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东:世纪末的“义和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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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所谓“民族主义”的流行成了中国的一道景观。作为对这一现象背景的解释,《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信誓旦旦地说:“绝非耸人听闻,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西方人都在设计着他们的(对于中国的)阴谋。”

我没有专门研究过国际外交与政治,局限于从文本角度看取《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的作者不掩饰对于“精英学者”的鄙视,行文中流露出强烈的“痞子”作风,语码使用类似“《三国演义》式战法”的“一味鼓噪”,请看:“美利坚┅┅有一种贱胚心理”,“它太讨人厌,太给脸不要脸”,是“臭哄哄的实用主义”,“满嘴喷粪!一派胡言!”“他妈的!”“┅┅的人没有好下场”,“我要对美国喊出:走着瞧,不要太张狂了”,等等。看到这些,不知怎么就想到了“文革”中红卫兵的战报和“神拳”义和团的揭贴,——本书第一章的标题就叫“苍天当死,黄天当立!”

粗鄙的岂止语言,还有某种心理。不错,要“反对帝国主义的阴谋”,未尝不可以重提“四大发明”、“万里长城”,以我们“大国式的美”和“历练痛苦之后的超然风范”来对照美国文化“暴发户”的特征。然而,让人失望的是,为了论证美国文化的“没有底蕴”,《中国可以说不》举出了这样的例子:

“当新加坡人的皮鞭抽打在美国佬细嫩的脊背上时,整个美国民族的心都被抽紧了。娇滴滴的缺乏痛苦历程的脆弱心灵在这一刻被刺得叫唤起来,这就是没有出息的美国。”——真是匪夷所思: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竟要借助于“用鞭子抽”来证明!假如我们能够经受得住?假如我们能不“叫唤”?┅┅依我看,我们宁可没有这种“底蕴”,宁可“没有出息”!不管赞美还是贬损,这种测试“用鞭子抽”的心理大概谈不上健康。

我服膺马克思的论断,“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同时以为真正的民族凝聚力决不能乞灵于某些陈规陋习,我们应当虚心学习其他民族的一切长处并与人类意识一致。如若不是这样,而落于曾被鲁迅先生所指斥的那种做法,譬如“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之类,借爱国之名行守旧之实,则无论怎样“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鲁迅把这种做法称为“兽爱”,认为这种“爱”从长远看只能误国。

不仅如此,鲁迅先生对于“中国历来就独多的民气论者”做过尖锐批评,指出“不以实力为根本的民气,结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弃当作得胜。”又说,“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这些话,大概我们现在也不好一概简单地宣布“过了时”。《中国可以说不》极力肯定“伊朗革命”和“圣战者的牺牲”,要竭力点燃我们的“民族激情”,并推许“战争意味着劳动,也意味着道德上的整肃”。为达此“整肃”之效,明确主张“不惜代价”地言战,说“这种代价与未来的永恒的代价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他们说:

“假如有一天非打不可,而且很大可能出现阿根廷人在马岛那样的羞辱,我们有没有意志来承受这个东西?”

这种发问看似“壮怀激烈”,实际上也是匪夷所思的,因为台湾问题作为祖国统一的问题完全是中华民族内部事务,与阿根廷同英国为马岛的归属发生领土争端岂能相提并论?不过作者的思路倒值得注意,那就是为“永恒的代价”而“不惜代价”;——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到“永恒规律”:“我们会赢,这是最大的事实,这是那永恒规律告诉我们的”。看来,“永恒规律”云云大概是如《推背图》一样在作者的袖筒里罢,我不知道;不过,既如此,为什么要暗示所谓“马岛”的结局给我们,而犹言“不惜”?!“壮怀激烈”到这个份上,说实在的,我想到了世纪初义和拳的“喋血”和六十年代红卫兵的“为有牺牲多壮志”,精神确是“可歌可泣”,但你也不能回避它们给中华民族引发“浩劫”的后果。我还想到了,在被慈禧崇以“义民”的“十万神拳”围攻使馆区而前仆后继时,光绪皇帝在御前会议上悲愤发出的质问:“奈何以民命为儿戏?!”

除了点燃“民族激情”以外,《中国可以说不》的“导向”不能说是建设性的。请看,它号召人们仿效“伊朗革命”等,向“西方人”的“阴谋战略实行无情的人民执法”。这里的“人民执法”的含意,我的理解,可能是类似义和团和红卫兵的某些做法,政治学上称作“暴民政治”,老百姓通俗的说法是“无法无天”。果然,该书作者以赞许的口吻提及,如若美国的“诬陷者”到中国来,“我想可能会被不计其数的愤怒的群众用石块和棍子砸死——先彻底剥夺他的人权!”呜呼!这无论如何也不该是正在走向二十一世纪、走向现代化和法治化的国家所应有的声音。

还是在世纪初,鲁迅先生就沉痛地说,“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敢负责任的宣言。”《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同样如此:在称心快意地“点火”一通后,又想要摆脱“文责自负”的干系,吞吞吐吐地辩称,“这不是一份民族主义宣言┅┅把它看成是广泛的民意的映射或许更确切”,可叹“民意”要成为他们逃避责任的掩体了。其实谁都知道,自称的“民意”往往并不可靠;证诸历史上我们见得太多的诸如袁世凯称帝登基前,“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律赞成”的事实,则这“民意”的有效性不说也罢。——事实是,《中国可以说不》的“著作权”只属于那几个撰稿人,其观点也只代表他们几个人,如此而已。

(1996年9月6日《读者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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