水，把中原大地所有的水流都给切坏了。这个工程就是江泽民要办“零八奥运”，向北京供水十亿立方水，匆忙批准上马。
湖北这个例子，可称为一个“聚丛”（cluster）。第一，它是华夏江河湖海全面告急的一个缩影；第二，它又“超级工程” （megaprojects）的另一个缩影。大陆“凯迪网”出现过一个“中国超级工程一览目录”的帖子，题目很张狂，叫做“让老外看得目瞪口呆”，一共１０６项，其中几项巨型的包括：
南水北调工程——世界最大水利工程（5000亿元）
西电东送工程——世界最大电力项目（5265亿以上）
“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世界最大规模高速公路项目（9000亿元）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万亿元）
农村“村村通”工程（ 1万亿元以上）
这个单子，反映了今天中国那种肆无忌惮折腾大自然的靡费无度，玩大自然就像小孩玩积木、在海滩堆沙，可说是西方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未曾有过的好大喜功，一种现代型的狂热和盲目。戴蒙在他的《崩溃》中，特劈第十二章“中国：摇摆不定的巨人”，描述中国的环境危机，其中也提到它的超级工程，如三峡大坝的“环境成本，则是水土保持和生态稳定压力增加。至于南水北调工程，其代价更为昂贵……可能造成污染扩散以及水资源失衡等问题”。
二〇〇六年三峡大坝竣工，紧接着当年四川盆地干旱酷热，夏天重庆忽然出现历史上罕见的、连续90多天的大旱灾，最高高温达44.5℃；二〇〇七年长江断流，川江水位创一九八二年有水位记录以来的最低点，下游的洞庭湖开始干涸；二〇一一年上半年南方又出现严重干旱。有研究认为，三峡大坝带来了“风阻效应”，使整个四川盆地风调雨顺的的雨水被大坝给生生截断，正所谓“截断巫山云雨”（毛泽东语）。也就是说，在三峡下游与上游之间，蓦然竖起一道密不透风的挡风墙，即高耸的大坝，它无端封住了以往由长江顺流而上的丰沛水气，导致了四川盆地当年的降雨急剧稀少。甚至有人也论证，三峡大坝诱发了二〇〇八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因为那里是地震活动带，不宜兴建大水库。
今天中国人对于生态危机，已然无奈，他们看不到解决这种危机的政治途径。民间只流传着一个故事：前毛泽东秘书李锐，２００４年给胡锦涛温家宝写信谈“三峡”祸事，告诉他们，黄万里生前留下一句话：将来三峡出事，要在白帝城头修庙，并用铸铁立三人跪像——推动兴建此坝的三个罪人，中间一女，两边各一男，即钱正英 丶张光斗 丶李鹏 。这是模仿杭州西湖岳坟里的秦侩等四人铁铸跪像，惩罚历史罪人的一种中国传统。
四丶
“超级工程”单子里，还有一项“西部大开发”，投资8500亿元以上。在“西部大开发”的浪潮下，西藏的生态开始面临劫难。
西藏是“地球第三极”，是北半球气候“调节区”和“启动器”，也是“江河源”和“生态源”。青藏高原上的冰川，是许多河湖水源的补给来源，东流有长江、黄河，西流有印度河，南流有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长江发源的冰川叫姜古迪如冰川，「绿色家园」召集人汪永晨说她一九九八年去过一次，那里还是“高原草甸，滚滚江水”，有七百多跳冰川；十一年后再去，冰川已经全部消失，“很多长江源的支流已经完全干涸了，一点水都没有”。另据报道，黄河源区，青海玛多“三江源区”的四千多个湖泊，90%以上已经干涸。
雅鲁藏布江，据说是地球上最富含水力发电潜能的两条河流之一，据称中国正计划在她那个着名的“大拐弯”处，兴建三十八亿瓦特的水电站。拦截此江，便如同摧毁西藏高原极脆弱的生态系统。中国会歇手吗？未来二十年中国能源需求面临巨大缺口，要增加二十六座兖州煤矿、六个大庆油田、八个天然气西气东输工程、四个三峡水电站的装机容量、二十个大亚湾核电站和四百个个大型火电站。
戴蒙的崩溃“五点框架论”，包括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好的贸易伙伴、文化价值观上如何应对生态——前两点和第五点，是对任何文明都适用的；有趣的是，第四点“强邻在侧”和第五点“好的贸易伙伴”，恰是一对悖论的因素，套在中藏关系上再合适不过，因为敬畏大自然的西藏文明拥有最先进的生态伦理，她却不能守护她的“天上人间”完好如初，就是因为她不幸与华夏毗邻，这个强邻的虎视眈眈，正是要毁灭藏传佛教，才能最终占有西藏的自然资源。
五丶
十四世达赖喇嘛从佛教讲环保，颇智慧。一方面他说，环保跟宗教、伦理或道德无关，那些都是奢侈品，而环保则是生存底线，因为跟大自然为敌，人类无以生存；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环保需要伦理和信仰，因为人类的贪婪，即佛教所称的“三毒”贪嗔痴，才是大自然的灾难根源。由此观之，华夏文明欲救环境毁灭的灾难，恐怕需要从西藏再引进一次佛教，就像唐朝玄奘“西天取经”一样；或者，就像近代亡国危机时，从西方引进德赛两先生。
然而今天在中国发生的，却是一个执政集团的“贪嗔痴”，其片面追求ＧＤＰ已直接危及民生，引起社会普遍的恐惧，于是环保又超出伦理范畴，变成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中国所为者，含有两个层次的破坏：在生态的含义上，破坏西藏的生态，意味着摧毁东亚桑梓的生态源头；在精神的含义上，藏传佛教蕴含的巨大资源，尤其是达赖喇嘛从中提升出来的普世价值，可以接济我们的文明缺失，我们却正在下手把它灭绝。这也正好应了《孟子》里的一句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喜马拉雅是“生态源”，两侧各有一个最古老的大河文明，华夏和印度，两边都应当拜西藏雪山为“养育父母”，中国伦理讲究“滴水之恩，涌泉以报”，可是我们今天做的恰好相反。喜马拉雅也是一个“价值源”，尤其南麓的恒河流域，乃是人类的价值发源地之一，孕育释迦摩尼的佛教在先，又孕育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於後，为人类贡献了一种现代普世价值。这个价值源头，犹如雪山化泉灌河，又在西藏和华夏分别养育出她的传人。
现代社会侵入世界屋脊，几将藏民族逼成“灭绝文明”，然而命运却给了他们一个前所未有的达赖喇嘛，率领藏民族走出高原隔绝，将藏传佛教散布世界，普济全球，他也从一个“手持白莲的观音”，变成世界精神领袖；而汉人刘晓波只是一个势单力薄的异见知识分子，却在华夏社会被一场大屠杀浸淫於暴戾之气几十年中，依然有勇气承接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他们两人作为“诺贝尔和平桂冠者”，都对纠正现代社会的偏失，建下垂世之功。
“现代化”理论以成败论定文明，乃是达尔文“优胜劣败”在人文上的逻辑延伸。基本上，地理生物学家贾德•戴蒙也不过是把物种演化的思路，在气候、地理的“先天环境”预设下，把农业文明的“优胜劣败”再演绎一遍。所以，设若“现代化”的宿命乃是不可抗拒的，那么印第安人的灭绝根本是一个无解的命题。那么中国呢？为追赶“现代化”而把自己优渥的东亚桑梓淬砺成“世界工厂”，以消耗有限资源丶毁灭生态去供养“全球化”，用来换取一个短促王朝的苟活。这是在人类文明经过工业化洗礼而悟出“环境意识”之后，让中国宿命地去步玛雅文明的后尘。那麽发达的西方呢？这个维度，也折射出西方后现代“环境意识”的暧昧性，那是“以邻为壑”。至此“全球化”的实质才显露，原来G8是消费市场，中国和印度是世界工厂。喜马拉雅两侧雪水滋养的膏腴之地，不出几十年就污秽不堪——转嫁环保代价给廉价劳力国度，取消了环保意识的先锋性和有效性：没有全球范围的环保，就不可能有任何一国的环保。
来源：作者面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