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陈云对毛泽东有三句话的评价:“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

此论一望而知是出自中共高官之口。文革中,多少老干部遭批斗,受凌辱,被监禁,乃至家破人亡,对文革之祸没齿难忘,故皆曰“文革有罪”。然而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岂是一个“过”字了得?只不过大饥荒之祸,饿死者都是小老百姓,所以在中共高官看来还算不上犯罪。

毛泽东晚年说,他一辈子就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打跑蒋介石,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其实,毛一辈子干的大事岂止两件?还有发动大跃进,发明三面红旗呢。毛做贼心虚,不敢提这件事。另外,“土改”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不可遗漏,这两场运动消灭了整整一代经济精英。假如说在当年,共产党还真的迷信共产,因而把土改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视作理所当然,视作丰功伟绩;那么到了今天,当中共终于意识到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首先让自己成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自己就当起了大地主大资本家的时候,正像民间顺口溜说的那样:“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一场惊天动地的共产,实际上是让历史白白兜了一个大圈子,实际上是共产党拿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给自己交“学费”;更何况今天的中国,其贫富之悬殊,其官场之腐败,都远远超过了“解放前”。毛泽东罪莫大焉,罪莫大焉。

至于说“开国有功”,且不说为了这一场开国而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更糟糕的是,这里的所谓“开国”,是打倒一个不太坏的政权和制度,换上一个更坏的政权和制度。正是这个更坏的政权和制度,才使得以后发生的大灾难成为可能甚至难以避免。试问,这样的开国,何功之有?除了那些由此而获得赫赫权势,而又历经文革浩劫侥幸存活,再官复原职重享荣华,同时又对数千万的枉死者(这中间还免不了有他们自己的亲属朋友)不知愧疚而毫无罪感的“革命家”和太子党,谁会认为这样的“开国”是功劳而不是罪过?

有人说,虽然毛泽东犯下很多错误乃至罪过,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肯定他,因为毛的动机总是好的,毕竟,毛还是为了国富民强嘛。

没有比这种说法更似是而非的了。道理很简单。因为独裁者的私人利益首先就在于人民是软弱的,永远也没有力量去抗拒独裁者。我承认,假如人民永远是完全驯服的话,那么,这时候独裁者也乐意使人民能够强大有力,为的是这种力量既然归自己所有,因而就能使自己伟大光荣,威震四方。然而这种利益仅仅是次要的,是从属的。关键在于这两个愿望是彼此矛盾的,互不相容的:你不能让人民既强大有力,同时又完全驯服,独裁者既然把自己的绝对权力放在首位,所以他就不愿意让人民真正强大有力,所以他就宁肯让人民处于软弱无力的状况。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莫过于1959 年的庐山会议,在开会之前,毛泽东已经多少了解到一些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知道各地发生了吃不饱,甚至饿死人的现象,本来毛泽东是打算反左,纠正大跃进的错误的;可是当他看到彭德怀的万言书,对大跃进提出批评,感觉得自己的绝对权力受到挑战受到威胁,于是,毛泽东就打出反右倾的旗号,把批评意见镇压下去。其结果是,原先的左的错误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火上浇油,变本加厉,左得越来越厉害,终于导致几千万人活活饿死的大悲剧。庐山会议清楚地表明,独裁者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绝对权力,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力,他可以明知故犯,毫不犹豫地牺牲人民的利益。自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打倒,成了“死老虎”,但毛泽东还不解恨,到了文化大革命又将彭活活整死。毛之邪恶,可见一斑。在几千万人饿死后,毛还宣称:“我就是不下‘罪己诏’。”这种人莫予毒,宁叫天下人负我的暴君心态几乎不加掩饰。

人的主观动机是很难判定的。假如说要证明其他的暴君心怀恶意或许不容易,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说,要证明毛泽东的恶意并不难。◆

2004年3月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第二辑 评毛泽东
(晨钟书局 二零零六年十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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