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立杨阅读见解

你首先得大量阅读,然后在其中找到真正能符合你、能带给你启发的属于你的阅读对象。

聪明人读书,尽量去读最一流的书,取法之上,才得乎其中。

读那些有雅懿之度,朴茂之色,澹宕之气,宏富之学,卓绝之识,隽永之味的文章,正是如董桥所说的那种“荡漾着优越感的语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阅读也有一个规律。贾平凹先生说,一个作家,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要能达到对能安身立命的写作本事的掌握,还在于找到让自己真正喜欢,真正受益良多的作品,进行精读。而这些对他自己的生命、写作、思考有启发的书,也就不过几十种而已。这真的是非常有见地。

“作家要有足够的本事让这个时代的聪明人服气。”文学批评家李敬泽的说法,眼光精准。在知识密集型社会,一个写作者,如果提供不了超出一般人的见识,写出来的东西就很难服众。这也对作家提出更高的要求。近些年来,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学者气质特别明显的作家,他们有强大的叙事能力,敏锐的文体意识,智慧的史学见解。在四川,阿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除了阿来,以历史随笔见长的作家、《当代文坛》主编伍立杨,也是非常典型的学者型作家。

伍立杨是公认的实力派散文家。近几年,他花费大量的精力在近代、民国史的研究和著述上,写出多部深有分量的史论专著和学术随笔,比如《铁血黄花——清末民初暗杀论》、《中国1911》、《潜龙在渊——章太炎传》、《故纸风雪》、《大梦谁觉》、《烽火智囊》、《倒计时:晚清迷局中的生死较量》等。近日,华西都市报记者经过一番深入的探访和交流,在伍立杨身上发现,在他身上,在阅读、写作、思考、治学方面,有非常自恰的精神良性运行系统。可贵的求知心,独立思考的能力,对美的纯正品位,对精神清洁的推崇,表现出一个传统文人的品格。

打捞史料

发现章太炎“狂”的养成

写历史名人传纪的人很多,但要真正写出立得住的作品来,不是易事。在写《潜龙在渊——章太炎传》之前,伍立杨发现,“当时世面上已经出版的章太炎传纪,已经有6种。为了避免跟他们同质化,写出令人信服的章太炎传,我必须进行大量的第一手原始材料的文本细究,并在材料的基础上,做出我自己的思考,给出我自己的判断和见解。”

通读《潜龙在渊——章太炎传》可以看到,伍立杨征引的史料文献,丰赡广博,书目甚夥,诸如《民国五十位军政人物列传》、《四川军阀史料》、《章太炎政论选集》、《孙中山年谱长编》等等史籍资料。经过认真细致的细读,伍立杨发现,1917年,章太炎曾作为孙中山特使,从昆明到四川来调停军阀之间的纠纷。“这一年多时间内,章太炎的经历,在此前6种传纪中,5种对此只字不提,只有1种,只用了300字来描述。而据我的判断,这段经历,对了解章太炎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时段。我就通过史料的打捞,把这一块给予重点呈现。”这也被伍立杨以《间关万里:幕僚长的西南作业》为章节名,给予重点呈现。

据海上周黎庵先生于《章太炎轶事》一文中所披露,傲慢自高、不知途、不识钱、烟酒瘾甚大、晚景潦倒落寞,成为章氏身上独特而不羁之人文符号。在伍立杨看来,章大炎其人性情虽崖岸自高、目无馀子,然则究竟是学有本源、根柢坚实,非刚愎自用、恣肆狂悖之流可与比并齐观。除却《春秋左传》等中国传统经学之外,章太炎对于史学尤为戮力用心,并以为尤应涵泳诵读、从容玩味之史书,乃《四书》、《通鉴》及前人别集之属,由此即可觇见窥探到其史学精蕴与深湛造诣。其与辜鸿铭卓然并肩,巍然成为民国史上罕见其俦之“狂者”、“大丈夫”。

“世人都知道章太炎很‘狂’,我想做的是,通过史料分析判断,这种‘狂’是怎么养成的。陈寅恪评价王国维,认为其体现了‘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我通过有根有据的史料,发现,两句话更合适用在章太炎身上,而不是用在王国维身上。当然,可能有人不服,但不服,得给出证据。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写历史题材的书,对史实的叙述,是别人早就做过的,其实不太需要你去重复。作家还是给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至少提供一种看待史实的角度,给读者一份新鲜的参考。黄仁宇、唐德刚这些史学大家,无不如此。”

深蹲下来

像侦探一样研究历史

同样的治学、写作精神,在伍立杨另外一部作品更有体现。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伍立杨完成了一部全面反映辛亥革命历史进程的史论著作《中国1911》,备受业界瞩目。被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春瑜评价为:“博采史实,另辟蹊径,辛亥百年,鉴古烛今。”《中国1911》写作思路似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即从一个基点(辛亥革命)荡漾开去,以辛亥年比万历十五年,围绕辛亥革命的重要人与事均在书稿中得以体现。在具体写法上,作者仿唐德刚《袁氏当国》等著作,内容以小标题形式断开,以便广大读者阅读。

写辛亥革命的著述甚多。在这部作品中,伍立杨在此彰显他的冷静而独立的思考。他说,现在一些辛亥革命的著作,重在“反思”,其中一种较流行的是“革命压过了立宪,激进压过了改良”,反思的结果,认为以后的历史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大概是革命挤兑了立宪派。仿佛同盟会让着立宪派一点,清廷就拱手奉送了,历史流向就万事大吉了,这种“省事儿”的心理导致其离题万里。还有的甚至说:“辛亥革命最大的影响,不在于结束帝制中国……”这是“反思”过度的结果。就辛亥革命影响而言,没有什么比终结帝制更为重大的了。为表示有见识而“反思”,几近危言耸听。

伍立杨再次提到,对原始材料的重视,“观点建立在证据之上。其实资料细读的精神,在任何行业都需要。华人名侦探李昌珏,曾经跟年轻后辈说,不要站着查线索,要蹲下来,必须要蹲下来,看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才更有可能拿到第一手的证据。做历史研究,也必须蹲下来,才有资料站起来发表观点。”

追求文采

做语言上的“贵族”

1996年左右,伍立杨在上海文汇报的文汇笔会上,发表长篇文章,连载一周。在当时很是罕见。可见其文章受欢迎。连续有十多年,中国作协创研部编的中国年度散文随笔年选中,伍立杨的散文几乎每年都被选入。之后,伍立杨的兴趣又发生了转向,他把精力放在近代、民国历史的研究上。

伍立杨的书在青年作家中很受欢迎。有一次他去绵阳讲课,巴金文学院的一个学员,青年作家,带着身边的朋友买了伍立杨七八十本书,都是他写的关于民国史的书,赞伍立杨“你才是民国史的专家。”一个报人、一个散文家,怎么就对近代史、民国史产生了如此持久的研究兴趣,走得如此深远?伍立杨的解释,有点令人意外,“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那个年代,很多人的著述,不管是不是文学,其著述都可以当作品文本,文白融合很妥帖,简洁有力,有很高的可读性。由此,让我产生了深读、细读、研究的兴趣。”

这种对文体的高度敏感,也被伍立杨用在自己的写作风格中。读他的文章,可以明显感觉到,其文字风格有自己的特性和魅力。最常见的评价是认为他的文章,“有一种贵族倾向,似乎秉承了一种高贵的‘文言’传统。”伍立杨的确欣赏文言,“高尔基说过,语言不是蜜,但可以粘住一切。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使文言文中产生了许多漂亮的句法和表达方式,思之无尽,味之无穷。在现代人的文章中,若真能保留一些古文的神味,或能自古文的风调脱胎而来,于文化建设是一桩大幸事,于文章本身,也可以摒单调肤浅而渐趋丰饶。当然,那种糟蹋语法词汇,徒然在表面做手脚的伪文言,一知半解,文品卑下,只能贻人笑柄,应该尽早剔除。因为真正领会古代汉语,并不比学会一门外语容易,稍欠精熟,即出毛病。有志写作者,不可掉以轻心。”

对于语言、文采的追求,跟伍立杨对文章的本质看法相关联,“文体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语言是作品的本身的生命力所在。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文体价值高的作品,才能不胫而走,传之久远。汪曾祺先生说,写作品就是写语言。我觉得是一语中的。在当下这样一个印刷出版业、互联网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很多内容还不错的作品,都很容易一出来就被淹没,更不要说写得差的,文体意识差的了。要想自己的作品有生命力,在文本上要下大功夫。”

近些年来的图书市场上,有很多书出版,在杂志上文学作品的发表量也很大,但是耐嚼的文本还是罕见。伍立杨说,“阅读经验比较糟糕,看了以后,记不住,印象不深。甚至难以卒读。我觉得,这跟作品之间的同质化现象,分不开。作为作家。必须写出自己独特而尽量不落俗套的见解,有充分的文体意识,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面貌。”在伍立杨看来,相当数量的作家在写作时,缺乏文体意识,“叙述缺乏魅力。叙述魅力来源于:风格+结构+语言。像沈从文、废名、汪曾祺、钟阿城、张承志、曹乃谦等,这一类作家,文学风格非常鲜明。读完一遍,还想读第二遍。”

伍立杨的阅读注重事实、见识、才华,历史地理,口述史,非虚构,得他的偏爱。他喜欢章太炎、唐德刚、黄仁宇,钱钟书这样的阅读对象。“比如我很喜欢《管锥篇》,“涉及的面深而广,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而且妙的是,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有见识有趣味。”

炼出慧眼

打捞被淹没的文学珍珠

一流的深度阅读,触发了伍立杨的写作思考点。而写作的实践,反过来又推进他的阅读继续深入。阅读与写作高度交织的伍立杨,锻炼出一双慧眼和安静的形态,站在历史的安静偏僻处,挖掘被遗忘的珍珠。

自1990年代中期,伍立杨就节衣缩食,个人购置了《民国丛书》第一编,这里面有数百种影印著作。虽然它的论述范围上起三代,下迄民国,但都是民国的文化人、学者所著。至于近年内地出版社所出民国史图书、年谱、回忆录,从《孙中山先生年谱长编》、《蔡元培年谱长编》……到易见的《白崇禧回忆录》,再到难见的《白先勇回忆录(纸本)》、《曹汝霖回忆录》……只要一般写家说得出书名的,他几乎都有收藏,阅读。一般人不知道的书,伍立杨也知道。在伍立杨出的读书随笔文集中,随处可见他对一些对一般人很冷门的书的发现和精点评,比如民国奇女子刘曼卿在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旅行志《康藏轺征》,“一边是舟车劳顿,另一边则落笔如雨。文字锻炼炉火纯青,雅致峻洁,……一路上的种种经过,描述得那样自然、邃密,良金美玉,内外无瑕。……”这种见解也得到作家阿来的共鸣,“阿来也是这本书的推崇者,他得知我也欣赏,很惊喜。”

从《人民日报》到《海南日报》,再到如今回到四川,在四川省作协《当代文坛》工作,伍立杨搬过多次家。“像有些书,我都不敢邮寄,怕丢,我得自己亲自带着。上世纪40年代,四川作家程大千先生的短篇小说集《重庆客》就是这样一本书。因为这本书极其珍贵,价值极其高,对我的启发极大,它又早已绝版。”程大千?“对,这是一个相当冷僻而陌生的作家名字。他原名程沧,四川华阳人。曾经在抗战期间,担任重庆《新民报》总编辑。在编报之余,程大千以笔名“司马讦”写出并发表大量小说。比如《岳家庄》、《岳云》、《女将穆桂英》、《佘赛花》、《四川白毛女》、《罗成》等,《重庆客》是他的一部代表作。程大千在当时备受肯定,被评价为是‘契科夫+马克吐温+莫泊桑’。”

为了更深入研究程大千,伍立杨还专门到位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去查阅旧版书。对程大千的阅读越深入,他越来越发现其可贵,“他的笔触中,社会背景的渲染烘托,仿佛国画精品的罩染一样,一层深似一层。写出战时的重庆,小人物的哀号,下层知识分子的绝望,交际场的暴发户和淑女,社会的众生相。有民族的血泪,有干戈扰攘的世道,有令人扼腕的时局,因为文体意识突出,读来好像裹着糖衣,有不一样的回味。”发现程大千的伍立杨,内心感到非常惊艳。他专门撰文细细分析程大千的文学成就之高,“程大千先生的小说语言,很奇怪地,和当时其他的名报人,如张恨水、张慧剑等有所区别。张恨水的行文,是极从容悠缓的,像大江大河,浩浩荡荡整体推进。程先生的行为,则简捷爽利,有些欧化的影子,但这种欧化,是善性而节制的,好像是点到为止,因此在句法的安排上有清新的洋味,而在字词的选择上,又将旧文学词汇的生命力与当时的新词杂糅合用之,强弱巧拙的分寸感极得体,造成一种醒豁得力的句法效果。在转折过渡的叙述上,甚至加上了政论时评的诘问和点染,故其整体效应,像陶诗一样,是有篇又有句。篇幅有限,但容量奇大。”

伍立杨认为,程大千“文气之旺,笔锋之健,转折之出乎意料,充溢一种沛然不磨的英迈之气,放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来看,这等于是他独创的文体。然而被文学史忽略也实在令人讶异。这种笔意醇味,介于《史记》列传与《世说新语》之间的笔法。从文体意义上说,《重庆客》这样的文章,已是文学史上的绝响。”让伍立杨感喟的是,“可惜这样的好书,仅见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重庆出版社的刊本,后则杳无音信。这样的英俊异材,是当时报界的重镇,更是报人中不可复制的天才。几十年来他早被文学界遗忘得一干二净,这是后人的失察,也是后人的不幸。我们一直津津乐道于夏志清先生对张爱玲、钱钟书的打捞。但在文学史上,对被淹没的文学珍珠的挖掘、打捞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

来源: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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