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立杨阅读见解
你首先得大量阅读，然后在其中找到真正能符合你、能带给你启发的属于你的阅读对象。
聪明人读书，尽量去读最一流的书，取法之上，才得乎其中。
读那些有雅懿之度，朴茂之色，澹宕之气，宏富之学，卓绝之识，隽永之味的文章，正是如董桥所说的那种“荡漾着优越感的语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阅读也有一个规律。贾平凹先生说，一个作家，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要能达到对能安身立命的写作本事的掌握，还在于找到让自己真正喜欢，真正受益良多的作品，进行精读。而这些对他自己的生命、写作、思考有启发的书，也就不过几十种而已。这真的是非常有见地。
“作家要有足够的本事让这个时代的聪明人服气。”文学批评家李敬泽的说法，眼光精准。在知识密集型社会，一个写作者，如果提供不了超出一般人的见识，写出来的东西就很难服众。这也对作家提出更高的要求。近些年来，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学者气质特别明显的作家，他们有强大的叙事能力，敏锐的文体意识，智慧的史学见解。在四川，阿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除了阿来，以历史随笔见长的作家、《当代文坛》主编伍立杨，也是非常典型的学者型作家。
伍立杨是公认的实力派散文家。近几年，他花费大量的精力在近代、民国史的研究和著述上，写出多部深有分量的史论专著和学术随笔，比如《铁血黄花——清末民初暗杀论》、《中国1911》、《潜龙在渊——章太炎传》、《故纸风雪》、《大梦谁觉》、《烽火智囊》、《倒计时：晚清迷局中的生死较量》等。近日，华西都市报记者经过一番深入的探访和交流，在伍立杨身上发现，在他身上，在阅读、写作、思考、治学方面，有非常自恰的精神良性运行系统。可贵的求知心，独立思考的能力，对美的纯正品位，对精神清洁的推崇，表现出一个传统文人的品格。
打捞史料
发现章太炎“狂”的养成
写历史名人传纪的人很多，但要真正写出立得住的作品来，不是易事。在写《潜龙在渊——章太炎传》之前，伍立杨发现，“当时世面上已经出版的章太炎传纪，已经有6种。为了避免跟他们同质化，写出令人信服的章太炎传，我必须进行大量的第一手原始材料的文本细究，并在材料的基础上，做出我自己的思考，给出我自己的判断和见解。”
通读《潜龙在渊——章太炎传》可以看到，伍立杨征引的史料文献，丰赡广博，书目甚夥，诸如《民国五十位军政人物列传》、《四川军阀史料》、《章太炎政论选集》、《孙中山年谱长编》等等史籍资料。经过认真细致的细读，伍立杨发现，1917年，章太炎曾作为孙中山特使，从昆明到四川来调停军阀之间的纠纷。“这一年多时间内，章太炎的经历，在此前6种传纪中，5种对此只字不提，只有1种，只用了300字来描述。而据我的判断，这段经历，对了解章太炎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时段。我就通过史料的打捞，把这一块给予重点呈现。”这也被伍立杨以《间关万里：幕僚长的西南作业》为章节名，给予重点呈现。
据海上周黎庵先生于《章太炎轶事》一文中所披露，傲慢自高、不知途、不识钱、烟酒瘾甚大、晚景潦倒落寞，成为章氏身上独特而不羁之人文符号。在伍立杨看来，章大炎其人性情虽崖岸自高、目无馀子，然则究竟是学有本源、根柢坚实，非刚愎自用、恣肆狂悖之流可与比并齐观。除却《春秋左传》等中国传统经学之外，章太炎对于史学尤为戮力用心，并以为尤应涵泳诵读、从容玩味之史书，乃《四书》、《通鉴》及前人别集之属，由此即可觇见窥探到其史学精蕴与深湛造诣。其与辜鸿铭卓然并肩，巍然成为民国史上罕见其俦之“狂者”、“大丈夫”。
“世人都知道章太炎很‘狂’，我想做的是，通过史料分析判断，这种‘狂’是怎么养成的。陈寅恪评价王国维，认为其体现了‘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我通过有根有据的史料，发现，两句话更合适用在章太炎身上，而不是用在王国维身上。当然，可能有人不服，但不服，得给出证据。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写历史题材的书，对史实的叙述，是别人早就做过的，其实不太需要你去重复。作家还是给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至少提供一种看待史实的角度，给读者一份新鲜的参考。黄仁宇、唐德刚这些史学大家，无不如此。”
深蹲下来
像侦探一样研究历史
同样的治学、写作精神，在伍立杨另外一部作品更有体现。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伍立杨完成了一部全面反映辛亥革命历史进程的史论著作《中国1911》，备受业界瞩目。被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春瑜评价为：“博采史实，另辟蹊径，辛亥百年，鉴古烛今。”《中国1911》写作思路似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即从一个基点（辛亥革命）荡漾开去，以辛亥年比万历十五年，围绕辛亥革命的重要人与事均在书稿中得以体现。在具体写法上，作者仿唐德刚《袁氏当国》等著作，内容以小标题形式断开，以便广大读者阅读。
写辛亥革命的著述甚多。在这部作品中，伍立杨在此彰显他的冷静而独立的思考。他说，现在一些辛亥革命的著作，重在“反思”，其中一种较流行的是“革命压过了立宪，激进压过了改良”，反思的结果，认为以后的历史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大概是革命挤兑了立宪派。仿佛同盟会让着立宪派一点，清廷就拱手奉送了，历史流向就万事大吉了，这种“省事儿”的心理导致其离题万里。还有的甚至说：“辛亥革命最大的影响，不在于结束帝制中国……”这是“反思”过度的结果。就辛亥革命影响而言，没有什么比终结帝制更为重大的了。为表示有见识而“反思”，几近危言耸听。
伍立杨再次提到，对原始材料的重视，“观点建立在证据之上。其实资料细读的精神，在任何行业都需要。华人名侦探李昌珏，曾经跟年轻后辈说，不要站着查线索，要蹲下来，必须要蹲下来，看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才更有可能拿到第一手的证据。做历史研究，也必须蹲下来，才有资料站起来发表观点。”
追求文采
做语言上的“贵族”
1996年左右，伍立杨在上海文汇报的文汇笔会上，发表长篇文章，连载一周。在当时很是罕见。可见其文章受欢迎。连续有十多年，中国作协创研部编的中国年度散文随笔年选中，伍立杨的散文几乎每年都被选入。之后，伍立杨的兴趣又发生了转向，他把精力放在近代、民国历史的研究上。
伍立杨的书在青年作家中很受欢迎。有一次他去绵阳讲课，巴金文学院的一个学员，青年作家，带着身边的朋友买了伍立杨七八十本书，都是他写的关于民国史的书，赞伍立杨“你才是民国史的专家。”一个报人、一个散文家，怎么就对近代史、民国史产生了如此持久的研究兴趣，走得如此深远？伍立杨的解释，有点令人意外，“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那个年代，很多人的著述，不管是不是文学，其著述都可以当作品文本，文白融合很妥帖，简洁有力，有很高的可读性。由此，让我产生了深读、细读、研究的兴趣。”
这种对文体的高度敏感，也被伍立杨用在自己的写作风格中。读他的文章，可以明显感觉到，其文字风格有自己的特性和魅力。最常见的评价是认为他的文章，“有一种贵族倾向，似乎秉承了一种高贵的‘文言’传统。”伍立杨的确欣赏文言，“高尔基说过，语言不是蜜，但可以粘住一切。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使文言文中产生了许多漂亮的句法和表达方式，思之无尽，味之无穷。在现代人的文章中，若真能保留一些古文的神味，或能自古文的风调脱胎而来，于文化建设是一桩大幸事，于文章本身，也可以摒单调肤浅而渐趋丰饶。当然，那种糟蹋语法词汇，徒然在表面做手脚的伪文言，一知半解，文品卑下，只能贻人笑柄，应该尽早剔除。因为真正领会古代汉语，并不比学会一门外语容易，稍欠精熟，即出毛病。有志写作者，不可掉以轻心。”
对于语言、文采的追求，跟伍立杨对文章的本质看法相关联，“文体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语言是作品的本身的生命力所在。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文体价值高的作品，才能不胫而走，传之久远。汪曾祺先生说，写作品就是写语言。我觉得是一语中的。在当下这样一个印刷出版业、互联网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很多内容还不错的作品，都很容易一出来就被淹没，更不要说写得差的，文体意识差的了。要想自己的作品有生命力，在文本上要下大功夫。”
近些年来的图书市场上，有很多书出版，在杂志上文学作品的发表量也很大，但是耐嚼的文本还是罕见。伍立杨说，“阅读经验比较糟糕，看了以后，记不住，印象不深。甚至难以卒读。我觉得，这跟作品之间的同质化现象，分不开。作为作家。必须写出自己独特而尽量不落俗套的见解，有充分的文体意识，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面貌。”在伍立杨看来，相当数量的作家在写作时，缺乏文体意识，“叙述缺乏魅力。叙述魅力来源于：风格+结构+语言。像沈从文、废名、汪曾祺、钟阿城、张承志、曹乃谦等，这一类作家，文学风格非常鲜明。读完一遍，还想读第二遍。”
伍立杨的阅读注重事实、见识、才华，历史地理，口述史，非虚构，得他的偏爱。他喜欢章太炎、唐德刚、黄仁宇，钱钟书这样的阅读对象。“比如我很喜欢《管锥篇》，“涉及的面深而广，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而且妙的是，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有见识有趣味。”
炼出慧眼
打捞被淹没的文学珍珠
一流的深度阅读，触发了伍立杨的写作思考点。而写作的实践，反过来又推进他的阅读继续深入。阅读与写作高度交织的伍立杨，锻炼出一双慧眼和安静的形态，站在历史的安静偏僻处，挖掘被遗忘的珍珠。
自1990年代中期，伍立杨就节衣缩食，个人购置了《民国丛书》第一编，这里面有数百种影印著作。虽然它的论述范围上起三代，下迄民国，但都是民国的文化人、学者所著。至于近年内地出版社所出民国史图书、年谱、回忆录，从《孙中山先生年谱长编》、《蔡元培年谱长编》……到易见的《白崇禧回忆录》，再到难见的《白先勇回忆录（纸本）》、《曹汝霖回忆录》……只要一般写家说得出书名的，他几乎都有收藏，阅读。一般人不知道的书，伍立杨也知道。在伍立杨出的读书随笔文集中，随处可见他对一些对一般人很冷门的书的发现和精点评，比如民国奇女子刘曼卿在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旅行志《康藏轺征》，“一边是舟车劳顿，另一边则落笔如雨。文字锻炼炉火纯青，雅致峻洁，……一路上的种种经过，描述得那样自然、邃密，良金美玉，内外无瑕。……”这种见解也得到作家阿来的共鸣，“阿来也是这本书的推崇者，他得知我也欣赏，很惊喜。”
从《人民日报》到《海南日报》，再到如今回到四川，在四川省作协《当代文坛》工作，伍立杨搬过多次家。“像有些书，我都不敢邮寄，怕丢，我得自己亲自带着。上世纪40年代，四川作家程大千先生的短篇小说集《重庆客》就是这样一本书。因为这本书极其珍贵，价值极其高，对我的启发极大，它又早已绝版。”程大千？“对，这是一个相当冷僻而陌生的作家名字。他原名程沧，四川华阳人。曾经在抗战期间，担任重庆《新民报》总编辑。在编报之余，程大千以笔名“司马讦”写出并发表大量小说。比如《岳家庄》、《岳云》、《女将穆桂英》、《佘赛花》、《四川白毛女》、《罗成》等，《重庆客》是他的一部代表作。程大千在当时备受肯定，被评价为是‘契科夫+马克吐温+莫泊桑’。”
为了更深入研究程大千，伍立杨还专门到位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去查阅旧版书。对程大千的阅读越深入，他越来越发现其可贵，“他的笔触中，社会背景的渲染烘托，仿佛国画精品的罩染一样，一层深似一层。写出战时的重庆，小人物的哀号，下层知识分子的绝望，交际场的暴发户和淑女，社会的众生相。有民族的血泪，有干戈扰攘的世道，有令人扼腕的时局，因为文体意识突出，读来好像裹着糖衣，有不一样的回味。”发现程大千的伍立杨，内心感到非常惊艳。他专门撰文细细分析程大千的文学成就之高，“程大千先生的小说语言，很奇怪地，和当时其他的名报人，如张恨水、张慧剑等有所区别。张恨水的行文，是极从容悠缓的，像大江大河，浩浩荡荡整体推进。程先生的行为，则简捷爽利，有些欧化的影子，但这种欧化，是善性而节制的，好像是点到为止，因此在句法的安排上有清新的洋味，而在字词的选择上，又将旧文学词汇的生命力与当时的新词杂糅合用之，强弱巧拙的分寸感极得体，造成一种醒豁得力的句法效果。在转折过渡的叙述上，甚至加上了政论时评的诘问和点染，故其整体效应，像陶诗一样，是有篇又有句。篇幅有限，但容量奇大。”
伍立杨认为，程大千“文气之旺，笔锋之健，转折之出乎意料，充溢一种沛然不磨的英迈之气，放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来看，这等于是他独创的文体。然而被文学史忽略也实在令人讶异。这种笔意醇味，介于《史记》列传与《世说新语》之间的笔法。从文体意义上说，《重庆客》这样的文章，已是文学史上的绝响。”让伍立杨感喟的是，“可惜这样的好书，仅见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重庆出版社的刊本，后则杳无音信。这样的英俊异材，是当时报界的重镇，更是报人中不可复制的天才。几十年来他早被文学界遗忘得一干二净，这是后人的失察，也是后人的不幸。我们一直津津乐道于夏志清先生对张爱玲、钱钟书的打捞。但在文学史上，对被淹没的文学珍珠的挖掘、打捞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
来源：华西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