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随笔》，2007年第4期，双月刊　　
　　
　　邵建的文章讲述了1925北大脱离教育部事件之始末：该事件始于女师大风潮，后“引进”北大，经过各式表决，北大决定脱离教育部，并要求财政部直接拨款给北大。胡适对事件始末都非常清楚，于其个人而言，希望“让学校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但事与愿违。至于今人，当看法被现实压抑时，唯借助史实慎查。　　

　　《书城》，2007年第7期　　
　　
　　王铭铭在《“会说话的孩子”说了什么？》一文中，借胡武功的《藏着的关中》一书，直指“民俗学之反动”。王铭铭认为，“民俗”是精英知识分子的观念创造，他们试图借大众拯救自身。“会说话的孩子”说，活人的“活”不是唯一目的，貌似对立的某些物事，往往暗含反驳的真谛。王铭铭冒昧地敲了敲平民主义不可一世的头颅，但又有多少人会略微低低头呢？　　

　　《巴黎评论》(Paris　Review)，夏季号　　
　　
　　在这篇头条访谈中，梅勒回忆了当年初闻海明威吞枪自尽时的惊愕。“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个巨大的警告。”梅勒说，海明威是在告诉所有人，“你做了小说家，也就进入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心理旅程，它会把你的脸轰掉。”

　　84岁的老梅勒也谈到了夕阳人生。“作为小说家，你变老的时候，没有理由不比以前更聪明。人生每过上一年，你都应该更多地了解人性。可你会写得像以前一样好，一样棒吗？不，不一定。你会越来越力不从心。”他拿车来打比方，说人老了，脑袋就不中用了。“为什么有些活儿，新车能做，老车却做不来？”他说，“你得明白，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不能对一辆老车一通乱踹，还说，你背叛了我！”　　
　　
　　知识分子戈登·布朗

　　《展望》(Prospect)，7月号　　
　　
　　戈登·布朗是近年来最博览群书的政治家之一，那么他有怎样的知识分子背景？这些风格又将如何影响他的首相任期呢？三十多年前，他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的崇拜者，属于当时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民主派，他们力图在激进的革命派和所谓的修正主义者之间架起桥梁。

　　布朗的阅读既广泛又不失重点，他读马丁·沃尔夫的《全球化为何有效》，也读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以及基辛格的《大外交》，并建议其阁员也读这些书。在最近出版的《勇者八人》(Courage：Eight　Portraits)一书中，他向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等人致敬，颂扬他们与社会不公与不义展开的斗争。

　　他年轻的曾经写道：“行动者才是真正的哲学家，而哲学家必须做一个行动者。”布朗正是葛兰西式的知识分子，阅读／思考，并付诸政治行动。　　
　　
　　路上之王

　　《国家》(The　Nation)，7月30日　　
　　
　　1907年，恰好在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Onthe　Road)》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之前50年，杰克·伦敦出版了回忆录《路(The　Road)》，今年是它的一百周年纪念，却远不如《在路上》的五十周年盛大。

　　《路》反映出了杰克·伦敦强烈的阶级意识，他与西奥多·德莱塞、厄普顿·辛克莱等同代作家一样，致力于让读者看到美国社会的种种不公，号召人们挺身而起，采取政治行动。伦敦也记录了他在美国大地上的游历，乘火车、汽船，或徒步——甚至把鞋也走烂了，只好赤足前行。

翻阅中共历史就会发现很多“入政界和做强盗是一件事”的故实。贺龙、许世友，这两位草莽出身的军人历史不就是鲜明例证吗？朱德、彭德怀亦复如是。从大众活动看，上世纪20年代中期南方一些省份掀起的农民运动就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也就是王造时说的游民阶级运动，这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生动记录。这一报告在湖南省委刊物《战士》上发表时还保留着这么一句：“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类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这是毛泽东公开将“流氓地痞”捧为社会中坚的确凿证据。后来，毛率一批人上井冈山，名曰“革命”，实际上是去找土匪、当土匪！当土匪打出了局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于是由匪而官，完成了第一轮“入政界与做强盗是一件事”的轮回。然后进入下一轮。

这样的轮转，离不开抢劫。毛的部队靠什么生活？抢劫！第三次反围剿后，毛率部向东南攻下彰州，就在这么个小城竟“筹款”百万银元，（《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上卷，红旗出版社，89页）还把陈嘉庚在城里开的鞋店洗劫了。靠抢劫不仅掠得大量粮食、布匹，且夺得大量金银。当时中共中枢机构隐藏在上海，他们的花费全靠各地供应，有时要派出中央提款委员赴各地督办。1932年1月7日，安徽英山中心县委给中央的信说，“此间经济略有办法”，“不久送了一万三千元到皖西北去了”，“如果你们把关系建立好，你们有交通来，可源源接济。”“我们派去的交通恐路上有问题，只带去大洋二百元，金器二十一件（戒指、耳环等）。如交通弄好，可寄一二千元去。”（《红四方面军纪实》，知识出版社，244页）这仅仅是一个“中心县委”，所辖不过巴掌大地区，出口就如此阔绰，可见敲诈勒索之残酷。中央根据地发生富田事变，当事人欲赴上海向中央解释，并决定将所有的黄金200斤送交中央。（景玉川：《富田事变平反的前前后后》）当时16两为1斤，200斤为3200两，是所辖4个县、号称“江西省委”掌握的贵金属。由此不难了解，这个以抢劫为生的武装组织是如何敲骨吸髓地盘剥有产者。

抢劫更兼烧杀。烧房毁舍，杀人施威，是这支队伍蹂躏农村的惯伎。当时中央经常派巡视员到各地检查，以烧杀为度，衡量工作合格程度。如判以“烧杀太少，行动太右”是必须立即纠正的。烧杀一度针对仅有几亩薄田的农户。他们以为烧了这些农民的房，使“有产”变“无产”，就会迫使农民跟他们一起“革命”。胡乔木证实：“秋收暴动期间，提倡杀人放火。毛主席说他亲自点过火。一放，周围的农民都跑了，群众根本就不赞成。”这种做法“在我们党内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50-151页）看来，他们并不以是否豪坤为界，只要有田有屋，就是烧杀对象。他们憎恨安分守己的劳动者，要把这些劳动者搞得无田种、无屋住，象他们一样，流离失所，无所事事，只靠烧杀为生。

制造矛盾，自然就要时刻提防受害者反攻倒算，特别是要防备自家人“反水”。所以，这支武装队伍经常要“肃反”。而事实证明，所谓“肃反”并非真的发生奸细渗入需要追查，实是内心空虚、亟需振作的手段。反AB团、反社民党、反改组派乃至在延安大抓“特务”，都是捉风捕影，滥杀无辜。福田事件的发生是由于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派人对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领导干部120多人大搞逼供信，施以“地雷公”、“点天灯”、“烧阴户”等酷刑，逼使承认为AB团，致使红二十军喊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结果该军被骗至于都县平头寨参加会议，副排以上共600余人在会场被4挺机枪扫射，基本消灭。这种杀伐之风，在一支以屠杀同类为最大兴奋点的野蛮群体，原是不奇怪的。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AB团、社民党、改组派，不过是借此机会发泄对社会的仇恨，杀人是他们报复社会的最畅快的方式，所以才有“肃反”标准千奇百怪。《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上册）记载：谁拥有10毫子（苏区货币）谁就是土豪劣坤，杀！几个人在一起递烟说话就是参加以抽烟为接头暗号的反动组织，杀！男女之间交谈甚至谈恋爱就是想组织社民党，杀！这样杀起来，自然毫无节制，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屠杀。有时连这样的标准也不需要。《中共往事钩沉》（卷4）记载：全团集合，团政委拿着花名册，点一个捆一个。被捆的必须承认自己是AB团、改组派、社民党，还要供出同伙，否则，杀！在一个理智的人眼中，这一切均甚荒唐，然而，在那片偏辟、落后的山野却是郑重其事地当作生死攸关的事业在进行，这就是土匪逻辑。

由于社会不断动荡，游民阶级的不断起伏和反复破坏成为中国社会的显着特点。这在中共党史中尤为突出。“文革”成了他们倾巢出动，兴风作浪时机。王洪文是是趁着大动乱冒出来打砸抢抄抓的游民头子、流氓无产者！红卫兵是是破坏文化、破坏道德、破坏良知、破坏信用、草菅人命的一群混混儿，一帮流氓！“文革”期间，游民阶级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们的阶级本质得以充分暴露。请看典型流氓无产者的形像：唐歧山，郑州铁路局工人。1950年的自我鉴定：“我的思想不官（管）你共产党不共产党，幸福不幸福……，人说死就死了，我想有钱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有时间就去玩一玩。”“文革”时造反，罢工，停水，停电，停车，使运输系统瘫痪。他掌管郑州铁路局后，起用地痞无赖作帮手。他去上海学习王洪文经验，得到的体会是：“看人家上海造反派多神气，穿的是‘的卡’，登的是皮鞋，屁股后跟仨俩秘书。咱河南造反派算个屁！”196
9年张春桥提名他为中央委员，任郑州市委书记。他说：“我的方针就是一个字：乱。”1976年3月江青召见，许他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还要他兼管湖南问题。（参见河南日报1978年6月4日）看！“文革”就是这帮流氓无产者为非作歹、大肆破坏、祸及中华、罪及民族的黑暗岁月。

怎样界定游民阶级？他们是这样的集团：不事生产，混迹江湖，勇于恶斗，长于投机，心无良知，行无定轨，翻云覆雨，两面三刀，有酒即拜，有奶称娘。此外，陈铁健这样描绘他们：“打天下时，他们山头林立，各不相协，甚至火并残杀；得天下后，争权夺利，失势者阴谋篡权，得势者卸磨杀驴，一言不合即成刀下之鬼，诛杀之烈，史不绝书。”（《百年潮》1998年3期65页）王学泰说：“游民意识往往表现出中国传统思想意识中最黑暗、最野蛮的一面。”（《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宛出版社，618页）

游民意识所以在“文革”10年大行其道，不能不追溯到“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没有他的鼓动、支持、怂恿、张扬，游民阶级怎么会恁地猖狂跋扈？“文革”使毛泽东思想中不易被察觉的部分有了充分显露机会，由此也就不难捕捉他的思维中某些经常闪现的“亮点”。他早就欣赏抢劫，说：“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还欣赏当土匪有学问，说：“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他盲目崇拜斗争，竟然认为：“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人民日报》1966年8月26日）还极力鼓动“武斗”，说什么：“武斗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天也不会掉下来。”（《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他主张依靠流氓，说：“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1964年12月2日）这些自白道出了他的思维的某些特点：将矛盾的斗争绝对化，将暴力的作用绝对化，企图破坏一切现有规则、颠覆一切现有秩序，以为这是人类大解脱、社会大解放。其实，这些正是游民意识的哲学表述，它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句话：正是毛泽东游民意识的鼓动，才有流氓无产者群体性的大破坏、大颠覆，才造成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浩劫！

如今，毛泽东思想己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毛派再怎么折腾也不能使它重归正统了。但“官匪一家”的轮回却要继续演下去。新的官员必然继承匪的传统；匪的基因必然遗传给现任官员。只要对当前社会作一全面扫描，就会看到种种“官匪一家”的迹象。它与毛时代不同的是，如今脱去毛式狂热，不再搞什么连夜壶都抢来共同使用的穷过渡，而是追求务实，在放开手脚谋发展中抢劫财富、抢劫权力，成为巨富、巨霸。

过去抢劫主要靠枪，现在抢劫主要靠权。1985年开始实施价格双轨制，生产资料的平价与议价形成巨大差额，这是巨大的寻租空间。凭市长一个批条就可拿到20吨高压聚乙烯材料，转手获利50万元，两次即成百万富翁。这种特殊利益是凭借特殊权力攫取的，同用枪“筹款”百万银元是同一性质，都是抢劫。学者推算，1988年大陆官方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国家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3569亿元以上，加上杂项租金，共达4000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40％左右。（《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中国经济出版社，34、46页）这笔巨额财富是供官商掠夺的资源，他们略施手段即可成为巨富。对土地的征用更是巨大利益所在，现在成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巨额来源和官员贪腐的可靠渠道。据估算，全部可用土地资源的价格约合26万亿元！这是1988年差价总额4000亿元的60倍！怪不得大小权力者都对土地征用红了眼。2004年山东省青岛市郊丹山村被政府以建设经济小区为名，强征果园、耕地3000多亩。干部以每亩7000－1.2万元从农民手中抢走土地，再以每亩23.5万元卖给上级政府，开发商则以每亩50万元从政府手中买入进行炒卖，每一层都是私吞、暴发的环节。（《大参考》2004年11月25日）上海周正毅圈地案连中央都无力查处，因官商利益勾结紧密，一损俱损，宁肯冒杀头危险也不暴露，抢劫风之强劲由此可见。这是名符其实的抢劫经济（有人称掠夺经济，有人称强盗经济）。以权力为主导，与资本相结合，靠暴力为后盾，通过明夺暗盗，抢劫各种各样经济资源，形成暴富的权力资本。

抢劫经济表现在分配方面导致贫富剧烈分化：权力寻租的抢劫使千万、亿万资产拥有者浮出水面，对工农的抢劫则使他们的收入相对降低，应得的无法得到。国有企业冗员陆续以“买断工龄”方式分离，而“买断工龄”的系数之低远不足以补偿此前被透支的社会保障金；农民工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但他们被剥夺了城市公民享有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农民过去以价格剪刀差形式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现在社会达到小康水平，却毫无将剥夺于农民的逐步归还的意向。由此，表示社会贫富分化程度的基尼系数已达0.46，超过0.4的警戒线。

贫富分化的大裂变表示存在着显着的不公、不义，野蛮拆迁激发自焚、跳楼、上吊、自溺就是对不公、不义的无奈抗议。维权活动此起彼伏，上访群体喊冤不断。当权者的武力镇压显然已力不从心，于是与社会黑恶势力勾结，利用他们打压维权、上访活动。河北定州市绳油村因土地征用不公而群体抗争，当局支持有关单位雇佣三四百名打手，打死村民6人、致重伤51人、轻伤百余人。村民侯同顺死于非命，其父哭诉：“惨啊，刀子插到胸口，还在里面搅了搅，然后用铁钩子拉了百十米远。”（《河北“定州村民被袭事件”调查》，《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6月20日）黑社会势力介入镇压维权活动，成为中共暴政组成部分。这一势力适应当权者需要，早已自下而上地广泛漫延开来。他们在基层往往钻入中共，成为权力代表，为当局压制农民卖命；在中层往往是随时听命镇压群体维权、上访活动的得力打手，成为没有权力招牌的权力者。这是“官匪一家”的新格局而被中共高层默认。

倘以出版、结社、言论、组党、开放报禁党禁为标尺，大陆无疑还处于戒严阶段。动辄“封、查、堵、抓”，形形色色的文字狱层出不穷。对此种种违宪恶行，中共元老任仲夷先生早就多次公开痛斥过。

山西洪洞县黑砖窑事件被暴光，大陆朝野一片“震惊”之声。央视报道称之为“非法用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十分愤慨和震惊”。“令人震惊”、“高层震怒”之类的词儿频频见诸媒体。但对同样性质，更恶劣、影响更坏，把党和国家领导人赵紫阳囚禁到死的个案，却迄今未见有人公开表态。这么大的“死角”，“震惊”、“震怒”敛声，巫咸止步，令人遗憾！

更遗憾、更荒谬、更引人注目的是，17位退休高官于7月12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等问题的认识和关于十七大的建议》的公开信，以山西黑砖窑事件发难，要求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毫不动摇地回到马列毛革命路线上来，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我们始终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一个“回”字，如同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书。不但对毛泽东无法无天的“劫作”装聋作哑佯作不知，而且不假掩饰以正确路线自居。谁若嘲笑这封公开信不过是缘木求鱼，恐怕才是真糊涂。

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学部委员刘国光教授最近在《炎黄春秋》七月刊上撰文抨击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先生：

我先前以为，只有极少数心怀不轨的人，才有这样的心理和行为。但是现在经过谢韬先生的指点，才晓得原来在他们眼里，中国“执政者”也这样，这使我大吃一惊。于是我想，第一，这是谢先生无中生有，对我们党政领导的污蔑。我们各级党政领导，多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中央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怎么会“打左灯、向右拐”，表面上一套，实际上又一套呢。客气一点说，这是谢先生说漏了嘴。第二，谢先生知道，在我们体制内部，有一小部分理论糊涂者、思想变节者，特别是利益攸关者，同情、响应和照着谢先生的社会民主主义方案，用“打左灯、向右拐”的办法人不知鬼不觉地去干。谢先生也是我们体制内的人。当然，他不是执政者。可是在执政者队伍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从谢先生的语气看，他很有把握地肯定是有。我们也知道，毛泽东、邓小平一再告诫我们，问题出在共产党内。苏联覆灭的教训，更证实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要防范出现这样的人物和事情，要按中国共产党章程，清理这样的人物和事情。

越俎代庖，对“思想变节者”，特别是“极少数心怀不轨的人”，刘教授磨刀霍霍，欲“清理这样的人物和事情”。17位前部长的公开信与刘教授的万言书异曲同工。

前后呼应，配合默契。这是一个信号。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参观为纪念犹太人遭纳粹杀害而设立的大屠杀纪念馆时说：

我们为那些事情满怀羞耻，我要说对不起，因为德国当时只有少数正直的人。

对毛泽东所犯下的使所有中国人蒙羞的反人类罪，“心理和行为”健全者不会把“错误”和“罪行”混为一谈。盲目又盲心者对默克尔所说的“羞耻”、“正直”必然陌生如绝缘体。大陆至今还有不知“羞耻”、“正直”为何物的部长、教授、学部委员嗜痂成癖，解严从何谈起？

我有时忽发奇想，倘高层满足这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划出一块革命老区为政治特区，任由他们去继续马克思主义的实验，彼等有了英雄“用武”之地，国人耳畔亦可清净许多，岂非两全其美。只怕这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头面人物口是心非，“表面上一套，实际上又一套”。嗜糖衣，憎无产。一样地畏惧阶级斗争，一样地畏惧“与人斗”。唯恐遇到更“革命”的“路线”和更凶的“人凶”，把自已老命掐没了。

数日前，山西洪洞县“黑砖窑”案一干人犯被判，我诌了几句：

再遣天兵过太行，黑窑事发鬼神忙。东风浩荡洪洞里，四合无言赵紫阳。

“黑砖窑”、“四合院”，都是一党专制的必然产物。故可并作一案。“天兵”昨日听命于邓，明日听命于谁？“党”本莫名其妙，枪又如何听命？黑幕之内自然充满诡异和变数。六。四屠城，废黜、囚禁赵紫阳，覆辙未远。

20年前的7月15日，国民党宣布解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解除报禁，解除党禁。时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说：“历史的一刻，终于来到了！”18年前，赵紫阳“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讲话同样可圈可点。不幸却沦于另一种“历史的一刻”。

正如《台湾解严20年了，大陆还在“戒严”》所说，如果当时中南海也能废除事实上的戒严，大陆也就可能像台湾一样步入民主与法制的轨道。即使在邓小平用机枪坦克回答了青年学生们反腐败的要求，后来的当政者若能及时采纳任仲夷老设立政治特区、重启政治改革的建议，大陆仍然可以循序渐进，步入民主与法制的轨道。时至今日，或早已解严了。

“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是李锐老的祈盼，锐老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人类历史、社会的发展过程，是民主同专制、法治同人治、科学同愚昧的胜负过程，尤其近300年来斗争最激烈，发展也最快。经过上世纪第二次大战之后，现在世界上专制独裁的国家没剩下几个了。人类已走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了。但是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国积重难返，现在仍是有宪法而无宪政……”。

要说海峡两岸“质”的区别，不正在这里吗？中国人辄以五千年“闻”名自诩，有这么长的国“孕”却迄今无果，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深感到羞愧。

解严之后的台湾是一个民主政体。李登辉也罢，陈水扁也罢，或者下一任的某某人也罢，他们只不过是台湾选民意志的代言人。如何解决海峡争端，胡锦涛先生曾说过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须看大陆“何时宪政大开张”，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军队国家化，恪守宪法，实行宪政。一言以蔽之，即何时解严。

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陆以老百姓为小白鼠作马克思主义的残酷实验，屡试屡败。迄今已搭进去了国人上亿条无辜的生命，为什么非要用自已同胞的生命去验证一个外国人的梦幻？匪夷所思！环球200个国家，成功先例有的是，为什么“马首”是瞻，不肯纠误，不愿择善？匪夷所思，非“夷”而何！

岭南诗人李汝伦《身份证》诗云：

条条链锁拼花纹，天地皆囚况莠民。佳姓修名身外物，空明难羁自由魂。

摹情状物，对大陆“天地皆囚”的剖析入木三分。权力是专制者的命根子，“坚持”也好，“特色”也好，谁要想永远垄断权力，那是妄费心机。“空明难羁自由魂”，人心所向，历史潮流不会倒流。国民党被迫解严弃恶从善，便是明证。

江时代毫无疑问地是“党军”最弱的阶段，这倒不是江本人“好文”而不谙武事之故，而是邓给军队定了不得多问党政事务的调子的缘故。但是，任何一个党魁在一党主政的体制下，都不可不考虑军方的存在，所以，邓去世后江采取了“硬贴软挂”方式挤进军队。

所谓“硬贴”，就是借抗洪救灾之机动员军队参加，自己又是“亲临指挥”，又是总结讲话，忙了个不亦乐乎。

所谓“软挂”，就是快节奏地批发高级军衔，尤其在交出党政二权之前，又急匆匆地发售一批。

无论是“硬贴”还是“软挂”，江都没实质地掌握军队。在邓去世后的几年里，军队出了与“三农”问题提法类似的“三军”问题，更“遗留”出王守业那样的腐败大案。所以，现在胡军时代雏型刚见，就不得不对军队高官实行大规模的离职审计。不管离职审计的效果如何，它都从一个侧面说明：江时代的军队需要“擦屁股”的地方甚多。

与江的“硬贴软挂”不同，胡控军队的方式只有一个招术——单刀直入。这似乎与胡一贯稳健的作风有异，特别是公开发表反军队国家化的言论，已经超过了江邓二人。质而论之，这应当不是胡乐意选择的方式，但是形势逼人，若不明确地表示党控军队的决心，则事端必生于肘腋：

其一者，军队经过邓时代的隐忍又经江时代的纵容，实际上形成了新的“独立王国”，不唯军队有“三军”问题，社会对军队的特权化倾向也大为不满。如果不以党魁身份严控军队，那么许多不可测知的因素就会衍生出来，比方说，现在越来越多的退转军人上访事件，即为其例。所以，在以“审计风暴”方式对待军队经济问题的同时，大力推行对退转军人的安抚政策。

其二者，2008年中国办奥运是“既定方针”，但是从申办成功到目前全力打造奥运治安环境，国内形势发生了毛泽东诗云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变化。群体性事件几何级增长，宗教抗争遍及全国乡村、城市。2008年的奥运，会不会成为“一次抗议的大会”、“一次和平请援的大会”、“一次西方势力操纵的颜色革命的大会”，均是未知数。面对可能的“乱局”，牢牢地控制军队则成了看家的本领。

据国际网媒称：中国公安系统正在发动一场叫做“台风5号”的大规模行动，全面清理非政府登记的家庭教会，并且这项行动是一直持续到奥运会以前。

“军队要为奥运保驾护航”应当是一个未曾提出的、需要军方意会的“内部口号”。如果奥运变成一场国内政治动荡，那么军队就可能强劲地出现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比如：实行《紧急状态法》，在重点的大城市实行戒严，以及在特定地区实行全面军管，凡此等等。

其三，台海问题实质地由台岛政治力量搞成了“两个中国”，未来的局势不容乐观。胡既便不想真正地与对岸打一场鱼死网破的战争，至少也要告诉对手：“我可以随时动手！”这个信号也需要翻译到美国去，即：胡已经实控军队，美国在台海问题上必须继续发挥减压阀的作用。

台海问题的变数之大令世界观察家们瞠目结舌，比如马英九高调提出“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就是表明“两个中国”的立场，这比当年李登辉的“特殊的两国论”有过之而无不及。奇怪的是，大陆当经过了选择性沉默之后，终于针对陈水扁而发狠话，再次以战争的可能性相威慑。

台湾国民党有影响的人士（如元老级的沈君山）曾向大陆吹风，要求在邦联体制下解决两岸争端，甚至说泛蓝方面高级人士屡登大陆也有“密约”之要且大陆方面有实质回应。但是，一直在民族主义情绪喂养乃至煎熬中的大陆愤青以及广大民众绝对不会容忍“两个中国”的生成，届时会迫使政府至少要打一场“金马澎外岛战争”，来宣泄情绪。外岛战争之于胡军时代也将是一种不错的策略选择，既对国内民众情绪有所交待，又引来美国的调停，何乐而不为呢？

不管如何预测，胡军时代的开场铺垫技巧确实是别出心裁，除了单刀直入地实行传统的党控方式之外，还大力动员民间资源。2007年8月1日，中共建军86周年之际，将召开“全军英雄模范会议”。

解放军总政部的通知说：“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应充分体现我军职能使命的要求，突出军事斗争准备…同时邀请部分民兵、预备役英雄模范…全国着名的烈军属代表列席会议。”该通知于7月15日高调公开，把“突出军事斗争准备”与动员民兵及预备级作为有份量的宣示来讲，可谓用意殊远。并且，如此大规模的会议只举行过两次，一次是毛时代的1950年，一次是邓时代的1987年。

问题的症结在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能否出国？杨建利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申请护照时，该处人员的答复是：因为杨还有“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的惩罚，所以不能发给护照，让他出国。

经查：我国1979年制订以及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第三章刑罚第七节“剥夺政治权利”中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

1.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
3. 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4. 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及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四条中并没有“不得出国”的规定，即没有规定“剥夺出入国境的自由权利”。根据“罪行法定主义”的原则，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拒不发给杨建利护照在法律上是没有根据的。因此，作为杨建利的一个老朋友，我并不要求胡锦涛主席“法外施恩”，只求他督责公安机关严格依法办事。切切不可宁左毋右，层层加码，肆意侵犯公民固有的自由权利。

其实，上面列举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四条中，其中第二条：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都属于公民权利而非政治权利。我国《刑法》中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混为一谈，原本就是错误的。“剥夺政治权利”在旧中国（中华民国）以及中共领导的各解放区的刑法或刑事条例中都叫：“褫夺公权”，也只是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并不包括各项公民权利在内。这一方面的问题，我早在1998年10月2日写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是否完全等同？——兼论〈刑法〉有关“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一文中有较详论述，该文已收入2002年10月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出版的《人权与宪政》（于浩成着）一书，这里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