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K党的沉浮（下）
美国警方是如何压制三K党的
警察是一个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门。它除了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以外，还负有从政治上保卫国家政权的责任。
美国建国后的一百多年中，并没有明文规定警察除了负责侦破刑事案件维护社会治安以外，还要负责从政治上保卫国家政权的安全。直到1936年，罗斯福总统才正式授权给美国联邦调查局，要他们不但拥有侦破刑事案件的权力，而且还拥有调查和处理政治案件的权力。从此，美国警方才名正言顺地开始了它在政治领域里的活动。
美国虽然有言论结社自由，但并不等于政府完全对这些自由放任不管。美国的大小在野党派和持不同政见者都在美国便衣警察的监视之下。联邦调查局每天都有几千名便衣警察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他们一般采取混入到各个在野党派和群众团体中打探各种消息，拉拢各种关系以建立联系的方法活动。
美国是宪政民主国家，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结社自由，所以美国政府不能对“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只能在法律允许下采取一些监控行为。主要的方法是设法在各个党派和群众组织中安插“耳目”。这种“耳目”有的是警察机构内部派入的，但大多数还是由警察在各个党派、团体内收买的“线人”。这些“耳目”的作用主要是了解他所在的党派组织的内部情况，关键时刻要给警察部门通风报信，必要时还要利用“耳目”进行骚扰和策反工作。
1960年代中期，美国三K党活动开始猖獗，其成员发展到14000多人。为了遏制三K党党徒对社会的危害骚扰，联邦调查局不但在三K党中派了“耳目”进行监视，而且使用“耳目”在三K党内进行了挑拨、分化工作，最后终于把三K党内部搞得四分五裂，使其组织涣散、人心惶惶。到1970年代初，终于把三K党变成了一个只有四千人左右的小党派。
对付三K党，警方起初只是派“耳目”单纯地了解三K党的一些内部情况。那时，警方派“耳目”的原则基本上是对三K党的每一个分部都派有一个“耳目”。但在实际中，警方发现这种方法并不实用。因为“耳目”在为警方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会了解到警方需要什么样的情报，于是就有人开始在汇报情况时加油添醋地来讨好奉迎警方。这样就给警方真实地掌握第一手材料带来了困难。为了保证情报的准确性，警方决定对一些重要的党派都派去两个以上的“耳目”。因为只有这样，警方才能进行情报的比较核实，对一些明显的不相符的地方，警方会对“耳目”下指示进行再次调查，直到把情况确实查清为止。在多个“耳目”的地方，警方和各个“耳目”只进行单线联系，使“耳目”间互不了解对方的底细，这样才保证了情报的准确性，使三K党的所有重要活动，警方都能事先得知并有所准备。
除了派“耳目”对三K党进行内部监视外，警方还使用“耳目”在三K党内部进行挑拨离间的分化工作，对三K党在组织上进行了破坏。
有一次，一个著名的三K党头目在阿拉巴马州向一千多名三K党党徒发表演说。这个讲演的三K党首瞒着他的听众事先在会场里安插了两个心腹。于是，在他讲完最精彩的“白人权利”这一段后，借全体听众热烈鼓掌之机，他的一个心腹就大声喊道：“我们正需要这样的讲话，我要为讲演人捐献15美元！”听众不知道这是个骗局，于是纷纷往他们准备的大篮子里扔钱。就在这时，另一个心腹又大喊，说他要捐献25美元，于是人们又往篮子里多放钱。事后，讲演者和两个心腹在分钱时，警察当场抓获了他们。然后，警察叫“耳目”在三K党党徒中大肆宣扬此事，使得知此事的党徒们大为恼火，从而动摇了他们的信念，挑拨了他们的关系，也涣散了他们的斗志。
不久，警方为了进一步瓦解三K党，指派“耳目”向三K党的同伙们提议说要用测谎器对全体党徒们进行一次检查，以找出隐藏在他们当中的警方的“耳目”。警方出这个主意是因为他们知道进行这种检查的费用是十分昂贵的，如果三K党人中计，那么不但会耗费他们的经费，而且还会消耗他们的许多时间；如果三K党人不中计，那么“耳目”就可以随意污蔑那些反对进行检查的人，说他们心里有鬼，从而达到瓦解三K党人的目的。
除此之外，警方还利用“耳目”对三K党的工作进行修正和指导，从而改变了三K党的一些传统做法，使它逐渐地演变成一个对社会威胁性不大的组织。
三K党人比较好斗，尤其是常常对少数民族施以暴力。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警方就有意扶植自己的“耳目”在三K党里向上爬。在“耳目”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后，警方就叫他找机会在三K党党员大会上发表讲话：“过去我们党的所作所为是愚蠢的，……我们一直在使用暴力。这样做的结果你们全都明白，使那些可恶的便衣警察一直在对我们进行调查。假如我们再这样蠢下去，他们就会干掉我们。我们不要再去触犯任何法律。我们要把全部力量都用来宣传三K党，采用合法的手段来争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他的讲话果然起了作用，三K党的暴力活动从此大大减少了。
美国警方对具有暴力倾向的右翼组织三K党进行的整肃，在我们这样具有不同历史传统的国人看来，太过于“温良恭俭让”。这要是放在中国，早就在“扫黑打恶”中给灰飞烟灭了！像这种组织根本就别想露头，露头就打，而且打你没商量，大张旗鼓，天罗地网，除恶务尽。像美国社会那样党派组织自由泛滥，在中国人看来根本不可想像，那就会导致天下大乱，国将不国嘛。
奇怪的是美国却是（执政）党外无党派反而是千奇百怪。就说大家公认的邪恶的三K党，在美国居然三起三落，打而不死，压而不倒，一百多年后仍然公开存在。从兴盛时的几百万成员到如今万把人，美国政府对他们的态度甚为暧昧：打击的拳头总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实在是令人费解。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原因：真正的民主法治国家执法要守规矩，要讲道理。即使是压制异己也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乱来。美籍华人作家林达在他写的《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一书中，专门讲述了一个有关三K党的故事。转述如下：
三K党的言论自由权利
现在（1990年代初期）的美国，像三K党这样的极端种族主义分子已经很少了。即使同为三K党，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比几十年前远为温和。不要说暴力行为要顾忌法律的惩罚，就是在宣传上，口气也软得多了。除了他们本身的认识也随着时代变化有所不同之外，他们也希望靠这种变化，逐步把已经走散了的听众再吸引回来一些。……
三K党在这里也确实是够声名狼藉的，因此，在1987年7月，当他们在堪萨斯市的电视上想试一试言论自由的时候，居然引发了一场全国关注的争论。
堪萨斯市的电视20频道，是当地一个闭路电视公司在商业经营的过程中搞的一套节目，称之为“公众参与”频道。它宣称来者不拒，不论是谁，都可以把自己制作好的录像节目拿来，付一笔费用后就可以播放。而且对于拿来的录像带不作任何检查与删改，唯一的规矩是排队，“先来先播”。结果有一天，一个名叫丹尼斯。马昂的机械师一一也是一个三K党的领导人，拿来一套名为《种族与情理》的录像带，要求每周播放一集。这下子，电视公司左右为难了。
《种族与情理》的节目制作人汤姆。麦茨格以前是三K党成员，当时是“白色亚利安人”组织的领导人。在言论自由的美国，有人制作播放这样的电视节目并不奇怪。这套节目当时在全国的50个城市已经播放了五年，但是在堪萨斯市，这家电视公司和地方当局却难以把它当“言论自由”接受下来。
对这家电视公司来说，它的周围95%是黑人居民，所以他们担心因为这套节目而失去闭路电视订户。甚至还担心会发生抗议和引起暴力冲突。至于地方当局，里面有不少黑人政府官员。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当年把他们引向民权运动胜利的“言论自由”，有朝一日也会变成他们对手手中的武器。
电视台的拒绝引起了三K党在电视公司前的集会，他们身穿三K党白色长袍，举行游行要求得到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全国关注的一场争论就这么开始了。一方是以丹尼斯。马昂为首的三K党，一方是以黑人牧师克莱弗为代表的当地居民、堪萨斯市政府及电视公司。
电视公司先提出，该公司的规定是播放当地制作的节目，《种族与情理》节目并非当地制作，故而他们有权拒绝。三K党立即表示他们将在当地重新制作一套“谈论节目”取代《种族与情理》。电视公司只好又提出，规定必须有六个人参加电视制作的训练，三K党一口答应，表示乐于接受训练。马昂还说，他们计划制作的“谈论节目”，主题是种族问题，但是也打算揭露官僚主义及政府。他们还打算与黑人的黑色种族至上主义者和种族隔离主义者在“谈论节目”中交谈，马昂说，“我们都不相信种族融合，我们只是肤色不同，观点是一致的。”克莱弗牧师却愤怒不已，他说，“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什么言论自由的案例，我只认为这是恐怖主义分子在利用电视。……如果有人享受言论自由而不影响别人的生存，我不反对。可他们是恐怖主义者，是谋杀者，从历史记录看，他们已经谋杀了成千上万的人，成千上万！”这是一个经历过种族隔离时期的黑人牧师情绪激烈的反映。但是，他也清楚地知道，从宪法的角度看，以前的三K党有谋杀黑人的记录，并不能成为剥夺今天的三K党成员言论自由的理由。他要领着人们取胜，还得要寻找法律依据。
电视公司从公司规定的角度试图阻止三K党的方法已经失败。克莱弗牧师是市议会议员，因此，他想从政府干涉的可能性入手。即那条“清楚和现实的危险测定”原则。但是，他必须提供证据，同时证明这个即将播出的“谈论节目”不仅有引起暴力的“可能性”，而且暴力“迫在眉睫”，否则，这一条就套不上。由于当地居民曾经宣称，要以战斗来阻止三K党向电视台的进军；马昂也向媒体说过“我们不惜杀开一条血路去得到这个机会，也不惜为言论自由而牺牲”之类的话，克莱弗相信自己可以提供暴力“可能性”的证据。但是，该节目还没制作出来，他吃不准是否拿得出暴力“迫在眉睫”的证据。他们只能放弃这个方向，寻找其他途径。于是，他们又提出：播放“公众参与”节目的有线电视频道，是该电视公司的私有财产，而不是什么“公众论坛”。
在辩论开始以后，双方都请了律师，以便占据法律上的制高点。这一次，为三K党提供法律服务的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这个联盟经常为没钱请律师的少数族裔提供免费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并且竭尽全力捍卫公民自由，在少数族裔中口碑甚佳。但是这一次，他们却站在三K党一边。原因很简单，他们的宗旨是保护公民自由，并不在乎提出申请要求帮助的是哪一部分公民，是持有哪一种观点的公民。
这个案子把言论自由带到了电子时代。它提出了一个新时代的问题：电视节目到底是电视公司的私有财产，还是公民可以在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保护下享受言论自由的“公共论坛”？对于这一点，三K党委托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律师斯蒂芬。潘弗认为，“今天的公众参与频道相当于二百年前支撑着演说者的肥皂箱。它是穷人的论坛。在今天的高科技时代，一个人若想支付不多的钱而得到较多的听众，这是屈指可数的方法之一。”
之所以把电视论坛节目比作支撑言论自由者的伦敦海德公园式的肥皂箱，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它是面向大众的，同时还在于它的议题是没有禁区的。因此，你在这里可以听到各种言论：有白人至上主义者，有宣扬黑人权利而攻击白人和已经当政的黑人（骂他们全是白人的御用政客）的，有赞成和反对同性恋的，也有攻击和同意堕胎的，有的则痛骂政府和总统。但是，也有从正面宣传美国理想的。没有一个政治家会对这类节目掉以轻心，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谈论”范围之内。这种“谈论”往往是措词激烈的批评甚至是言语刻毒的攻击。但是，一般来说，政界人士总是姑且忍之，很少有出来反击的。因为，看似平常的一个娱乐性节目，它有着一个谁也奈何不得的最强劲的后台，这就是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在美国，不要说政界人士，就是政府机构要出来干预言论自由，也肯定被看作鸡蛋碰石头是不自量力的举动。曾有一次，由于一个“谈论”节目严词批评加利福尼亚州议会的议事质量，州议会一怒之下立法禁止该州的广播系统收听“谈论”节目。结果听众在该节目的号召下纷纷打去电话表示抗议，迫使议会当天就推翻了该项法案。
克莱弗牧师及其他市议员进行了法律咨询，然后，在市议会提出取消“公众参与”频道。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把三K党拒之于电视台的门外，但是，克莱弗牧师认为，他们既然不是只取消一个节目，而是取消了所有该频道的节目，这样，在限制言论方式的“内容中性”这一条上，就可以说得过去了。于是，1988年6月16日，堪萨斯市议会以九比二通过决议，授权电视公司干脆关闭这一频道。
两张反对票之中的一张来自一位54岁的黑人女议员。她说，“我憎恨他们（三K党）的某些作为和某些言论，但我不憎恨这些人……我认为应该从教育中学习，不应该抑止任何声音。从最反面的人那里我也学到过东西。我可以不赞成某一观点，但是这并不意味这一观点就不应该发表，或者说，我就不应该去听。我相信正确的观点最后终会被大家所接受。”
美国的赫尔姆斯大法官就此类似观点提出过很形象化的比喻，他把它称为言论的“战场化”和“市场化”。他认为，与其让不同的观点像在战场上一样殊死决斗，一方一定要扼杀另一方，那还不如把这些言论抛入“市场”，让它们去竞争，看看到底哪一种观点能被大家所接受。同意这一论点的人相信，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力量所在，正是让大家分享言论自由的理想和它的原则。根据这一观点，如果三K党播放他们的节目，克莱弗牧师们所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去阻止对方的节目，而是应该也播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市场竞争”中能最终站得住脚的理论，才是更可靠和更持久的。但是，克莱弗牧师显然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三K党委托的律师斯蒂芬。潘弗说：“言论自由就是自由言论，对于流行观点和非流行观点都是一样的。我们不能一边宣称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边又把言论划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两部分。如果有一种检查制度可以把三K党从电视里剔出去，那么，同样的检查制度也许早就把马丁。路德。金的讲话从阿拉巴马州剔出去了。”必须听那些听不下去的话，“这正是我们必须为自由支付的代价”。
也许有人会问：有一些人，他们一旦掌权了就会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对于这种人，也要给他们言论自由吗？比如那个三K党人马昂，他就宣称要成立一个纯白人的国家，并且公然表示：在他理想中的这个白人国家里，只有和政府一致的言论才是被允许的。对于这个问题，斯蒂芬。潘弗回答得很聪明，他说，如果你因为害怕一个不自由的时代，因此就不给他们言论自由的话，那么，这个不自由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是你自己给它开了头。
堪萨斯市议会刚通过表决，潘弗已经告到了联邦地区法院。三K党告堪萨斯市政府的案子就这样立案了。诉状包括以下内容：市政府以言论内容为依据歧视三K党，市政府无权限制“公共参与”节目这样的公共论坛，市政府撤销这个电视频道不仅侵犯了三K党的言论自由权利，还侵犯了其他节目制作者以及观众的权利。而市政府则试图阻止立案，提出若是三K党不播放这个节目，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该市没有言论自由，他们还是可以在其他“谈论节目”里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还可以发传单，在中央大街游行，等等。但是这些理由都被法院驳回。
根据对美国宪法权利法案的了解，市政府对能够赢得这个官司确实没有信心，于是向三K党寻求庭外和解，提出设立一个公共话筒，任何人都可以上去讲15分钟，以此替代“公共参与”节目，作为和解的条件。这一提议被对方拒绝了。最后，作为撤销起诉以及庭外和解的条件，以潘弗律师代表三K党提出两条：“公众参与”频道必须恢复；这个城市必须制定新的规定，以确保其它参与这个频道的节目制作者的言论自由也受到保护。
市议会恢复“公共参与”频道的投票在1989年7月13日举行，场面十分情绪化。大量反对三K党节目的民众来到议会厅。他们发表了演说，唱着马丁。路德。金黑人民权运动时代最著名的歌曲，市长几次想清场都做不到。最后人们齐声祷告，投票是在人们的祈祷声中进行的。
结果最后由市长宣布：七票对三票通过。在保护言论自由的原则下，“公众参与”频道重新恢复。三K党的第一集录像节目在1990年4月3日播出。
作者表示，他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是想通过这个案例，让大家大致了解美国人现在对于言论自由的看法。紧接着，作者又写了以下文字，阐述了在言论自由问题上的一个悖论：为什么一些争取言论的人在掌权以后会扼杀言论自由。
呼吁言论自由的一般都是在某一阶段处于少数、不利地位的政党、团体和个人。他们总是相信，尽管自己当时处于劣势，声音微弱，但是真理在手，必须呐喊。尤其当他们的言论受到压制的时候，他们之中也许有一些人真心相信，如果他们有朝一日成为多数（掌权者），他们会非常自然地推崇言论自由。他们在争取自己的权益的时候，在宣扬自己的主义的时候，自由常常就是他们宣称的目标和大旗。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过无数先例，情况经常是相反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言论自由总是在事实上仅仅成为争取胜利的工具和手段，一旦获胜，就常常被有意无意或是无可奈何地弃之如敝屣。
这种情况究竟为什么一再在历史上重演呢？究竟是走到哪一步就出了岔子呢？言论自由的关键是什么呢？我想，关键就在于它的“内容中性”原则，就是要把“真理”二字坚决地摈弃在言论自由的大门之外。只要让“真理”二字一不小心从门缝里溜进来，言论自由就完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呼吁和宣扬言论自由的人们是很容易上“真理”的当的。他们或是明确认为，或是在潜意识中，总是觉得言论自由是走向“真理”的一条“阳光大道”，觉得言论自由只是让真理“越辩越明”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概念的指导下，一旦走到自己感觉已经“真理到手”的这一步，言论自由被抛弃就成了十分顺理成章的事儿。
只要不坚持言论“内容中性”，只要以为言论自由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真理，那么，就无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终于有一天，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无法阻挡一个或几个权威在手的人物，或是一群所谓的“大多数”，出来把自己的言论宣布为“真理”，从而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
在美国，“言论自由”和“追求真理”之间的界限是划得非常清楚的。在这里，这是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言论自由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证每个人能够发出他自己的声音，保证这个世界永远有不同的声音。而绝不是希望到了某一天，人们只发出一种声音，哪怕公认为这是“真理的声音”。
愿意理解和真正理解言论自由的原则，以及甘愿为此支付代价，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人们在面对它的时候，往往要比事先想像它要困难得多。我敢打赌，现在世界各地正在为言论自由呼喊的许多人，都还没有认真想过这种代价。他们若是真的看到美国的言论自由，看到那些滥用自由的人同样拥有的权利，保管要吓一跳。
20年前，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历史的先声一一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这本书现在被许多网友拿来说事，弄得当权者很尴尬。我认为上面的论述足以解答“历史的先声”与“现实的禁言”之间的悖论。本想再发表一些感慨，但文章太长会引起一些人的不快，还是就此打住，下次再说吧。
荀路2019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