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川大的“史坛名宿”，我只有幸听过缪先生的课。而上课的感觉，可以用现在微信上常见的“震撼”来描述。
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图书阅览室里，挂有十位“史坛名宿”的照片，都是一九五〇年后在历史系任教的老师。余生也晚，这些老先生中见过面的，只有徐中舒、缪钺（字彦威）、吴天墀三位。而实际听过课的，仅缪先生一人。徐先生只给我们做过一次讲座，然我以前读书时不够规矩，时常翘课，讲座也常错过，后来才知是大损失，虽悔亦晚（我入学前曾随长辈学过一点诗词，尚未入门，略知粗浅规矩而已。但对于此道的兴趣，那时也肯定是大于先秦史的）。而吴先生那时还没充分“解放”，不能开课。
无论如何，川大的“史坛名宿”，我只有幸听过缪先生的课。而上课的感觉，可以用现在微信上常见的“震撼”来描述。内容的精彩且不说，先生对上课时间的掌握，真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当时先生的白内障还没动手术，等于是闭目演讲，由我们另外的老师（缪先生的学生）同步板书。每当缪先生说“今天就讲到这里”，接着就听到下课的钟声响起。老师可以不需任何提示而掌握课时如此精准，隐含着对课程和学生何等程度的尊重，教过书的人才知道。我自己教书也算认真，但就是看着表也到不了这样的境界。
在这方面，彦威先生是下了功夫的。他曾自述讲授中国文学史一课的处理方式说：
每星期上课三小时，要在一年之中将中国三千年文学发展的情况讲完，应有尽有，不许漏略，的确是要很费斟酌的。我的办法是把所有应当讲的东西都选出，然后根据它们的重要性，规定详略轻重的比例；这样，有了通盘的计划，就不至于因为某一部分讲授过详，多占了时间，结果影响到讲其他的部分要缩短时间，或无暇讲授。
大概每一次上课，先生都是在整体的“通盘计划”之下又做出了一两课时的通盘计划，的确是用心良苦。如他自己所说，上课之前，总要先细看那一两节课的讲稿，更纯熟地掌握讲授内容，“尤其考虑斟酌如何能够表达得好，能够浑融成熟，深入浅出，使同学易于接受。譬如复杂的事实，如何清楚地说明；深细的理论，如何明显地讲出”。尤其“注意思想的逻辑性，注意条理系统。讲活清楚扼要，避免枝蔓芜杂、冗言废话”。
缪先生特别指出，上课固然要言之有物，“但是更重要而困难的工作，不在材料的搜集，而是在如何精简，如何组织”。课程的“组织要紧密，系统要清晰”，才“可以免去芜杂重复”。他上课时，对“每一个问题都交代清楚。每讲一段，随时提醒所以要讲这一段的目的。而每段与每段之间，亦紧密联系。使听讲的同学能跟随我所讲的系统想下去，思想集中，不至散漫”。
简言之，“课堂讲授是一种艺术，讲一节课，如果讲得好，能使同学愉快地接受，就如同一篇好的文章，使读者喜欢阅读钻研”。可以看出，口头和书面的表述本是相通的，其大体要求也是一致的。须注意的是，上引缪先生的话中，两次提到避免芜杂，他在其他地方也多次提到这一点。对先生而言，表述的基本原则，就是“要言不烦”。撰写论文要做到这一步，就不能随意下笔，而“要求作者在抒写表达方面下一番惨淡经营的工夫”。
先生一向强调“好学深思”，不但写作是思，阅读也是思，甚至听讲也是思。
有些人写文章常“信笔一挥，从不考虑如何构思，如何遣词，以及章法、句法等等，写成后也不修改，其结果往往是芜杂冗长，甚至于不通”。其实，“作文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想作得好，在初稿写成后，必须自己反复阅读，不断地加以删改”。如“欧阳修的文章平易自然，我们读起来很容易懂，似乎他写时也并不费力。实际上不然，他是很费了许多惨淡经营的工夫”。
“惨淡经营”也是彦威先生谈写作时不止一次提到的，当是甘苦之言。先生曾引陆机《文赋序》“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一语，指出“文事益进，则运思愈精；运思愈精，则求达益难”。有时“虽读者以为义味腾跃、切理餍心，而作者犹觉湮郁莫宣、龃龉未适”。写文章总考虑到读者接受的一面，就相当不容易了。在尽力之后，读者已能满意而作者犹感不满，那更非一般的要求。由此理解“作文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方能领会“惨淡经营”之深意。
先生体貌清癯，有仙风，文亦如其人。年轻时读先生的《诗词散论》，薄薄一本，真是清瘦，然确实“要言不烦”，量不大而实耐读。后来的《读史存稿》稍显丰腴，仍比一般的论集清减不少。如先生自己所说，其行文“有一个原则，即是简明清畅”。其对于避免枝蔓芜杂，必曾下了一番惨淡经营的工夫。后来习惯成自然，无需刻意为之，也能要言不烦。
这与先生少年读书的经历相关。那时小孩“读书受教育，并不谈做学问，而是先反复训练写文章”。受缪家庭训影响，先生本“喜读萧统的《文选》，尤其欣赏魏晋间文，清疏淡雅，起止自然”。而“在清代文家中，尤其喜欢汪中”。但在保定读中学时的国文老师王心研（念典）是桐城文大家吴汝纶的再传弟子，讲文章注重桐城义法，并要求学生学作桐城古文。几年的作文训练，使先生“得到不少益处”。因为桐城派“主张‘言有序’，在一篇文章中，要结构完整，重点突出，辞句清畅，照应紧凑，不可散漫无归”。其长处在于“布局严谨，详略适宜，辞句雅洁，系统紧密”。由于少时的作文训练，先生以后行文都能“言之有序、文辞清畅”，而“无繁冗芜杂之弊”。
一般都说语言是思想的表达，我在高考前听过一次中学名师的作文补习课，他的教导是：想得清楚就写得清楚，想得糊涂就写得糊涂。缪先生也认为：“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思想都要通过语言来表达。或是读书，或是写书，即便是默想时，也是无声的语言。”先生一向强调“好学深思”，不但写作是思，阅读也是思，甚至听讲也是思。学生听课，不能“只是记忆、了解，同时还要去思考。假设不用思考，而是一句一句地听，他们将不能记好笔记”。
换言之，语言和思想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语文能力强的人，“读书快而且多，理解力与思考力也强”。一个“语汇贫乏，语法混乱”的人，其“思想一定是贫乏而无条理”。若提高“语文能力”，就能增进“思考能力”（此即前引“文事益进，则运思愈精”之脚注）。因此，“语文的训练对大学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幸的是，“现在受教育的青年，似乎缺少这一层功夫”。
含蓄并非吞吞吐吐，反而是“用笔时要能飞跃”，不能“一步跟一步地走”。 这样一种飞跃式的含蓄，是需要慢慢体味的。
缪先生的受学经历，在那个时代是常见的，遇到好老师就更突出。昔年学校对于写作，一向很看重，少年胡适就因此而在校中迅速“出人头地”。外国名校，直到大学也非常注重写作，美国的常春藤名校便一向如此。我们如今则不然，中小学的语文课越来越“标准化”，作文所占分量偏少。或因类似的训练一直不足，现在就连文科教授也难免“言之不文”了（我自己就一向被认为文字不够通达）。
在彦威先生看来，“文章是表达思想感情、记述事物的工具，唯求其方便而已”。这“方便”二字看似简单，却仍是“有序”的。我自己也曾亲近过桐城“义法”，但更多是背诵《古文辞类纂》，尚不及“有所法而后能”的阶段，对桐城派的“言有序”没有多少体会。从先生的论述看，“言有序”便近于孔子论文所主张的“辞达”，而归依于“得体”。
先生年轻时便写过《达辞篇》，主张辞之所达，是“达心之所明也，达中之所蓄也”。他引韩愈“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的论断，进而申论说，“心有所明，中有所蓄，而不能出诸口、宣诸笔者有之矣；未有心无所明，中无所蓄，而能文辞优洽、辞令周给者也”。这是对前述语言和思想关系的补充：语文能力可以增进思考能力，但还是要心有所明、中有所蓄。一言以蔽之：“本深末茂，形大声宏。”亦即刘勰所谓“根柢盘深，枝叶峻茂”（《文心雕龙·宗经》）也。
彦威先生进而提出：
作文章最讲究得体，就是说，在一定的题目要求之下，哪些应当说，哪些不应当说；哪些应该多说，哪些应该少说；都需要斟酌，不能信笔乱写。如果斟酌得好，则“轻重疏密，各得体宜”，就是好文章；如果信笔而写，杂乱无章，繁简有无都不合适，就是坏作品。
作文要事先构思，而不能信笔书写，是先生反复强调的。在他为考证辩护时便承认，一些考据文章确实“流于烦琐，使读者生厌”。其原因，除一些作者不能割爱而尽量胪列证据外，也由于作者“不善于行文，不知道文章中轻重疏密之适当配合，不知道提炼勾勒之妙用”，于是因堆砌而成烦冗。所以，即使作考据文章，也“应当注意方法，做到线索清楚，论据分明，明白晓畅，一目了然，不可烦冗芜杂，使读者生厌”。
如果说“深文周纳”（此用字面义）常不能做到辞达，浅显亦然。古人也有“以浅陋为达”者，明代川人杨慎辩之曰：“夫意有浅言之而不达，深言之而乃达者；详言之而不达，略言之而乃达者；正言之而不达，旁言之而乃达者；俚言之而不达，雅言之而乃达者。”缪先生据此指出：“辞之达意，期于密合，如响应声，如影随形。意无恒姿，故辞无定检。俯仰丰约，因宜适变。”至于具体的表述方式，则“表一意者不止一词，构一思者不止一式”。文章的“措辞选字、安章宅句之方，巧拙万殊，妍媸千变，虽有巧历，所莫能计”。
理想的表述，或当如刘勰所说，要“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文心雕龙·宗经》）。缪先生是诗文兼修的，他对作文更多强调“简明清畅”，对作诗却主张造句“贵婉折而忌平直，贵含蓄而忌浅露”。在先生看来，诗要含蓄才能“言近旨远”。如果“倾筐倒箧，一泻无余，那就索然寡味了”。故作诗“总应当精练一些，含蓄一些，不可说得太多，太直，太尽”。但含蓄并非吞吞吐吐，反而是“用笔时要能飞跃”，不能“一步跟一步地走”。
这样一种飞跃式的含蓄，是需要慢慢体味的。缪先生晚年对庄子说庖丁解牛之“以无厚入有间”一段，自觉“颇有触悟”，以为若借此论词艺，便指“透过复杂错综的情势，婉转曲折，以表达其幽微的寄托之思”。他曾提出：“一幅画，要有浓淡疏密；一部小说，也是有奇警处，有平凡处。奇警处自然会见精彩，平凡处则往往容易失于枯燥无味。”好的作家“在描写平凡的故事情节时，也能够使它不枯燥，不平凡”。
人们常说玉不琢不成器，即使最提倡“客观”的史家，也不能不承认绝大部分所成之器都经过了人为雕琢的阶段（理论上也不能排除浑然天成的可能）。而对“器”的要求本各不同，有的希望能体现匠人的雕琢之功，有的则企图尽量掩盖斧凿之痕，以近于浑然天成。有些文章看似平易畅达，其实下了工夫。缪先生便注意到，“欧阳修对于自己的文稿反复修改，主要是要求语言的精练，繁简疏密的得体”。其修改不仅不是“故意地求艰深”，反而是要“使人读起来觉得更平易自然”。
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流畅显明的文字不一定就没有“结构”，不过隐而不显，潜藏在意识的自然流动之中，使各种跌宕起伏，都仿佛是行云流水在“走自己的路”。我们确应避免过多的人为构思，特别是那种一看就知道是安排出来的“巧妙”。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历史上的人与事原本有其发生发展的逻辑，撰述者有所结构，也最好是顺应其原初的逻辑，彰显事物本身的逻辑力量，便可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此或即所谓“得体”。
在此基础上，缪先生指示了撰写论文如何“要言不烦”的具体步骤。首先“通篇结构要完整，要能前后照应，彼此关联，不可松散”。如“开头如何引起问题，中间如何层层论证，最后如何总结；而每层之间又如何连贯衔接，其中关键性的论点如何常用警句说明，如画龙之点睛，通篇布局，如何做到轻重疏密，各得体宜”，都需要精思熟虑。同时，“用笔要能灵活跳宕，不可一句一句地平铺直叙，寸步不遗”。
史学无证据不能立言，连论文如何引证的问题，彦威先生也有具体指点：“引用论证的资料，应当有选择，有详略。重要的证据，全文征引，据此进行考释、分析，说明问题；次要的则不必引全文，只引精要的几句即可；更次要的则可以用自己的话说出，注明出处来历。”若不必要的征引过多，成了专题资料汇编，容易使读者生厌。
由此回看先生对课堂讲授的论述，并把“讲”转换成“写”，即“组织要紧密，系统要清晰”，才“可以免去芜杂重复”。对“每一个问题都交代清楚”。且每写一段，要随时提醒写这一段的目的。而“每段与每段之间，亦紧密联系”。以文章自身“系统”的展现，使读者“思想集中，不至散漫”，能跟随文章之进路，最终“喜欢阅读钻研”。这的确是艺术，或亦所谓“辞达”。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旅京寓所
为纪念缪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而作
（转载自《读书》2015年第2期，原题《要言不烦——缪钺先生论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