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鲁大学的讲演
正如刚才崔之元所说，我们提出预言，实际上也表达了我们的愿望。我们希望未来能照我们期待的方向去发展，我们通过传播自己的观点，唤起更多的人自觉地朝那个方向去努力，从而促成我们理想的实现。
是认同自由民主，还是认同专制
对於後邓的中国形势，人们已经发表了很多不同的意见，这中间也包含了各自不同的愿望。有一种观点值得注意。在有些朋友看来，眼下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腐败问题，主要是干部的腐败问题，对邓後的中国，他们最耽心的是稳定，能不能顺利接班。至於其它的问题，象“六四”杀了人，还没平反，他们觉得那不要紧，不就只死了千把人嘛，不少不同政见者仍在遭受迫害。但他们人数不多，全国十几亿人呢，所以也不重要。可是照我看，如果他们只担心稳定，只担心干部问题，那其实很简单。我们就该向古人学习。如果担心邓小平的权力不能平稳交班接，恢复帝制、搞世袭不就成了吗？邓的儿女都四五十岁了，当皇帝足够胜任的了。过去我们批判所谓封建君主专制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批评古人太笨，搞了几千年都不知道搞民主，总是迷信一个皇帝，把皇帝当成圣人。有人进而批评说那是儒家的过错，因为儒家相信人可以成圣人。人家基督教承认人人都有原罪，所以对权力需要制衡。其实这倒不相干。中国搞了几千年的皇帝，并不是因为大家认为皇帝是圣人。不信去查查历史。一部二十四史，在史家笔下，有几个皇帝是英明的？这是正统的文化。再看民间的文化，小说、戏剧，那里面的皇帝有几个是好人？大多数不是傻瓜就是坏蛋，算得上英明者寥寥无几。可见在中国，从士大夫到老百姓，谁都知道皇帝不是英明的。在上古时期，尧传位於舜，舜传位於禹，禹就传给了他的儿子。先前是禅让，後来成了世袭。这叫“传子不传贤”。这话本身就表明了子不一定是贤。古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放着贤不传要传给子呢？原因很简单，稳定嘛。一百年前国人讲维新变法，提出要学西方，搞立宪、搞议会，反对改革的一派人的主张，和今天邓小平讲的一模一样，就是说一搞就会乱，并不是说皇帝都英明伟大。当然也有人说因为皇帝英明伟大所以才不需要宪政不需要民主，但这类话是说给不懂事的人听的。是面子上的话。说这种话的人自己并不真信。想想看，那么多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人，把一个三岁的小孩、坐上龙椅还要尿裤子的人捧上皇位，他们怎么会相信那个小孩子英明伟大？到了清朝，帝制已实行了两千多年，很制度化了，连三岁小孩登基都坐得稳稳当当。共产党比起来可就差远了，选个六十多岁的人上台，我们还担心呢。
要说干部制度，那就更不用说了。共产党根本就没有一套干部制度。一会儿是从工农兵中选拔优秀份子，一会儿又是第三梯队，没一个是成型的，现在一个人要是想当官，你都不知道要怎么样才当得上。古人搞了个科举制，你得佩服人家是搞得很象样子，很成熟。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卷纸是密封的，想作弊开後门都很难。清朝建国没几年就大兴科举，你爹你妈是不同政见者的也可以来考。连那些不同政见者自己，明朝的一批遗民，不肯和新政权合作的，躲到山上去的，想下来应考也行。如果共产党恢复科举制，那批朋友们大概很高兴。这样一来，知识化这一条就有了，年轻化大概也就不成问题了。看一看当年的曾国藩、李鸿章，官至极品，学问也很出色，一代士林领袖。在知识界中都很有威望。如今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至少算不上士林领袖。论起知识学问来，我们在座的未必瞧得上，对不对？
因此，要讲起规章制度，共产党不如古代的帝制王朝。道理很简单，天下的制度无非两大种，一种叫民主，一种叫专制。当然，民主制度可以有多种形式，君主立宪制、总统制、议会制等等。专制也有多种形式，最常见的是君主专制，中外历史上最常见的，可见是个共同经验。中国的君主专制搞了几千年，自然更成熟一些。共产党的问题是，一方面它拒绝了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它就只好回到专制的路子上去。这也不是共产党一开始就存心要这么做，很多共产党人在起先还真以为他们要搞出一套最新最好的制度呢。但是你共产党既然拒绝了宪政民主，就只有专制一条路可走，可是共产党闹革命，又否定了传统专制制度的很多成熟的规矩办法，到头来你势必搞得连古代君主制都不如。
刚才王绍光讲到一百年来中国政治都是强人政治，可是在一百年前的中国并不需要强人，几岁的小孩子都可以当皇帝。我说过，制度这东西，信则灵，不信就不灵。过去古人信帝制，认这套东西。现在不行了。袁世凯想称帝为什么失败？那不单单是蔡锷在云南造反，云南离北京远着呢。问题是袁世凯周围的大将亲信，象冯国璋、段琪瑞个个都不高兴，他们本来还指望着你当完总统我再当呢。袁世凯的亲信都不支持袁世凯了，他就非输不可了。所以在现代中国，总是要靠强人统治，一个人如果不在军队等要害部门有很大实力他就镇不住。因为这里没有制度性的共识。美国民主制也离不开共识。美国人相信这套制度。柯林顿跑到白宫宣誓就职。照说柯林顿和国会、和武装部队都素无渊源，凭什么能坐得住？要是有那个高级将领仗着自己资格老，在军政各界的关系深，发动政变把柯林顿逮起来自己宣布当总统行不行？不行，因为别人不会听他的。
民主制也好，君主制也好，人们对制度有共识。共产党的统治没有这套共识。共产党给自己编出的理由是它代表了全国人民，可是什么叫代表全国人民，说不清楚。你说你代表，我还说我代表呢。所以共产党非靠高压统治不可。庐山会议，彭德怀以海瑞自命给毛泽东提意见。彭德怀是不是有夺权的动机我们不知道；可是毛泽东看得很清楚，要是你彭德怀是对的，我毛泽东是错的，那么凭什么该由我、而不该由你来当主席呢？大家承认毛泽东是最高领袖，是因为毛泽东最英明最正确。如果你自己都承认自己不正确，承认有别人更正确，那还凭什么由你来当最高领袖呢？这和古代不同。海瑞骂皇帝，不管怎么骂，一般人都知道你海瑞只是海瑞，人家皇帝总还是皇帝。皇帝可以下罪已诏，共产党领袖却认不起错。你看在中共党史上，第一把手一认错就非下台不可，从陈独秀、王明，直到华国锋。在美国竞选时也没人肯认错。布什和柯林顿竞选总统。要是布什对柯林顿说，在最主要的问题上你是对的我是错的。那还竟什么选呀，回去算了呗。当然，美国总统也可以认错，他有四年任期，在任期内认错没关系。可是共产党还说要学巴黎公社，随时可以撤换领导人，那不让他成天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吗？共产党统治缺少制度化。它既然拒绝了民主制，又否定了过去君主制的很多规矩，到头来它什么都不是。我要强调的是，且不说我们中国人受了那么多年专制之害，在座诸位又都在西方生活过好几年，懂得了自由民主，如果我们在考虑中国今後的前途时，仅仅是担心权力交接是否稳定，仅仅是担心干部队伍不要太腐败，而一点不去考虑自由民主，那我们比古人都还差得远。我想我们总不该把标准降低到这个程度吧。按照有些人的观点，邓小平这一套就已经很好很好，什么自由民主统统可以不要，他们只是唯恐邓小平这一套不能延续下去。要是再出个康熙乾隆，再恢复个科举制，那他们岂不是要山呼万岁吗？这个标准是不是太低了点？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考虑中国今後的形势时，首先要确立一个最基本的价值选择：是认同自由民主，还是认同专制。
自由与稳定
有人担心自由会导致不稳定。他们问我你能不能担保中国有了自由後不会出乱子。我说我不能担保。你要求一个人对一件事情作担保，除非他对这件事有绝对的控制权。这本身就是在要求绝对权力的专制。但是我们可以有一种相信，抱一种信念，努力让自由的社会保持稳定。为什么要把自由和无秩序联系在一起呢？因为我们所说的自由，是以承认他人同等的自由为前提。这本身就意味着秩序，意味着一套法治。没有法治的秩序也就不可能有自由。自由不会导致不稳定。只有一些人滥用自由去侵犯别人的自由才会有不稳定。
我承认，有了自由之後，各种分歧、矛盾会公开化、表面化，搞不好会有人去犯规，可能出麻烦。刚才军涛讲了不少国家在经济停滞的时候倒很稳定。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反而不那么稳定。道理很简单，在过去，人的愿望从一开始就被压抑着，所以他们也就算了。在经济发展时期，人有了实现自己物质愿望的机会，这种愿望、这种追求就会被刺激起来，提升起来。你会说凭什么他就比你得的多呢，凭什么你就不能得的更多呢？大家都朝前看，朝高处走，冲突的可能性就大了。好比在公共汽车上，你受了一个人的气，但一见那人膀大腰粗，样子十分凶恶，料定不是对手，你只好忍下这口气。要是对方的样子不那么厉害，你就可能和他争，他也和你争，越争越来气，到头来动手，搞得头破血流也不一定。专制下为什么稳定，因为政府太凶狠，大家知道惹不起，只得老老实实。在自由社会中人们没有这种恐惧，各种分歧、争端表面化，有些人争着争着就上了劲，不容易再克制自己，就容易去犯规。事情在萌芽状态就去压制比较容易，等到了很热烈的时候再去控制它就比较难。但你总不能因此就赞成专制，就因噎废食，反对人们表达和追求他们的愿望。就象你不能因为一个人生下来免不了会闹灾闹病就不准他生下来，不准他长大成人一样。
今天的中国确实面临着选择。我们无法担保未来的中国就一定会出现我们理想的局面。我不相信历史决定论。历史上没有什么事是注定要发生的，除非我们大家去努力。其实历史决定路对人的影响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相信历史决定论，其结果是他拼命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有的人则是消极等待。对於那些打定主意不行动的人来说，无论信什么理论，他们都可以给自己的不行动找出理由，即使你说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事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人的主观努力只能起到或三分或七分的作用；但如果这三分或七分作用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我们就该全力以赴地去做。
共同争取自由
今天的中国，离自由可以说很近很近，也可以说很远很远。说它近，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懂得了什么是自由，这和过去不同，过去我们还以为人民民主专政是最大的自由，以为西方的自由都是骗人的鬼话。另外，今天的人们思想更活跃，一个起码是半民间社会正在出现，我们有了比过去更大的活动空间，这就为我们进一步争取自由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离自由还很远，既然在现在，人们的很多具体愿望都有了一定的实现机会，有些人可能就对自由本身没那么强烈的追求了。好比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如果你父母给你找的对象实在不中意，而你又有了另外的心上人，爱得要死要活。你就会拼命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要是你父母给你找的对象让你觉得还挺不错，你也许就对包办婚姻不那么反对，对自由恋爱不那么追求了。再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索尔仁尼琴说：“鱼群从来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文化革命中，网眼太密，网成了布，大家都钻不过去。这时候你号召大家粉碎这个网，一般人都容易听得进去。现在网眼很宽，许多人能钻过去，就少数不同政见者钻不过。有些人就会说，谁叫你自己找别扭呢？何必呢？谁都知道没有网好，但破网很费劲，不破它也能过得下去，於是有些人可能就不肯花力气去破它，那个网也就有可能千秋万代地存在下去了。
现在有不少人对我说，国内的情况其实挺好的，只有少数不同政见者才觉得难受。你老是提自由，但大多数人没有这个迫切需要。你这主张不得人心。我想我们可以从西方国家实现宗教自由的经验中获得启示。过去实行宗教迫害，当然是信国教的多数人去迫害信异教的少数人。在那时，信国教的多数人并不感到受迫害，他们还感到很舒服，很自在。他们甚至会怪那些异教徒，谁叫你去信异教，活该。少数异教徒当然愿意保护自己，但他们既然是少数，单凭自己的力量他们就保护不了自己。可见，保护少数这个要求不是对少数提的，而是对多数提的。它要求多数有同情心，有恻隐之心，有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心。谁说今天的共产党只在压迫少数人呢？它当然也在压迫多数人。它在压迫少数人的身体，但同时也在压迫多数人的良心，压迫多数人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实现自由，就是要激发起人们的这些精神。
实现思想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它是下限。不管大家对未来变化有多少不同的看法，这一条起码要去共同争取。
（根据录音整理）《北京之春》1995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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