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舞春风 2018-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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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呵！”
——（捷克）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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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布特（Pol Pot， 1925年5月19日─1998年4月15日），原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总书记。1976年至1979年间出任民主柬埔寨总理。
一、远大理想
波尔布特1925年出生于柬埔寨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据说他有一个在王宫里服务的亲戚，因此能与普遍失学的穷家孩子不同，读完寺庙小学又到金边上中学，接着考上电工技校。1949年以良好的学习成绩获得到法国留学的奖学金。在巴黎读书期间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于1951年加入法共。1953年回国后进入革命组织，几年后就担任了最高领导。
据说波尔布特长年生活朴素，在艰苦的丛林中能以此感召部下，掌权时也不为家庭谋私利，在乡下劳动的哥哥都照样下田而得不到关照。
在1970年代，波尔布特从柬埔寨丛林根据地秘密到北京访问时，见到中联部招待外宾的服务员都握手拥抱，在住所还同种树养花的工人一同干活，与其他外宾完全不同。这种体现“劳动人民本色”的表象，给许多领导人留下极好的印象。
波尔布特本人于1977年9月访问北京时，向外界公开了自己已成立十七年的党名为柬埔寨共产党（过去曾称高棉劳动党），并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柬埔寨共产党在地下工作时期，充满了古老的秘密会党特点。波尔布特虽有书记的职务，在党内却呼为“一号兄弟”，他的副手农谢称为“二兄弟”。党内也没有代表大会选举和研究通过党纲党章之类活动，各级干部都由指派产生。虽说最高领导层有几人是留学法国的知识分子，基层干部却大多是不识字的贫苦农民（当时柬国内民众百分之九十是文盲），党内也不组织政治理论著作的学习，而只听“书记大叔”从神密渠道发布的指令。因为这一组织的名称长期不公开，国际社会只好自己加了一个俗称——“红色高棉”。
波尔布特于六十年代中期进入农村开展革命活动时，身边不过十几人、四支枪。1970年美国策动朗诺集团以政变推翻了王国政府。流亡的西哈努克暂住在中国北京，并组建了以打倒朗诺政权为诉求的流亡政府“柬埔寨王国民族联合政府”。在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说服下，波尔布特与西哈努克结成统一战线。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旗帜下，柬共武装人员曾发展到20万，党员也发展到4万，于1975年4月17日终于攻占金边掌握了政权。
在北京访问期间，乔森藩、英萨利到医院向周恩来辞行时，重病中的总理语重心长地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想对你们提点建议：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想达到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共产主义道路上稳步前进。你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逐渐向社会主义迈进。如果你们抛开谨慎和明智的作法，那肯定会给人民带来灾难。”他还语意深长地对客人说：“如果有人想通过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状况及民族的现实，那肯定把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波尔布特访问北京回国后对他的同事说：“我们有优势，我们在组织上超过了列宁，也超过了毛泽东。毛主席说中国的文革要搞好多次，而且中国的文革现在已经停下来了，但是我们天天都在搞文革，永远不会停”。
二、艰辛探索
马克思说：“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
波尔布特对马克思学说深信不疑并身体力行，艰辛探索。
1976年1月5日，红色政权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接着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农谢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乔森潘任国家主席团主席，波尔布特任政府总理。
夺取全国政权后，波尔布特等人仍强调“秘密工作是一切的关键”，“不让敌人弄清我们的真实情况”。1977年公开党名后，波尔布特突然在世界舆论和柬国内百姓面前出现，其巨幅画像便迅速悬挂在全国所有公共场合，并被称为“书记大叔”、“党心”，或直接称呼为“组织”。
波尔布特宣布要建设一个“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理想社会，通过专政手段要在柬埔寨进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社会主义实践”，“前无古人的高棉革命”。消灭富人，追求平均；消灭城市，迁出居民下乡务农；毁掉家具、电视、冰箱、汽车等等“奢侈”物品；以革命性的名称更改街名；解体家庭，成立男、女劳动队强制劳动；改造知识分子，如不能脱胎换骨，就从肉体上予以消灭……。他喜欢用“细菌”这个词，来代表所有那些不同于他立场的人们，对于“细菌”的唯一办法就是消灭。
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迫使西哈努克亲王辞去国家元首并退休。被允许与西哈努克共同居住的，仅有其第六位夫人莫尼克王妃和两位王子、以及为数很少的侧近侍从。尚留在国内的王室成员被全体流放至首都金边以外的其它地方，西哈努克的五个儿子和十四个孙子在此过程中被虐杀。甚至在一段时期，西哈努克自身都身处被处决危险之中，只是在中国政府向波尔布特政府施压后才幸免于难。此后西哈努克以患病为由希望能够出国疗养，但遭到政府拒绝。1976年4月，西哈努克辞去国家元首之职，并被幽禁在王宫中，与外界失去联系。
为了“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民柬当局又规定知识分子不许相互通婚，男学生必须找农妇，且由领导指定。人们到了举行集体婚礼对号入座时，方知“组织安排”的配偶是何模样。已婚的青年男女又大都被分开编组，一两星期才许团聚一次。孩子七岁以上也必须离开父母，集中参加放鸭、编织一类劳动。波尔布特夸耀这种“创举”，称其能彻底消灭家庭私有观念。
柬埔寨共产党执政时期，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柬埔寨首都金边有200多万人口，波尔布特一声令下，3天之内全部赶到农村。数以百万计的男女老幼慌不择路地蜂涌而出，却并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集体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在迁移过程中有计划地屠杀，“先群众，后党内”地进行内部大肃反、大清洗。那些郎诺政权旧人员、有产有业者、地主富农、一切专业人士（教师、医生），被认为是“亲越”“亲美”“亲西方”的人们，会说外语便是一种罪过，连戴眼镜的也不放过。后期，被清洗者则包括红高棉革命时的各级干部，甚至包括波尔布特自己的家人。
除了劳动以外，人们都必须参加长时间的政治学习，这被称为“生活会”。在这些生活会上，干部们鼓励所谓“新人”忏悔自己在过去犯下的错误，有些“新人”们这么做了，他们得到了所有同志的掌声和鼓励，有时候还是拥抱。但是，当天晚上，他们就消失了。一些人为活下来，装作不识字，但却被自己的孩子发现私藏了书本，然后报告给“组织”。于是，这些父母也被杀害了，而孩子们则得到奖励。
据史料记载：“S-21”监狱，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仅在这个中心一处，就处决了近两万人，最后幸存的只有六七个人。1980年代初，在“S-21”监狱发掘出近九千具尸体。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这些人死得极其恐怖，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许多陈列的头盖骨上，留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
柬埔寨共产党着手推广原在解放区实行的合作社制度。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所有的人不得在家分灶起火。柬埔寨共产党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
红色高棉在马不停蹄的大清洗中，先后宣布破获了越南、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和台湾国民党4个特务系统。中央党政机关、8个部委、5个大区和1个特区的一大批干部被清除。红色高棉内部清洗的对象可以是某个地区党政组织、军队系统的全部成员甚至总人口。譬如1978年对东部大区地方干部和军队系统的大清洗，半年内处决了10万人。
对于柬埔寨共产党的革命举措，波尔布特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对那些缺乏我们这样成就的国家产生重大影响。”
三、矢志不渝
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并没有一个得到公认的数据。耶鲁大学的柬埔寨大屠杀研究项目的估计数据是120～170万，大赦国际的估计是140万，波尔布特自己承认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80万，而他的副手乔森潘则承认有约100万人死于非命。无论哪个数据，对这个战前仅仅拥有700万人口的小国来说都是惊人的。
1979年越南占领柬埔寨。波尔布特逃到山区，建立游击队抵抗越军。波尔布特曾有一段时间不知去向，逐渐失去共产党人支持。
1997年7月22日，波尔布特在红色高棉基地安隆汶成为阶下囚。他因6月下令杀害“国防部长”宋成及其家属以及“对人民和国家犯下严重的屠杀罪行”，受到红色高棉的公开审讯，被判终身监禁。
1998年，波尔布特于对其公开审判前夜病死。
柬共中央总书记、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临终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他“在民主柬埔寨执政时期推行的种族灭绝政策”进行正义凛然地驳斥，称自己一生清白问心无愧。波尔布特声称：“大多数在他统治时期丧生的人，其中包括在大饥荒中死亡的人，都是美国中情局、苏联克格勃及越南特工联手干的。”
2011年6月27日，联合国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正式开庭审理农谢、乔森潘等4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案。这4人被控的罪行包括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以及违反1956年柬埔寨刑法谋杀、酷刑和宗教迫害等罪。
在最后辩解中，农谢表示：“红色高棉的政策和计划都只有一个目的，是要把国家从殖民、帝国主义、剥削、极端贫穷和他国凌辱中解放出来。红色高棉的政策很清楚也很明确：它想要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国家的主人……红色高棉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屠杀平民或者毁灭这个国家。”
乔森潘则表示：“我所做的都是为了促进人民的基本权利，把柬埔寨建设成一个强大、独立、和平的国家。”
为纪念大屠杀的结束，柬埔寨把1979年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推翻波尔布特红色政权的日子——1月7日，定为柬埔寨的公众假期，称为“大屠杀逾越日”。
另外，每年的5月20日是柬埔寨一年一度的“愤怒日”，为纪念红色高棉时期的遇难者而设。在这个日子里，政府经常邀请艺术学院的学生们，重现当年红色高棉折磨、残杀民众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