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第一卷第九案（1955）
胡风（1902年11月2日－1985年6月8日），原名张名桢，乳名谷儿，学名张光汉，自用名张光人，又名张光莹，笔名还有光人、古因、谷音、谷莹、谷非、中村护、胡丰、高荒、张果等，著名文艺理论家、评论家、编辑家、翻译家、诗人；因给中共中央领导人上“三十万言书”，1955年，以中国最大“文字狱”集团案件──“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首犯被逮捕，此后被监禁二十四年并继续含冤六年后去世。
北京大学初识王实味
胡风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三出生在湖北省蕲州（现蕲春县）下石潭村一个小农家庭，因家境贫寒，到十一岁才开始进村里私塾读书，不久母亲病故。胡风十七岁自学考入县城的蕲州官立高小，毕业前因不满学校守旧自动退学。 1921年，他考入武昌启黄中学为备读生。
1922年，胡风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处女作──《改进湖北教育的讨论》，署名张光人。 1923年，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两个分工会的代表》，同年考取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胡风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与后来成为中共文字狱第一位受难者王实味为同班同学。次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不久辍学回乡参加“北伐战争”活动，任国民党蕲春县党部常委兼秘书长。 1927年3月，辞职到武汉省立第二女子中学任教，7月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9月任党部机关刊物《武汉评论》编辑，出版两期后因左倾而停刊，到国军第三十一军任政治部宣传科长，不到一月后被撤职，又到南昌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机关刊物《民国日报》任副刊《野火》（后改名《长天》）编辑。
进出“左联”与“两个口号”论争
1928年秋，胡风离开南昌到上海，预备赴日留学，并在报刊上发表小说和诗歌。 1929年9月，自费到日本入东亚日语学院补习日语，1931年春作为半公费留学生入庆应大学英文系，年底加入“日本普罗文化联盟”的“艺术学研究会”。 1932年初，他先后加入“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盟”，与一些留日学生组织“新兴文化研究会”，在上海出版首部翻译长篇小说──苏联吉姆‧朵耳（Jim Dollar, Мариэ́тта Серге́евна Шагиня́н, 1888-1982）著《洋鬼》（Месс Менд, или Янки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1933年2月，他因参与悼念在狱中被杀害的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一些左翼文化运动被日本警方逮捕，5月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8月出任“左联”宣传部长，编辑出版油印刊物《文学生活》，10月任行政书记，与鲁迅关系密切，同时在国民党的中山文化教育馆《时事类编》任日文翻译员维生。
1934年秋，胡风在两处都遭人“告状”，被中共“左联”党团书记周扬等怀疑为“内奸”，为此先后辞去《时事类编》和“左联”的职务，专事写作。同年，首次以“胡风”为笔名在《文学》杂志上发表《林语堂论》，年底与梅志结婚。
1935年，胡风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发表小说和苏联文艺理论文章。 5月，他发表答文学社问的征文《什么是“典型”和“类型”》，受到周扬撰文批评，引起两人间就文艺理论的首次论争。 1936年2月，胡风和聂绀弩、萧军、萧红等在鲁迅支持下创办文学杂志《海燕》，分工负责组稿；6月，在《文学丛报》上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提出与鲁迅和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共同协商过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遭到以周扬为首的“国防文学”提出者上纲上线的批评，引发“两个口号”的论争；同年还出版了朝鲜、台湾日文短篇小说翻译集《山灵》，评论集《文艺笔谈》和《生活文学与生活》。
七月派与主流派
1937年，胡风搜集鲁迅遗著，编辑出版《工作与学习丛刊》，发表第一本诗集《野花与箭》。同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胡风于9月创办并主编《七月》周刊，10月到汉口改为半月刊，次年7月武汉被日军占领前停刊，年底到重庆，次年6月复刊，到1941年1月再次停刊；此后又编辑出版《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扶植大量文学新人，形成现代文学史上“七月派”。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胡风当选为常务理事兼研究部副主任；应邀为《新华日报》周日文艺版主编《星期文艺》，四期后停刊；出版评论集《密云期风习小纪》。
1938年12月，胡风携妻带子到达重庆，兼任迁此的复旦大学客座教授。次年初，女儿出生，胡风为维持家庭生计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做日文译员。
1940年，胡风与中共“主流派”作家就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开展论争，出版理论专著《论民族形式问题》，并将双方文章编辑成《民族形式讨论集》于次年出版。同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改组为文化工作委员会，胡风由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安排为专任委员。
1941年6月，胡风夫妇及子女被周恩来安排到香港，次年3月又从被日本占领的香港到桂林，他开始编辑《七月诗丛》，并出版评论集《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 、第二本诗集《为祖国而歌》和译文集《人与文学》。
1942年5月，中共领袖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很快就被中共奉为文艺理论和政策的纲领性经典，并以此来整顿和统一左翼文艺界的思想。
1943年3月，胡风又到重庆，以周恩来提供的中共资助筹办《希望》杂志，次年出版杂文集《棘原草》；但由于他坚持自己的文艺理论和独立性，对《讲话》的适用范围有所疑惑和不同见解，因此被中共“主流派”作家以至领导层视为左翼文艺界的主要问题人物之一。
1945年1月，胡风在《希望》创刊号上发表舒芜的长篇哲学论文《论主观》，被中共方面认为是与《讲话》的精神公开对抗，由此开始了“主流派”作家与“七月派”作家的数年论战。
1946年2月，全家回到上海，胡风继续主办希望社，编辑和出版刊物和丛书，相继出版了评论集《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胡风文集》和日本中篇小说译著《棉花》等。
1948年3月，一批中共“主流派”作家在香港创办《大众文艺丛刊》，以《讲话》为论述依据，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著名独立作家及其作品开展了一系列批判，包括胡风的文艺理论及舒芜、路翎等“七月派”作品；胡风则发表专著《论现实主义的路》做全面反驳。
时间开始了
1948年底，胡风与上海的一些亲共名人应中共中央邀请经香港前往北方“解放区”，次年3月抵已“和平解放”一个多月的北平，参与筹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胡风在7月召开的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及随后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文协”）常务委员，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11月20日，在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副刊《人民文艺》上发表组诗《时间开始了》第一乐章《欢乐颂》 ，其后几个乐章《光荣赞》、《青春曲》、《英雄谱》（《安魂曲》）、《胜利颂》等遭拒登，只好另寻发表，但很快招致批评。此后，他又相继发表评论集《为了明天》（1950）、散文集《人环二记》（1950）和《从源头到洪流》（1952）、长诗《为了朝鲜，为了人类》、报导文学集《和新人物在一起》（1952）。
1950年3月，《人民日报》在一周内发表两篇文章，批判“七月派”另一主要文艺理论家阿垅的诗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文化部的一次干部报告会上点名批评阿垅的文章时断言，他属于“小资产阶级作家小集团”，拉开了清算“胡风集团”的序幕。
1952年初，《《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陆续刊登了1951年以来一些人给《文艺报》编辑部的信，要求再次批评胡风文艺思想；同年9月，《文艺报》发表舒芜反戈一击的《致路翎的公开信》，其“编者按”更直指路翎属于“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12月，周扬在文艺界“帮助”胡风认识问题的座谈会更进一步断言：“胡风在文艺理论上推行的是一条反党的路线。”
1953年初，《文艺报》相继发表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等批判胡风的文章，《人民日报》同时加“编者按”做了转载。胡风不服，写信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指示安排他担任了《人民文学》编委。
1953年8月，胡风全家搬到北京。同年9月，胡风与路翎应邀参加第二次“文代会”，胡连任“中国文联”委员，两人都当选“中国作协”理事，不过曾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阿垅等“七月派”作家未获邀请与会。
“三十万言书”到“胡风反革命集团”
1954年上半年，路翎的小说、散文在全国几家大报上遭到批判，并在会议上遭到周扬点名批评。与此同时，胡风与路翎、阿垅等也在准备反击，撰写《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后以“三十万言书”著称），针对自己及其作家朋友近年来遭受的各种批评和指控进行了辩解和反驳，申明自己对一些文艺理论问题的观点，提出文艺领导当局及其工作上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一些建议；其他一些有类似看法的“七月派”作家也通过书信参与讨论和提供意见。同年7月，胡风将“三十万言书”递交国务院文教委员会转呈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作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第一次会议。
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很快就在全国展开对胡风思想的大规模批判，《人民日报》于4月13日发表舒芜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5月13日又加“编者按”（后来公布为毛泽东所写）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摘录公布了舒芜提供的四十年代与胡风的私人通信；5月17日凌晨，胡风及妻子梅志在公安部门抄家后相继被带走收容审查；抄走包括胡风已出版的全部书籍共二十九种。 5月18日，全国人大第十六次会议批准逮捕胡风。然后，当局又从胡风及其朋友家抄出的通信中选摘出两批材料，相继于5月24日和6月10日在《人民日报》上加“编者按”公布，后一次更未经审判就公开定性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全国由此开始了大规模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逮捕了大批“胡风分子”。同年7月和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文化部先后发出通知，查禁“胡风和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的书籍”。
胡风案是中共夺取政权后的首次全国性“文字狱”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字狱”集团案。据1980官方复查此案后公布：这个运动共清查了两千一百多人，逮捕九十二人，隔离六十二人，停职反省七十三人。到1956年初步结案时，正式认定七十八人为“胡风分子”（含中共党员三十二人），其中“骨干分子”二十三人。实际人数其实大大超过官方统计，而且此后“反右运动”中还有更多得多的人被打成“右派分子”以至“反革命”判刑，主要就是因为对当局处理此案提了批评意见。此案使中国大陆的独立作家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作为群体不再存在达二十年之久。
虽然处理此案的公安部门尽力根据最高当局定性的罪名罗织取证，但无论就胡风等人的现实活动还是历史问题，都没法取得涉及“反革命”的有力罪证，反倒发现了不少他们有功于中共“革命”的反证资料，但是由于最高当局已经公布的“罪证”和结论没人敢否定，于是就长期关押“态度不好”一直不服的胡风而无法结案。
1965年12月26日，胡风被作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刑十四年并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但得以年老体弱“监外执行”剩下三年多刑期，四天后获假释回家。
1966年2月，他被当局强令遣送四川，其妻梅志则被要求一起前往照顾，先在成都郊外一独立小院中“监外执行”，9月又被一起押到庐山县劳改农场──苗溪茶场。
1967年11月7日，胡风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派人带走收监入狱。 1970年1月，他刑满八个月后不但未被释放，反而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人保组以“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为由的“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此后被折磨患精神分裂症，多次自杀未果。
1973年1月，已近六十岁的梅志被送入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护理年逾七十，病情日重已近精神崩溃的胡风，使其病情逐渐稳定。
平反留“尾巴”去世
1979年1月，四川省公安厅撤销1970年对胡风的无期徒刑判决，根据北京法院1965年的判决释放了胡风，并安置他到成都治病。当年9月，第四次“文代会”召开，胡风因仍未获平反而不能参加，精神再次受到刺激而发病。 1980年3月底，他获准回北京治病，稍有好转后即对1965年判决不服而提出申诉；9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决定撤销“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对“胡风反革命分子”一律平反和恢复名誉，由此北京中级法院宣布撤销1965年对胡风的判决，但中央文件仍保留了对胡风文艺思想、“宗派活动”以及政治历史问题等否定性结论。同年11月，胡风在《文汇》月刊发表二十六年来首次公开的文章《向朋友们读者们致意》。
1981年11月起，胡风被安排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等。 1984年起，他整理出版三卷本《胡风评论集》。
1985年3月14日，胡风应约为巴黎《图书沙龙组织》和瑞士《24小时报》写下《我为什么写作》，此后病重不起，6月8日因癌症病逝，终年八十三岁。
胡风对中共中央1980年平反文件留下“尾巴”耿耿于怀直到去世，因此其家人对当局的悼词拒不接受，直到11月中央书记处批准公安部文件，撤销了对胡风“历史问题”的不实结论，回避了其他问题，才达成妥协得以在次年1月召开追悼会。 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撤销了1980年文件的所有否定之词，为胡风彻底恢复名誉。
199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十卷五百五十万字的《胡风全集》。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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