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东亚桑梓——华夏文明要步玛雅崩溃的后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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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8b%8f%e6%99%93%e5%ba%b7“全球化”这个时髦概念,既不是纯经济学的,也无文明内涵,有点半生不熟,读了种种说法,还是五里雾中,后来干脆拆解得简单一点来看,才恍然大悟,原来在欧美发达国家(G8)之外,再加上一个中国,一个印度,便是“全球化”了,跟这个星球的其余地方不搭界。后加入的两国,偏又跟几件东西密不可分:高人口密度,廉价劳力,还有一个喜马拉雅山。

一丶

《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说,在地球转型的地理纪录上,中国是冲撞最剧烈的地带。三千五百万年前启动的印度板块构造性撞击(tectonic crash)欧亚板块,隆起了喜玛拉雅山,中尼边界的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和世界屋脊西藏高原。这个新的海拔高度,转换了气候形态,在北部形成沙漠,却以印度洋之雨季浸淫其南部;从高原冰河流出来的中国生命线长江黄河,徜徉东去,虽渐次低落,却依旧跌宕,江河流域孕育的沃壤,风调雨顺滋育的大地,使中国文明出现于公元前六千五百年之际,世界上第一个种植谷物丶驯养家禽的地方,其供养的人口终于成为世界之最。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发生四川汶川大地震,八级,地震界的解释是来自印度板块的撞击,千万年尚未底定的一个地质运动。这个撞击在四川盆地的东缘龙门山断层,撕开了口子,而那里正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深山密林的绵阳安县,就有五十万人,因而杀伤之惨重,乃是无从避免的。从宏观框架来看,大自然的恩赐实在是塞翁失马。地质运动间隙中的人类文明,该有怎样的“环境意识”呢?

另外一个未解之谜,却在地球的另一端。以气候温良、丰饶膏腴绝不逊于这东亚桑梓的美洲大陆,甚至未能发育出完整的谷物种植型的农业文明,就由于对资源的掠夺型开发而突然神秘地发生了文明崩溃。地理生物学家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按照他首创的崩溃“五点框架论”(a five-point framework),解释玛雅文明的消失,符合其中四点,即:一是森林砍伐和土地侵蚀,二是反复的干旱,三是战乱,四是糜费的政治性竞争,如建造纪念碑;第五种因素“贸易和贸易转让”,因该大陆的与世隔绝而不明显。

《国家地理》杂志提供了一个范例。拉丁美洲土著(indigenous)在北部墨西哥沙漠地区,是无定居(漂流)方式,利于狩猎和采集,小族群并且社会结构简单。丛林居住的土著以狩猎为主,但茂盛的雨林环境也可发展农业,使其处于半定居状态。热带土壤稀薄,茂密的植被给人错觉,似乎肥力无限,事实上热带雨林惊人的生命力只存在于昆虫、林木,以及没有根茎在土壤里的树林寄生菌类。尤其是在亚马孙流域热带雨林中,土壤微乎其微,农业收成令人绝望,且仅能维持数年,所以丛林土着实行“移动耕种”,也叫“刀耕火种”。半定居土著建村落,但迁移频繁,以休耕轮种,巴西历史上著名的土著社会“Tupi”,就以宗族和耕种作业分类组成社会,而不是以阶级,他们也没有帝国。

那么,在四千年的中国文明史里,无论“崩溃五点框架论”套不套得上,这个最长寿的农业文明却至今没有崩溃,要么就是它对环境、自然的破坏掠夺并不剧烈,要么就是这套模式只是从美洲文明中设计出来的,摆到东亚就失灵了。也许,东亚比南美延长了一千年的文明寿数,在漫长的地质年代或环境年代里,原是微不足道的,自然环境的报复才刚刚开始,惟其是灾难的初始,又充满了神秘的感应。

二丶

这么一块膏腴之地,其几千年的经济开放模式,近来有人反省,称为“吃祖宗饭,夺子孙路”的路子。最着名的例子,自然是黄土高原,在《禹贡》土壤分类的等级中被载为“上上一等”,曾经是森林茂密,草原肥美,经过上千年掠夺式的开发,成为一片荒山秃岭,水土流失严重,大量泥沙被冲进黄河,形成了世界罕见的“悬河”。云贵高原是另一个例子,古代被视为“瘟疫之乡”,反而逃过了过度开放,成为中国唯一幸存的热带雨林,物种惊人得丰富,但是明清之际,大量人口迁入,开山垦荒,乱砍滥伐,把原始森林毁为农田,森林覆盖率下降34%,许多地方都成了童山秃岭。

华夏文明由黄河、长江孕育,是所谓“河流文明”,她却从二十世纪末,开始发生严重的“水危机”。中国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4,居世界第109位,是一个贫水大国。有人算过一笔帐:黄河丶淮河和海河3个流域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5%,耕地、人口和 GDP分别占全国的1/3,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7%;北方河流都出现断流,1997年黄河干流断流226天,整个河口断流里程接近800公里;长江十年之内将变成“第二条黄河”;此外,中国六百个城市中四百个缺水,110个严重缺水。首都北京的水资源紧缺程度已经超乎想象,目前主要靠过度开采地下水勉强维持,迫切地等待南水北调2014年中线通水到北京。

全国七大水系皆污染严重;五大湖湖容剧减,水质污染;近海赤潮频发,渤海鱼资源告罄,已是“空海”。太湖流域、海河流域,是两个污染最严重的流域。在珠三角、长三角,100公里的河道上,工厂密集,多到上千家,而中国竟然只采用欧美国家极轻微的“污染排放标准”,而且企业不必花钱治理污染,只需交纳轻微罚单。河流不堪重负。

此即中国人为其“经济起飞”所付出的代价。黄肖路说,一九七〇年她随父亲黄万里 下放鄱阳湖畔的干校,一日傍晚父女俩大堤散步,感叹眼前鄱阳湖的景色,黄里万随口吟诵“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里的名句,此序写于公元六七五年,离一九七〇年是一千三百年之遥,却景色相去不远。但是仅仅四十年后,今天鄱阳湖几乎干枯了。这个细节,彰显了“经济奇迹”的破坏力有多大。中国网民说:“地球上最后一滴水是人类的眼泪。”

然而中国哪里仅仅是水污染?土地、空气都污染了,是整体、彻底的污染。农药、化肥、垃圾污染水体和农作物,食品安全超越治安,成为一个最广泛的社会恐慌。至於空气污染,近年来在华北和北京频繁出现的雾霾灾难,已是举世皆知。戴蒙还提到“沙尘暴”,说中国北方从公元三百年到一九五〇年间,平均每31年遭受一次“沙尘暴”;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九〇年,每20个月出现一次;一九九〇年以后就几乎年年发生。老百姓深恶痛绝地称之为“北方的狼”,它每次光临,大面积刮走农田肥土,刮死种子和幼苗,打落瓜果,填埋农田、牧场、水渠、坎儿井。

戴蒙的两本环保巨著《枪炮、病菌与钢铁》和《崩溃》,都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了,但是无人理睬他的崩溃“五点框架论”,而对中国来说,玛雅文明崩溃的前车之鉴,仍然是遥不可及的、彷佛另一个星球的故事。

三丶

鄱阳湖萎缩,根本原因是湖北承担了中国两个最大的工程——三峡和南水北调 ,两个工程是姐妹工程。南水北调一条引水干渠要打破七百多条自然河流的流水,把中原大地所有的水流都给切坏了。这个工程就是江泽民要办“零八奥运”,向北京供水十亿立方水,匆忙批准上马。

湖北这个例子,可称为一个“聚丛”(cluster)。第一,它是华夏江河湖海全面告急的一个缩影;第二,它又“超级工程” (megaprojects)的另一个缩影。大陆“凯迪网”出现过一个“中国超级工程一览目录”的帖子,题目很张狂,叫做“让老外看得目瞪口呆”,一共106项,其中几项巨型的包括:

南水北调工程——世界最大水利工程(5000亿元)
西电东送工程——世界最大电力项目(5265亿以上)
“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世界最大规模高速公路项目(9000亿元)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万亿元)
农村“村村通”工程( 1万亿元以上)

这个单子,反映了今天中国那种肆无忌惮折腾大自然的靡费无度,玩大自然就像小孩玩积木、在海滩堆沙,可说是西方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未曾有过的好大喜功,一种现代型的狂热和盲目。戴蒙在他的《崩溃》中,特劈第十二章“中国:摇摆不定的巨人”,描述中国的环境危机,其中也提到它的超级工程,如三峡大坝的“环境成本,则是水土保持和生态稳定压力增加。至于南水北调工程,其代价更为昂贵……可能造成污染扩散以及水资源失衡等问题”。

二〇〇六年三峡大坝竣工,紧接着当年四川盆地干旱酷热,夏天重庆忽然出现历史上罕见的、连续90多天的大旱灾,最高高温达44.5℃;二〇〇七年长江断流,川江水位创一九八二年有水位记录以来的最低点,下游的洞庭湖开始干涸;二〇一一年上半年南方又出现严重干旱。有研究认为,三峡大坝带来了“风阻效应”,使整个四川盆地风调雨顺的的雨水被大坝给生生截断,正所谓“截断巫山云雨”(毛泽东语)。也就是说,在三峡下游与上游之间,蓦然竖起一道密不透风的挡风墙,即高耸的大坝,它无端封住了以往由长江顺流而上的丰沛水气,导致了四川盆地当年的降雨急剧稀少。甚至有人也论证,三峡大坝诱发了二〇〇八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因为那里是地震活动带,不宜兴建大水库。

今天中国人对于生态危机,已然无奈,他们看不到解决这种危机的政治途径。民间只流传着一个故事:前毛泽东秘书李锐,2004年给胡锦涛温家宝写信谈“三峡”祸事,告诉他们,黄万里生前留下一句话:将来三峡出事,要在白帝城头修庙,并用铸铁立三人跪像——推动兴建此坝的三个罪人,中间一女,两边各一男,即钱正英 丶张光斗 丶李鹏 。这是模仿杭州西湖岳坟里的秦侩等四人铁铸跪像,惩罚历史罪人的一种中国传统。

四丶

“超级工程”单子里,还有一项“西部大开发”,投资8500亿元以上。在“西部大开发”的浪潮下,西藏的生态开始面临劫难。

西藏是“地球第三极”,是北半球气候“调节区”和“启动器”,也是“江河源”和“生态源”。青藏高原上的冰川,是许多河湖水源的补给来源,东流有长江、黄河,西流有印度河,南流有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长江发源的冰川叫姜古迪如冰川,「绿色家园」召集人汪永晨说她一九九八年去过一次,那里还是“高原草甸,滚滚江水”,有七百多跳冰川;十一年后再去,冰川已经全部消失,“很多长江源的支流已经完全干涸了,一点水都没有”。另据报道,黄河源区,青海玛多“三江源区”的四千多个湖泊,90%以上已经干涸。

雅鲁藏布江,据说是地球上最富含水力发电潜能的两条河流之一,据称中国正计划在她那个着名的“大拐弯”处,兴建三十八亿瓦特的水电站。拦截此江,便如同摧毁西藏高原极脆弱的生态系统。中国会歇手吗?未来二十年中国能源需求面临巨大缺口,要增加二十六座兖州煤矿、六个大庆油田、八个天然气西气东输工程、四个三峡水电站的装机容量、二十个大亚湾核电站和四百个个大型火电站。

戴蒙的崩溃“五点框架论”,包括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好的贸易伙伴、文化价值观上如何应对生态——前两点和第五点,是对任何文明都适用的;有趣的是,第四点“强邻在侧”和第五点“好的贸易伙伴”,恰是一对悖论的因素,套在中藏关系上再合适不过,因为敬畏大自然的西藏文明拥有最先进的生态伦理,她却不能守护她的“天上人间”完好如初,就是因为她不幸与华夏毗邻,这个强邻的虎视眈眈,正是要毁灭藏传佛教,才能最终占有西藏的自然资源。

五丶

十四世达赖喇嘛从佛教讲环保,颇智慧。一方面他说,环保跟宗教、伦理或道德无关,那些都是奢侈品,而环保则是生存底线,因为跟大自然为敌,人类无以生存;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环保需要伦理和信仰,因为人类的贪婪,即佛教所称的“三毒”贪嗔痴,才是大自然的灾难根源。由此观之,华夏文明欲救环境毁灭的灾难,恐怕需要从西藏再引进一次佛教,就像唐朝玄奘“西天取经”一样;或者,就像近代亡国危机时,从西方引进德赛两先生。

然而今天在中国发生的,却是一个执政集团的“贪嗔痴”,其片面追求GDP已直接危及民生,引起社会普遍的恐惧,于是环保又超出伦理范畴,变成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中国所为者,含有两个层次的破坏:在生态的含义上,破坏西藏的生态,意味着摧毁东亚桑梓的生态源头;在精神的含义上,藏传佛教蕴含的巨大资源,尤其是达赖喇嘛从中提升出来的普世价值,可以接济我们的文明缺失,我们却正在下手把它灭绝。这也正好应了《孟子》里的一句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喜马拉雅是“生态源”,两侧各有一个最古老的大河文明,华夏和印度,两边都应当拜西藏雪山为“养育父母”,中国伦理讲究“滴水之恩,涌泉以报”,可是我们今天做的恰好相反。喜马拉雅也是一个“价值源”,尤其南麓的恒河流域,乃是人类的价值发源地之一,孕育释迦摩尼的佛教在先,又孕育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於後,为人类贡献了一种现代普世价值。这个价值源头,犹如雪山化泉灌河,又在西藏和华夏分别养育出她的传人。

现代社会侵入世界屋脊,几将藏民族逼成“灭绝文明”,然而命运却给了他们一个前所未有的达赖喇嘛,率领藏民族走出高原隔绝,将藏传佛教散布世界,普济全球,他也从一个“手持白莲的观音”,变成世界精神领袖;而汉人刘晓波只是一个势单力薄的异见知识分子,却在华夏社会被一场大屠杀浸淫於暴戾之气几十年中,依然有勇气承接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他们两人作为“诺贝尔和平桂冠者”,都对纠正现代社会的偏失,建下垂世之功。

“现代化”理论以成败论定文明,乃是达尔文“优胜劣败”在人文上的逻辑延伸。基本上,地理生物学家贾德•戴蒙也不过是把物种演化的思路,在气候、地理的“先天环境”预设下,把农业文明的“优胜劣败”再演绎一遍。所以,设若“现代化”的宿命乃是不可抗拒的,那么印第安人的灭绝根本是一个无解的命题。那么中国呢?为追赶“现代化”而把自己优渥的东亚桑梓淬砺成“世界工厂”,以消耗有限资源丶毁灭生态去供养“全球化”,用来换取一个短促王朝的苟活。这是在人类文明经过工业化洗礼而悟出“环境意识”之后,让中国宿命地去步玛雅文明的后尘。那麽发达的西方呢?这个维度,也折射出西方后现代“环境意识”的暧昧性,那是“以邻为壑”。至此“全球化”的实质才显露,原来G8是消费市场,中国和印度是世界工厂。喜马拉雅两侧雪水滋养的膏腴之地,不出几十年就污秽不堪——转嫁环保代价给廉价劳力国度,取消了环保意识的先锋性和有效性:没有全球范围的环保,就不可能有任何一国的环保。

来源:作者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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