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83年我在北师大中文系读研究生，刘晓波早我一年，都住在学2楼。他是大才子，名士风流，率性天然，不拘小节，每天胡子拉差，穿着拖鞋大裤衩，去食堂打饭，到锅炉房提开水。夏天光着大膀子在水房冲凉。说话口吃但嗓门特大。校园里流传着他的各种故事。其中一个说，他坐公共汽车，看见路上一个女郎，他追过去，郑重其事对她说，对不起打扰你。你太美了。特立独行，真率如此。
1985年的一天，他告诉我，说李泽厚明天来，邀我去参加他和李的辩论会。那时候李泽厚如日中天，是学子们的崇拜偶像。我很激动，把好朋友大河隔着一个北京城叫来一起听。来了才得知李泽厚没有来，只派来他的一个学生。辩论在晓波的宿舍里进行，7-8个人。刘晓波滔滔不绝，大批李泽厚，说李的书不但漏洞百出，而且观念陈旧，他的挖掘中国传统精华的思路对中国社会发展贻害非浅。我听得瞠目结舌，心想，幸亏李泽厚没来，否则如何下台。那是我第一次对这个口吃而善辩的学兄刮目相看。
2.
1986年，他毕业留校，我去了社科院一个杂志社。那几年社会思潮风起云涌，知识界既兴奋活跃又肤浅追风。九月，社科院文学所举办了一个关于新时期文学10年的大型研讨会，邀请各路高手聚会京西。我在旅馆走廊上碰见晓波。久别重逢，分外高兴。我们正说话，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走过，说你就是刘晓波呀，文章写得真好。当晚刘再复主持一个非正式的讨论会，大家自由发言，争相赞美新时期文学成就。这时刘晓波站起来，带着东北口音，结巴着，说你们都说这十年中国文学怎么怎么好，我觉得就是狗屎。全场静默，大家面面相觑。后面十五分钟，刘晓波历数当代文学弊端，论证为什么那些寻根派现代派都是狗屎。旁若无人，语惊四座。第二天深圳青年报用头版刊登了对刘晓波的大幅采访，题目是“危机—中国文坛的危机”。这是刘晓波第一次进入全国媒体，引起广泛关注，被称为一匹黑马，脱颖而出。
两个月以后，他的著名的与李泽厚对话文章发表，引起轰动。文章全面批判了李泽厚的以儒学理性本质论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提倡感性个性回归生命，反抗传统，全盘西化。李泽厚在中国学术界的霸主地位受到挑战。他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批评，也异常尖锐，引起了官方注意。1987年，当时的文化部长王蒙点名批评刘晓波，称社会主义大学不能培养自己的掘墓人，威胁要开除晓波的学籍（当时他正在读博）。在随后开始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作为典型批判，文章和书都遭查禁。但刘晓波在青年学子中声名远播，1987年刘晓波做博士论文答辩，成为校园的一大新闻。我当时不在北京，未能恭逢其盛，据说由于参加的人太多，答辩委员会临时把答辩改在容纳400人的阶梯教室进行。人头攒动，水泄不通，教育部长专门派人来监听，创了北师大（也许是中国大学）的一个记录。他的博士论文《审美和人的自由》，获得委员会高度评价，全票通过。
3.
1989年，晓波四君子在广场绝食，成为运动领袖。我也一直在广场，是晓波的foot soldier. 6月1日夜，我和社科院的几个同事反复商议，认为军队已经进京，情况危在旦夕，需要从长计议，有必要撤回校园。那天半夜，我们决定去找广场领袖谈话，试图说服他们。高自联的总部帐篷支在纪念碑底下，需要检查证件通过层层关卡。我说我们是社科院的，要找刘晓波。学生们都肃然起敬，领我们进去。到最后一道岗哨，说里面在开会，不能见。隔着帐篷，我能听见刘晓波的大嗓门在说话。左等右等，没个结束，我们只好放弃。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晓波的声音。
我们几个社科院同事，坚持到六四最后一刻撤离广场。我后来才知道，是刘晓波与军人谈判，达成协议，广场里的人得以和平撤出。晓波救了我和上千学生的命，避免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流血。今天回想，对中国对历史，这个广场上最后的妥协，是福还是祸？
4.
刘晓波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另类。早年特立独行，狂放不羁，电光霹雳般做铁屋里的呐喊。投身政治后，思想一如既往地深刻前瞻， 而情怀变得深广，胸襟变得开阔，性格变得老练，理论愈趋成熟，是罕见的集思想家和活动家于一身的克里斯马式领袖人物。他的赤诚和胆识，脚踏实地的践履态度，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敢为天下先的不屈不挠的品质，无私无畏的人格魅力，在中国当代人物中无出其右。诺奖得主，当之无愧。 假以时日，可以成为中国的甘地、曼德拉、昂山素季。 天祸中国，流年不利，一代伟人，英年早逝。神州陆沉，长夜漫漫，民主无期，水深火热，哀哉痛哉。
逝者无情，生者有愧。晓波走好。
2017.7.14 圣地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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