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网按】郭建，现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白水校区英文教授。研究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六十年代世界思想史、当代文化批评理论及中国现代史。是杨继绳的《墓碑》、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及谭合成的《血的神话》三部书的英文版与Stacy Wosher合作的校译者。本文对近二三十年间文革研究中相当流行的“造反派情结”，作出有力的分析与批评。指出这种思潮带有文革红卫兵～造反派参与者个人体验的局限性。涉及一些知名的海外和中国的研究者。
郭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
在多年的文革研究中，有一个现象始终令我感动，那就是：从事文革研究的中国学者大部分都不是在人文或社会科学领域受过专门训练，将史学研究当作职业的专家，他们赖以生存的职业一般都另有所在，从世俗的职业观来说，文革研究不过是他们的业余专案。但是从人对意义的追求这个角度看，文革研究却是他们真正的兴趣所在，并自觉不自觉地被他们视为一种使命。英文的表达可能更清楚一些：前者是job或profession，后者是vocation或calling；前者是谋生的手段，后者是人生的召唤或天职。
这些“业余”文革专家多半都是在青年时代亲身经历了文革的人，那些年的经历如此刻骨铭心，在记忆中挥之不去。为了让自己搞清楚当年灾难的真相和前因后果，也为了抗拒人为的历史遗忘，挽救国人的集体记忆，以便后人仍能以史为鉴，不会重蹈覆辙，这些学者在他们专业之外的文革研究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们大部分都是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都曾对所谓的阶级敌人义愤填膺，为某种理想而热血沸腾，后来却为自己上当受骗而懊悔，也在幻灭中开始独立思考。
直接参与、投身文革的经历是他们研究文革得天独厚的条件，读他们的著作常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真切、地道、在行，以至于阅读有关文革的著作，读者经常可以从字里行间猜出作者的年龄。但是，个人感情的沉迷有时会影响对他人境遇和全域经验的理性思考和判断，深深的卷入也往往会因为“身在此山中”而产生观察上的局限，所谓“造反派情结”就是我在不少有关文革的著作中隐约感到的一种局限。作者都是我非常尊敬的同道和朋友，我从他们的著作中获得了很多宝贵的资源和智慧，但因为篇幅的限制，我将免于说项，专注于提问和批评。
造反派情结与“两个文革”或“人民文革”论
的确如徐友渔所说，文革中有过“形形色色的造反”，“造反”这个词在文革语境中有多种含义。我这里所说的造反派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指在1966年10月（以《红旗》13期社论及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明显标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兴起并壮大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包括造反派红卫兵）。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造反的具体目标和意义是什么。我这里所指的造反是文革中的第二次造反。第一次造反，以毛泽东“造反有理”语录（1939）的重新发表（1966年6月5日）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大字报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为起点，并没有按照毛所设想的方向发展。在第一次造反浪潮中，后来被称为“老兵”的“红五类”红卫兵打着造反的旗号在学校里批斗校领导，迫害老师，到社会上破坏传统文化（“破四旧”），残害那些在政治上被划入另类的无辜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是在文革纲领性档“十六条”于8月9日发表以后，红卫兵也并没有把矛头指向此文件明确界定的文革主要打击对象，即“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1966年秋天兴起的造反运动实际上是文革的第二次启动。这一次造反派确实听命于领袖，把矛头指向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很快被称作“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时，老红卫兵已经落伍，趋向保守，其中的一些高干子弟已经因为父母被清洗而怨恨文革，准备成立挑战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而此时的造反派组织则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包括很多在第一次造反中被老红卫兵和工作组迫害的学生和老师。1967年上海造反派发动“一月革命”，奉旨夺权，此后曾出现过一段老干部抵制文革的“逆流”（当时称“二月逆流”），其间许多地方的造反派受到打击甚至镇压。但由于毛和中央文革派的支持，他们多半东山再起，最后作为包括军代表和老干部在内的“三结合”权力机构的一部分进入文革新建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研究文革，研究造反派，造反的正义性自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文革期间，毛泽东支持、利用造反派打击政敌，冲击国家各层权力机构，然后，以1968年7月28日接见北京高校造反派五大领袖为标志，开始抛弃、放逐甚至镇压（如1968年“七·三布告”前后在广西）造反派。周恩来不喜欢造反派，曾以乱军和破坏外交的罪名削弱造反派的后台力量（使已经开始对造反派不听话感到烦恼的毛泽东将王力、关锋、戚本禹逐出中央文革小组，送进秦城监狱），并借“清查五·一六”打击造反派领袖人物。文革以后，造反被否定。在清查“帮派体系成员、骨干”和清理“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的运动中造反派头头及其激进成员被整肃，官方媒体称他们为“四人帮”马前卒、打手、社会基础，常有“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之类尚未脱离文革语境的丑化描述。文革后民间的文革研究在对造反派的评价上多半以较为客观的描述挑战官方结论，如在香港出版的徐友渔的《形形色色的造反》和唐少杰的《一叶知秋》。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与官方史学针锋相对、更具当事人主观色彩、从正面肯定造反的文章和专著，这样的主张中，“人民文革”或“两个文革”的说法似乎最有影响。
崇拜毛泽东的习大大忘了父亲习仲勋九死一生，文革被斗，出狱已说话都难。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王希哲。1974年在赵紫阳主政的广州曾出现过一篇借批林彪而质疑文革、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王希哲是三位作者之一。王在七十年代末就说过，实际上有两个文革：一个“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一个“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此后，郑义推出群众利用毛的号召而“趁机造反”的看法，“两个文革”的内容于是更为具体化：“一个是毛泽东的文革，一个是人民的文革。一个文革，统治者的文革：利用群众运动，摧毁政敌，攫取权力；一个文革，被统治者的文革：利用合法条件，反抗封建特权和政治的压迫。——这是两个互相利用、同时又互相冲突的文革。”刘国凯在文革期间对这个问题就有所意识，起初他称其为文革的“两条线索”，后来便更明确地提出“人民文革”的概念：“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间的群众反抗运动，内容包括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称之为文革反抗运动。”而与此相对的官方文革，其“施行者是共产党的整个国家机器，毛及其所要清洗的党内异己势力均属其中。这个机器的延伸物——保守派（这是个历史名词。更贴切的称谓应是保党派、保权派、保既定统治秩序派）亦是官方文革的施行者。人民文革的施行者是造反派群众组织。”
“两个文革”或“人民文革”论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例如，徐贲认为：“人民文革”夸大了极权统治下个人反抗意识的自觉性，并将文革中的某些“杂异因素”等同于抹杀杂异的“人民”。徐贲在《群众和“人民文革”》一文中写道：“文革中确实存在多种个人动机因素，这些因素中也确实有许多与冠冕堂皇的文革话语不相一致，如对上级领导的怨恨，对不公待遇的宿怨，个人泄私愤，乘机报复，以至发泄对共产党或政府的不满，等等。但所有这些怨愤的发泄物件都是极为局部的，根本不可能明目张胆地相互联系为一种具有全域意义的‘运动’或‘革命’。将那些局部的怨恨、报复和发泄上升为‘人民文革’是不妥当的。”其结果是，“就在破坏那个一元官方文革的神话的同时，‘人民文革’不知不觉地又制造出另一个一元的另类文革的神话。”
我同意徐贲的看法，当年的造反派都是奉旨造反，在领袖的号令之下斗争所谓“走资派”，被领袖所“运动”，并没有诸如“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之类的意识。当时的极权主义的统治和渗透已经达到极致，很难有独立思考的空间，更不用说自觉的社会运动了。我能想到的唯一的“趁机”为自己争取权利、并几乎成为群众运动的事件，就是1966年冬天很多临时工、合同工组织起来要求转正的活动。但这一活动很快就作为“经济主义黑风”的一种表现被压制下去了。
我还觉得“人民文革”论的提出实际上正是“造反派情结”的反映。提出“两个文革”或“人民文革”论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当年的造反派。他们当年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在为一种美好的理想而奋斗，在发现自己被欺骗、理想幻灭之后，他们仍然愿意在过去的黑暗中找出一些亮点，不愿意完全否定造反年代的自己。再说，人的记忆并不可靠，不自觉的选择性是常规，对青年时代的回忆更是如此，甚至连痛苦的记忆都有可能蒙上一层淡淡的玫瑰色。此乃人之常情，在心理学上也有解释，但未必有利于我们记忆文革，反思文革。
而且，“人民文革”论并没有摆脱文革派性思维：按照刘国凯的说法推论，造反派是人民，而同样是群众组织的“保守派”就不是。
郑义在《趁机造反——纪念文革爆发40周年》一文中有一句令人深思的话：“官方学者很愿意把文革描写成一场大疯狂，但这是经不起讨论的。我们很难想像，数以千万计甚至上亿的人民在一瞬之间患了集体疯狂。”为什么很难想像？想像上亿人的集体疯狂，而且想像自己也是其中一员，这的确很不容易。但事实又的确如此，需要我们勇敢地面对：当理想与某种从一个观念推导出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并得以实施的时候，“人民”就可能集体疯狂（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专节讨论）。这样的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世界一流文化教育水准、而且原本有多党民主体制的德国发生了，在六十年代经过十七年一党制政治洗礼的中国也发生了。从理性的角度看，当年卷入文革狂潮的中国人确实不可理喻，确实疯了。我觉得，敢于想像并承认这一点比回避或否认它更有利于我们反思文革。
毛泽东在天安门见红卫兵。一批当年红卫兵造反派至今不懂：毛文革中完全被他的绝对独裁所神话。
文革造反的价值取向及其在当下的涵义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造反派情结还显示在一些当年的造反派与毛泽东以及被毛打击的老干部（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微妙关系上，这个老干部群体在如今造反派学者的研究著作中一般被指称为官僚集团或旧政府官僚。尽管在意识层面，在理性层面，毛对文革灾难应负主要责任这一结论如今在造反派学者中已是共识，但由于在文革造反时期，他们全心赞同过毛的激进理念，而且毛使他们相信那些“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老干部是共同敌人，后者支持“红五类”红卫兵在文革初期压制甚至迫害他们，是毛决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解放”了他们（于是，造反派与老干部从此不共戴天，而毛则成了他们的恩人。“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两句歌词当年的确使很多人落泪）；再说，文革期间以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阵营确实不喜欢造反派，有机会就会打击他们；文革后以邓小平为首的这一阵营在诸如清查“三种人”的运动中清除权力机构中的造反派，有的还被处分，甚至判刑；同时，文革后的官方史学和官方媒体也的确将造反派这个群体概念化，脸谱化，甚至丑化，以至于在如今的主流媒体和大众意识中，文革灾难的产生就是因为上有“四人帮”下有造反派。由于这些观念上的错综关联和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很多当年的造反派仍然把老干部阵营当作真正的对立面和迫害者，而对未能得以推行其文革理念的毛泽东本人仍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旧情”（说不清道不明的纠葛才更是非理性的情结）。廖亦武在讲他自己的狱中经历时，曾提到一位同室的前造反派头头，此人很可能是在清查“三种人”的时候被判刑的，他认为邓小平背叛了毛泽东，一看到有关邓小平的文字就痛骂不止，用最下流的语言做旁批。清华大学造反派领袖蒯大富虽然被毛训斥、抛弃，却仍对领袖感激涕零。这种情况都同造反派情结有关。
对于造反派在理念上和实践中与毛泽东的关系，周伦佐在《“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中有颇为细密的专章讨论。他描述了毛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或云“造反精神”）和“纯粹无产阶级化”的社会理想（或云“乌托邦”），认为文革就是以前者推行后者的具体实践。而“年轻人青春期特有的非制度化倾向”和“下层民众反抗政治迫害和等级歧视的冲动”（尤其是文革初期在血统论影响下学生遭到的歧视和迫害。毛说，那是与他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便构成了文革中“民间造反行动与毛泽东政治行为之间的两大契合点。”
周伦佐以上的分析基本符合当时的情况。他还说，造反派当年的确认同毛的社会理想。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更为实质性的文革造反的价值取向问题，也就是在理念层面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问题，周伦佐提到了，但没有深入讨论。他写道：“联想到毛泽东在‘文革’中打倒了刘少奇等一大批党内‘修正主义头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仍然忧心忡忡地再三告诫‘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未消除，联想到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后，《人民日报》4月18日那篇名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将邓小平比喻为‘匈牙利事件’中党内改革派领袖‘纳吉’之事，我们不禁要追问：在‘防止修正主义复辟’的虚假言词背后，毛泽东真正要防止的究竟是什么？答案非常明确：毛泽东所要防止的，正是1979年后中国发生的历史巨变。”
其实这是一个最为明显、最值得造反派反思的问题。我说最为明显，是因为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纲领性档中明确指出，文革的主要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他们的权，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其实，文革前中共领导人中并没有人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与毛泽东在治国理念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确有分歧。在“三面红旗”政策造成大饥荒悲剧之后，处于中央领导核心第一线的刘少奇等人为恢复农村经济曾推行诸如“三自一包”的宽松政策，也许毛已经在其中看出资本主义的端倪；同时，毛也看到了史达林去世以后苏联和东欧各国在经济政策上的松动。不管怎么说，事实是，毛泽东当年担心的、预见的、并想用文革来阻止的事情发生了：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接受了市场经济，导致经济腾飞，虽然没有出现自由资本主义，但毕竟出现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与此同时，毛的阶级斗争理论被抛弃，大约三千万被称为阶级敌人的政治贱民被解放，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应该承认这是历史的进步，而这一系列政策的制定者，多半是在文革中挨整的所谓“走资派”，他们既是文革造反的打击对象，又是文革后整肃造反派的老干部。
能否超越历史的局限和恩怨，冷静地反思造反的正义性问题，这对于造反派来说，至今仍是一个挑战。在当今的很多研究著作中，对毛泽东的对立面的指称多半是含“官僚”一词的各种说法（如官僚集团、旧政府官僚、官僚阶层、官僚阶级、旧官僚等），“走资派”这个称呼已经很少用。我觉得这样说脱离了文革的语境，有自觉不自觉地偷换概念之嫌。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心理上的：说自己曾经反对“走资派”，有点说不过去，因为中国的大多数人早已决定宁要“资本主义的苗”，而不要“社会主义的草”了；但是，如果说自己当年反对官僚集团，这总不会错吧？至少不全错。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造反派学者受国外理论的影响，在东欧有米洛文·吉拉斯的《新阶级》，在西方有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和官僚体系的左派文化理论，一说反官僚，就像是和世界理论界接轨了。但问题是，这种说法等于把毛泽东和以他为首的文革派与官僚和官僚体系对立起来了，好像毛不是体制中人，好像文革真是要反对官僚统治，给民众以自由和民主权利，而不是先破后立，在打碎国家机器、整肃各层干部之后使领袖的一元化领导更为稳固、更为彻底。这种说法，如果不加详细解释，很容易像“新左派”那样无视中国官僚体系同西方民主社会官僚体制的本质差别。
关于“走资派”，我觉得西方学者常用的称谓更为中性、客观、准确，即中共领导层的务实派或温和派，与其相对的是以毛为首的激进派或文革派。研究文革，讨论造反的正义性，研究者势必要对这两派官僚加以比较，并在比较基础上得出以现实为基础的价值判断。文革派的激进、极端、偏颇的理想主义和非理性是导致“集体疯狂”、造成文革灾难的主要原因。而务实派则相对温和、现实、理性，没有这些人，国计民生都很难维持，甚至会出现赤棉那样的极端局面。务实派中也有派别，刘少奇和邓小平与毛本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也可以很“左”，很专断，但五十年代初刘少奇一度坚持相对温和的新民主主义，六十年代初大饥荒以后推行宽松的农村政策；邓小平在文革后期抵制文革，搞全面整顿，文革结束后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些举措都显示出他们理性、现实的一面。周恩来从来就不是毛派，但很早就知道中共事业成功的领导者非毛莫属，只是他虽然“党性”极强，力图紧跟毛，却总也跟不上。延安整风时（即刘少奇建议中共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理论的时候）周作为“经验宗派”之首被整肃。大跃进前夕还因为同邓子恢等人反冒进、减缓农业合作化速度被毛批评“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文革动乱年代，中国的国民经济、教育、外交等各方面的局面主要靠周恩来和他手下的一批老干部维持。在能够自保的情况下，周还保护了很多人。林彪事件后，周提议反对极左；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以后，周提议部分学生可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直接选拔；邓小平再次出山后，周全力支持邓的全面整顿。这些成功或不成功的动议和措施起码反映出一个比较正常、比较理性的人面对现实的态度和一个领导人对国事的慎思，与文革派的极端和非理性形成对照。在文革后期，中国的大多数人对这一点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已经把结束文革、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务实派代表人物周恩来和邓小平的身上，这种民意终于在1976年的3月末和4月初以民主运动的方式表达出来了。被文革派称作“天安门反革命动乱”的四五运动开创了中国特色的抗议模式：以悼念的名义向权力示威。至此，文革虽未结束，却已经在大众的心里彻底破产，人们此时在务实派和文革派之间所作的历史的选择自然也就否定了文革造反的正义性。
中共的暴力洗脑：表扬少女杀猪。红卫兵就杀人，红八月活活打死1770人。
然而，这个在1976年已经在全国基本达成共识的结论，如今正在遭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首先是来自历史遗忘的挑战：近些年，由于主流话语似乎从中共中央在1980年代初所作的全面否定文革的决议退步，试图淡化甚至扭曲历史记忆，如今人们对文革的记忆或瞭解往往是空白或混乱，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对文革的瞭解就更少。其次，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以来，虽然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水准有很大提高，但大量财富被政府官员、官商及其子女侵吞，贫富差距迅速拉开，社会不公正的现象引起民愤。于是，在集体失忆的情况下，人们开始将文革年代的中国想像成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平民百姓可以造反，斗争贪官污吏。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也越来越吸引人了：毛曾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并预言“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还说这些人掌权会打毛的旗号，但人民不会答应，人民起来造反的时候也会打毛的旗号，云云。当下中国的发展似乎正在验证毛的预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已见端倪的毛崇拜回潮也正因此蔓延，甚至氾滥。而卷入这股回潮的人很多是当年的造反派。徐友渔在一次报告中提到这一现象，特别提到薄熙来主政时的重庆。当年造反派群众组织中的两派打得不可开交，如今却一致拥护以唱红打黑召回文革幽灵而闻名的薄熙来。当年造反派的领袖人物尤其活跃，他们并没有认为当年奉旨造“走资派”的反有任何错误；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因为当下的现实越来越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正确的：就是有“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复辟以后还整肃当年反对他们的造反派头头，打击报复，秋后算帐……
显然，文革结束四十年后的中国，面临着一个向四十年前已经被民意否定的文革倒退的尴尬局面，与这个局面直接相关的是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问题：文革后吸收资本主义因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毛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底哪一个更好些？即便毛的预见被证实了，我们仍然可以反问：那又怎么样？资本主义的苗可以长成庄稼喂饱肚皮，社会主义的草却会饿死人，不是吗？当然，“资本主义”在这里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在现实中它已经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代表毛泽东想像中的资本主义的西方社会实际上是在民主宪政体制之下推行市场经济，个人权利受到保障的福利社会，其中吸收了很多社会主义因素。尽管从文革结束至今，中国仍然实行一党制，但改革开放毕竟使中国摆脱了文革式极权统治，不再以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治国纲领，解放了政治贱民，放弃了计划经济和造成大饥荒灾难的人民公社，接受了市场经济，向以西方民主制度为代表的现代社会迈出了一步。
面临向文革退步的危险，讨论文革造反的价值取向应该是一个很切近的题目。研究造反派如何被整肃，如何被丑化，分析一党制的起源、沿革、现状，这些都是当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但面对眼下的历史遗忘和文革回潮，一方面有大众的仇官、仇富、怀念文革的情绪，一方面有知识界新左派对文革的重释和推崇，两者对文革的误读都建立在对造反正义性的曲解上。因此，有造反派背景的学者如果能超越造反派情结，敢于否定自己，反思造反年代的错误，这对国人认识文革，以史为鉴，免于重蹈覆辙，将会有更直接的帮助。
蒯大富将王光美拉去清华批斗。
造反派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非正常死亡的高峰，正如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一书中论证的那样，美国文革史专家麦克法夸尔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也支持这一论点：第一个死亡高潮出现于1966年夏天红卫兵自己命名的“红八月”或“破四旧”运动。“红八月”始于8月上旬，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老师在8月5日遭女学生殴打，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教育工作者；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检阅“革命师生队伍”，接受红卫兵袖章，并对献给他袖章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说“要武嘛”以后，死亡人数，包括自杀人数陡增，仅北京地区就有1772人死于非命。这一段红卫兵的施虐在北京持续到9月上旬，在外地还要再长一些。
第二个死亡高峰就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运动期间，三结合的革委会掌权时期。1967年11月27日江青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代表时讲话，首次提到“清理阶级队伍”的概念，清队作为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运动应该是起始于1967年12月，其高潮期是1968年。这场运动没有正式的终结，因为后来它与1967年8月开始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和1970年1月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混在一起了，一直到文革结束。现在文革史家谈及清队，一般都指1968年到1969年那一段时间，此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计。
清队是文革中最残酷的运动。王友琴通过访谈，对近千文革死难者个案进行了深入考察之后，得出结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最为阴暗恐怖的季节。与1966年的‘红八月’杀戮相比，迫害变得更加有系统也更加旷日持久。”丁抒在研究大量地方县志的基础上对清队的罪恶得出基本上一致的结论：清队“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阶段。除了战争年代和一九六〇年毛泽东制造的大饥馑外，从没有这么多无辜的老百姓死于非命。在‘清队’中被整死的人数，远多于武斗和文革初的红色恐怖。就全国而言，‘清队’中的非正常死亡超过文革中任一阶段。”可见，清队运动乃文革最惨烈、最无人道的阶段。
尽管如此，除了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中的数百个案研究和丁抒的一篇长文以外，至今并没有以清队为重点的研究专著问世。同时，我还看到另一个现象：很多文革研究著作中提到清队时都说：虽然造反派代表和军代表、老干部代表一起进入三结合的革委会，但真正有权的是军人；造反派不但无权，而且军代表还和老干部一起借这个运动的机会迫害造反派。例如，周伦佐称这个时期为“军人掌权时期”，“从这时起直到‘文革’结束，北京及全国所有大专院校发生的迫害知识份子事件和制造的冤、假、错案，主要责任人不再是造反红卫兵，而是‘工宣队’和‘军宣队’。”周伦佐承认，在革委会中造反派代表的比重并不小：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初常委以上成员名单显示，群众代表约占百分之四十一；四川西昌地区（周所在地）革委会中造反派代表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但是，周伦佐说，造反派代表很少能成为有决策权的核心小组成员，革委会主任一般也由军代表担任。据此，周伦佐开脱了造反派在清队运动中的责任，并将造反派与“红八月”中的施暴者加以比较，认为“红卫兵运动中只有保守派残酷迫害弱势人群，造反派冲击的却主要是官僚阶层”。
在对文革造反的性质的判断上，陈益南与周伦佐的说法类似，即民众反抗官僚。但他对造反派在清队运动中的角色的讨论却更接近现实情况：各级革委会刚刚成立时，正在执行“支左”任务的军人的确权力很大，所以，革委会主任多半是军代表；在这个初始阶段，老干部代表由于刚刚挨过批斗，心有余悸，处于弱势；造反派群众组织人多势众，那时还得到中央的肯定和支持，所以在临时权力机构中有很大的发言权。在多数单位，这种格局一直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才开始被打破：九大以后，处于瘫痪状态的各级党组织逐步恢复，老干部的势力渐强，造反派被逐渐挤出权力机构（上海除外），有些造反派领袖在持续开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和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整肃，造反派短暂的掌权阶段也就随之结束。陈益南的结论是：“‘造反派’掌有权力之时负有历史责任的主要事情，大概只有一件。那就是1968年间全国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我同意陈益南的这个结论：造反派手中有权的阶段虽然不长，但恰好包括清队高潮期，所以对清队应负相当的责任。当然，由于各地各单位文革发展的不平衡，有些地方造反派的某一派占压倒优势，清队的开展就不会像1968年夏天出现“百日大武斗”的清华大学那样受影响，而像北大、清华这样派性纠纷激烈的单位，清队运动的高潮就会来得晚一些，在毛泽东接见五大红卫兵领袖、工/军宣队进校之后。但如果说北大和清华的造反派领袖聂元梓和蒯大富就因此对清队没有责任，恐怕也不符合事实。例如，季羨林在《牛棚杂忆》中记载1967年11月30日深夜被抄家，那正好是在江青讲话三天之后，应当是清队的开端；季羨林和很多北大同事在1968年6月18日被批斗，那也正是在清队期间。
在我父亲任教的北京农业大学，没有能同造反派组织“农大东方红”竞争的对立面，所以清队期间一直是造反派掌权，“东方红”头头冯兴旺从1967年到1970年一直任农大革委会主任（文革后编的农大校史称他为校长）。因为没有武斗的干扰，农大的清队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的，高潮是1968年春末夏初。清队期间被迫害致死的有16人，4、5月间自杀的人最多。我家第二次被抄（第一次是1966年的“红八月”期间），我父亲被带走隔离审查，是在1968年4月12日深夜。冯兴旺执政期间，农大革委会里自然也有军代表和老干部，也许军代表比冯兴旺这个学生权力更大。但是，清队任务的具体执行者，即“专案组”成员，包括来抄家的人、审讯逼供的人、参加外调的人，都是造反派组织的成员。所以，即便革委会的大权握在军代表手中，军代表是外来人，对学校或企业事业单位的情况完全不瞭解而且人数很少，不可能参与很多具体的专案工作，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造反派红卫兵做的。在我母亲任教的农大附中，情况也如此。据我瞭解，北京大部分的学校也是这样。所以，即便造反派没有多少权力，对清队运动他们仍然难辞其咎。
在近期的一些造反派文革研究著作中，与回避清队责任的倾向相关联的，还有另一个现象，那就是一方面批评官方史学和官方宣传过分强调老干部和知识份子在文革中的苦难，另方面着重描述造反派如何受迫害，甚至把造反派说成是文革中受迫害最重的群体。例如，秦晖说：“绝大多数的文革冤魂，不是死在造反派存在的‘乱世’，而是死在造反派被剿灭的过程中和剿灭后造反派不复存在的‘新秩序’下；不是死于武斗中的双方‘内战’，而是死于‘有领导有计划’的专政机器对全无反抗能力的弱势者的大规模虐杀；不是死于党政在‘造反’中瘫痪的‘无政府状态’下，而是死于‘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有效控制下。一句话，他们不是死于‘造反派’之手，而是死于‘维护秩序’和‘重建秩序’的文革前军人和官员主导的政权——当时的‘革命委员会’名义上是‘军、干、群三结合’政权。”
秦晖描述的造反派被“剿灭”的情况具体是指1968年中央关于广西武斗的“七·三布告”发布前后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韦国清同广西省军区部队和相对保守的群众组织“联指”对造反派组织“四·二二”施行的血腥镇压，甚至导致多起吃人事件，有八万多人死于非命。秦晖的结论依据大量的八十年代“处遗”档案资料，属实。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广西文革期间的情况比较特殊（韦国清也是同等位置干部中唯一的不倒翁），秦晖关于造反派被“剿灭”的结论并不适用于其他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绝大多数的文革冤魂”也不是造反派的亡灵。在文革期间受迫害最深，时间最长的群体并不是造反派，而是那些既不是造反派，不是保守派，也不是当权派，什么派都不是，而且什么派（包括造反派）都想躲开他们的政治贱民，即被视为阶级敌人的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和家属，就像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一样。在清队运动中，他们也是受迫害的最大群体，而且从1946年黑龙江元宝村土改开始，这个群体就一直是最软弱、最受欺淩、最被人不当作人、最没有话语权和代言人的群体。其实，在秦晖提到的广西惨案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中有一半以上是这个群体中的人，更不用说完全以这个群体为打击对象的“红八月”北京昌平惨案、大兴惨案和1967年夏季湖南“乱杀风”和道县惨案了。
谭合成的《血的神话》是关于道县惨案的专题报导和研究，其中有一个场面很形象地显示了当时各个“人群”的自我认同、社会角色和相互关系：在47军6950部队刚进入道县制止“乱杀风”时，一些“黑五类”政治贱民为躲避屠杀从“保守派”群众组织“红联”（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控制的道县农村逃进县城，向以道县二中为指挥部的“造反派”群众组织“革联”（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求救。这个事件的背景是：“红联”与“革联”两派都自称革命造反派，互相称对方为“红老保”和“革匪”，为夺权而武斗不止。“革联”抢了县武装部的武器弹药，占据县城；“红联”则占据周围的农村，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此时突然有谣传“黑五类”要造反，还有造反纲领，于是“红联”与地方武装部和基干民兵合作掀起杀人风，并成立了很多“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作为裁决机构。在道县有4519人被杀害（包括道县在内的零陵专区死亡人数高达9093），只有少数“黑五类分子”侥幸逃入县城。但造反派“革联”将这些可怜的人拒之门外，因为他们不愿被人指责“同情阶级敌人”。所以，“黑五类”在县城的处境依然困难：农村有“保守派”的围剿，城市有“造反派”闭门羹，自己只好在街上搭些简陋的棚子避风雨，可又没有吃的。好在军队还做了些好事：救济难民一点粮食或护送他们乘公共长途车逃出道县（军人随车，以保证愿意外逃的难民在沿路的关卡上不被屠杀或者劫持）。军人是否真同情这些难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军人是在执行命令。6950部队听命于47军军部，47军是野战军，直接听命于北京，而北京的领导人恰恰又是把这个人群打入另类的决策者，阶级斗争的始作俑者。哪有这些可怜人的出路呢？
谭合成著《血的神话》2011中文版。
同床异梦：造反派、新左派与西方“文革毛主义”理论家
兼及其他外来理论资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造反的年代，在中国有造反派，在很多西方国家也有。当时在西方各国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反体制、反文化运动，力争民权（种族平等）、女权、性自由、个性解放，以及同性恋者权利。国家机器、官僚体制和精英政治受到严重挑战，造反有理和大众民主的呼声此起彼伏。但西方国家的群众造反与中国的有本质区别：西方国家的造反是在民主制度下群众的自发行为，而中国的造反是在极权统治下奉旨听令的，被“运动”的；前者抨击的目标是自己社会的体制和文化，而后者的既定目标是强化自己的极权体制，或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封闭状态，外界对中国瞭解甚少，也由于以1968年5月巴黎学潮为标志的西方文革比中国文革爆发晚了两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便在世界范围内成了造反的样板。在西方左翼阵营中的激进派看来，苏联因推行官僚政治、精英政治，已经背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以发动群众清除政权内部资本主义因素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则标志着世界革命的新发展。对于世界各国的热血青年来说，文革造反精神正与自己内心积郁已久的叛逆感和理想主义共鸣，他们在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传闻中得到了灵感、启示和动力。当时许多国家都有学生造反，成立红卫兵之类的群众组织，占领校园，串联社会。各种外文版《毛主席语录》畅销一时，不少学生都以“毛泽东主义”的信仰者自诩。
此时也正是西方后现代各路左翼文化批评理论的形成期，某些理论家的思想明显受到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影响，并成为毛式文革的拥护者和辩护士。例如，美国文学理论家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在文革真相已经广为人知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仍以热情的笔调赞美文化大革命，说“新中国未完成的社会实验……在世界史上无与伦比”，在那里，“人作为集体对自己的命运有了新的把握”，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客体世界”。杰姆逊对毛泽东未将自己亲手发动的“群众运动”进行到底颇感惋惜。尽管如此，毛的文革理论仍旧是六十年代“最丰富、最具革命性的伟大思想体系”。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中国的文革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革命不同，在中国文化没有变成商品，而是用作教育群众的手段，“为新社会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以对抗政权本身的官僚主义，建立一个理想的社群，所以，中国的文化革命是真正的革命。德里克还说，毛泽东作为革命家，其独到之处就在于他竭力阻止革命成功后难免出现的“非激进化”（deradicalization）倾向，以“政治挂帅”对抗经济主义（即苏式“现代化”理论），以文化领域中的不断革命推动社会主义的进程，防止在中国出现苏式社会主义的官僚体制。他把毛的晚期思想称作“文革毛主义”，并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中国知识界出现的新左派，与这些西方左翼理论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从师于这些左翼理论家的中国学者（如崔之元、刘康、张旭东）认同老师的看法，另一方面，国内的学者（如汪晖）受中译理论著作的启发并感到了共鸣。总之，新左派是借西方理论家的“慧眼”重新发现自己经历过的文革的。在九十年代初，人们对文革灾难还记忆犹新，为文革涂脂抹粉的话还不好直说，所以刘康只得或借用些西方文化批评的语彙在理论上兜圈子，讲什么“文化霸权”和“重建”，或以历史比较为名，把葛兰姆奇、阿尔图塞、福柯等人的主张与文革理论并提，搞出一套“谱系学”，以英雄所见略同来抬高文革和毛泽东的身价。张旭东将1949年以后包括文革在内的三十年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相对照，称前三十年的中国社会是“激进的民主社会”。据他的观察，“改革派官僚一直在密切注视和防范任何重提或挪用毛泽东有关大众民主和参与观念的企图”，同时，“所谓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对文革和大众民主的继续不断的批判以及他们对专家政治的默许更加强了官方的各种反民主措施。”他还认为，西方文化霸权和全球化使中国失去了自我认同，而毛以文革来创造“社会主义新人”是重建自我认同的尝试，可惜目标过于高远，“高处不胜寒”，失败了。崔之元吹捧文革最不着边际，称文革有诸多“合理因素”，并说“今天，我们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有中国新左派领军人物之称的汪晖认为中国民间及官方否定文革是对六十年代理想主义的背叛，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被他称作“去政治化的政治”，也就是不再有六十年代的目标、价值和意义的政治。习近平提出不能以中共执政的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听到这一主张以后，汪晖好像改变了自己过去的看法，把六十年一锅煮，煮出一套中共“自我纠错机制”。可是他“沉痛悼念”戚本禹的花圈却好像在说，他仍旧心系文革。
与西方文革派和中国新左派相比，造反派并没有什么理论，也没有全心全意地赞美文革。但在某些思路上和对文革的一些具体判断上，造反派和新左派并非完全没有联系。例如，周伦佐就认为西方六、七十年代反体制、反官僚的造反学生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都与毛泽东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共鸣。“后现代主义与造反派看似有相同的解构冲动，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物件是艺术文本，造反派的解构物件是政治权力。”他还说：“曾在‘文革’中被毛泽东邀请到北京一同检阅造反大军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文革’中毛的非组织化异举和民众的反官僚行动，是存在主义的伟大实践。萨特目光所及，显然是毛与广大青年造反者共有的非制度化行为。”萨特同毛一起检阅造反大军的消息是误传；让-保尔·萨特登上天安门检阅游行队伍的时间是1955年国庆日。但文革期间萨特的确瞩目中国，希望中国的造反成为巴黎学生的灵感。由于这个原因，他力排众议（包括《现代》杂志编辑部所有成员和他女友西蒙娜·波娃的意见），拒绝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刊登彭述之访谈录，因为这位旅居巴黎的中共元老在访谈中涉及文革真相。
萨特是老左派，他的视角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莫斯科变色了，而北京仍然是红色的，可以成为世界共产革命的延安），而我前面提到的杰姆逊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的角度观察中国的，而且，他的观察中有很明显的造反派情结。我们不妨看一段杰姆逊对文革的评论：
在六十年代，人们一时都有一种同感，即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这是一个普遍解放的时刻，一个全球性能量释放的时刻。毛泽东对此进程的形象描述最富于启示性。他喊道：“我国就像一粒原子……一旦原子核发生裂变，释放出的热能必将产生惊天动地的力量。”这一形像向人们展示了在古老的封建村庄结构分崩离析后，在文化革命对这些结构所遗留的习惯作了快心的扫荡之后，一个真正的大众民主社会终于诞生的景观。然而，原子的裂变，分子能量的释放，或“物质能指”（material signifiers）的解放，本来就可以是骇人的奇观；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究竟还是在他自己发动的运动所产生的最终结果面前退缩了：在文化革命的决定性时刻，在上海公社诞生之际，他阻止了党的机构的瓦解，有效地扭转了整个集体实验的方向（这一逆转所产生的后果在今天看来是再明显不过了）。在西方也是如此：六十年代伟大的剧变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强有力的恢复，使得各种国家机器压迫力量卷土重来。
这段文字来自杰姆逊的《六十年代阶段论》，是从英文直译的，有点蹩脚，让我复述一下，略加解释。杰姆逊是要说，毛泽东搞文革的本意是要发动群众扫荡旧文化，并摧毁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建立一个真正大众民主的社会，人们自由结合的公社就是这个理想社会的组织形式。但是，就在1967年1月以张春桥和姚文元为后台的上海造反派夺上海市委的权，成立新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的时候，毛被有“一月风暴”之称的群众造反吓住了，后悔了，所以决定派军队以“支持左派群众组织”为名参与文革，稳定秩序，成立有军代表、老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即造反派）参加的“三结合”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毛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进而否定“公社”这个有大众民主意味、让人想起“巴黎公社”的名字。在杰姆逊看来，革委会成立是一个转折点，而且是逆转，标志着文革的夭折。
杰姆逊的这段评论有很多错误，最主要的是他没有看到，或不愿意相信，毛发动文革的本意不是摧毁党的机构和官僚体制，还权于民，推行大民主；毛的本意是要借文革实现更高度的极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实际上是他自己的一元化领导）。但是，杰姆逊对文革发展的评估会得到很多造反派的赞同：很多造反派当年憧憬巴黎公社的模式，而且相信那真是毛泽东的理想，只不过旧官僚集团的抵制，一时实现不了（这是杨曦光的看法，我将在下一节讨论）。如今，也有很多造反派认为革委会的成立就是复辟旧政权，甚至是军人政权，因为革委会美其名曰“三结合”，实际上造反派成员徒有其名，没有实权，一切都得听军代表的。而且造反派很快就开始被整肃，他们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在革委会成立之日就结束了。我认为这个说法与那时造反派的地位和境遇并不完全符合，有我上面讨论的造反派在清队运动中的角色为例。总之，诸如杰姆逊的这种看法在造反派中间是有相当的市场的，“人民文革”论者甚至可以基本认同他的结论。徐贲说：“刘国凯的‘人民文革’论还只是想从文革中分离出一些有积极反抗意义的部分来。在一些新左派那里，整个文革都被抽象成了具有普遍积极意义的‘人民文革’。”此话有理，道出了造反派情结和新左派文革论的不同与关联。
造反派和新左派有共同语言的地方还在于他们对官僚主义或官僚体制的看法。在西方社会，官僚（bureaucrat）这个以桌子或桌布为字源的词是个很不好听的词。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官僚平庸无聊；在卡夫卡笔下，官僚体系是人类异化的荒诞现象。但是，现代社会的运作毕竟离不开由专职行政人员组成的官僚机构，这是一个悖论。然而，如前所述，既然民主制度下的行政机构/官员和极权体制下的行政机构/官员有本质的不同，将西方社会对自身官僚体系的批评嫁接到毛时代的中国，以“官僚集团”取代“走资派”应当也是可以商榷的，因为跨界使用“官僚”的概念实际上混淆了民主与极权的区别，多党制与一党制的区别。
在对官僚阶层的认识上，中国学者还有一个比西方理论更切近的资源，那就是1963年翻译出版、内部发行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作者是很早就对苏式共产主义开始批判反思的南斯拉夫思想家米洛文·吉拉斯。杨继绳在文革史《天地翻覆》中引述了吉拉斯的著名结论：“‘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就是官僚特权阶级。”杨继绳接着写道：“虽然毛泽东和吉拉斯都认为共产党政权里有一个新阶级，但他们的出发点和解决办法完全不同……吉拉斯的最终理想是突破史达林主义的暴政，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而毛泽东却维护史达林，企图建立一个超越史达林体制的乌托邦。”毛认为实现这一乌托邦的障碍在于党内的官僚阶级，所以发动文革，使“自己直接成为底层群众的代表，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发动群众、指挥群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火烧’官僚，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实现‘天下大乱’，就需要造反派。……要恢复秩序实现‘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杨继绳所说的毛与吉拉斯在基本立场上的分歧，我完全同意。但这段议论中有两点似乎与我讨论的造反派情结问题并非完全没有联系。
首先，将毛的对立面称作官僚集团或官僚特权阶级值得商榷，因为从更本质的意义上看，毛既是这个官僚集团的缔造者、领导者，又是最高特权的享用者，而且最后还要用经过文革式的清洗和整肃，使官僚体系更牢固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其次，吉拉斯说的“新阶级”是共产党政权产生的阶级，是共产主义革命自身的产物。吉拉斯特意将这个阶级与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加以区分，所以才“新”，并说：“虽然这个新阶级完成了革命中最伟大的一次胜利，但其统治方式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吉拉斯定义的这个阶级并不是毛所说的党内资产阶级或走资派，而是包括毛本人在内的、以专政方式来统治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或党内精英。所以，不如就按毛的说法，把毛的打击对象叫做“走资派”，放在引号内，更何况他们最后证明就是走资派。当然，我认为更为确当的称谓是中共党内与文革派或激进派相对的务实派或温和派。可是，今天如果真这样如实地说：在文革期间造反派群众组织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务实派），也的确挺尴尬的，不是吗？
理想主义与意识形态
在文革年代，也许大多数人都是怀着单纯的动机、真诚的意愿和理想主义的热忱参加造反的。这个理想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世界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理想。那时有些理想青年甚至偷越南方边境，去参加东南亚国家的武装斗争，支援世界革命。连生命都愿意贡献，动机不可谓不纯，理想不可谓不高尚。在很多年以后，文革的灾难已经使多数人不再相信当年的理想，但是对理想主义的反思好像并没有开始，至少是远远不够。而且，也许是因为物以稀为贵，理想主义或理想情怀在一个物欲横流、信仰失落的当今中国社会反而更令人憧憬，这种憧憬还与怀旧并行。
我下面会讨论理想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在讨论这个较为宽泛的题目之前，我想先复述一篇被许多造反派推崇的、文革理想主义的代表性的文字，即湖南造反派学生杨曦光（杨小凯）在1968年初写的《中国向何处去》。（金钟按：1985年我在香港访问杨小凯，试图追寻《中国向何处去》的真正作者是谁？他明显地回避这个问题。）
“极左”在中国的政治语彙中本是贬义词，是在批评诸如极端的文革思潮时用的。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就提议批判“极左”，实际上是为了抵制极端的文革政策，自然被毛否决。而杨曦光开宗明义，从正面接受这个词，说《中国向何处去》也是《“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他认为：“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所以，这场革命要“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他认为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毛的确在不同的场合用过“公社”或“人民公社”这样的概念，比如，他说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巴黎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但这个新社会的理想尚未实现，原因是党内官僚资产阶级或“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阻力太大，而周恩来就是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的“总代表”。
杨曦光写这篇文章的时候——1967年末、1968年初——-正是各级“革命委员会”逐步成立，而造反派群众组织内部的不同派别正在为争夺权力大打出手的时期（即“武斗”时期）。他认为，在摧毁旧的国家机器之后，毛的理想权力机构是实行群众专政的“公社”，而不是由军代表、老干部和造反派“三结合”组成的革委会。但是，“周恩来在二、三月的胜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图在全国各地立即建立革委会”，“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毛主席八九月份总结一月革命和八月国内革命战争得出的‘群众专政’的伟大理论，就证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后决不是官僚和陪衬的群众的三结合专政，而是‘群众专政’。”“临时权力机构”革委会的成立，在杨曦光看来，是毛向势力强大的“红色资本家阶级”暂时作出“退却”的步骤之一，是毛的策略。值得指出的是，杨曦光关于革委会中军人和“旧官僚”起主要作用，实际上是旧政权复辟的看法，仍然是当下很多造反派文革研究者的看法。
既然革委会的建立是旧政权复辟，是毛对资产阶级的暂时让步，那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较量就远远没有结束。杨认为，“极左派”结束这场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最终途径是武装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要“武装左派”。杨曦光对1967年形势的分析是，一月造反派夺权受到挫折，二、三月更出现逆流（即毛泽东所指责的、周恩来手下的高层干部掀起的“二月逆流”和造反派学者指出的、在某些省份发生的“二月镇反”），造反派受到严重打击……但到了八月份，形势好转，不仅出现了造反派“抢枪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把全民皆兵变成事实”，而且爆发了“伟大的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八月风暴伟大的创举就是一个由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出现……如果说一月风暴提出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的话，八月风暴就不但充实丰富了这个纲领，而且解决了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可惜，九、十月份形势再次逆转，出现了“自上而下的反革命改良主义逆流”：宽松的干部政策让走资派上台，中央下达九·五命令（禁止群众组织抢夺军队的武器弹药，已抢的武器必须限期归还）“又使‘武装左派’成为一纸空文，工人阶级的武装被解除了，官僚们又重新复辟。”
不过，杨曦光说，在这样的曲折反复中，人民也逐渐觉醒，成熟，“极左派”的新思潮（“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废除官僚机构”、“彻底砸烂国家机器”云云）“以敌人眼中的‘幽灵’的姿态在革命人民中徘徊”。与此同时，江青11月12日（在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座谈会上）的讲话里重提批判17年（1949-1966）和50天（1966年夏天工作组时期）的问题，“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阶段的开始”。林彪10月24日（在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47军军长黎原时）的谈话中“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两个讲话“是我们一九六八年全年进行革命斗争的唯一总方针”。杨曦光对江、林二人讲话的解读和评价多有不实之处，往往一厢情愿。但这同我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无关。与我的问题有关的是，他对文革派江青和林彪的推崇与赞美和他对务实派周恩来的敌视与讽刺形成鲜明对照。
杨曦光还认为，“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很可能会“在一省或数省夺取真正彻底的胜利”（列宁曾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而这个省他认为很可能就是他所在的湖南，那里最先进的组织就是他所在的“省无联”（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他写道：林彪的“10·24指示等于宣布湖南成为全国革命斗争的先锋地区，而湖南省无联的产生发展，就成为九月以来无产阶级成长壮大的突出代表。省无联实际上是积累了一月革命风暴群众专政的形式——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办的）的经验而产生的，它是一个比一月和八月更高级的群众专政权力机构，它相当于苏联一月革命【原文如此】被资产阶级篡夺时期的苏维埃而省革筹又相当于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无联与省革筹的对立，这就是新的‘两系政权并存’的局面，而实际权力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革筹手里。省无联是可以和苏维埃比美的新生幼芽，它是比一月和八月更加成熟的‘公社’的雏形。不管资产阶级怎样交替使用镇压和怂恿第三势力活动的改良主义手法，省无联这一真正的新生红色政权必定会在大风大浪中不断成长和壮大。”
以上是我对《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要点的尽量客观的复述。从今天的角度看，此文的论点很教条，很荒谬，但这并不是杨曦光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问题。至于杨曦光，我觉得他是一个有马列主义理论背景，长于推理，以至于对毛泽东的思路有相当洞见的知识青年。我感到不容易理解的是，为什么很多造反派文革学者对这篇脱胎于毛泽东文革理论模式的文章至今仍旧缺乏批判的思考，尽管杨本人早已放弃了当年的看法。2004年，早已更名为杨小凯的杨曦光辞世，悼念文章中仍有不少赞扬《中国向何处去》的文字。例如，刘国凯说：“杨曦光这是个充满着历史内涵的名字，它与那个时代青年社会变革者的心迹和磨难紧相联结。以这个名字署名的《中国向何处去》是那个时代进步思想的最高结晶。……在多达八亿的人群中，在那个躁动而迷信的年代里，能石破天惊地指出‘红色资本家阶级’业已形成的人有多少？只有一个，那就是年仅十九岁的小青年杨曦光。”郑义在纪念文章中引用了杨曦光关于文革基本矛盾和终极目的的那段话，并称赞说：“36年过去，历史已经把他的这段文字精选为文革异端思想最辉煌的经典……这一共产暴政下饱受践踏蹂躏的人们内心深处的秘密渴望，小凯表述得最尖锐最深刻。因此，这位青年思想家，这位英勇的代言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权势者们所谓‘彻底否定文革’，要掐灭的正是以杨小凯为代表的这种‘实现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觉醒。36年过去，小凯的这一思想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见其光辉。”
杨曦光的理想主义应当是单纯而真诚的，问题是，纯洁的动机和真诚的意愿在我们决定某个行为的好坏对错时是否有任何意义？（更何况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人在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更重要的是，是不是因其单纯和真诚，这样的理想主义，或任何其他的理想主义就一定有价值？
我这里要讨论的不是类似个人对未来所抱的美好愿望的那种理想，也不是与冷漠、犬儒相对，有志于改变现实、改善现实的那种崇高的理想情怀，而是可以成为某种“主义”的理想，或等同于某种意识形态、从某个所谓“科学”理念演绎出的人类发展蓝图。在西方语言中（以英文为例），理想（ideal）、观念（idea）、理想主义（idealism）和意识形态（ideology）同源：希腊文“看见”（idein），进而引申为意象、观念、柏拉图的理念、超验的概念、原型、完善的品格、理想等等。名词尾码–ism 起的作用一般是将前面的具体概念抽象化，所以，理想（ideal）加主义（ism）在我所说的这个语境中的意思就是以某一理想为基础而形成的理论或信条，它本身是中性的，关键要看什么理想。在这个意义上，理想主义这个词很接近意识形态。但由于人们习惯于将理想浪漫化，不把它与丑恶的东西连在一起，所以理想主义好像总是正面的。意识形态这个词却很不一样，多有贬义，也许是因为历史或使用习惯，也许和这个词的构成有关：这个词由“观念”（ideo-）和“逻辑”或“话语”（-logy）组成，其字面意思是从某一观念或某一套观念作出的逻辑推演。因此，可以说，意识形态即某种具体的理想主义。比如从公有制/共有制（common，commune，communization，communism）和阶级斗争（即马克思认定的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primitive communism和科学共产主义社会scientific communism之间的漫长历史阶段中社会的基本冲突和发展模式）的概念演绎出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从优生学/种族主义（eugenics，racism）、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社会主义（socialism）的概念演绎出的国家社会主义或纳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缩写）意识形态。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并没有明显区别，对于纳粹党人来说，国家社会主义既是意识形态也是理想，不是吗？这基本上是二十世纪的现象，在此之前，有传统的皇权统治（如中国）、封建贵族统治（如早些时候的欧洲）、种姓制度（如印度）、共和制度（如美国）等等。同样是专制，二十世纪之前的专制只控制人的行为，而二十世纪诸如纳粹德国、史达林的苏联、毛时代的中国、赤棉时期的柬埔寨这样的专政不仅控制人的行为，还控制人的思想。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同领袖信仰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极权主义。在极权社会，理想主义和官方意识形态是一回事。在毛时代的中国，能成为主义的理想，除了共产主义以外还能有别的吗？极权制度与以往的专制制度的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思想意识形态控制。纳粹德国和苏联还需要秘密员警，而毛时代的中国，尤其是文革时期的中国，意识形态统治已经如此彻底，毛泽东思想已经如此“深入人心”，形式上的秘密员警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它已经内化：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个秘密员警。
文革时代的中国民众，经过多年的教化，多半都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但却很难想像纳粹德国的大部分民众也是理想主义者。为什么不是呢？共产主义者相信，消灭了所有的阶级敌人以后，无产阶级就会创造一个完美的社会；纳粹相信，消灭了所有劣等民族和残疾者以后，雅利安人也会实现人类的乌托邦；这两者之间在逻辑上有本质区别吗？共产党人说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要为人民服务，个人必须服从集体云云；纳粹说人民就是一切，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据统计，Volk，即“人民”或“大众”，是希特勒最常用的词之一，连第一辆大众牌汽车Volkswagen都是按希特勒画出的样子设计的，希特勒说这种车必须便宜、省油、能载五人之家，所以称它为“人民/大众的车”）。这两个“人民”都是以同化个性、排除异类为前提的。
但是历史已经显示：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给人类带来了几千万生灵涂炭的灾难，因为这两种革命理想主义的“首要问题”都是辨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决不手软。这里的敌人和战场上的敌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战场上的敌人也是人，但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把自己的敌人定义成为了实现其理想而必须消灭的异类或非人。于是有了用于敌人的诸如犹太猪、寄生虫、毒瘤、细菌、牛鬼蛇神、狗崽子、害人虫之类非人化的指称。假设人对同类都有恻隐之心，对同类施暴被看作恶行。然而，一旦敌人被非人化，不再被视为同类，而且被认为是通向理想道路上的障碍，向他们施暴，甚至杀戮，就有了正义性，是革命行动，施暴者不会有任何顾虑。因此就会有像1938年冲锋队向犹太人施暴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1966年红卫兵对所谓阶级敌人大打出手甚至杀害的“红八月”和以1968年为高潮，造成遍地“牛棚”、遍地冤狱的清队运动。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的结果显示，这些受难者几乎全部是无辜的。在纳粹统治时期，欧洲有近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多半死于集中营。文革期间，有大约一百七十万所谓的阶级敌人死于非命（或被杀害，或被折磨死，或自杀；死于派性武斗的人占的比重并不大），他们中的大多数死于“群众专政”，也就是杨曦光文章中多次提到的、取代国家机器和官僚体制的理想权力机构，与“公社”同义。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德国的三十年代与中国的六十年代却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就是为什么在文革中能够侥幸读到内部发行的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译本的人受到很大震动，从而开始反思中国的文革。
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是两种反人道的理想主义。瞭解了这两种思潮的具体内容以后，我们就会看到“反人道的理想主义”并非自相矛盾的说法。这样的理想主义的确会让信仰者迷失人性，甚至失掉对生命的敏感。我想以《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一个细节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如前所述，作者在文章里推崇林彪的10·24讲话，在不同的地方提到过四次，想必是认真读过的。林彪讲话实际上是听47军军长黎原和省革筹小组成员彙报湖南局势时的插话，并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数位高层领导人在座。汇报的内容包括1967年夏末秋初的道县惨案，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有九千多无辜百姓，多半是所谓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和子女，在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惨遭屠杀，对此林彪和谢富治在听彙报时均有评论。在场的黎原是个关键人物：他是军人，否则林彪不会出现；他还是直接过问道县及零陵专区“乱杀风”的高级将领，“乱杀风”就是他派遣的47军6950部队去制止、平定的。况且，47军是野战军，在执行支左任务的时候，与保守的省军区及其下属的地方武装部相对，是相当同情造反派群众组织中较为激进的一派的。尽管如此，杨曦光仍从他的极端理念和派性意识出发，将他认同的“极左派”造反派等同于“人民”，强调“旧省委与旧军区与广大人民的矛盾，47军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只是以省无联和‘新政权’的矛盾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出现”，完全不考虑47军在稳定秩序，保护生命，制止“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之类“群众专政”残害生灵等实际工作中所起的作用，似乎道县惨案受害者的生命完全在他的视野之外，在“人民”之外。
人命关天！也许二十世纪的历史给我们最沉痛的教训就是：我们曾被某种理想主义误导，为了某种貌似高尚的理想，我们可以去牺牲自己，也可以去杀害他人（因为他们被看作我们实现理想的障碍）。
从噩梦中醒来以后，我们应当保持高度警惕，守住底线：人的生命和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种族、什么信仰、什么派。
开放2017-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