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所谓“民族主义”的流行成了中国的一道景观。作为对这一现象背景的解释，《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信誓旦旦地说：“绝非耸人听闻，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西方人都在设计着他们的（对于中国的）阴谋。”
我没有专门研究过国际外交与政治，局限于从文本角度看取《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的作者不掩饰对于“精英学者”的鄙视，行文中流露出强烈的“痞子”作风，语码使用类似“《三国演义》式战法”的“一味鼓噪”，请看：“美利坚┅┅有一种贱胚心理”，“它太讨人厌，太给脸不要脸”，是“臭哄哄的实用主义”，“满嘴喷粪！一派胡言！”“他妈的！”“┅┅的人没有好下场”，“我要对美国喊出：走着瞧，不要太张狂了”，等等。看到这些，不知怎么就想到了“文革”中红卫兵的战报和“神拳”义和团的揭贴，——本书第一章的标题就叫“苍天当死，黄天当立！”
粗鄙的岂止语言，还有某种心理。不错，要“反对帝国主义的阴谋”，未尝不可以重提“四大发明”、“万里长城”，以我们“大国式的美”和“历练痛苦之后的超然风范”来对照美国文化“暴发户”的特征。然而，让人失望的是，为了论证美国文化的“没有底蕴”，《中国可以说不》举出了这样的例子：
“当新加坡人的皮鞭抽打在美国佬细嫩的脊背上时，整个美国民族的心都被抽紧了。娇滴滴的缺乏痛苦历程的脆弱心灵在这一刻被刺得叫唤起来，这就是没有出息的美国。”——真是匪夷所思：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竟要借助于“用鞭子抽”来证明！假如我们能够经受得住？假如我们能不“叫唤”？┅┅依我看，我们宁可没有这种“底蕴”，宁可“没有出息”！不管赞美还是贬损，这种测试“用鞭子抽”的心理大概谈不上健康。
我服膺马克思的论断，“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同时以为真正的民族凝聚力决不能乞灵于某些陈规陋习，我们应当虚心学习其他民族的一切长处并与人类意识一致。如若不是这样，而落于曾被鲁迅先生所指斥的那种做法，譬如“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之类，借爱国之名行守旧之实，则无论怎样“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鲁迅把这种做法称为“兽爱”，认为这种“爱”从长远看只能误国。
不仅如此，鲁迅先生对于“中国历来就独多的民气论者”做过尖锐批评，指出“不以实力为根本的民气，结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弃当作得胜。”又说，“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这些话，大概我们现在也不好一概简单地宣布“过了时”。《中国可以说不》极力肯定“伊朗革命”和“圣战者的牺牲”，要竭力点燃我们的“民族激情”，并推许“战争意味着劳动，也意味着道德上的整肃”。为达此“整肃”之效，明确主张“不惜代价”地言战，说“这种代价与未来的永恒的代价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他们说：
“假如有一天非打不可，而且很大可能出现阿根廷人在马岛那样的羞辱，我们有没有意志来承受这个东西？”
这种发问看似“壮怀激烈”，实际上也是匪夷所思的，因为台湾问题作为祖国统一的问题完全是中华民族内部事务，与阿根廷同英国为马岛的归属发生领土争端岂能相提并论？不过作者的思路倒值得注意，那就是为“永恒的代价”而“不惜代价”；——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到“永恒规律”：“我们会赢，这是最大的事实，这是那永恒规律告诉我们的”。看来，“永恒规律”云云大概是如《推背图》一样在作者的袖筒里罢，我不知道；不过，既如此，为什么要暗示所谓“马岛”的结局给我们，而犹言“不惜”？！“壮怀激烈”到这个份上，说实在的，我想到了世纪初义和拳的“喋血”和六十年代红卫兵的“为有牺牲多壮志”，精神确是“可歌可泣”，但你也不能回避它们给中华民族引发“浩劫”的后果。我还想到了，在被慈禧崇以“义民”的“十万神拳”围攻使馆区而前仆后继时，光绪皇帝在御前会议上悲愤发出的质问：“奈何以民命为儿戏？！”
除了点燃“民族激情”以外，《中国可以说不》的“导向”不能说是建设性的。请看，它号召人们仿效“伊朗革命”等，向“西方人”的“阴谋战略实行无情的人民执法”。这里的“人民执法”的含意，我的理解，可能是类似义和团和红卫兵的某些做法，政治学上称作“暴民政治”，老百姓通俗的说法是“无法无天”。果然，该书作者以赞许的口吻提及，如若美国的“诬陷者”到中国来，“我想可能会被不计其数的愤怒的群众用石块和棍子砸死——先彻底剥夺他的人权！”呜呼！这无论如何也不该是正在走向二十一世纪、走向现代化和法治化的国家所应有的声音。
还是在世纪初，鲁迅先生就沉痛地说，“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敢负责任的宣言。”《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同样如此：在称心快意地“点火”一通后，又想要摆脱“文责自负”的干系，吞吞吐吐地辩称，“这不是一份民族主义宣言┅┅把它看成是广泛的民意的映射或许更确切”，可叹“民意”要成为他们逃避责任的掩体了。其实谁都知道，自称的“民意”往往并不可靠；证诸历史上我们见得太多的诸如袁世凯称帝登基前，“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律赞成”的事实，则这“民意”的有效性不说也罢。——事实是，《中国可以说不》的“著作权”只属于那几个撰稿人，其观点也只代表他们几个人，如此而已。
（1996年9月6日《读者报》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