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因为常被问及为什么不要子女，根据场合不断临场敷衍、突冒奇想或者借用别人成熟的案例（如萧翰兄的篇章《我为什么不要子女》），慢慢开始形成了各种博大精深的丁克观。今日只说其一。这意味着国家的团体人格与执政者的个人或团体人格的彻底分离。宪法作为一种人格化的权威，逐渐去取代各种非人格化的权威，从而完成对政治叙事的重新书写。
通常把专制政府与细民的关系模拟为父子关系，并以这种拟制来提供主宰与服从的正当性。古时由孝推忠也是这个逻辑。但此种模拟并非理论上的类推，仅仅是对于事实的简单描述。我就是模拟了你怎么样。大不了就拿父子关系往上一扣，给专横配一个事后的修辞。读论语发现这个类推根本上就是一个比喻，一个文学性的跳跃。一个似是而非的比喻就把几千年的政治合法性打发了。所以儒家哪有什么“外王”的政治哲学，只有政治文学罢了。
还有一重父子关系也是成王败寇式的追认，即君主与上天间的父子关系。统治者脸转过来是老子，屁股转过来是天子，这就形成了传统政治文学三世同堂的政治权力结构。这也是中国文化缺乏宗教情愫的一个源头，哪里有绕过父亲去膜拜爷爷的道理呢。你看今天乡政府的大墙都贴着醒目标语——“越级上告是违法行为”。
很多人对丁克者通常的指责说不要子女是缺乏责任心。这是种误解。在责任之下，养还是不养不构成一个疑问。但是生还是不生，这就是真正的问题。责任是从生养中诞生出来的，无生命即无责任。所以在最近一次聚会中，我反复出言提醒一位朋友的命名方式，因为她讨论中老是使用“父母”这个词汇。我说在我们的话题中没有“父母”，无子女即无父母。因为生养是一种创世，命名也是一种创世，有前一种创世才会有后一种创世。“创世”的意思也就是无中生有。所以你只能使用“成年人”这个概念。而一旦使用这个概念，所谓“责任”的对应者就不会指向子虚乌有的“子女”，而必然演变为一种成年人对社会应负的生养责任。这种责任成立的话，计划生育就是天经地义的，而同性恋当然就是不可饶恕的罪孽。
我说，纳粹的逻辑就是你这个逻辑。他们在30年代隔绝和屠杀犹太人之前，就隔绝和宣判了数千德意志同性恋者的死刑。
可见语言是思考的第一步，你所选择的概念一错，逻辑推演跟着就错。如果概念是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在洗脑教育中预装了的，那就一路错到底了。你一思考，上帝和领袖就一起发笑。所以哲学和革命的进程都是开始于理想，终结于语言。
然后质疑者说出了最厉害的一句指责：你以为你是谁，在是否生养子女的问题上你显然把自己当作了上帝。
以上帝或其代理人自居，这对一个自由主义者而言暗藏着明显的政治不正确。因此我呆想片刻，方才肯定的回答：对，一个成年人在是否生养子女这件事上，他（她）的角色就是上帝。生养就是一种创世，你能因为上帝在漫漫的永夜中不去创世而指责它吗，你能指责一个混沌初开之前的宇宙吗？如果你是亚当的后人，根本就没有你。那么如果你是另一个时空中的造物主，你能指责你的邻居没有责任感吗？
另一位朋友冉云飞告诉我，当他有了女儿，才真正感觉到统治者的心态，和自由主义的精髓。他也将父女关系与君臣关系联系起来，面对尚无自由意志的婴儿，他说自己感觉到自己就是政府，就是上帝，就是一个绝对的主宰。学习做一个父亲的过程就是一个从创世者到自由主义者的转型过程。在女儿6岁的时候，他对女儿说，我们之间是一种契约的关系，父母生下你就是与你立了一份契约。
创世是一个起点，像宇宙大爆炸。对于被创造的事物来说，创世之前是不可质疑的，没有善恶更谈不上权利与责任，如老子所讲“天地不仁”。因为创世不仅是肉身的起点，更是意义的起点。创世之前归于先验，之后才是经验。所谓创世的先验性，就是肉身及其意义的无中生有。经验往回退其尽头一定是一个先验的起点。但冉云飞的父女观与儒家传统父子观的差别在于，上帝的身份到创世为止。从创世者到自由主义者的转型过程就是从先验到经验的过程，从身份到契约的转折。这一过程可以堵死从父子关系向政治文学想象进行推进的悠悠之口。
To be or not to be，这话首先不是哈姆雷特的困惑，首先是上帝、成年人和革命家面对创世问题时的困惑。改朝换代不一定意味着创世，但如果统治的合法性模拟了父子关系，尤其是暗含或明示了对之前的统治合法性的否定，那么创建一个政权就等于是对生养的模拟。因而也就等于一次创世。而如果创建一个政权是对以往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延续，那就等而下之，类似于一次过继。
而生养和造物一样，都具有触目惊心和无中生有的直观性。革命政权的建立就不然，
它没有这种直观性。因而它的树立想要成为一个创世般和先验论的起点，并意图使这种先验性一直延续到创世之后。那就必须离开先它而存在的肉身，而使创世深入精神和灵魂的层面。这样一个政权的成立之日就有了一个伪神学的称谓，叫做“解放”。在政治文学的意义上，创世者即革命者就成为了世俗社会在精神上的父亲。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三种具有一个先验起点的创世行为：造物、生养和解放人类。
美国独立革命也是一种创世。是对之前政治合法性的彻底颠覆。就创世这件事本身而言，亦是先验主义的。但其开创的另一种政治合法性（契约论的合法性），却做到了让先验到创世为止。一种经验主义的合法性就是这次创世的主要内容，就像肉身是造物的主要成绩。就像冉云飞在生养之后对女儿说，我和你的关系是一种契约。
在我的理解中，从先验到经验，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精髓。即道成肉身。上帝与子民的关系和冉云飞及其女儿的关系非常类似，旧约到新约，就是从先验的创世到经验的契约。也是上帝在创世之后的真正确立。因为严格讲就像没有子女就没有“父母”可言，没有被造物也就没有造物。上帝只有在创世之后，才回过头因自身的创世行为而被命名为上帝。所以创世并不仅仅是创造人类，同时也创造了上帝。是对上帝及其被造物的同时命名。所以创世这件事使上帝开始具有身体性。尽管圣经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但在亚当之前，上帝的形象并不具有丝毫的身体性。但在亚当之后，这种身体性就开始出现了。
身体性的出现是基督教从先验到经验的一个转折。因为意识到这种身体性，上帝才开始与人类立约。严格说是与亚当的后代立约。这就是旧约。我们也可以从上帝与亚当后裔之间的契约反过来证明这种身体性的存在。为什么是与亚当的后裔而不是与亚当立约呢？千万不要误解为这是一个时间问题。亚当是上帝的所造之物，而亚当的后裔则是亚当的所造之物。与亚当的后裔立约是从先验到经验的标志。上帝选择立约，就暗示和承认了生养与造物这两种行为所具有的相似性。有那么一点“附庸的附庸不是附庸”至少不是绝对附庸的意思。
最近的《书屋》有一篇文章回答对于旧约中耶和华残杀嗜血的指责，作者论述了一大串理由后甩出一张王牌：“事实上，只要你承认了上帝是造物，就等于承认了上帝对于人类生命的主权”（大意）。言下之意你若不信仰上帝上帝就根本没有杀人。你若信仰上帝你就无法用世俗的道德去质疑你的造物。“天地不仁”就从创世之前延续到了创世之后。就像和冉云飞不太一样的父母们爱说，你是老子生的，老子自然可以打你。
这是寻常的宗教容易导向世俗的极权主义的先验基础。也是寻常的教徒容易在世俗领面前延伸为臣服者的逻辑。一般的宗教都是到此为止的，一般宗教只有旧约阶段，而无新约阶段。所以一般的宗教下常有极权主义的土壤，只有基督教，严格说只有新约能够开出近代宪政民主的地盘。
新约是一个关于上帝的身体性正式登场的过程。通常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视为对人类苦难与罪孽的担当，但基督受难的首要意义是身体性的极端呈现，这种极端呈现使新约成为信仰背景下经验主义的立约。以后当康德将此种信仰背景从上帝名义下解放出来，其世俗形式就成为宪政民主的方向。
只有当肉身而非灵魂成为创世的标的，才可能促使超验止于创世而形成新约。而众生的平等尤其是统治者（创世者）与被统治者的平等才是可以理解的。中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美国革命是一个从创世到立约的过程，走完了从旧约到新约的道路。而中国革命只有创世没有立约，只有暴戾的耶和华，没有受难的基督。这导致先验性在创世完成之后继续延续下来。我们的宪法序言就是对这一创世的描述，相当于旧约的第一章。而接下来的篇幅就是摩西受领的诫条。
尽管当年创世者的后裔在当下语境中，其玉体横陈的肉身已经暴露无遗。但这种身体性最终需要一个极端的呈现，即十字架上的受难。中国的宪政要从先验统治走向先验背景下的经验主义立约，就需要历史必须翻过创世者及其后裔受难的那一章。以受难而非以征伐来开启新约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受难是创世者的责任。耶稣走上十字架并不是由人类的罪孽注定的，而是上帝的创世行为注定的。
换言之创世就意味着受难。你要创世，你就早晚要准备受难：造物、生养和意图解放人类的革命。
回到丁克家庭的话题，我选择丁克，并认为我不要子女的勇气，其实胜过了出走之后的拉娜。
王怡
2002-10-14于十陵。
《王怡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