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知识界盛行批判“传统文化”，把那时的百般不是都说成是老祖宗的罪过，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夫子尤其罪莫大也。而一入90年代，世风与士风顿改，“弘扬传统文化”又成时髦了。笔者当时有感而发，写了一则《世说新语补·荆轲刺孔》，内云：
荆轲欲刺秦王，至秦庭，见龙威凛凛，不敢前。踌躇有倾，于阶下一展所赍孔丘像，持匕扑刺者三，且刺且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劣根深兮千斯年，知其不可兮而为之，悲剧精神兮万古传。”有报于王曰：此刺孔之歌也，与陛下焚坑之志同，于王事有益焉。王颔之。俄而轲歌愈奋，王不怿，怪其聒噪，以棒击其顶，逐之出。轲狼狈回驿，郁郁然反思再三。有秦舞阳者至，责其激进太过：孔子伟人，岂可刺之哉?轲大感悟，遂改宗保守主义，与舞阳闭门读经，整理国故去矣。
其实现在想来，那避开了秦王却猛刺孔子的“荆柯”固然很难说有几分真正的“激进主义”（激进主义本身的得失另当别论），为这个“伪激进”而弄假成真、以为一切都是“激进”酿错，恐怕也不是什么高明的见解。但不管怎样，这“荆柯”若果然因此转而安心尊孔读经，倒也不失为一个真诚的的保守主义者。然而一些“荆柯”其实无意尊孔，他们在放弃“刺孔”之后便有更为精采的表演——这就是近来炒成了媒体大热点的“荆柯颂秦”了！
这部“荆柯颂秦”的杰作便是号称“中国第一部大片”的电影《英雄》，它刻意描写了一个荆柯为秦王的“伟大”所折服的故事。片中的刺客认识到为了削平列国一统天下无论怎么残暴也不为过的真理，于是国仇家恨顿时冰消，变成对陛下的狂热崇拜，直至为成全秦王的“法治”而主动受死。由于大腕执导，众星云集，片子摄制极为优良，商业炒作堪称经典，加之有关部门给予高规格待遇，果然一炮打红。但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值得注意的是：一般网友中对立比较分明，叫好的多是欣赏其视觉艺术或肯定其票房效益，抨击者则几乎都是谴责其思想主题与历史观。但在有一定地位和专业知识的圈内人士中，却比较一致地叫好，且主要强调的是其艺术或市场价值。
“荆柯颂秦”的主题近年来其实已不新鲜。以排场极大的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为代表的一大批帝王剧讲的都是这一套。如果说“荆柯刺孔”属于伪激进（此所谓伪并无贬义，言其非真而已，并非真激进就好，伪激进就不好。但既然其实并不激进，大举反激进就有些可笑），不同于荆柯刺秦之真激进。那么“荆柯颂秦”可算是“伪保守”了，不同于“荆柯尊孔”之真保守。对此说什么暴秦无道的史实、暴政可恶的道理、民贵君轻的古训、民主自由的今理，都已经没有必要。
其实《英雄》的主题思想和炒作方式虽然与《雍正王朝》十分类似，却有两点截然不同：其一，不像《雍正王朝》以“历史正剧”自居，《英雄》的作者们始终都自称是武侠剧、商业片，是编故事而不是讲历史。其二，与《雍正王朝》的宣传盛称“改革皇帝”、强调主旋律色彩不同，《英雄》的宣传除了梁朝伟境外忘形的一番“宏言大义”惹来满座皆惊外，一般都刻意淡化主题思想，而自我定位为成功的“买卖”。
《英雄》的这种姿态已经引起了若干“误会”。特别是由于一些人昨天还在盛赞“国际荆柯”格瓦拉，今天又褒奖“格瓦拉改弦颂美帝”的中国版；昨天大讲借“买卖”宣传“思想”之重要，今天又说“买卖”、“思想”可以不搭界；昨天大炒“圣人孔子”，今天又歌颂起焚书坑儒几绝孔学之脉的“圣君嬴政”。其实，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政教分离，同样也应当政商分离、教商分离。“思想”与“买卖”分开之说还是有道理的。“伪激进”与“伪保守”也其来有自，与其说是人格缺陷勿宁说是体制缺陷。当年“荆柯刺孔”的启蒙意义自然是今天“荆柯颂秦”的“买卖”不能相比的。但正如不能以“伪激进”抹杀当年“荆柯刺孔”的文化启蒙价值一样，如今也不应以“伪保守”来抹杀《英雄》在视觉艺术与商业运作上的成就。至于这启蒙与“买卖”何以都要以“伪”来包装，以至造成不小的副作用，我们也应当谅其衷曲，宽容些罢。
当然，同样按“思想”、“艺术”与“买卖”分离的逻辑，《英雄》视觉艺术与商业上的成功也不能掩饰其思想的陈腐。有人说：“中国人骂了几千年秦始皇了，怎就不许张艺谋夸两个小时？”其实如果不健忘的话人们应该记得，就在20多年前秦始皇不也是个只许夸不许骂的主麽？区别只在于：首先，当年“颂秦”专为媚上，而似无意于媚俗。今天“颂秦”的作者则一上来就宣布自己专心媚俗而惟恐人言其媚上：“《英雄》奔的是商业路线”（王斌）；“《英雄》是一个动作片或者武侠片，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我的本意是打市场，没有野心在这种类型的电影里表达多么深邃的思想。”“我无意用《英雄》去表达一个多么高深的主题”（张艺谋）。为其辩护者也强调“张艺谋为什么就是‘思想型’导演？只不过手艺还好，买卖兴旺罢了。人家本是买卖，你一定说那是理想”。（张广天）当然，由于片中担纲的某明星曾坦言该片表明当代“英雄”杀人有理，人们于是对作者的谦虚有些疑问。不过评论界应当避免诛心之论，既然人家声明搞这么个玩艺就是一图名（获奖）二图利（买卖）而与信仰（思想）根本无关，别人也就不必非给他派个传教士的名份了吧。的确，能够如此表白倒也是今胜于昔之处。今天的颂秦者倒是非常以此为荣，但都声明其荣在于世俗名利，而不在于“思想”也。可见无论如何，如今颂秦的“买卖”虽然仍旧可以火暴，颂秦的“思想”与“主题”却已不太名誉，有污清议，不好示人了。
呜呼！如今社会到底已经进步矣。
“格瓦拉改弦颂美帝”：既非“历史”，亦非“戏说”
前年我批评《雍正王朝》的文章发表后，有人认为历史学家总是喜欢用“历史真实”的大棒敲打文学艺术家。其实我从来主张历史学对文学艺术应持开明的态度。历史学与文学是两个领域，各有其不同的“游戏规则”与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别说根本不能算是“历史剧”的“戏说”类作品和创作性古装剧，就是所谓严肃历史剧，也不能当成“真历史”来看待和要求。因为历史文学的“严肃”与历史科学的严谨并不是一回事。严谨的史学家不能允许编造史实，而对于严肃的历史文学我们只能要求它不能篡改、歪曲已知的史实（《康》、《雍》二剧显然都没做到这一点），但必须允许它用想像与创作来“填充”故事细节，刻划人物感情与心态，而这些材料现存历史记载中是不大可能有的。
我们甚至不能以新史学的进步去要求历史文学或历史剧的同时“进步”，因为历史“科学”中的事实真伪有无乃至因果解释的对错是不能含糊（但可以存疑）的，而文学所表达的感情与审美意向可以十分复杂和模糊，但故事的叙述却不能“存疑”。因此例如在历史学中论证“清官救世”是十分陈腐的，但文学艺术领域的“清官戏”仍然有审美价值（当然，如果只有清官戏，那就又是文化生态的问题了）。美国史学界在南北战争这类问题上历来有人做翻案文章为南部诸州邦联（所谓“南方奴隶主政权”）辩护，因此便会引起主流史学的反驳。但对于像《乱世佳人》这样的“亲南方”作品，文学评论界自可臧否，史学家却大概不会有兴趣介入。
文学艺术评论的标准是思想性与艺术性。我曾经批评过一些我不能认同其思想的作品（如几部所谓的“大厂电视”），但那只是以观众身份作的文艺评论，而不是以史学家身份来辩论史实。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史学家需要站出来以历史真实驳斥那种“胡说历史”之作。这就是当作品的价值取向和思想性很糟糕、而且它又是以所谓“历史事实”相标榜、以此作为那种价值取向的依据时，史学家出来还历史以真实就成为必要了。《雍正王朝》如果只是“戏说”历史，我不会批评它，如果它只是价值取向有问题，我不会从史学工作者的角度批评它，但它一方面鼓吹家奴哲学，仇视清议传统，其价值取向比《海瑞罢官》这类传统清官戏都要糟糕得多，一方面又打出“历史正剧”的旗号，否认是在“戏说”历史，还制造舆论称其“真实”，历史学家就不能不说话了。
今天的《英雄》不是，也并未自称是历史片。然而，它又似乎不是《戏说乾隆》那样纯粹搞笑的娱乐片。有人说，它是一部“严肃题材的武侠片”。这就使它既不同于《雍正王朝》也不同于《戏说乾隆》。一些《英雄》同仁实际上也是这样看的，例如梁朝伟的言论其实就是以政论片自诩、而且这种政论令人想起20多年前的“颂秦”。恰恰是在这“严肃题材”上它引起了诸多争议，这时《英雄》的编导再以它只是商业片来搪塞，未免有点不负责任。笔者认为，在创作自由与文化多元的前提下，对《戏说乾隆》式的纯粹搞笑片不必评论或者只对文化生态而不对片子本身作评论；对《雍正王朝》式的“历史政论片”既要从历史学的角度澄清史实，更要从政论的角度评论其主题思想；而对于《英雄》这样的“武侠政论片”，评论者的历史学家角色可以淡化，但主题思想是不能回避的——否则正如某网友所言，如果有人以“不是历史”、“只是买卖”为理由，炮制一部“格瓦拉改弦颂美帝”的片子，又当如何？
剑虹评论网2006-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