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46)
俄国各界的反思(46)
俄罗斯学者在反思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提到了这么一个问题:
9.苏联时期开始形成的新贵族的蜕化变质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侯赛因诺夫在1994年与中国访问学者谈话时说，俄罗斯在90年代初已形成了一个新贵族阶级，而这个新贵族阶级的形成是从苏联时期开始的。它由一批官僚、掌权者构成，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地位和凭借手中的权力聚敛财富，而不顾广大人民的生活，他们放弃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新贵族阶级在俄罗斯人数上只有二三百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他们占俄罗斯富人的80%。
侯赛因诺夫认为，西方国家在苏联剧变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一方面是西方物质文明的诱惑，另一方面是通过各种途径向苏联渗透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涣散苏联人民的思想，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关于苏联“新贵族阶级蜕化变质”问题，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中苏交恶时期，中方就抓住这点大做文章，攻击苏联社会“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过着穷奢极欲、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而广大劳动人民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现在看来，这些攻击的依据虽然属实，但放在今天的现实中来看就未免令人可笑了。请看在1975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中方披露苏联所谓的“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是如何“侵占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的:
在苏联，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工资比一般工人的工资高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苏联工人的最低工资只有六七十卢布。但有的企业经理、厂长、总工程师的工资达七八百卢布以至二千卢布，科学院院士固定工资达1000一1500卢布。
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津贴、稿酬、奖金等各种额外收入来掠夺劳动人民。如学位津贴: 副博士每月50卢布，博士每月100卢布。军队里有军龄补贴；兼职可以拿兼薪；当苏维埃代表，也可以拿一笔可观的津贴。作家有高额稿酬，臭名昭著的修正主义吹鼓手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作者》)就是拥有几百万卢布的“百万富翁”。电影导演和演员除了固定工资外，拍一部电影导演可以得到五千至八千卢布，演员高者可获五千卢布左右。奖金更是他们招财进宝的重要手段。有的企业，经理、厂长、专家拿走了全部奖金的80%以上。关于苏修头目的各种收入，更是无法计算。他们在银行里有“敞开支取的户头”，可以任意支取任何数量的款项，以便随心所欲地挥霍。
苏联资产阶级还通过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敲诈勒索来发财致富。苏修报刊承认，在工业、农业、商业和文教领域里，“许多领导人和党组织负责人”，“企业和组织的领导人”，“同一的企图就是怎样能赚得更多”和“轻易牟取暴利”。不少人很快就成为“百万富翁”。如巴库的格奥克采果汁厂的经理，伙同总会计和生产主任，伪造单据，用自来水加点砂糖和柠檬汁冒充果汁，三年就贪污近百万卢布。第比利斯合成纤维厂的领导人同私商集团勾结，利用工厂的设备和材料，建了一个地下工厂，“很短时间”就捞到170万卢布。格鲁吉亚的“轻工业部、地方工业部、食品工业部、居民生活供应部等一系列部门中发现了大量盗窃物资、贪污和勒索事件”。甚至高等院校负责人也通过招生受贿，出卖考题、毕业证件等捞外快。
苏联资产阶级无情地榨取了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肆意加以挥霍。近几年来，资产阶级分子热衷于进行建造豪华房屋的竞赛。一些私宅和别墅，除了有华丽的客厅，还有台球房、游泳池和带喷泉的花园。如苏修中央委员、格鲁吉亚消费合作社理事会主席花50多万卢布建造了一所只供四个人用的私宅。前文化部长福尔采娃挪用公款17万美元盖了一所别墅，轰动了整个莫斯科。勃列日涅夫模仿美国垄断资本家的生活，盖起了“加利福尼亚牧场式的房子”，花玻璃窗、游泳池，各种娱乐设备应有尽有。这伙寄生虫大吃大喝，穿戴时髦，花钱如流水。他们“一餐可以花掉数百卢布”，热衷于购买从西方进口的昂贵而华丽的西服、领带、香水，稍不如意，就把价值成百上千卢布的东西扔掉。正如西方报刊评论的，苏联一小撮享有特权的高级官员、科学家和艺术家，他们的收入和享受的豪华，并不下于西方的富豪，这“一群人的生活方式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毫无共同之处。
以上内容摘自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11月出版的《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内部发行)一书。该书的作者为“北京新华印刷厂工人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所”。“出版说明”用当时流行的语言指出该书“用大量具体事实说明了苏联是怎样变修的，介绍了它在国内外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揭示了它目前内外交困的处境”。并说这本资料性的小册子是“供广大工农兵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参考”。
当时的中国当权者实在是左得可以，左得可笑！从上面列举的苏联当权者胡作非为的现象来看，今日Z国当权者的某些所作所为又该如何评价？
苏联学者指出苏联解体的又一个因素是:
10.历史因素与各种现实因素相结合葬送了苏联
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列昂诺娃1999年5月21日在中共中央编译局作的学术报告中指出: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最初人们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克拉夫丘克等人的过错，或者说是美国的阴谋所致。但实际上存在更深刻的原因。
首先是历史原因。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领土没有明确确定，苏联政府在二战前后又对一些少数民族实行强迫搬迁的政策，剥夺富农期间许多俄罗斯公民也被迫搬迁，结果形成严重的社会和民族矛盾。消灭经济落后的做法却造成民族地区经济的单一化，普及俄语的同时也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其次是中央政权软弱。苏联时期国家的支柱是CP，CP维护国家的统一，反对分裂。尽管宪法规定加盟共和国可以自由脱离苏联，但在69年里未实践过。CP下台后缺乏制止分离倾向的力量，仅靠宪法难以保持国家的统一。第三是民族精英的作用。民族精英是苏维埃政权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有文化，同时也有民族意识，利用混乱局势要求民族独立。第四，缺乏民族问题的理论。第五，个人因素也起了相当的作用。这主要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斗争，使中央忽略了对民族问题的适时解决。
民族问题对于前苏联简直是一场恶梦！事实上，苏联各个民族的关系自从十月革命后从未和谐过，谈何“苏维埃人”是组成苏联人民的“新共同体”。既然布尔什维克实质上是沙俄帝国的继续者，那么，它不可能不承担由此而造成的恶果。
前面已经叙述了布尔什维克党人执政后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些所作所为，这里接着这个话题再作论述。还是引用《苏联解体亲历记》中的部分内容，以使大家明白布尔什维克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梁子是怎么结下的。
从字面上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主权国家的自愿性联邦。在理论上，这一联邦要比美国松散，因为各创始国保留有公开的脱离权。
但是，与美国不同，它的政治联合是基于特定的种族集团。生活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的每一种族集团被赋予政治实体的地位。众多的民族组成“加盟共和国”，拥有自己的议会、部长会议和各级政府机构。
在此之下，还有“自治共和国”，它类似于加盟共和国(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发生一些改变)，但没有脱离权。大多数自治共和国位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境内。
再以下，就是一些人口很少的自治州和民族区，它们有一些权利，但从未拥有过自己的国名。
这种结构的根据在于，每一民族都有自治权，并以自己的名字组织政治实体来保护其利益。然而，在苏联的整个历史中，这一理论只是一种幻想。事实上，这个国家一直是采取单一形式进行统治，民族和地方利益并不是考虑问题的原则。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宪法实体并没有实际政治权力。苏联所有的政治权力都集中在CP手里，而苏共又是以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虽然除俄罗斯以外其他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CP，但这些政党都被莫斯科视为一个单一组织的省级分支机构。
正是这种单一的政党构成了苏联专制结构的支柱，各共和国和其他实体只是一种点缀，虽然好看，却不具备结构性功能。
然而，这些实体还是存在下来了。尽管它们受CP控制，但仍有自己的政府结构，这种政府结构形式类似于特殊的民族集团。一旦苏联开始对外开放，发展某些民主机构时，所谓民族自治的虚假性就昭然若揭。
对于那些喜欢看到一个整齐划一、民族单一国家的人来说，很遗憾，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实际模式如同许多别的国家一样，并不与之相符。苏联的主要城市、特别是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首府，无一例外都是许多民族的家乡。在农村，主要是由一个民族群体构成一个村庄，但它们通常四处分布，使人联想到由各色花布拼起的百衲被。
这种定居模式表明，边界不可能只按意想中的民族因素来划分。从好的方面看，有时必须作出妥协，使一些少数民族分布在边界两侧；从坏的方面看，政治考虑居于主导，边界划分旨在造成地方对立。防止出现一种与莫斯科作对的地方合作，似乎是当局每天的任务。
这种情况在高加索、中亚更为突出。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一个亚美尼亚人占大多数的飞地，却处在阿塞拜疆管辖之下，而不是由亚美尼亚管辖。
政治决定边界的另一个重要例子是，1954年赫鲁晓夫命令将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划归乌克兰。该半岛在18世纪就被俄罗斯人从鞑靼人手中夺过来，其绝大部分居民也是俄罗斯人。
中亚是这种分而治之最典型的例证。当中亚被并入俄罗斯帝国时，它是以土耳其斯坦的名义加入的。到1920年代初，CP人在重新占领这些地区时，先是考虑建立一个统一的土耳其斯坦，以后则是以民族为界，也就是基于语言和民族的不同将它们分裂成几个新“国家”，这样，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哈萨克、吉尔吉斯斯坦就应运而生。
这些新的民族国家在成立之前的确有其民族特性，并且最终形成了固有的民族特性。毫无疑问的是，将它们分开的最初动机是要防止它们融入穆斯林土耳其集团之中。事实上，苏联当局几十年来一直禁止当地领导人成立区域性集团，禁止学者们成立土耳其研究中心，以免亲土耳其的细菌找到可以繁殖的温床。
在语言文字等非政治领域，分而治之的原则也是显而易见的。苏联当局先是限制使用几种加盟共和国的文字，指定它们采用新的字母去代替发声仍相同的词语，以使文字与过去显得不同。中亚各国使用的查加泰文字本是阿拉伯文中通用的文字，但当局禁止使用，却引进了拉丁字母。不久，当局又发现使用拉丁字母也很危险，因为土耳其也在使用拉丁字母。为避免因此而可能出现的交流，30年代末，当局又引进西里尔字母(俄语字母)，以使相似的语言尽可能地显得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在被占领的摩尔多瓦采取了同样策略，但这一次不是在摩尔多瓦人之间进行分割，而是要割断它同罗马尼亚的文化联系。从任何一种定义看，摩尔多瓦人所说的语言都是罗马尼亚语，虽然有些方言差别，但这种差别类似于阿拉巴马和麻塞诸塞州的英语差别。基于这种细微差别，当局宣布独立的“摩尔多瓦语”诞生。由于难以区分这种差别，当局就用西里尔字母取代了罗马尼亚使用的拉丁字母。
而当机会来临时，摩尔多瓦人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恢复使用拉丁字母，重新称呼其语言为罗马尼亚语，而不是摩尔多瓦语。
苏联确立的边界和文化政策是为了防止任何反对莫斯科统治的区域合作，投资政策的实际也是为了防止政治区域出现将导致自治的超经济结构。
虽然苏联计划者热衷于建立庞大的企业，并将生产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工厂里，但还是将一些工厂设施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和加盟共和国。例如，莫斯科的汽车装配厂所需要的汽化器可能来自乌克兰，雅罗斯拉夫轮胎厂所需要的化学材料可能来自塔吉克斯坦，只有生产最简单产品的工厂才完全依赖于本地。
这种实践使许多经济学家大为不解，钢铁厂附近有所需要的资源，但它却从几千公里之外获得煤或矿砂。但这种设计却自有其道理，即不能让任何人感到，离开莫斯科事无巨细的控制，他们也能生存。
我的一个朋友管理着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北的一个大矿山。他对我说，他那里出产的矿砂都必须运到几千里以外的乌拉尔进行加工。我问他为什么不就地建一个冶炼厂时，他说: “如果这样，我们就可以离开莫斯科而生存，更具体地说，没有莫斯科的有色金属冶金部，我们仍可以生存。”
政治与官僚就这样形成了一个让人生畏的组合。
另一个加强了各地联系、但也成为关系紧张之源的做法是，将民族群体、特别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分散到苏联全国各地。
每当有新工业区建立，就要有人被派到那里去工作，而且通常是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在某些地区，如哈萨克北部，就有组织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
1990年2月，我在基什尼夫为摩尔多瓦民族阵线领导人举行了一次晚宴。他们大发牢骚，不满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占据了当地工业中大部分好职位，使摩尔多瓦技校毕业生难以找到好工作。
我问原因何在，他们归咎于莫斯科中央计划者所订的标准和程序。“就说通信部决定在这里建一个开关厂吧，”客人举例解释道，“由于以前我们没有这类工厂，因而一时找不到熟练工人，只得从全苏联招募。与此同时，在得知要建工厂的消息后，我们也着手培训这里的摩尔多瓦人。但是，到他们毕业时职位已无空缺，而来自俄罗斯的工人又不想回去，因为他们感到这里的天气和食品供应都比他们家乡要好。这样，摩尔多瓦人就不能参与自己家乡的建设了。”
就这样，民族扩散所产生的民族间的联系被滋生着妒嫉和不满的现实状况所抵消。
上面是美国前驻苏联大使小杰克.马特洛克用自己的所见所闻谈论了苏联民族问题的症结。这里只说一下苏联的民族语言问题。
语言是每个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如果把一个大民族的语言强加给少数民族，势必造成人为地民族同化现象。1920年代初，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的决议和法令均规定各民族语言平等和自由发展。1924年苏联第一部宪法明文规定，联盟国家的一切法律和决议都要以俄语和其他民族语言同时颁布。苏联大力推广俄语始于1930年代，并逐步把俄语规定为各民族的统一交际语言。
首先，1920年代中后期，苏联政府规定用拉丁字母改造中亚和外高加索一些民族的语言文字，而在1930年代中期斯大林又下令规定用俄语字母(西里尔文)为这些民族创造新文字。1938年3月，苏联政府和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在各民族共和国和州必须学习俄语的决议，规定在各民族学校开设俄语必修课，要求中小学生通过掌握俄语来熟悉和了解俄罗斯文化。
其次，从1950一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和科技文化的迅速发展，各民族相互交往日益增多，苏联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加快推广俄语的工作。一是苏联官方宣布俄语为各民族的统一交际语言，是加强各民族统一和接近的重要工具。二是由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加盟共和国颁布决议，规定在各民族地区普遍开展俄语学习。三是在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吉尔吉斯、乌兹别克等共和国多次举行全苏俄语学术会议，有意抬高俄语地位，为加快推广俄语制造理论依据，大造社会舆论。这些做法的结果是，非俄罗斯民族语言的作用和地位明显下降。80年代初，白俄罗斯连一所白俄罗斯语学校都没有了，而且在乌克兰、摩尔多瓦、哈萨克、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共和国也出现了类似情况。甚至在一些共和国出现许多青少年的本民族语言水平很低，从而造成青少年一代与老一辈人之间语言隔阂。由此可见，实际上俄语已成为苏联各个民族的国语。
苏联当局以行政命令方式推广俄语，引起少数民族的普遍不满和反抗。1960一70年代发生多起反对强制推广俄语事件，如1965年乌克兰著名作家伊凡.久巴在《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中提出，强制推广俄语是加速俄罗斯化的表现，是剥夺其他民族权利的行为。1970年，乌克兰CP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在《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一书中歌颂乌克兰古老的语言文化，批评苏联当局的语言政策。1972年，吉尔吉斯科学院院士科.尤达欣指出，把俄语作为吉尔吉斯人的第二本民族语，这是强制俄罗斯化。1976年，格鲁吉亚作家贾巴里泽在作协会议上指出，苏联政府规定在高等院校使用俄语教科书是语言同化的一种手段。1978年4月，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相继发生大规模群众集会，反对苏联当局取消格鲁吉亚语和亚美尼亚语为本共和国国语的做法。由此可见，强制推广俄语的结果是激起少数民族对联盟中央政府的不满。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各加盟共和国与自治共和国都通过立法形式规定自己的民族语言为国语，这既是对苏联当局强制推广俄语的一种反抗，也是各少数民族离心倾向的具体表现。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1月26日